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是王阳明的家乡，因此接触阳明学的时间较早，在王阳明生前也已形成阳明讲学的中心。概括而言，绍兴府最早有徐爱、蔡宗兖、朱节三人，在正德二年（1507）拜入阳明门下，并积极问学，不过从学者仍很有限。[18]这情况一直要等到王阳明主政江西在政治和学术声名都有成之后，才获得重大突破。从1521年秋直到1527年，王阳明丁忧、赋闲在家，此时绍兴一地不仅有许多年轻士人归入阳明门下，讲会活动也快速展开，一个以王阳明为核心的讲学重镇于焉形成。王阳明去世后，此地门人多注力于天真精舍的修建和讲会工作，阳明学讲会活动也因此得以发展，稍后因王畿和钱德洪二人积极周游各处讲学，并未全力经营家乡的讲会，讲学气势较衰，但晚明嵊县的周汝登适时兴起，又得会稽陶望龄等人共同提倡，再创讲学风气。概括而言，晚明浙中阳明学确实以周汝登和陶望龄承王畿之学为主，而刘宗周、黄宗羲等人同样热衷讲学会活动，且对周汝登和陶望龄有激烈的批判，也为浙中学术带出新契机。以下将更详细地描述绍兴府在各时期的阳明讲学活动。

　　平定宸濠之乱后的王阳明，于1521年九月，因祭拜祖坟而回到余姚，立即吸引了余姚诸生钱德洪率七十余人前往拜师，[19]一时之间，阳明学已成为余姚当地热门的新学。学者们聚集在龙泉山龙泉寺的中天阁中讲学，王阳明因无法长期留在余姚带领讲学，他因而鼓励这批余姚的新弟子成立定期的讲会，此讲会就选在中天阁内举行，又名龙山会，每月二会。[20]钱德洪是此会的重要成员，王畿亦参与其中，龙山会可能只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钱德洪于嘉靖十四年（1535）回籍丁忧时，又修复之，但后续发展则不太清楚。据清代方志所记，中天阁讲学地后废为尼庵，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县刘长城才复建为龙山书院。[21]

　　王阳明晚年赋闲在家约六年的时光，绍兴因此成为阳明学重要根据地，当时绍兴知府南大吉以门人自称，修建稽山书院以聚八邑彦士，又聘王阳明主讲其间。此稽山书院乃旧址，坐落在府城卧龙山西冈，属山阴县，宋代朱子曾讲学于此。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增建了明德堂尊经阁，后改为“瑞泉精舍”，此书院提供食宿月廪，吸引湖广、江西、广东等地的士人前来学习。[22]稽山书院在万历年间被毁，后知府萧良榦修复之，修建后改名“朱文公祠”，又于瑞泉精舍旧址建一堂，曰仕学所。[23]另外，王阳明生前也与弟子在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讲学，后因参与讲学人数众多，寺庙无法容纳，门人遂出资修建阳明书院。[24]

　　嘉靖初年王阳明在绍兴带领讲学的时期，是其人生旅途的尾声，却也是其讲学生涯最兴盛的时日，钱德洪：“尝闻之同门先辈曰：南都以前，朋友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也。”[25]而此时归入阳明门下的绍兴士人，除了钱德洪、孙应奎、王畿外，尚有管州[26]、范引年[27]、夏淳、柴凤、闻人诠[28]、黄文焕、黄嘉爱（1508年进士）、黄元釜、黄夔等人。[29]

　　王阳明于嘉靖七年（1528）去世，门人选择在杭州府的天真山修建天真精舍，奉祀先师，同时举办讲会。天真精舍是所有阳明门人共同经营的建制，当然浙中门人更是总承其事，尤其是薛侃、孙应奎、范引年、钱德洪、王畿等人。精舍建于天真、天龙、净明三寺之址，可居诸生百余人，又有阳明先生祠，每年春秋举行祭祀，四方同志前来致祭后，便接着举办讲会活动。天真精舍作为王阳明去世之后学派的精神象征，同时又有教育年轻士人、祭祀追念先师、招聚四方同志共同讲学的功能。而且这种借春秋二祭召集各地学者举办大型讲会的模式，也是稍后江右青原会和宁国水西会的先声。因此，天真精舍的兴建及其所形成的讲会模式，实为阳明学后续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机制。只是天真书院虽然持续运作，也有专门学者负责教事，但王畿、钱德洪等著名阳明学者周游各地讲学，未能专力经营于此，故作为一讲学中心，其活力与成效是不够彰显的。王畿在《约会同志疏》中所言，虽未必针对天真精舍内的讲学而发，但仍可清楚洞悉当时浙中讲会不彰的情况，他说：“先师祠中旧有初八、廿三会期，频年以来，不肖时常出赴东南之会，动经旬月，根本之地反致荒疏，心殊恻然。”[30]孙应奎更直接道出天真书院的危机：

