一、女性主义文化政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为何诠释女性的需要?
从思想源头上看,弗雷泽早期的女性主义批判理论正是在西方左派思潮“文化转向”的趋势下,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的“语言学转向”和后结构主义者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中寻求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路提出了新的诉求和挑战,不断拓展其理论视阈而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架构。
1.“新右翼”的兴起
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女性解放运动获得了一些成功。然而,至20世纪80年代,贫困女性化以及穷人和女性被污名化已经成为美国过去30年来最重大的社会转向之一。在1980至1990年间,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主倡“新右翼”的政治经济与全球新秩序。新右翼势力的福利话语认为,“需要”是危险的。撒切尔曾发表了一个声明——“没有社会,只有个体”。当撒切尔在美国访问的途中被问及在福利方面应当为贫困的女性和孩子做些什么时,她的回答是:让妈妈去工作,把孩子送到孤儿院。撒切尔在英国政治中的崛起和统治,其对公共福利、健康、教育的紧缩政策,导致了“保守女性主义”的出现,造成了女性主义政治的困境。“保守的女性主义……敦促实现一种女性自己的解放,而这种自我解放却只限于赞美个人满足、庆贺个人财富积累的意识形态中。”[4]因而,女性主义者争取托儿福利或适当育儿津贴的奋斗,不只是越来越没有希望,甚至成了无法想象的乌托邦。
2.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的思想导引
“需要(needs)一般被认为有别于欲望(wants),因而具有一种批判的潜能。”[5]“需要”是马克思经济分配理论的重要概念,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马克思对“需要”比较详尽的阐释出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这里的“需要”概念指的是一种创造的欲望,而不是一种真正的需要或者主张满足的需要。马克思接着论述道:“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成为非人的、过分精致的、非自然的和臆想出来的欲望的机敏的和总是精打细算的奴隶。私有制不能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它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幻想、奇想、怪想。”[6]马克思指出,产生于幻想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对马克思而言,“需要”概念是对资产阶级“抽象自由和权利”理念的政治和道德批判。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是社会主义用来对抗资产阶级“权利”概念的批判武器。因此需要的满足,是自我完整的实现,是真正“自由”的实现,即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目的本身。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宣称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7]
3.法兰克福学派需要理论的现代启示
20世纪6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批判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以“需要”的道德诉求,来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为“虚假的需要”(False Needs)满足制造机器。我们知道,马尔库塞发展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观点,即降低了经济分配的重要性,更倾向于一种社会文化的分析;他也扩大了革命的范围,而不仅局限于劳动阶级的斗争。马尔库塞一面把“需要”连结到一种人类自然存在的生存状态;一面把真实的需要的认定,置于代表普遍社会利益的无产阶级社会。通过区分人性“真实的需要”和意识形态操纵、制造的“虚假的需要”,他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将人性“需要”,压缩成没有完整自由的单向度的人。[8]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主体性是由资本主义体系的要求所决定的。单向度的人是一个肤浅的人,他过着虚幻的生活,自觉自愿地以满足虚假的需要为目标,而不是借助批判理性获得“真实”观点。马尔库塞写道:“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9]弗雷泽认为,按照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需要观,20世纪8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就是一种对传统诠释需要模式的民主抗争。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社会福利政策采取了特殊的措施,主要是用社会保障法、劳动法以及婚姻法等,来解决这一事实上的不平等,比如,对怀孕妇女和母亲以及离婚妇女加以保护,减轻她们的社会负担。与此同时,女权主义的批判不但对准尚未兑现的要求,而且也针对那些成功推行的社会福利计划所取得的含混结果,比如,由于补偿,妇女失业的风险反而大大提高了;在低工资阶层中妇女的比例过大;‘儿童福利’问题;妇女的处境越来越贫困这一普遍趋势等……在涉及女权主义的法律领域,社会福利国家的温情主义(Paternalismus)就会是一纸空文,只要立法和司法还因循传统的解释模式,并致力于加强现存性别认同的成规。”[10]
4.福柯话语分析方法的重要影响
话语是福柯著作中最重要的概念,其意义不只是反映或再现社会实践与社会关系,而且也建构并组织这些社会关系,所以形成知识领域以及建构社会实践的不同方式。福柯在1978年出版的《性史》一书中指出,权力的载体是话语:“核心的问题是总体的‘论证事实’,亦即性得以‘用话语表达’的方式。因此,我主要也着眼于坐定权力的各种形式,勘定它的渠道,还有它所渗透的话语,以求把握行为的最模糊而独特的形态,把握住使它能得以接近几乎没有蛛丝马迹可寻的欲望形式的门径,弄清它如何渗透并控制着日常的快感——所有这些随之而来的作用,既可是谴责、阻碍、致废,也可激发和强化。简单说,就是‘权力的多形技巧’。”[11]现代的权力不应该视为由上而下的,而是由下而上运作的力量。对福柯来说,“话语分析”指的是一种研究社会现象建构的方法,包括思想、行为和知识的范畴。话语分析关注的并非意义本身,而是其运作方式。话语分析的重点在于话语存在的历史条件、话语实践产生的客体及话语体系的知识/权力关系。福柯指出,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指涉的。知识不是来自知识本身,而是来自各种权力关系、斗争过程。总之,福柯的话语分析工具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帮助女性主义者认识到政治是一个权力关系的问题,拓宽了政治的视野,影响了女性主义批判的方法。
5.女性主义文化政治的异军突起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很多此前被视作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学者,如米歇尔·巴雷特(Michèle Barrett)等人,纷纷进行了“文化转向”,转向了唯物主义分析的反面,转而关注语言和话语,强调象征、意义、再现和文本,反对阶级、经济和结构等。这种倾向标志着女性主义分析的对象从“物”到“词”的转变,作为分析重点的资本主义经济被边缘化了。1991年,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者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的著作《向往: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学》,揭晓了文化政治研究的宗旨:“清醒地坚持将文化研究与进步、激进的文化政治相联系,将会保证文化研究成为一个使批判性介入成为可能的领域。”[12]女性主义文化政治反思了以下几个问题:在多元的女性主义架构下,什么才是需要解放的女性经验?哪里才是压迫的场域?正如巴雷特所指出的:“文化政治对当下的女性主义而言至关重要,因其关乎对意义的争夺。”[13]政治学已经从传统的政治场域被移至以前认为是非政治的领域,尤其是性/性别领域。女性主义文化政治的解放方案企图解释当代的女性经验,并努力追求女性的权力经验,这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解放方案。女性主义文化政治的解放议程将放在以下这些改革的议题上:性别平等、性别正义、女性福利、女性需要、女性贫穷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