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底，孙中山由日本冒险回到上海。此行目的之一，应是践梁启超前约，相机参与长江大举。

　　早在四月间，梁就致函孙中山，劝其接受“借勤王以兴民政”的策略，待其借款成功之后，“握手共入中原”，“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1]孙中山因此决定赴新加坡，与宗旨相乖的康有为洽商合作事宜。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很可能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的劝说，同意联合阵营采用勤王旗号。他在新加坡时表示：“不错，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轻的皇帝。我希望与他磋商，为我们在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2]

　　在此孙中山没有坚持要求康有为放弃保皇，皈依革命，而是在承认双方宗旨分歧的前提下，寻找共同路线。同时，孙中山又并非容纳康的保皇主张，而是接受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借勤王以兴民政。现行专制制度必须改变，实行宪政，至于具体形式，则依据形势的变化而定。而且兴中会本身不使用勤王旗号。惠州起义时，义军借诸报端，宣称：“发誓驱逐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体。”[3]

　　当联合请求再度遭到康有为拒绝时，孙中山暂时打消了对康本人的寄望，却依然对其他维新志士持有信心，认为：“大概除了康党以外，都能够结成一体。”[4]8月中旬，梁启超归国参加自立军起义，途经日本，可能与孙中山会晤过。[5]恰好这时孙中山因广东经略受挫，处境艰难，“心中对南方之事似早已感到绝望，想亲自在中央地区掀起波澜”[6]，遂决定暂停广东行动，赶赴上海。临行前发表谈话，表示：“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尽管他声称此行“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7]，实际上准备自立军大举后相机加入或响应。

　　孙中山欲亲自参与长江联合大举的意向和行动，表明他对兴中会在汉口的影响力抱有信心。从实际情况看，此举并非病笃乱投医，更不是弃兴中会而转靠他人。要弄清这一点，找出兴汉会的作用当是关键。

　　有的学者认为，到1900年春，兴汉会事实上就消亡了。[8]形成这种看法，一是由于冯自由等人的著述夸大了唐才常与康有为的一致性，以及唐与孙中山的政治分歧，忽视了孙、唐之间的政治妥协及其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包括与梁启超），将哥老会首领加入正气会、自立会，简单地视为倒戈或被保皇派夺走。其实，会党首领一般不重视宗旨分歧与政治派属关系，只能依据其活动与各派联系的程度来判断定位。二是对兴汉会的组织有所误解。与以新兴势力为主体的政治团体不同，兴汉会作为兴中会与下层秘密会社的结盟，除了名义上奉孙中山为总会长以及奉行兴中会纲领外，并未组建统一机构，其他未参与结盟会议的首领会众，也无须履行入会手续。既然根本没有过组织实体，也就无所谓消亡。而林圭和容星桥的存在，构成这些哥老会首领与兴中会联系的牢固纽带。

　　如前所述，林圭到汉口后，与容星桥合作创办义群公司，联络会党，其基础就是与盟兴汉会的各位首领，因此林圭奉孙中山为该公司的领袖。可以说，义群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兴汉会系统的组织机构，只是增加了林圭等人。1900年4月，为解决经费困难，林圭、李云彪、杨鸿钧到上海与唐才常计议，创开富有山树义堂，散布富有票。[9]票据上所写内外号中的绝句，据说是孙中山为兴汉会所拟起义时的联络暗语。[10]这至少表明他们无意割断或摆脱与孙中山、兴中会的联系。

　　结盟兴汉会的成员当中，杨子严（鸿钧）、李金彪（云彪）在富有山堂位居正龙头，兴中会广东分会负责人王质甫和毕永年列名副龙头，[11]辜仁杰[12]任总堂。仁杰辜人杰（仁杰、鸿恩）即人杰，字洪恩，是驻南京湘军总兵杨金龙部副将。或谓人杰与洪恩为二人，实为一人。据《自立会人物考》，有辜万年者，字鸿恩，长沙人。井上雅二明确记道：辜人杰改名万年。[13]另外，列名盟堂的柳启宾、谭翥，当为柳秉彝、谭祖培。柳秉彝为宫崎题诗时自署长沙人氏。据张篁溪辑《戊戌政变后继之富有票党会》：“柳启宾，长沙人，年四十余岁，身材中等，与辜人杰即鸿恩一路的。”[14]谭字凤池或凤墀，长沙人。另有名谭树者，乃靖江口人。列名盟证者为张尧卿，即张灿，又名张义年。《自立会人物考》称其“名未详，以字行”。但据李英供称：“张尧卿即张义，去年由香港、汉口回长沙。”[15]李权杰似为李堃山，又名李正山，岳州人，未列山堂名单，张篁溪称其总办岳州、华容、平江、羊楼峒一带。这批人地位的显要，表明兴汉会的基本格局得到了肯定与维护。