　　夫因祭立会，因会订学，初意本甚拳切。鄙人十年不渡，近二三年再与祀事，殊觉索莫，而诸执事亦不恪，渐成故事矣。盖由吾党精神不翕聚，不能感动，复何言。[31]

　　天真讲学未能在后来史料上留下太多的记录，恐怕与其已渐成故事、缺乏讲学的生命力有关。

　　至于天真精舍的扩增与修建方面，精舍后来在王臣、薛侨的帮助下，增加田地七十亩，嘉靖十五年（1536）巡抚浙江监察御史张景和提学佥事徐阶又重修精舍，又增加院田。嘉靖三十四年（1555）胡宗宪与阮鹗仕于浙，在天真上院新建仰止祠，将原祠迁移至上院，并以欧阳德、王臣配祔。[32]隆庆五年（1571）年左右，天真书院内的祀典和建制又经过一番整饬，并仿白鹿洞规，作天真精舍志以诏天下。[33]但书院于万历七年（1579）遭毁，田被佃分。万历十二年（1584），巡抚都御史萧廪、巡按御史范鸣谦合请复祠，修建后祠务备甚，有司以春秋二季举祀，门人后学则日祀遗像于燕寝。此时祀内以阳明高弟徐爱、冀元亨、薛侃、邹守益、欧阳德、王艮、王臣、刘魁、钱德洪、王畿配祔。万历十五年（1587）又将因燕居堂制隘不足展礼，再次迁祠、修改建制。[34]

　　尽管天真书院或中天阁的龙山会，都没有形成强劲的阳明讲会中心，不过讲会和祠祀活动确实存在。而王畿和钱德洪两人周游东南各地倡导讲学的行动，却相当有成果，上一章我们已说到南中一带许多讲会活动，都是靠他们带领兴起的。王畿晚年被许多讲学者尊崇为阳明学的宗主，虽然他在本乡学者当中，就教育和学脉传承的效果而言，并不特别耀眼，但他仍是维系浙中阳明学最重要的学者。钱德洪卒于1574年，王畿卒于1583年，自从王畿去世之后，浙中一带讲会因缺乏领袖更加衰微，[35]其间虽有张元忭偶尔聚讲，但还是要直等到周汝登再次兴起倡导，才真正再现生机。

　　周汝登是绍兴府嵊县人，虽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之归入泰州学派，指明周汝登是罗汝芳的门人，不过根据周汝登本人和当时人的看法，周汝登无疑是以王畿的接棒人自居。[36]周汝登自言其于王畿是“及门而未受业，受业而非及门”，亦即隆庆四年（1570）王畿讲学嵊县时，周汝登以诸生的身份听讲，不过当时却不能领略其旨，后来因慕学取会语读之，乃心深契王畿之学，然此时王畿已去世。[37]陶望龄直言：“海门（即周汝登）得龙溪真传”，[38]并说：“自龙溪子没，而士之明道讲学于其乡者，久而始得一海门子。海门子者，天下之大，百余年之久，众心众目所群聚而交责之身也。”[39]可见当时学者确实以周汝登为王畿之后，浙中最重要的阳明讲学领袖。

　　周汝登在万历五年（1577）成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在此之前，他虽然接触过理学，但并不特别热衷。周汝登早期无法领略王畿之学旨，但其从兄周梦秀，却从王畿学道而日有所见，故此时周汝登对周梦秀之学亦不能信服。[40]邹元标与周汝登是同年进士，据邹元标所言，周汝登在初仕南直隶时，是以善弈和通象数著称的，十余年后，二人再度聚首南都，周汝登已全然向道，当时他们“旦夕惟以学相切劘”，邹元标对于周汝登的改变印象非常深刻。[41]此时大约是在万历二十年前后（约1592），[42]当时南直隶的会讲风气兴盛，有上百人聚集的大会，也有七八人的小会。[43]有一次在会讲中，许孚远（1535—1604）因不同意王畿《天泉证道》而作《九缔》，以示会者，周汝登则作《九解》回应。[44]

