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学会成立之初的二三事[1]

　　——纪念中国教育学会成立30周年

　　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到今年4月，已经整整30年了。孔子曰“三十而立”，学会也由小到大，在教育部的领导下，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爱护和浇灌下，已经成为参天大树，成为我国最大的群众学术团体。我作为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亲历了这30年的过程。回首往事，感慨万分。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讲点当时的故事。

　　中国教育学会地地道道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指导和关怀下成立的。197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规划预备会，我当时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文科处处长参加这次会议。会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同志和该院哲学所的陈元晖同志又召开了几次座谈会，讨论教育问题。在一次会上我提出应该成立中国教育学会。我说，我国养猪有畜牧研究所，制烟有烟草研究所，连钓鱼都有钓鱼协会，为什么培养人才的教育就没有教育学会？当时陈元晖同志很赞成我的意见。不久社科院在公安部礼堂召开了一次有上千人参加的大会，陈元晖就推举我在大会上发言，讲讲教育的重要性和提出成立中国教育学会的倡议。我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鼓掌和赞同。以后，在教育部董纯才等同志的努力下，得到邓小平同志的亲自批准，中国教育学会于1979年4月12日正式成立。会长为董纯才，名誉会长有杨秀峰、成仿吾、陈鹤琴，理事和常务理事都是老一辈教育家。可能因为我曾积极呼吁成立中国教育学会，也可能因为我当时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系主任，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代表，我也被选为常务理事，是常务理事会中最年轻的一员。

　　中国教育学会是在第一届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期间成立的。1979年3月23日至4月13日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召开第一届教育科学规划会议。那次会议规模很大，参加会议的有教育界专家学者、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干部共269人。规划领导小组由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健和王铁负责。因为当时没有教育科研经费，王铁就说，这次规划只能是“谁烙饼谁吃”。这句话后来成为王铁的名言。我当时申请了“鲁迅的教育思想与实践”这一课题，并被列为重点。但既没有经费，也没有人检查、鉴定，只好“自己烙饼自己吃”，课题成果于1981年在鲁迅一百周年诞辰的前夕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中国教育学会成立以后第一件事是为“心理学”的批判和“母爱教育”的批判平反，张承先同志代表教育部党组为这两次批判平反。说到这件事，现在的青年同志可能不理解，所以我在这里再费点笔墨解释一下。“心理学”的批判是1958年“教育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件大事。1958年8月14日，北京师范大学邀请京津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的教师、研究人员举行座谈会，批判心理学中的“资产阶级方向”。会上，一些发言者认为，心理学教学的“资产阶级方向”主要表现为：一是以心理分析代替阶级分析；二是排除阶级社会对人的心理影响，极力从生物学的观点说明人的心理现象；三是宣扬资产阶级观点和庸俗趣味。同年8月15日，《光明日报》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并发表社论《拔掉资产阶级教育科学中的一面白旗》。此后，各地师范院校及综合大学中的心理专业相继开展对心理学的批判。在这次批判中，把心理学说成是“伪科学”。“母爱教育”的批判发生在1963年。1963年5月3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斯霞与孩子》，报道了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斯霞老师的事迹。斯霞老师以“童心”爱“童心”，认为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教师要“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没有想到，几个月后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斯霞的名字也顿时成为舆论的焦点。当时批判之深入和广泛是空前的，几乎动员了教育界的所有理论工作者。除各大报刊外，《人民教育》在同期刊物上发表《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三篇文章。这组文章以讨论“母爱教育”为题，认为所谓“母爱教育”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说它涉及教育有没有阶级性，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随后，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

　　这次教育批判的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的“左”的思潮。1958年在“反右斗争”以后，接着开展“教育大革命”，在高等学校批判学术权威，所谓“拔白旗，插红旗”。特别是1963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在教育战线讲阶级斗争，就不能讲母爱，母爱没有阶级性，与阶级斗争理论相悖，自然要狠狠地批判。为了批判母爱就要挖老祖宗，一直批到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他们都是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自然母爱教育也就成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非把它批倒不行。

