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世界，地理环境成为影响战争的重要因素，地理环境影响着战争的发生，影响着主要战略战术的制定，影响着武器的发明和使用，还影响着军队主要兵种的形成。对于美索不达米亚而言，还算优越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相对富庶，以及内部和周边民族为此展开的争夺成为战争的主要动因。开阔的平原以及发达的内河和海上交通，又为战争的展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着战略战术的制定，地理条件所提供的物质资料和战略战术共同影响着武器的发展与主要兵种的形成。构成主要兵种的士兵，他们的来源多半与他们的生产与生活环境，以及在生产和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技能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每一个兵种都穿自己特色的服装，极大地显示出士兵的社区身份，每一支军队都出自不同的社会背景，他们都穿着不同的服装，使用不同的武器”[41]，“很明显，不同的部队使用不同的武器，这多半源于他们的家庭环境”[42]。

　　一、主要兵种和武器

　　诚如一位亚述学家所云：“对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生活而言，战争是一种自然状况。”[43]所以，美索不达米亚人在战争艺术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兵种的齐全、武器的精良，以及战略战术的发达等，在人类战争史的发端处就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一）战车兵

　　平原地区无疑是最适合用战车来进行作战的了，无论是古代的马拉战车，还是现代的汽车、坦克和装甲车等莫不如此。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哪一种车，轮子都是至关重要的。轮子的发明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对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贡献之一，马的驯养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也是较早发生的事，所以依靠马来拉动的战车的发明便是很自然的事情。遗憾的是，有关战车方面的文字资料，至今湮灭不彰，但幸运的是，保存下来了零星的模型和浮雕等资料。

　　图6.5 铜战车模型。约公元前2000年。出自土耳其东部

　　根据现代军事史学家的评价，“战车的发明与发展是（公元前）第3千纪时对战争艺术最重大的贡献”[44]，而这个贡献属于美索不达米亚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苏美尔人。在最初发明战车之时，由于没有马匹，苏美尔人是使用野驴作为动力的。

　　战车在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属于最精良、最高端的武器。苏美尔人的战车分为两轮的通信车和四轮的用于作战的重型战车。两轮车的优点是快速和灵活，缺点是控制性差，所以主要作通信之用，用于运载传递军事情报和军事命令的信使。苏美尔人的四轮车是一种用于两人作战的重型战车，它能装载一名驾车手和一名手持长矛的士兵，由四匹野驴拉动。苏美尔人的四轮战车在著名的乌尔皇家军旗的军事场面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战车的前面有一个类似箭箱的装置，是用于装载长矛或标枪之类的武器的，长矛或标枪的箭头是用铜金属制作的。

　　苏美尔人的这种四轮战车虽然坚固、稳重，可以用于作战，但弱点同样突出，即在运动战中显得笨重，不够灵便，推进的速度缓慢，因为结实的车轮安装在轴心上，且前轴在转弯时不能旋转。这种战车的用途主要是配合步兵，去冲击敌方的队形，也可用来直接攻击敌军的统帅。

　　苏美尔人的四轮战车部队主要由有钱的贵族提供，因为战车的制作和装备非常昂贵，非寻常百姓所能够负担。与此相适应，战车和战车手也是社会地位的标志。在国王、王公大臣和有钱的贵族的陵墓中，战车通常是最耀眼的陪葬品。在阿卡德王国时期，战车失去了它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阿卡德人的军队没有苏美尔人那样的城市文明生活背景，他们的战争通常都是远征，跨越的地域非常广泛，地形变化复杂，不同于苏美尔和阿卡德广阔的平原，适于战车的应用。到古巴比伦时期，尽管重型四轮车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战车似乎主要用于一些仪式场合或宗教场合，作为祭神之用。

　　图6.6 亚述浮雕：战车和战车兵。约公元前728年。出自尼姆鲁德

　　到公元前第二千纪，美索不达米亚的战车技术得到了发展，战车兵的作战能力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优良的马匹从中亚引进到美索不达米亚，且得到广泛的应用。两轮战车得到了改善和发展，成为主要的作战车型。这主要体现在亚述的军队中。新型的两轮战车在保持传统的苏美尔人四轮战车的稳固性的同时，又与两轮战车快速、灵活的优点结合在了一起，使其既稳固又不笨拙，既快速、灵活又可以控制。这种新型两轮战车在战场上的用途也发生了变化，它主要的功能不在于冲击敌方的阵型，而在于它的先锋突击队作用，因为这种战车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快速移动的发射台，战车上配有三个人：一个是驾车手，负责操控战车；一个是弓箭手，负责向敌人实施射击；一个是盾牌手，负责用盾牌保护弓箭手和驾车手。亚述军队使用战车的技术十分娴熟，他们除了把战车用于战场，还用于皇家狩猎活动中。

