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在20世纪20年代所做的人类学研究，他对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肯尼亚和乌干达以及对新墨西哥州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Pueblo Indians）的访问，其意义远非理智的游历可比。这些研究是他想要达到无意识自我实现这种需要的一部分，它们使他和他所谓两百万岁的内心世界建立了联系。在谈到他对北部非洲的访问时，他写道：“就像童年时代的记忆可能会突然以如此生动的情绪占据意识，以致我们觉得已经完全穿越，回到了原始的情境之中那样，那些表面看来不相容的和完全不同的阿拉伯世界的周围环境也会唤醒一种原型的记忆，它是我们对非常熟悉的史前过去的原型记忆，对此我们显然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们现在记住的是已经被文明社会畸形发展了的生活潜能，但这种潜能在某些地方却仍然存在。”[1]遗憾的是，自荣格访问它们以来，许多仍然存在这些潜能生活的地方已经缩小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保留下来的只有少数弥足珍贵的地方了。

　　在1914年和1918年之间，荣格与其无意识进行抗争，在此期间进入原型领域之后，他在20世纪20年代寻求从外部印证他的内部研究倾向，客观清楚地显示史前时期层层累积起来的集体经验和潜能。“在我的无意识之中，我想要发现我的人格的那一部分，但它却在我是一个欧洲人这种影响和压力下已变得不可见了。”[2]

　　除了对这些古老的人类生活模式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深刻洞见之外，这些游历活动还给他提供了一种立场，使他能够站在这个立场上对西方文明采取一种比较客观的看法。这种立场进一步证实了他的这种印象，即欧洲人已经变得与他们自己的人性疏远了。因为他们的理性主义取胜是以牺牲其生命力为代价的，因此，欧洲人的那种比较原始的本性便被“宣判为是一种或多或少有点隐秘的存在”。荣格的游历使他深刻地觉察到，他和他所遇见的人们之间有一种血亲关系（consanguinity）◎这里的血亲关系实际上指的是以人类共同具有的祖先为特征的原型意义上的关系。，他开始相信，欧洲人之所以鄙视原始民族，目的是进行自我防御，不愿意承认相比之下他们在精神上是多么贫困，多么缺乏动物的生命活力。他写道：“知识并没有使我们富裕起来，它使我们因为出生而越来越远离神话的世界，在这个神话世界里我们曾经像在家里一样舒适自在。”[3]

　　尤其是在到达肯尼亚时，他被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之感（déjà vu——一种似曾见过的记忆幻觉）征服了，当时他正从蒙巴萨到内罗毕去旅游，他看到一个原始部落的男子迎着清晨的太阳站在海角的一块大石头上。

　　当第一束阳光宣告新的一天开始时，我醒了过来。火车在一片朦胧的红色灰尘的笼罩之中，正在一个陡峭的红色峭壁处拐弯。在我们头顶上一块凹凸不平的石头上有一个瘦长身材、棕黑色皮肤的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斜靠在一柄很长的鱼叉上，向下凝视着火车，在他旁边耸立着一棵巨大的、分叉的仙人掌。

　　我被这一景象陶醉了——这是一幅和我的经验完全不相关的事物的图像，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种最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情感（sentiment du déjà vu）。我产生了这种感受，即我早已有过这一时刻的体验，而且早已熟悉这一世界，只是由于时间相隔遥远而把它和我分开了。仿佛在这一刻我又回到了我的青年时代，仿佛我认识那个已经等待了我五千年的黑皮肤的男子。

　　这种奇异经验的情感伴随着我，使我完成了整个原始非洲的旅程。

　　荣格得出结论认为：“我无法猜测，当我看到那个孤独的黑皮肤猎手时牵动了我内心深处的哪一条线索。我只知道，早在难以数计的数千年前，他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了。”[4]

　　他到内罗毕北部去旅游，到达埃尔贡山区的坡地，在埃尔贡尼族人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产生了非常愉快的情感体验。“我们的野营生活证明，这是我生活中最可爱的插曲之一。我非常享受这种仍然具有原始乡村特色的‘神圣和平’……我那获得了解放的精神力量极其快乐地倾泻而出，回到了原始的浩瀚苍天之中。”[5]

