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看到议论这类问题的文章，在有关的学术讨论会上也没有听到有关这类问题的发言。人们有意无意避讳，似乎一讲立场就只有阶级立场，一讲阶级立场就是提倡阶级斗争。这当然是误解。撇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一些问题上仍然需要用阶级分析方法不说，我以为在实际生活中，任何人看问题不可能没有立场。鼓吹无立场论者本身就是一种立场——试图站在所谓不偏不倚绝对公正的立场。

　　人们看问题总有个立场问题。这个立场可以是阶级立场，也可能不属于阶级立场。例如，民族、某一地区、某一小集体的立场，甚至家族或个人的立场，总之人们观察问题总有一定的角度，这个角度就是他们观察问题的一种立场。比如站在三层看二层说是楼下，站在一层看二层说是楼上；人们区分左边与右边总是与自己站立的位置不可分的。在别人看来是左边可在你看来是右边，也可能相反。东西南北的区分不同的道理与此相通。这里没有利益问题，只是各自所处的方位不同而已。至于稍微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更是如此。例如，等车吧，等车的人说车上很空还能挤，车上的人说挤得不能下脚一个也上不了。可是下次等车，说车上很空的人可能是上次说车上很挤的人，说车上很挤的人可能是上次说车上很空的人。这叫地位的变化。在车上的是“既得利益”，在车下的是在争取上车的利益。婆婆挤对媳妇，等到媳妇熬成了婆婆又在媳妇面前摆婆婆的威风。这种事在日常生活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这种“区区小事”尚且如此，何况是涉及整个阶级、民族、国家的重大利益的问题，因此，人们看问题怎么能没有立场呢？

　　▲ “朴实谦逊三军帅，开国元戎第一名。”2003年摄于西柏坡朱德旧居前。

　　人看问题不可能没有立场。所谓立场并不神秘，就是上面说的看问题的角度，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总是在社会中处于一定的地位，这个地位会制约他看问题的视角，就像站在不同的楼层区分楼上楼下一样。当然观察社会重大问题不像区分楼层那样简单，观察社会重大问题的角度核心是利益问题。看问题角度不同往往就是体现不同的利益。一个人作为国家的成员有个国家利益问题，作为民族成员有个民族利益问题，作为阶级成员有个阶级利益问题，作为个人有个人利益问题。其他如作为家庭成员，或某个集团、党派的成员都有个家庭利益、集团或党派利益问题。如果对这些利益的正当性缺乏理性的自觉，往往会决定、制约或影响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即观察问题的立场。

　　看问题人人有立场，这是客观事实；但是你这个立场对不对，这属于对立场的价值判断。虽然立场的评价属于价值判断，但它同样有是非曲直。这就是看你的立场是代表什么人的利益。是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还是代表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还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还是代表西方垄断财团的利益。按我们过去的说法，就是屁股坐在哪一边的问题。一个人的立场都是与利益相联系的，根据一个人的主张、言论、行为“对谁有利”这一原则，就能判断你的立场对不对头。有人说，现在没有立场问题，因为没有利益问题，现在提倡双赢，都有利。这是表面的看法，实际上双赢本身就是一种利益，是在双方都无法压倒对方情况下的一种利益的妥协。也可以说，双赢就是一种立场，是一种在彼此互利条件下维护自己利益的立场。

　　由于人的实际生活中利益的多样性，如果不理解利益的本质与它的合理性问题，不理解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问题，就会采取错误的立场。例如，只强调个人利益，凡事都从个人角度考虑就会采取个人主义立场；片面强调民族利益而不考虑它的阶级实质就可能采取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无条件地强调国家利益就可能采取国家至上主义的立场，只强调党派和集团利益而不顾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就会采取立党为私的狭隘党派立场；如此等等。这说明，要立场正确，还必须有正确区分和对待各种利益的正确观点。

　　立场不对，认识肯定不会正确；可立场对，认识不一定正确或不一定完全正确。因为认识正确与否，不仅立场要站对，也就是观察问题的角度要选对，而且还有个观点问题。观点正确与否，可以强化、弱化、虚化，或者使原本正确的立场僵化，变为自我束缚的狭隘的眼界。我们可以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为例。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如果一个文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对党的文艺政策的看法观点正确，则能够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如果观点不完全正确或认识模糊，则他的所谓无产阶级立场就会弱化，遇到问题会摇摆不定；如果完全不接受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党的文艺政策，则他们所谓的无产阶级立场则一定虚化，是口头的，是虚假的。如果把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变为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则是立场的僵化。真理过度就是谬误，立场问题也是一样。

　　立场的狭隘性，往往容易与立场的坚定性相混淆。应该特别注意，没有抽象的永远正确的立场。立场是具体的，是针对具体问题说的。可是问题是多方面的，要对一个问题形成正确的观点，必须在具体情况具体条件下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把立场固定化、绝对化。情况变了仍坚持原来的所谓正确立场，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批评反对统一战线、坚持关门主义自以为立场坚定的人说，在这些人看来，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说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全部是永世反革命的；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腥，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是：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这就是立场的僵化。在我们三十多年来的改革中，这种情况也是不断发生的。有些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坚持一些被实践证明行不通的所谓“正确”的观念，还自以为立场坚定，自以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思想观念僵化。这种理论观念上的僵化，使他们自以为坚定的立场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即不利于社会主义，阻碍社会主义的发展。