　　（二）步兵

　　在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任何时期，在任何战争场合下，由平民和外邦人组成的步兵都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兵种和战斗力量。因此，步兵也是规模最大的。例如，在亚述帝国时期，一次投入战斗的步兵就达十几万人。沙尔马纳赛尔三世就曾提到他的部队一次就有120000人向西穿过幼发拉底河（公元前845年）。辛那赫里布在一次对埃兰人的战役结束后，也曾炫耀自己消灭了埃兰军150000人。如果他不是全歼敌军的话，埃兰军队的总人数肯定超过损失之数，那么亚述军队投入战斗的兵力也不会少于这个数，除非他们是以少胜多。

　　图6.7 亚述浮雕：步兵中的投掷手。约公元前700—前692年。出自尼尼微

　　苏美尔早王朝时期的步兵，使用的武器多种多样。例如，在拉伽什王安那吐姆为纪念自己对邻邦乌玛的胜利所立的鹫碑上，就至少展示了三类重装武器。其一，拉伽什的一支部队肩扛着战斧。其二，另一支部队手持着扁斧，这种扁斧可以两用，即和平时期可以用作农具。典型的扁斧的斧头是用坚硬的铜金属制作的，重量超过1.25千克。其三，另一支部队则是盾牌方阵和长矛方阵，他们手持硕大的盾牌——盾牌是用皮革制成的，皮面上配有金属铆钉，还有长矛。在这三类武器中，长矛可能是最为有效的武器，因为长矛队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也特别受重用，舒尔吉就曾特别提到长矛队。

　　虽然弓箭在战车兵和骑兵等兵种中也有使用，但弓箭在步兵中应用最广泛，弓箭兵是步兵队伍中最重要的兵种之一。弓箭的发明无疑与投石器的发明一样，拥有久远的历史，它也是古代最有效的远程武器之一。早在乌鲁克文化时期，就有统治者用弓箭猎狮的图画。[45]弓箭用于战争的最好例证，来自早王朝时期的马里，其画面中还有许多盾牌。在纳拉姆辛的“胜利纪念碑”上，这位自称“世界四方之王”的阿卡德君主就手握一张弓。实际上，阿卡德人使用弓箭远不是从纳拉姆辛开始的，军事史家愿意相信，阿卡德人就是凭借弓箭征服装备精良的苏美尔人的。阿卡德人使用的弓箭不是原始的弓箭，而是发明于公元前第三千纪下半叶的一种合成弓。军事史家认为，“具有更长射程的合成弓的发明是革命性的，堪与几千年后黑色火药的发明相媲美”[46]。这种“具有革命性”的武器与普通的简单弓不同，它不是用单一的木料制成的，合成弓由多种材料制成，由木料、骨头，还有其他一些加强物黏合在一起。合成弓最大的优点在于其牵拉强度的增大使得弓箭的射程大大增加，最大射程达600～800英尺。与此同时，弓箭发射的速度也大大提高。这些优点往往使得在把敌人放入有效射程范围之内的同时，自己还可以远远地置身于安全距离中。弓箭在亚述帝国的征服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在保存下来的亚述战争浮雕以及其他艺术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图6.8 亚述浮雕：弓箭兵在围城战斗中。约公元前728年。出自尼姆鲁德

　　除了弓箭、长矛、标枪、战斧和刀剑等最主要的进攻型武器外，还有防守型武器，主要包括盾牌、头盔和铠甲。头盔最初使用的原料是毛毡和皮革，后来发展为金属。铠甲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最初在苏美尔时代，是在用亚麻或皮革制成的斗篷上缝制金属片，以抵御敌人的进攻。到亚述帝国时期，出现了用重叠的金属鳞片缝制的专门的铠甲，这种专门的铠甲用于武装亚述精良的部队。这种专业的铠甲可以自由屈曲折弯，因此在战斗中反应灵活，应对自如。进攻型武器和防御型武器的“竞赛”，促进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兵器的发展。

　　（三）骑兵

　　骑兵可以称得上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精良的部队，但是它在公元前第一千纪以前发挥的作用很小，因为虽然马早已经被驯化，但马鞍和马镫还没有发明，所以人们无法骑在马上自由地使用兵器，无论是挥舞长矛、短剑，还是开弓放箭都是极其困难的。它的威力直到亚述帝国时期才真正显示出来。根据现有的材料判断，亚述骑兵队伍的规模应该是非常可观的。例如，一名地方官在一次征兵中就提到了1500名骑兵和20000名弓箭手。[47]由此判断，整个亚述帝国骑兵队伍的规模应达过万甚至过十万之巨。