　　周汝登在《九解》中充分发挥了王畿“无善无恶”之旨，说明道体、性体的绝对超越义，即一切概念和名目的对立都是自我立名、自我立见，不是描述性体的究竟语。[45]他也申明“无善无恶”并非在善恶对言的语境下说的，而是借着对这种语义的超越来指涉终极的道与性体，所谓“尽性知天必无善无恶为究竟，无善无恶即为善去恶而无迹，而为善去恶悟无善无恶而始真”。[46]周汝登和王畿一样，坚持“无善无恶”之说所要强调的正是：圣学要直接体悟性体、直证本然良知的修养工夫论。周汝登本于王畿良知学的诠释，并有力地加入晚明学界关于“四无”“四有”的辩论，在当时确实造成重大影响。邹元标认为王畿虽然已明言此学问要旨，但闻者多不开悟，周汝登继起的阐发，对学界有深重的影响：“继元后龙溪而出者也，双目炯炯，横冲直撞，所至能令人胆落心惊，亦能使人神怡情旷。东越之学，从今益显益光者，非继元氏乎。”[47]

　　万历二十七年（1599）周汝登与陶望龄等数十人，一同到阳明祠祭拜，并约定每月举行讲会。周汝登特别标明他们的讲会是承继王阳明到王畿的发展，并以孟子发扬孔子圣学的角色自许：

　　越有阳明犹鲁有仲尼，龙溪一唯参也，今日正须得一孟子，而后仲尼之道益尊，谁其任之，各自力而已矣。[48]

　　此时周汝登在嵊县的讲会于每月初三举行，参与人数可能不少，他称之为大会。他的门人王三台和吴振尹等人，又在每月大会之外，另成立一个小会，深得周汝登的赞许，此小会也设有会约和记录事宜。[49]另外，陶望龄《证修社会跋语》中则提及钱君、刘君等同志组成证修会，请周汝登主持；[50]而从周汝登的《共学心期录引》，我们则可见这些讲学同志们彼此间建立了某种盟约的关系，道德规劝与改过等工夫实践，都希望借着讲会中同志间的彼此切磋而落实。[51]

　　周汝登之学在嵊县是显学，从地方志的记载可见，当地许多士人都归入其门，例如，王三台、袁祖乾、袁祖宪、吴振尹、吴钰、吴应芳、丁彦伯、丁美祖、尹志赓、吴应雷都是其门人；吴调元从其游。而吴赓明可能是另一个讲学的势力，方志称其门人之多，可比王畿和周汝登，但方志对其学问和门人却几乎没有记载；相反的，周汝登之传人则记录相当详细。[52]然而，与周汝登共组讲会的同志朋友们，许多人都先他而逝，这也造成学术传承的困难，周汝登曾感慨地说：“予一生全赖友朋，弱年为会者八士，八士外更有四人，今尽沦亡。入仕后周参五六辈皆殁，然此犹年相若者。至晚年从游若吴国超、吴孟刚、丁中甫，皆少年得力之徒，亦相继夭，念之心折。”[53]可见门人吴振尹、吴钰、丁美祖的早逝，带给周汝登的痛惜之情。周汝登于1629年去世，王三台担负起传承师道的责任，于是继续召集同门讲会，只是不知成效如何。[54]后来，江西学者文德翼（1634进士）任嘉兴府推官时，曾于嵊县的鹿山书院会讲，袁祖乾与之辨难，令其心折，当时许多知名士人也都参与讲学。[55]

　　与周汝登一同讲学的陶望龄是会稽县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第三名，授翰林编修，转太子中允右谕德，兼侍讲。陶望龄是个多才多艺的学者，诗、文、经义、理学、佛学样样精通，[56]而且交游广阔、海内知名。陶望龄虽然颇热衷讲学，与周汝登及其门人往来密切，喜爱读王畿和罗汝芳的书，尤其热爱罗汝芳之语，他自言道：“余生既晚而愚，未尝见二先生（指王畿和罗汝芳），独嗜其书耳，而嗜近溪语尤甚，口诵手钞，汇成一帙，闲居鲜朋友时，快读一过，则神朗气鬯，手足掉舞。”[57]然而，他并不是一位固守理学阵营的理学家，而是一位有能力也有心胸深涉各类学问、不断调整自己知识和信念的学者。从他写给弟弟陶奭龄的信中，我们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他对学问的看法和性命的追求。他说自己因与袁宏道（1568—1610）等三四人密切交游，使他对于了究生死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体会和心得，他也因此叮咛陶奭龄要时时钻研《楞严经》和《圆觉经》，不可轻易放过。[58]他们的母亲也常年读佛经，颇能领略经旨，他还特别要陶奭龄常常把《圆觉经》顺文解释给母亲听，彼此都能有长进。[59]从他对自己、对母亲和弟弟的真切期许看来，显然佛学才是其学术生命的真正依归。或者也因为他对于阳明学的理解，根本上可与佛学融通，他说程颢是名叛（指辟佛）而实近也，王阳明、王畿是阳抑（佛）而阴扶也。又说：“使阳明不借言辟佛，则儒生辈断断无佛种矣。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明道虽真辟佛，而儒者之学亦因此一变，其门人遂归于佛矣。二先生者真有功于佛者乎。”[60]可见，他并不在区分理学与佛学的前提下做选择。

