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6月，我在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的毕业手续和一些其他的交接工作基本完成了。7月，我正式回到国内。当时有一大批人从苏联回来，我们被安排住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宿舍，等待分配。理工科的留学生优先分配，而我属于文科毕业生，分配要晚一些，就被借到当时的留学生分配办公室去帮忙。我在分配办公室待了差不多3个月，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各地的留学生转户口、写介绍信、联系报到等。等这一大批留学生都被分配完毕，我被分配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到10月了。当时情况有点复杂，我是学特殊教育的，教育部对教育类的留学生的去向有两个安排：一个是北师大的教育系；另一个是当时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现在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在教育部的一座小红楼里。我当时考虑了两点：

　　第一，我出国学习之前，并没有了解过自己国家特殊教育的实际情况，更没有参加过教学实践。虽然1949年我去看过北京的“启明瞽目院”（现在北京市盲校的前身），但当时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去的。那时候我在北京私立平民中学读初中，学校的劳动基地就在启明瞽目院旁边的一块菜地里。去劳动的时候，我们都是早晨自己准备好干粮，然后从阜成门出发，到菜地劳动。那时阜成门还有门脸儿，但没有马路，只有土路。土路中间是一条很深的大车沟，我们得顺着大车沟走八九里地才能到达目的地。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儿吃饭，吃完饭后继续干活。因为菜地旁边就是启明瞽目院，所以我就趁着中午的空当去看过几次，回来还写了篇相关的作文。那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这会和自己一辈子要从事的事业有什么关系，只是将它作为一种社会见闻了解一下罢了。因此我觉得，在出国之前，我自己对中国特殊教育的情况了解得并不系统，包括特殊教育的发展历史等，更缺少中国本土的特殊教育实践经验。

　　第二，1961年我回国时，国家对心理学的态度基本是“下放”，甚至有“取消”的意思，心理学被称为“伪科学”，是被批判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苏联所学的理论就很难派上用场。另外，我自己也想更多地了解一些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我就主动提出：“我不到北师大教育系去，也不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而希望能够到基层去。”和我一起从苏联回来的银春铭也是这个意思。当时教育部的态度是：“你们可以先到基层去，但是国家什么时候需要你们，你们什么时候就得回来。”

　　我和银春铭在苏联学的都是特殊教育，我学了包括聋教育和智力落后教育在内的4个专业，银春铭学的则是单纯的聋教育。当时北京市第二聋哑学校[1]（简称二聋）不光有聋生班，还有智力落后儿童教育班，所以我被分到了北京的二聋；上海市第二聋校是纯粹的聋校，有聋幼儿教育，没有其他类型的残疾学生，所以银春铭被分到了那里。教育部分配我们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俩的老家在哪儿，都是直接分配的，而实际上正好我是北京人，银春铭是河南人，这样分配倒也合适。

　　[1] 由于过去人们对残疾和残疾人的认识有限，招收听觉障碍学生的学校称作“聋哑学校”；后来随着认识的深入，人们了解到听觉障碍学生虽“聋”但不一定“哑”，所以这些学校改称“聋人学校”，简称“聋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