　　图6.9 亚述骑兵浮雕。约公元前700—前692年。出自尼尼微

　　亚述军队的最强战斗力表现在行军速度快，进攻速度快，追击退却的敌人的速度快，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骑兵的快速作战能力。亚述骑兵的马匹供应主要来源于被征服的北部和东北部臣属国，而武装起来的亚述骑兵又在亚述帝国镇压包括北部和东北部臣属国在内的各地反叛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亚述骑兵的马匹有的是臣属国的纳贡物品，有的则是通过劫掠获得的。位于伊朗西北部的乌尔米亚湖以南的地区以盛产优良马匹著称，所以亚述与其北部邻国乌拉尔图为争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连年不断地发动战争，他们争夺的是骑兵队和战车兵队所需要的马匹资源。萨尔贡二世对此曾如此炫耀：

　　对于那些居住在乌拉尔图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他们对掌握骑兵马匹技术的喜好不复存在了。那些小马驹……是为皇家军队喂养的，我们每年收集一次，然后把它们送到苏比（训练）基地（the Land of Subi）。我们看到它们所拥有的本领，它们不让任何人骑在它们的背上，它们不需要接受前进、旋转、撤退或者一切战斗训练。[48]

　　文献中通常提到的这一地区的优良马匹有两种，一种是库善马（the Kusian），另一种是莫善马（the Mesian），它们产自北部或东部的不同地区。有很多文献资料表明，亚述人训练马匹的技术也是从这一地区的居民那里学来的。

　　图6.10 亚述浮雕：亚述骑兵在战斗中。约公元前728年。出自尼姆鲁德

　　（四）工程兵

　　亚述军队拥有专门的工程部队，用于为军事行动和战役修建道路、桥梁、营房、战壕和其他防御工事等，以保证军队战略战术的正常实施。从保存下来的图像资料中可以看出，古代亚述人的筑城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亚述人修建的军营，通常就构成一座长方形或椭圆形的坚固的堡垒，筑有高大的城墙，以及用于瞭望和发射弓箭等兵器的高塔。

　　亚述的工程兵还用于亚述军队的主要战术之一的围城术。在亚述王宫的浮雕中，就保存有亚述军队围攻敌人城池和要塞、堡垒的生动画面。亚述军队通常把敌人的城池和要塞、堡垒围困起来，然后由工程兵修筑浮桥、栈桥和挖掘壕沟，以及制作其他攻城工具，配合围城战术的实施。

　　亚述工程部队的传统和技术，通过波斯人传给了古罗马人，最终成为西方古代军事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海军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尤其是巴比伦尼亚，拥有十分发达的水路交通条件，也拥有造船的技术和传统，但巴比伦人把它们主要作交通和贸易之用，巴比伦人的海军几乎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亚述人为满足其开疆扩土、建立庞大帝国之需，试图在其臣属国的帮助下建立自己的海军舰队。腓尼基人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造船师和航海家，在亚述帝国征服腓尼基人的各城市，迫使它们称臣纳贡后，腓尼基人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便被亚述人所利用。最初，亚述人直接利用腓尼基人的舰队出征，例如，萨尔贡二世出征塞浦路斯时指挥的就是腓尼基人的舰队。后来，亚述人把腓尼基人请到尼尼微来为自己建造船只，试图打造自己独立的海军舰队，亚述的统治者们对这一点是抱有很大的期望的，这种期望是与他们征服和统治世界的期望相一致的。辛那赫里布就建立起了自己的舰队，并派这支舰队出师波斯湾，但由于航海家和优秀的海军水手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训练出来的，辛那赫里布舰队中的海军水手还得依靠腓尼基人，他们来自西顿和推罗等城市。强大的陆军是亚述统治者开疆拓土的主要依靠，海军则是他们的缺憾，建立强大的海军一直是亚述统治者们的梦想，他们都把每一次海军行动看成是十分重大的事件，要浓墨重彩地记录在自己的铭文中。

　　图6.11 亚述浮雕：亚述海军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作战中。约公元前700—前692年。出自尼尼微

　　（六）通信兵、工兵、侦察兵和间谍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君王们并不是每次都随军出征，但他们需要随时了解战争的进展情况。另外，军队指挥官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中，需要向下传达作战命令，因此，通信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争中，已经出现了工兵部队、侦察兵和间谍。工兵主要用于暗中破坏敌人的防御工事等，他们通常通过暗中挖掘坑道来实施对敌人防御工事的破坏。侦察兵主要用于侦察敌情等活动。间谍则主要是用来获取敌人的重要情报等。通信兵、侦察兵和间谍构成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军事情报体系。在公元前第二千纪的时候，美索不达米亚的信使们就在“幅员1000平方千米的政治和军事版图上穿梭着，从地中海到波斯湾”，“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谍报人员收集起来的”。[49]美索不达米亚的谍报系统在古代可以说是非常发达的。例如，在一份来自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的文献中，直接提到了间谍。这份文献是其国王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的儿子伊什美达干给他弟弟雅思马赫阿杜的书信，内容如下：