　　冯自由说，因保皇会没有及时汇款，“李云彪、杨鸿钧等先离异，辜鸿恩则发贵为票，李和生则发回天票，各自为谋”[16]。因而有人认为与盟兴汉会者后来逐渐脱离了自立军。细查史料，事实并非如此。

　　据井上雅二日记，中国自立会的部署，长沙为首者杨鸿钧、张灿，岳州、新堤为首者谭凤池，均为结盟兴汉会之人。另据唐才中供称：李金彪、杨鸿钧一直在上海办事。1900年4月20日梁启超致函唐才常、狄平，仍以杨、李作为与徐怀礼对应的湘鄂义军首领。这两人年长位尊，但不通文墨，实际负责的是张灿。张“本世家子，而又通会门”[17]，“工书法，能文章”，“为人饶有才具，深通军事，在会党中甚有声望”[18]。林圭称其“足智多谋，遇事有把握，实驾群兄而上之”，向孙中山力保，请其用而不疑。[19]谭翥亦为“江湖豪杰中甚热心任事者”[20]。辜人杰更是自立会在南京的关键人物，“在武官方面，由辜人杰作中介，联络了杨金龙、赵云龙等，使之为自立会的事尽力”[21]。当时会中人戏称之为“五省钦差大人”[22]。他们不但没有脱离自立会，而且始终扮演重要角色，担负重大使命。自立军兵败，谭翥就义于长沙，辜人杰殉难于湖北，李云彪、杨鸿钧亡走广东，后被捕圉死于狱中。张尧卿屡遭囚禁，辛亥后出狱，一度鼓吹反袁革命。柳秉彝、李堃山则下落不明。[23]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会党首领在筹备自立军起义的同时，继续为兴中会办事。七八月间，张尧卿曾协助文廷式到长沙“办孙革命党的事”[24]。井上雅二日记提到，8月21日，文廷式归自湖南，“似乎事情没有成功”。文于1900年春到过日本，访孙中山，谈论国事和起义事宜。可见兴汉会成员参加自立军，并不等于倒向保皇派。在自立军中，林圭与唐才常政见不尽相同。秦力山说：

　　林之目的与唐异，唐崇拜康，林崇拜公理；唐为帝党，林为民党；唐主立宪，林主共和。然以唐见信于康，林苟欲以间接见信于康而得其接济，则势不得不枉己以从人。其实林无时无刻不欲出唐之范围外，因其组织多近于美国制度，与唐每多冲突。唐终不化，屡掣林肘。唐于会中，几激成内讧，林又起而调和之。[25]

　　林圭的态度，一是出于宗旨分歧，二是受毕永年、容星桥等人的影响。他的汉口寓所内陈列《民约论》、《万法精理》、《自由之路》、《社会平权论》等书籍，“有同志来访，则相与纵谈自由平等共和之说，悲满清之暴政，说革命之急潮，其意气甚激昂也。”[26]唐才常长期活动于上海，起义前夕才赶赴汉口，对自立军只能给予有限的经济资助。组织活动方面，林圭主要依靠毕永年、容星桥的帮助。这无疑会加强其与兴中会的联系，而削弱唐才常的影响。至于保皇会的间接作用更显微小。保皇派事后的回忆有意无意地夸大对自立军的控制力，而革命党则想回避与维新派合作“上当受骗”之事，更清楚地划分楚河汉界，结果造成错觉假象。平心而论，尽管哥老会员一般“不知国民道义为何物”[27]，但由毕永年精心挑选出来参加兴汉会的人表现还是比较好。可惜他们不能有力地控制其他会众，使林圭难以统辖调度。

　　从兴中会方面看，虽然毕永年离去，会党首领又缺乏明确的政治宗旨，但容星桥始终支持配合林圭的行动。8月9日，唐才常从上海出发赴汉口，同行4人中，有兴中会广东负责人、曾与盟兴汉会、又列名富有山堂副龙头的王质甫。[28]他们于8月13日抵汉，由容星桥出面具保，以150两银子在汉口租界租下一处大屋，60余人合居。[29]事发之际，清军亦包围顺丰茶行名捕容星桥，容化装逃脱。王质甫则辗转逃回香港，岁暮，曾与秦力山在港晤面。秦赋诗唱和道：

　　头颅大好价三千，生不封侯死不仙。但有文章供笑柄，断无毛雨焕奇妍。我身欲葬曾无地，君算成胸别有天。沦落莫添同病感，众生普度在来年。

　　血战成红热大千，又从徐福访神仙（时将重游日本）。八千弟子能无恨，五百童男别有妍。铸铁铸金难铸错，知生知死不知天。嗟君险阻今尝遍，已到文侯十九年。[30]