　　他回到了家里。这是他的世界。当分别的时刻到来时，他几乎无法使自己忍痛离去，他发誓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回来。当他十年后终于回来时，结果却发现，这个以前曾是原始状态的伊甸园变成了一座金矿。充满着美妙、**和精神的永恒世界再也不是那么容易接近了。[6]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在世界各地造成的千疮百孔和容貌尽毁的创伤。

　　荣格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和一个埃尔贡族的土著医生的一次谈话。这个土著医生告诉他，埃尔贡族人曾一直都非常注意他们的梦，这些梦指导着他们对其生活中所有重大事情做出决定。但是现在，这位老人悲哀地补充说，他的人民再也不需要梦了，因为统治这个地球的英国人（记住，这是20世纪20年代）知道所有的一切，因此，梦不再是必要的了。

　　荣格发现，无论他旅行到哪里，各民族的文化模式都是类似的。例如，在美国他被一些生活方式强烈地吸引住了，美国大学兄弟会的入会仪式与美国印第安部落的仪式简直如出一辙；现代美国人极其严肃地对待他们的体育活动，这体现了美国土著人的英雄理想；像三K党和哥伦比亚骑士团这类秘密社团的一些仪式，与美国印第安人神秘宗教的实践活动非常相似。荣格相信，移民到美国去的人受本地人的传统影响的程度要比他们所认识到的深刻得多。不仅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基督教科学派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该教派相信祈祷可以起到治疗疾病的作用。在其信仰和治疗方式上模仿美国印第安人的萨满教（shamanism）◎萨满教一词源自西伯利亚满洲-通古斯族语的“saman”，经由俄语而成英语之“shaman”，指从事萨满技术的萨满师，“Shamanism”是由研究萨满教的学者所起。在通古斯族语的“saman”一字中，“sa”的意思是指知道，认识（to know），“Shaman”按文字表面意义来说就是“知者”（he who knows），所以称知者，意谓萨满教是一种获得知识的方式。治病，而且芝加哥和纽约的高大建筑物的空中轮廓，“中间盖成塔状的房屋”，就像美国西南部普韦布洛印第安人村庄里的房屋那样。荣格评论说：“这并不是有意识的模仿，美国人无意识地把这种幽灵般的轮廓填补完整了，这个轮廓本来是那种红皮肤的人（指印第安人）的心灵和气质所特有的。”[7]

　　荣格的远征考察就是一些象征的旅行，也是原野的游历。还可以说，它们是向地下世界的又一次下降，以寻找难以获得的宝藏。对荣格来说，正如他的所有作品非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样，无意识不仅仅是学术界闭关自守地进行研究的一个概念，它还是一个有其自己的无限权威和压倒一切之能量的精灵。它是人们必须正视、认真对付和加以控制的东西。因此，他把个性化过程称为使自然本性发生转变的过程（opus contra naturam）。无意识就是自然本性，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意识到它们，就必须正视它的内容。

　　荣格本人对无意识的正视使他能够和两个原型人物面对面地相会：阿妮玛（莎乐美）和智慧老人（菲利蒙）。虽然他后来花费了很多时间研究神话、宗教和炼金术文献中的这些人物，但就他的主要特点而言，他对这些人物的认识主要是从直接的个人经验——即神秘的直觉（gnosis）中获得的。其余的则是转弯抹角地获得的。对荣格而言，真正的知识在过去是、而且也必须是具有启示性的。

　　所以，正如荣格已经认识到的，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有关原型的所有不同的知识来源，从而增进我们对原型的理智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想体验其富有生命力的能量，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冒着风险，因为我们很容易受到我们内心深处那些原始遗存的影响。

　　[1] C.G.Jung,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第245-246页。

　　[2] 同上书，第244页。

　　[3] 同上书，第231页。

　　[4] 同上书，第239页。

　　[5] 同上书，第247页。

　　[6] Paul, J.Stern, The Haunted Prophet, p.172.

　　[7] C.G.Jung, The Collected Works, Vol.10，第978自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