　　当我到达伊克拉图姆城之时，我听到了哈尔布城（Harbu）叛变的消息，它投靠了埃什努那。我准备派出一支军队，但没有船只运载军队渡过亚波利亚河（Yabliya）。你收到这份泥板书信后，立即派20艘船到亚波利亚河，每艘船能运载120名（士兵）。如果你发送空船过来，将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敌人的间谍人员将会向敌人报警。所以，要装上1000霍摩尔（homer）的粮食，搭载100霍摩尔的面粉和10霍摩尔的啤酒，按每艘船50霍摩尔粮食的比例平均装载，然后让船只顺流而下。当你下令发船之时，不要提及士兵的数量。当你下发命令时，应该这样指示：“我们发送的粮食船队是为了供给亚波利亚河的居民，面粉和啤酒是为了供给亚波利亚河的城堡。”（ARM V No.81 ?Durand 1998 No.539）[50]

　　这份文献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的军事战略部署是非常周详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的谍报系统也是非常发达的，所有的战略意图都需要较好的迷惑性或欺骗性。美索不达米亚谍报系统的发达还揭示出当时交通的便利和各国外交往来的畅通。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对地理环境的熟知，没有各国外交往来的关系，通信和谍报系统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谍报系统的发达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综合交往状况。

　　亚述帝国时期，谍报系统就更为发达了。公元前8世纪末，面对乌拉尔图王国在东北部边境的压力，亚述的情报系统不断地通过书信的形式，从边境向国王报告乌拉尔图人的详细信息，包括他们随时随地所处的位置以及未来的动向或意图等。亚述的间谍获取了乌拉尔图军队的详细人数、行动方向、行军路线以及最终目的地等情报。亚述帝国的间谍人员或侦察兵称为“达雅鲁”（dayalum），他们被派往帝国领土进行情报搜集活动。为了获得敌人的详细情报，甚至包括各级头领的真实姓名，他们必须与敌人军队内部的人员保持必要的联系。敌人内部的人员通过两种途径获得：一种是有目的地抓获俘虏，试图从俘虏口中审问出想要的情报；另一种也是一直流传到现在的做法，即花钱雇用或购买谍报人员。实际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谍报人员不仅向他们的国王或中央政府报告有关敌人的军事情报，还搜集一切可能影响敌人军队士气的信息，如敌人内部的宗教不满情绪等。为了使自己的情报系统发挥最大的威力，亚述的统治者们在自己的宫廷里招揽了熟悉各国语言的翻译人才。

　　二、亚述帝国的基本战略

　　在古代，战争的频仍使其成为并不受人民喜欢的生活状态之一，而国家战略是与军事战略密切相关的。

　　（一）城市选址和城防建设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在战争和军事方面第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和举措，就是城市的选址和城防建设。古代的战争基本都是在地面水平线上进行的，因此防御首先要针对来自地面水平线的进攻进行设计安排。战争的经常化使得每个城市国家都首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来考虑，而这种考虑的最首要因素便是城市的选址和城防建设。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国家基本都是城邦形式的国家，即使后来发展到帝国阶段，首都城市也构成了国家的核心，因此核心城市的安危就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

　　一般来说，城市的选址最好前傍水后依山，有高处的堡垒或要塞地势最理想，这样一来易守难攻，二来进可攻退可守。但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平原地区而言，城市几乎都是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地区发展起来的，虽然也都尽可能地选在相对高的地势修建，使城市高出周围的平原，但总体来说，没有太多易守难攻的天然地理条件，因此对城防建设的依赖程度便大大增加。城墙的修建是最重要的防御手段。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城市在这方面又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因为这里没有坚固的石头作为建筑材料，甚至缺乏可用的木材，只有两河富产的淤泥以及蒲草和芦苇等可用作建筑材料。修建城墙的砖就是用黏土混合碎草制作而成的，这种砖分为一般太阳晒成和进炉烧制而成两种，烧制而成的砖由于硬度更大和更持久耐用而被用来修筑城墙，使得城墙更坚固。城墙可能分为内外两层，内城墙更接近王宫。城墙上根据需要开设城门，城门由皇家卫队守护。在城墙外边修建护城河，成为另一个重要的城防手段。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一般都修建有护城河。

