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英国的一对年轻的恋人节衣缩食，积攒了一些钱，打算到澳大利亚的悉尼去旅游。他们在互联网上订了票，不久后便兴高采烈地出发了，但转了两次飞机，竟到了加拿大的一个小镇，因为那个小镇的名字也叫悉尼。看到这则逸闻，我的第一个疑虑是，这对恋人怎么会这么糊涂，但随即想起某位大文豪的一句名言——“谁如果没有做过傻事，谁就没有真正地恋爱过”，也就释然了；我的第二个疑虑是，互联网的这家订票公司办事怎么可以这样马虎，但想到互联网的“虚拟性”，也就觉得没有什么可被指责的了。

　　于是，我的注意力就转到语言本身的问题上。必须承认，语言作为交流的媒介，给人类带来了好多益处，但它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制造了很多“麻烦”。同一个专名“悉尼”（Sydney）指称的是两个不同国家的两个不同的对象：一个是澳大利亚的闻名全球的大都会；另一个是加拿大的默默无声的小乡镇。既然存在这种“一名指称两对象”的情况，出差错似乎也就在所难免了。其实，这样的情况在生活中比比皆是。比如，“剑桥”（Cambridge）这个名词既可指称英国伦敦附近的某个地区，也可指称美国波士顿的某个地区。就以美国本土来说，“华盛顿”（Washington）这个名词既可指称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也可以指称两个不同的地名：一个是美国东部的“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D.C.），即美国的首都；另一个是美国西部的“华盛顿州”（Washington State）。如果人们表达得不清晰，就可能把这些对象搞混。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在美国，“普林斯顿”（Princeton）这个词也可以指称两个对象：一个是美国东部的某个地区，是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所在地；另一个是芝加哥附近的小镇。同样地，在德国，“法兰克福”（Frankfurt）这个专名也可以指称两个不同的对象：一个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Frankfurt a.M.）；另一个是“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Frankfurt a.d.O.）。虽然原来在西德的“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名头更响，但如果你在信封上只写Frankfurt，邮递员就不知道把信往什么地方送了。

　　当然，单语词与多指称对象之间的矛盾绝不仅仅表现在地名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多有表现。比如，“南大”这个词既可以指称南开大学，也可以指称南京大学；“人大”这个词既可以指称中国人民大学，也可以指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山大”这个词既可以指称山西大学，也可以指称山东大学；“人流”这个词既可以指称马路上流动的人群，也可以指称人工流产。用词稍有不慎，便会引起麻烦，尤其是使用省略词，必须慎之又慎。人名上引起的重复就更多。据说，姓名叫“王淑珍”的，光在北京地区就有一万多人。笔者有一位老同学名叫“李莉”。有一次，她说起，她在加拿大的凯尔格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求学时，光中国去的留学生，就有好几个叫“李莉”（LiLi）。这些“李莉们”不得不通过附加的表达方法，达到相互之间进行区分的目的。有趣的是，在书名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歧义。比如，不久前，沪上的一家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新书《东方人学史》，显然，作者和编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书名在含义上可能产生的歧义，因为它既可以理解为中国人学（亦即人类学，anthropology的汉译）发展的历史，也可以理解为中国人学（习）（历）史。又如，沪上另一家出版社在20世纪末推出的一本书，书名是《7世纪前的中国思想史》，显然，作者的意图是向读者叙述公元7世纪以前的中国思想史，但这里既然没有使用“公元”这个限定词，读者也可以对书名做这样的理解，即作者正在叙述公元13世纪时的思想状况，因为该书是在20世纪出版的，既然强调是“7世纪前”，不正是公元13世纪吗？

　　这种单语词与多指称对象之间的矛盾还表现在生活中的其他的方面。比如，不久前，笔者曾在《解放日报》上撰文批评“无理由退货”这个含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可以同时表达两种对立的含义：一是“顾客不用陈述理由就可以把已买的商品退还给商场”；二是“顾客没有任何理由把已买的商品退还给商场”。但我的批评似乎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一些报刊依然故我，继续侈谈“无理由退货”。记得歌德曾把正确的想法比作“船”，把错误的比作“水”，他发出的感慨是：船分开水，但水在船后又合拢了。如果“水”是不自觉地合拢的，那还情有可原；如果是故意地搅合起来，那就另当别论了。不久前，韩国总统金大中提名张裳担任总理，但张裳未被通过，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她擅自改动了自己的学历，把自己曾获得学位的学校由名不见经传的“普林斯顿神学院”改为大名鼎鼎的“普林斯顿大学神学研究院”。显而易见，张裳试图利用人们对语词的那种马大哈式的态度，但某些精细的韩国人还是发现了她所从事的“语言游戏”。无论如何，当你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语词时，多一份思考总不是坏事。

　　[1] 本文原载《文汇报》，2003-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