　　承接周汝登与陶望龄这波讲学风气的士人，有余姚的沈国模（1574—1656）、史孝咸（1582—1659）、管宗圣（1578—1641）等人，都是热心讲学的学者。沈国模曾到嵊县谒周汝登，周汝登告之：“吾老矣，越城陶石梁、刘念台今之学者也。”于是沈国模至越，请陶奭龄、刘宗周讲学，并参与证人会，[61]证人会是刘宗周与陶奭龄于1631年在陶文简公祠共创的讲会。[62]在此之前沈国模已设教樛木园，刘宗周则讲学解吟轩。据孙中曾的研究，证人会的成立，正是陶奭龄所代表的浙东讲学，与当时已成为浙东讲学中坚的刘宗周的缔合，也是因应晚明政局学风，浙东学者冀望于讲学活动的一种反映。[63]从时间上看，此是在魏忠贤毁书院行动之后，再度由著名士人主导兴起的讲学活动，同时期无论宁国府或吉安府都不再有如此规模的士人讲会，若有讲会活动，主要也是以地方性或家族性的小会方式存在。因此，在某个意义上，证人会虽然承袭了早期阳明讲会活动，在学说师承上也确有关联，然而也有其突破创新的意义与地位，尤其当刘宗周承东林讲学者对阳明学的反省与批判之后，又面对阳明讲学对晚明学风造成的负面影响，证人会以及后续以刘宗周为核心的讲会活动，都不能简单地被归入阳明学讲会活动的延续，尽管两者的关系确实密切。

　　证人会后分出一个在白马山房聚集的别会，称证人小会。这种因地理远近或人数多寡因素而在大会之外别立小会的做法，在讲会历史中本很普遍，不过据黄宗羲和刘汋的说法，此次分会乃因学术不合造成的结果。[64]孙中曾则依董玚的文字质疑这种看法，指出白马山房学者与刘宗周证人会在当时仍有密切关系。[65]根据《姚江书院志略》，1639年沈国模等余姚讲学者在证人会学者的帮助下，又在半霖建立义学，此义学于1657年改名为姚江书院，[66]这是余姚阳明讲学建立的重要书院，因为早期中天阁的龙山讲会并未能发展兴建书院，因此对王阳明故籍余姚而言，意义更显重大。

　　在此义学兴建之前，在城南尚友堂已有定期讲会，义学建成后，每月举办讲会，由史孝咸阐扬良知学，沈国模则每月一至，又请俞长民司文席。当时人称沈国模、史孝咸、管宗圣、史孝复（？—1644）为四先生，都是主持义学内讲会的领袖。[67]沈国模的门人相当多，包括苏元璞、郑锡元、邵振韶、邵曾可、史标、邵以贯、邵元长、韩孔当、王朝式、俞长民，这些人都是明清之际余姚热心讲学的学者，也是共同建立义学、举办讲会的主力。[68]在沈国模和史孝咸去世后，义学内讲会曾中辍，加上当时佛教临济宗兴盛，许多人归入临济宗门下，批评道学、仇视儒学。直到康熙八年（1669）韩孔当担负起主持院事的重责，以复兴儒学为宗旨，继韩孔当之后，俞长民担任书院主讲。[69]根据姚江书院的志书以及清初的会规、会约，此讲会与刘宗周的证人会，无论在实际交往联络上或理念规制上，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虽然黄宗羲严格区分刘宗周与从王畿以降传至陶奭龄、沈国模等人的浙中一脉，并且强调其对立性，不过如果就明清之际姚江书院内讲学者的立场而言，他们显然相当尊崇刘宗周之学，两个讲会间的交往也相当密切。[70]关于此，孙中曾已有详细的说明，对于董玚和黄宗羲不同看法也已有讨论，此处不再赘述。[71]至于刘宗周主盟的证人会讲学活动，以及证人会在清初的重新举会等，一方面因已脱离本书设定讨论的阳明讲会活动的范围，也因为已有许多研究成果，在此亦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