　　图6.12 描绘亚述军队宿营的浮雕。公元前865—前860年。出自尼姆鲁德

　　（二）军事要塞和首都的修建

　　军事要塞和军事首都的修建，成为亚述帝国军事扩张的重要战略部署。亚述的统治者们为了满足其建立庞大帝国的需要，选择在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位置建立军事要塞，保证武器与军需物品的储存与发放、粮食给养的供应、战利品的保管，以及军队的休整与训练等。军事要塞还往往建设成要塞型城市，这些要塞型城市有的还发展成亚述帝国的军事首都，成为亚述帝国进攻与防守的大本营。所以，在亚述帝国本土境内，沿底格里斯河形成了一连串的都城群，构成亚述帝国的一道风景。

　　图6.13 亚述浮雕：土耳其安纳托利亚要塞。雪花石膏浮雕。公元前8世纪。出自尼姆鲁德

　　卡尔胡城最初就是沙尔马纳赛尔一世在公元前13世纪修建的一座军事要塞型城市，在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统治时期建设成亚述的一座都城。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堪称亚述帝国的战略家，长期在帝国北部的跋涉征战使他认识到在这里建立一座都城的必要性。由于亚述帝国的首都亚述城位居南部，对其军事征伐形不成有力的支持，所以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早年在北部的战争主要以埃尔比尔或尼尼微作为其作战基地。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要为帝国建造一座新的都城。进入他选都视野的要塞型城市有很多，土什罕（Tushkhan）是其中之一。土什罕是一座破旧的古城，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把它建设成一处驻防要塞，而实际上它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要塞型城市，成为军备城市和行政管理中心，它储备着大量从邻近地区收集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以备战争之需。国王可以从这里径直出征，而没有古老祭祀中心或居住型商业中心城市所带来的不便。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最终选择了卡尔胡城，因为它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不仅位于北部，还位于上扎布河（the Upper Zab）注入底格里斯河的交汇处。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是在沙尔马纳赛尔一世所建古城的废墟上重建新城的，他从上扎布河引水，为新都城修建了一条运河，把两条河连接在一起。他在新都城修建了许多宏伟的建筑，配有污水处理系统，污水被利用来浇灌果园。他把帝国境内许多地区的人民迁到新都城居住，使卡尔胡城成为国际型城市。为庆祝新都城的落成，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庆祝宴会。

　　萨尔贡二世也为自己修建了一座新都城，取名杜尔-沙鲁金（萨尔贡堡）。萨尔贡堡位于尼尼微东北20英里处，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陶鲁斯山脚距离尼尼微以北不足30英里，而翻过山就是乌拉尔图王国，它是当时能够对亚述帝国构成威胁的唯一强国。乌拉尔图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像蛇一样选择山间小道穿山而过，进入尼尼微的平原地带。萨尔贡二世把杜尔-沙鲁金城或萨尔贡堡的地址选在尼尼微和通往陶鲁斯山脚下的道路最狭窄的入口处中间。

　　在亚述帝国的要塞型城市和军事首都中，通常有一座综合性建筑，其字面上的意思是“军队之宫”或“军宫”（ekal ma?harti），实际上就是军营。军营内有很多庭院，主要供军事训练之用。随着战争的频繁和士兵的增多，军营的容量显得越来越狭小，这一点在国王的铭文中就有所反映。例如，埃塞尔哈东这样记述道：在尼尼微的“军队之宫”中，“在我之前的国王们，我的先祖们，为军营提供了许多合适的设备，用来保养骏马、骡子、战车、战斗装备以及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这个地方已经显得太小了，无法进行战马训练和战车演习”。[51]“军宫”同时还是“军工厂”或武器库，存储有大量的武器。在“军宫”中，还有自己的军事书记官。实际上，“军宫”就是要塞型城市和军事首都的“总指挥部”。

　　亚述帝国的统治者们不仅沿底格里斯河修建了一连串的都城，作为战争或军事基地，还在亚述以外的被征服地区设立要塞或军事基地。亚述军队通常选择当地居民古老的堡垒进行重建，建成自己所需要的要塞，并以亚述人的名字重新为要塞命名。这类要塞同样配备适当的军需物资，以供养人马之需。其中较著名的例子来自萨尔贡二世。他在关于公元前714年对乌拉尔图人战争的记载中，提到了他在伊朗西北部占领了一座强大的堡垒，这个堡垒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可以有效地控制两个对亚述怀有敌意的地区，他重修了这个堡垒，使它成为坚固的要塞，为“它配备了粮食、油、酒和武器装备”。[52]

　　三、亚述军队的主要战术

　　在战争中，不仅战术的使用反映出了指挥官的军事智慧，战术的发展还体现出了战争的需要，甚至折射出战争艺术的丰富性。

　　图6.14 描绘亚述军队围攻敌人城池的浮雕。约公元前865—前860年。出自尼姆鲁德

　　（一）围城术

　　都城是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国家存在的标志，攻下都城就等于征服了城市国家。所以以征服为目的的战争，其主要目标往往直指对方的都城。由于都城一般都修筑有坚固的防御体系，很难一举而攻克，所以围城成为最主要的攻城战术。巴比伦人和亚述人都非常善于围城术，他们已经把围城战提高到了艺术的层面。