　　很显然，立场问题既与观点不可分，又与思维方法不可分。上述立场的僵化、虚化、弱化和观点的错误，都存在一个思维方法的问题，即思维方法上的片面性。对于人的认识来说，思维方法是至关重要的。不懂得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不懂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懂得何谓两点论何谓一点论，必然陷入保守、凝固、僵化。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如此强调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道理所在。

　　古代先哲荀子说过，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黯于大理。所谓不识大体，指的就是从局部看有点道理、从全局看仍然是错误的。庄子也讲过一个很深刻的道理。他说坐井观天的青蛙看不见天的全部，这叫拘于墟；夏天的虫子不知有冰，因为它活不到冬天，这叫笃于时；而一些人观念陈旧是因为头脑里条条框框太多，这叫束于教。这三种情况：拘于墟、笃于时、束于教，都只能是井底之蛙。这种人坐井观天，眼光狭隘，只见天的一角。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同志是好同志，自认为忠心耿耿，对天可表，可由于没有一个正确的思维方法，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与时俱进，死抱住过时的观念，不合于时，也如坐井观天，总也跟不上时代的变化。结果，他们自以为的无产阶级立场，往往变为一种抱残守缺死抱住过时观念不放的挡箭牌。这对个人来说是“悲剧性”的错误。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立场、观点、方法之间有区别，但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彼此融为一体。从立场、观点、方法统一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的特点。

　　同一切哲学不同的根本之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开地坦然地宣布自己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利益的哲学，即明确申明了自己的立场。这是任何一种哲学、任何一个哲学家从来没有过的，至今仍然没有。翻翻哲学史，翻翻当代西方哲学家的著作，没有一个哲学体系和哲学家承认自己有立场或代表某种立场。全都是超越的，超越一切阶级，超越一切利害关系，超越哲学中的一切派别，都是非常清高的、纯学术性的哲学家。的确，哲学中所包含的政治立场是隐性的，很难发现的，甚至哲学家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因为哲学一旦体系化为哲学，它都是表现为非常抽象的概念或范畴。这是哲学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地方。哲学似乎高耸于云端之上。其实，哲学是有立场的，这首先是有哲学立场，即主张一种什么样的哲学，提出什么样的哲学观点。哲学家的哲学立场就表现在他的哲学观点之中。至今除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或两者的混合物以外，我们并没有发现新的哲学路线，尽管有些人死不承认这个事实。

　　并不是每个哲学家或每本哲学书都有政治含义。到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或康德的三大批判中去找阶级性当然是可笑的。可结合时代背景，考究一个哲学家的全部著作和他的观点，考察从中可以引出有利或不利于某个阶级需要的结论，就能看出这种哲学所蕴含的政治实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同意海涅关于德国哲学的观点，认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表现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包含革命的内容。当然，关键并不完全在于哲学家的主观意图，也许从主观意图看连哲学家本人都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哲学的实际作用。可是在阶级社会中，一种哲学体系的作用，不单纯决定于哲学家本人明确的阶级意图，在很多情况下，主要决定于它的实际政治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两者是一致的，而这种一致性应该是自觉的。这是衡量一个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何种程度上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尺度。

　　另一个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其他哲学除了专门研究方法论的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培根的工具论这些著作以及当代某些科学哲学家注重方法论问题外，一般都着重论述自己的哲学观点，构建哲学体系，而不是自己哲学的方法论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它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类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因而方法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方法论作用，就失去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就没有产生的必要，也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断强调自己的哲学提供的是进一步研究的方法，而不是万古不变的教义。

　　对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何以能得出这种结论的方法。恩格斯就强调要像马克思那样地思考，而不是背熟马克思的结论。结论是可变的，而得出结论的方法则是点石成金的金手指。我又要提到荀子，他在《察今》中讲到关于制法问题时说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他说，“凡先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这是一种辩证思维方法。时代变了，时不可能与法俱至。尽管法的条文可以保存下来，但时代不同仍不可能死板地恪守先王成法。重要的是要理解先王为什么如此制法，也就是“法其所以为法”。这个原则，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是有帮助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是自觉的。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把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特别是这种统一性最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上。我们既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丝毫不能含糊，又要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的方法。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不能发挥它的方法论作用，它的立场和观点的正确性就会转变为僵死的教条。

　　列宁曾经说过，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我们的哲学教科书、我们的哲学教学，最弱的一环就是缺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作用和意义，以及应用范例的阐述。我们都批评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举出多少条缺点，可有一个优点我们忽略了，这就是它在讲每个原理后都讲到它的作用和意义。尽管是用由此可见这种简单化和教条化的推论式的论述，但它重视应用，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我这一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弱点，就是注意原理而忽视应用，从而也极大地限制了对原理的理解，可以说是“两败俱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