　　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首先为“心理学”的批判和“母爱教育”的批判平反，为斯霞老师平反。这是教育界拨乱反正的一次重大事件，是思想解放的重大成果。斯霞老师也参加了会议，她那时非常激动。当时我在大会上也发了言，因为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任教时深有体会，也提倡过母爱，差一点也被批判。

　　会议期间我曾给时任会长董纯才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建议要重视教育实验，希望建立实验区或实验学校。董纯才非常重视我这个建议，会后亲自找了当时北京市委教工委书记刘祖春同志。刘祖春也很支持，把这事交代给北京市教育局，准备从在海淀区搞一所小学开始。为此，原中央教科所的吕敬先同志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但是后来因为在实验的目标上、管辖上有分歧，这件事就没有办成。我至今仍感到十分遗憾。

　　现在第一届常务理事大多已成故人，但他们为中国教育学会发展所做的贡献永存，他们的勇于创新、实事求是、团结奋斗的精神永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必将在今后的中国教育学会工作中发扬光大。

　　30年来我与学会同成长。我虽然从当小学教师开始至今已经从教60年，但主要研究工作可以说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这30年，并且和学会密切相关。学会第二届理事会，我任学术委员会委员。1986年11月5日至9日中国教育学会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年会。期间张承先会长、吕型伟副会长找我，说他们两位建议为中学教师编一部教育大辞典，以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这件事情本来早在1984年郭永福就对我提过，那时郭永福是张承先同志的秘书，他说承先同志想为教师编一部教育辞典，希望我能参加。我原来以为要我帮助承先同志来编写这本书，但是这次谈话却是要我来主持这项工程。我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建议还是请张承先同志任主编，我来协助。11月9日，上海教育出版社陈义君社长、曹余章主编都从上海赶过来了，晚上讨论编写教育大辞典的事情。张承先、吕型伟、刘佛年几位老前辈一致要我直接任主编，认为我年轻力壮，又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便于主持全部的编纂工作。我就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用了6年时间编完12卷本《教育大辞典》，以后又用了6年时间编完修订合编本。编写这部大辞典是中国教育学会成立以来的最大工程，动员了上千名老、中、青专家参加，不仅出了成果，也培养了青年专家队伍。当前教育理论界的骨干，差不多当年都参加过编写大辞典的工作。对我个人来说，虽然费时12年，但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20世纪末，原会长张承先多次建议我担任会长。但是我总觉得没有他们老一辈那样的威望和水平，一直不肯答应。直到2000年，承先同志深感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如以前，有点急了，对我严厉地说：“从组织上说，你也得服从。”这样我只好答应下来，经大家选举担任了第四、第五届会长。这8年来，在教育部领导下，在学会副会长们的帮助下，继承学会的好传统，把联系中国教育实际，开展群众性的学术活动作为学会的中心工作。着重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继承和发展上一届理事会的工作，扩大教育改革实验区。两个五年计划，先后建立二十多个实验区。

　　二是开展群众性教育科研五年规划的活动。两个五年规划共设定科研项目二十多项，成为国家教育科学研究规划的一个重要补充，推动了全国中小学的科研活动。

　　三是先后召开了两届中学校长大会和小学校长大会，推动了现代学校建设。

　　四是改革和改进《中国教育学刊》的工作，2001年开始由双月刊改为月刊，2006年开始增加篇幅，由原来的64页增加到80页，今年增加到100页。同时经过改革，内容更贴近中小学实际。

　　30年来参加学会工作，亲眼看到中国教育学会的发展和壮大，并深深感到，学会作为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在推动我国教育改革，推广教育科研，提高广大教师的教育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方面可以大有作为，在许多方面可以起到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起不到的作用。我祝愿学会今后有更大的发展。

　　[1] 写于2009年3月1日，3月18日修改。原载《中国教育学刊》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