　　围城术首先是包围目标城市，切断其与外界的联系，尤其是切断其粮食和其他物品的供应，降低其抵抗能力，这样还会造成城中人的恐慌和混乱。在面对强大的敌人，单纯依靠攻城很难奏效的情况下，这个战术是最经常使用的。在亚述文献中，这样的记述比比皆是。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亚述王辛那赫里布和亚述巴尼拔对巴比伦城的围困。辛那赫里布使“巴比伦城遭到了严密的封锁和围困，灾荒、饥饿、短缺……所有的城门都被严密封锁，没有一个人能够出得去……由于没人掩埋，尸骨堆满了巴比伦城的各个广场”，然后辛那赫里布一举攻克之。亚述巴尼拔对巴比伦城的围困，使城内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他们（指巴比伦人）因饥饿而食自己的孩子，他们嚼食皮带”。[53]

　　实施攻城计划则需要严密的组织。运输保障是最基本的前提，因为要拉载沉重的攻城设备和器械，如有轮子、有装甲设备的攻城车等。为保证攻城士兵的饮食、休息甚至娱乐活动，亚述军队通常在城外修建筑有堡垒的坚固的营房。攻城的方法或手段多种多样。首先是工程兵修建浮桥或吊桥以及坑道，使攻城士兵渡过护城河接近城墙。然后，利用攻城槌或攻城车攻破敌方的城门。攻城槌或攻城车是安装在车轮上的一种快速移动装置，主体是圆木，撞击城门的部位是圆木的一端，在这一端上包裹着坚硬的金属，圆木攻城槌用金属链子吊在车轮装置上。攻城时，利用推动车轮前进的速度和力量形成对城门巨大的撞击力，从而攻破城门。为了使攻城车的速度加快、力量增大，亚述人通常会修建专门的斜坡车道，斜坡车道主要是通过把土和石块填充到木框架结构中修建而成。攻破城门的另一种方法，是在城门的地基底下把建造城墙的基石挖出来，从而破坏城墙。还有一种突破城墙的手段，就是利用攀登城墙的梯子，攻城梯也是很有效的工具。当守城士兵利用弓箭和滚石甚至泼洒油类燃烧物进行防御抵抗时，攻城部队一方面利用盾牌掩护前进，另一方面利用移动的攻城塔对守城军队实施战略性打击。移动攻城塔上面搭载有出色的弓箭手，目的是对守城敌军的关键性防御据点实施有效打击，从而保证整个攻城部队顺利前进。

　　图6.15 亚述浮雕：亚述军队利用六轮攻城车攻打城堡。约公元前728年。出自尼姆鲁德

　　尽管使用攻城车、攻城塔和攻城梯等手段，在交战双方实力相当的情况下，终究还是易守难攻。古巴比伦早期的一份来自埃什努那王国的文献，就报告了敌人连续攻城失败的情况：

　　图6.16 描绘亚述军队渡河的浮雕。约公元前865—前860年。出自尼姆鲁德

　　致我的主人：军队状况良好。城市安然无恙。我主的守军很强大。尽管阿摩利人发动的战争已经持续了10年，使用了10辆攻城车、10辆攻城塔和20架攻城梯（？），我仍然保持着我的城市的强大。我主不必担心。[54]

　　另一个用于围城术的攻城武器是火。火攻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在楔形文字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未发现有实战的例子，那就是用芦苇燃烧的烈火焚烧城墙，使城堡断裂，这种方法可能只对不太坚固的城墙才有效果。另一种在实战中屡获成功的火攻方法，是用弓箭向被包围的城市中投射火焰，守城的军队也用弓箭向围城部队的攻城车上投射火焰。在特殊情况下，守城军队还试图使用近东地区富产的原油来焚烧围城军队专为攻城车修建的斜坡车道。亚述王埃塞尔哈东为我们留下了相关的记载：

　　正当我在这一地区高歌猛进之时，我修建的攻城斜坡车道……乌普莫城（Uppume）。在平静的夜晚，他们往斜坡车道上喷洒石油，并在上面点火。在众神之王，马尔都克的命令下，北风——众神之主的令人愉悦之风——转变了方向，火神喷射的火舌掉转过来，吹向了乌普莫城。火没有烧到斜坡车道，却烧着了乌普莫城的城墙，将它化为了灰烬。[55]