　　史坚如与自立军的关系同样值得注意。在兴汉会成立前夕，经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部长高桥谦介绍，他认识陈少白，加入兴中会。听说哥老、三合、兴中三会合并成立兴汉会，他感到“非常欣快”，借名与宫崎、陈少白同船北上，到上海后由唐才常托人携往两湖，观察哥老会实情，“建立亲密的关系，为日后打下基础”[31]。抵汉皋后，游览形势，与湘鄂会党豪杰志士周旋，莫不倾结。[32]随即又与张尧卿、容星桥等赴日拜晤孙中山，奉孙之命深入长江联络会党，[33]在华中活动数月，然后由上海转赴香港。[34]自立军失败后，史坚如曾到在澳门《知新报》任职的东亚同文会会员松冈好一寓所，与之纵谈唐才常之死，慷慨悲切，十天后即谋炸德寿，毅然赴死。[35]

　　容星桥、王质甫、史坚如以及与盟兴汉会的会党首领的行动表明，兴汉会在汉口自立军中始终发生重要影响。自立军不仅是与保皇会关系密切的自立会的武装，也是与兴中会结盟的哥老会首领的武装，兴汉会的功能作用并没有消失。因此，孙中山准备亲自参加中原大举，绝不是个人一时冲动，而是与王质甫等人协调一致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统一行动，是两年以来联合大举计划的最终实现。由此可见，孙中山组建兴汉会，决非权宜之计，而是始终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并几乎使之发生实际效用，将兴中会的活动与革命风潮推向长江流域。考虑到保皇会坚持以两广为重心，对长江流域并未切实支持，以及各方各派的分歧纠葛，如果起义成功，自立军究竟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兴中会与兴汉会的组织影响至少具有与勤王口号及财政空头支票的蛊惑作用相抗衡的支配力。

　　[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5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 《孙中山全集》，第1卷，195页。

　　[3] 《广东惠州乱事记》，载《中国旬报》，第27册，1900-10-27。

　　[4] 《孙中山全集》，第1卷，196页。

　　[5]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371页。

　　[6]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218页。

　　[7] 《孙中山全集》，第1卷，198～199页。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明治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山口县知事古泽兹报秘第10之620号，与孙中山同船赴上海的还有8月7日由上海来日的改革派张浍、高绣延二人。据容应萸博士考证，自立军失败后逃往日本的化名高打、高德的改革派青年，前者肯定是唐才质，后者可能是狄平。《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容闳与康梁》，载《历史研究》，1994（3）。据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狄平遁走日本时确曾改姓高（421页，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则高绣延或为高打、高德二者之一。两人在自立军起义时负责调度后方。由此可见，孙中山赴沪很可能是自立军的邀请。特此补记。

　　[8] 手代木公助：《从戊戌至庚子年间革命派与变法派的交往》，载《近代中国研究》，1966（7）。

　　[9] 《俞廉三奏报唐才中供词二则》，见《自立会史料集》，150页。

　　[10] 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60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1]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张之洞进唐才常等组织哥老会名单》，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276～277页。另据《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载《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为密札巴县附抄原粘单》，毕任总堂。

　　[12] 辜人杰（仁杰、鸿恩）

　　[13]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八月十一日，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365页。

　　[14]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287页，上海，神洲国光社，1953。

　　[15] 《俞廉三饬把总崔鹏举密拿各犯札》，见《自立会史料集》，134页。

　　[16]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76页。

　　[17] 《自立会人物考》，见《自立会史料集》，314页。

　　[18] 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见《自立会史料集》，95页。

　　[19]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见《自立会史料集》，323页。

　　[20] 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见《自立会史料集》，95页。

　　[21]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八月十八日，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367页。

　　[22] 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见《自立会史料集》，105页。

　　[23] 参见《自立会人物考》、《自立会庚子革命记》，见《自立会史料集》，98、315页。

　　[24] 《唐才中供词》，见《自立会史料集》，149页。

　　[25] 民表：《林锡圭传》，见《自立会史料集》，232页。

　　[26]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10页。

　　[27] 井上雅二：《维新党的失败及其将来》，见《东亚同文会第十一回报告》，明治三十三年十月。

　　[28]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八月九日，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364页；张伯桢：《张篁溪遗稿》，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283～292页。

　　[29] 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五日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致青木外相机密第100号：《容星桥讣告》。

　　[30] 遯公：《庚子岁暮香港和王质甫》，载《开智录》，第5期，1901-03-05。

　　[31] 宫崎寅藏：《支那革命军谈》，52～53页，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67；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172页。

　　[32]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25页。

　　[33] 《孙中山全集》，第6卷，2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34] 宫崎龙介、小野川秀美编：《宫崎滔天全集》，第2卷，555页，东京，平凡社，1971。

　　[35] 松冈好一：《康孙两党之近情》，见《东亚同文会第十三回报告》，明治三十三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