　　（二）平原大战

　　战术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役展开的地理环境。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形非常富于变化，其中平原地区占据重要位置，因此平原战争自然非常多。亚述军队非常善于平原作战，他们的步兵、战车兵和骑兵都有优势，都适合于平原作战。平原作战往往很难避免短兵相接，因此最为残酷，最具血腥味。亚述王辛那赫里布为我们描绘了平原作战的惨烈状况。公元前691年，辛那赫里布率军在底格里斯河岸的平原地带迎战入侵的埃兰军队。辛那赫里布记载了入侵敌军的情况：

　　他们像春天的蝗虫一样群集前进，他们联合起来与我对峙，准备战斗。他们脚步卷起的尘土弥漫着宽广的天空，犹如寒冷天气里随时倾泻而下的暴风雨。他们在底格里斯河岸的哈鲁勒（Halule）与我摆开战斗的阵势。他们阻断了我通往饮用水的道路，做好了战斗的准备。[56]

　　面对这种局势，辛那赫里布向神祈祷，请求神灵保佑他获得胜利，然后戴上盔甲，踏上战车，投入了战斗。辛那赫里布对战斗，或更确切地说是自己的胜利，做了如下的记录：

　　在伟大的主，阿淑尔神的指挥下，我像飓风一样冲击敌人……我让他们溃不成军，我让他们节节败退。我用标枪和弓箭刺穿敌人的军队。埃兰王的指挥官洪班温达沙（Humban-undasha），连同他的王公贵族们……我割断他们的喉咙，就像割断羊的喉咙一样……敌人血流成河，我跃动的骏马，训练有素，在马具的引导下，冲入由敌人身体流出的鲜血汇聚而成的河流。我的战车车轮被敌人的鲜血染红，被敌人的秽物污染。我用像牧草一样丰厚的敌人士兵的尸体，铺满了平原……[57]

　　从辛那赫里布的记录中我们看到，埃兰军队也使用战车进行作战，不过他们的战车手和骑手从一开始就抵挡不住亚述军队的冲击，战死沙场。辛那赫里布宣称，他获得了完全的胜利，歼敌150000人。

　　（三）游击战

　　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平原地区不同，北部多山的地形更适合游击战。萨尔贡二世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游击战的精彩战例。萨尔贡二世的这个战例发生在伊朗西北部的山区，他是通过骑兵实施他的游击战的。

　　萨尔贡二世统治时期，乌拉尔图是亚述最强劲的敌人之一，曾经组织成立二十三国反亚述联盟。萨尔贡二世率军远征，决心与乌拉尔图人决一死战，他最终战胜了乌拉尔图组织起来的二十三国联盟。在这场发生在伊朗西北部山区的战役中，萨尔贡二世显示了作为一军统帅的高超的战术素养。乌拉尔图国王和他的主要盟军意图利用多山的地形对亚述军队展开伏击，但萨尔贡二世审时度势、将计就计，利用游击战一举击败乌拉尔图及其盟军。整个游击战是这样进行的：

　　乌拉尔图国王及其盟军撤退至山里，而实际上设下了埋伏，引诱萨尔贡二世的军队进山，欲一举歼灭之。布置好了之后，乌拉尔图国王派信使向萨尔贡二世挑战，萨尔贡二世看清了形势，迅速采取了有效的游击战。尽管他的主力部队存在着问题，但萨尔贡二世置之不理，率领他的私人骑兵卫队冲入敌人伏兵的心脏，骑兵卫队由一名指挥官带领，他自己则驾乘一辆轻装战车。面对萨尔贡二世骑兵卫队突如其来的袭击，乌拉尔图人的防线未及做出反应就被冲破了，萨尔贡二世占领了敌人的大本营，并攻到了乌拉尔图国王本人的营前。乌拉尔图国王的战车根本无法参加战斗，因为驾车的马匹都被亚述军队射死了。乌拉尔图国王弃车而逃，其狼狈相成为亚述人的笑柄。乌拉尔图军队遭到重创，其残部慌不择路地逃进山里。

　　（四）心理战

　　在亚述人征服和建立帝国的过程中，攻心术或心理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亚述人特别擅长心理战。亚述人的心理战手段多种多样，这些手段的核心目的就是不仅在心灵上震慑对方，而且震慑四方，使亚述帝国四面八方的人都有恐惧感。

　　图6.17 三幅亚述浮雕。上图描绘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正在攻打叙利亚的一座城市，下图描绘亚述军队正在把战败的敌人的保护神掳走，中间的楔形文字记载了亚述军队重新安置敌人俘虏的情况。约公元前728年。出自尼姆鲁德

　　亚述人的心理战首先是向世人宣传，让他们相信，亚述人所从事的战争是“圣战”，他们所代表的是神的旨意。任何反抗神的旨意的企图，最终必将难以摆脱失败和灭亡的命运。亚述军队在获得战争胜利后，要把敌方的保护神的神座一起掳走，把敌人的精神依赖打垮。另一种心理战是向敌人和臣属国炫耀武力，让他们知道亚述帝国的强大，知道强大的亚述军队是不可战胜的，使他们不战而胆寒，目的是压制他们的谋反之心。在亚述王宫中描写战争场面的浮雕，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例如，在卡尔胡的阿淑尔那西尔帕王宫中，似乎就有专门的展厅，以浮雕的形式向来访的各国统治者和使节展示亚述的强大实力。亚述人还往往在临战前大打心理战，目的是企图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迫使敌人投降。主要做法是在阵前向敌方部队喊话，目的是消磨他们的意志，瓦解他们同仇敌忾的抵抗情绪。例如，在辛那赫里布攻打耶路撒冷之时，他派代表用亚述语对这座圣城的官员们进行规劝，让他们放弃抵抗，臣服于强大的亚述帝国。在遭到耶路撒冷城市官员们的拒绝后，辛那赫里布的亚述代表又把规劝对象转向了城墙上的守城士兵，用希伯来语向他们喊话，告诉他们一些他们不知道并且他们的头领永远也不可能让他们知道的信息。

　　通过处理战俘的方式开展的心理战，是历史上最残酷的心理战。主要做法是，对战俘斩首示众，甚至以更残忍的方式示众，以警示远近的臣属国和其他敌人，让他们知道反抗亚述或与亚述为敌是没有好下场的。一位亚述学家根据史料做出了这样的描绘：“在达到其军事目的后，他们会接着劫掠和焚烧房屋，强奸妇女，将孩子活活烧死，以及残杀或残毁男人。牺牲者的身体或头颅被他们钉在城墙墙头的木桩上，或者将他们被砍断的手、割下的鼻子、下唇或头颅堆成堆，向其他人说明抵抗亚述人统治要付出的代价。他们的尸体也可能会被切成小块喂狗、喂猪和饲养秃鹫。”[58]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萨尔贡二世镇压曼耐伊人（Mannaeans）反叛的战争就是其中之一。曼耐伊人居住在扎格罗斯山的另一边，伊朗西北部，乌尔米亚湖以南地区，他们处于亚述和其北部的主要竞争对手乌拉尔图的包夹之下。公元前716年的时候，曼耐伊人的国王是亲亚述的。然而乌拉尔图国王鼓动两名曼耐伊人的总督造反，谋杀了亲亚述的国王。萨尔贡二世不能坐视不管，他说：“我在阿淑尔神面前举起了手，他将向曼耐伊人的土地复仇，使它重回到亚述的边界之中。”[59]他活捉了一名造反的总督，剥下了他的皮向曼耐伊人示众。曼耐伊人马上领会了这位亚述国王的意图，被谋杀国王的兄弟和继承者乌鲁苏努（Ullusunu），最初与乌拉尔图签订了同盟条约，现在则转向了亚述。萨尔贡二世说：“曼耐伊人乌鲁苏努与他的整个国家集合在一起，握住了我的双脚。我对他们给予了怜悯。我原谅了乌鲁苏努的罪过，把他安置到了王位之上，从他那里收取贡赋。”[60]

　　以高额的金银悬赏反叛者的躯体，且无论死活，是另一种心理震慑。辛那赫里布和他的孙子亚述巴尼拔都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辛那赫里布以与反叛者身体同等重量的银子作为悬赏，而亚述巴尼拔则以与反叛者身体同等重量的金子作为悬赏，而且领赏者带来的无论是反叛者本人还是其尸体，都享有同样的奖赏。

　　对于溃败逃跑的敌军，不一定非要赶尽杀绝，其目的是希望逃生的敌人回到家乡后能够把自己经历和看到的惨状讲述给别人听，以收到“恐吓”的效果。这是亚述人采取的另一种形式的心理战，这种形式的心理战有时也很残酷，主要还是涉及对待俘虏方面。“亚述人有时候不会屠宰俘虏，而只是弄瞎他们的眼睛，然后释放他们，让他们去证实用眼睛最后看见的恐怖情景。”[61]溃败的敌军士兵，如果没有被俘，情况要好一些。公元前714年，萨尔贡二世在击败乌拉尔图及其盟军的重要战役中公开声称：“对于那些逃生的残余部队，我让他们自由而去，让他们去颂扬我主阿淑尔的胜利。”[62]结果，乌拉尔图及其盟军的残部，一些人逃到山上死在那里，另有一些人经过艰难跋涉返回故乡。返回故乡的士兵向自己的同胞们讲述着自己痛苦的战争经历，宣扬着亚述军队的强大和不可战胜，这些故事深深地打击着敌对国听众们的心灵。对此，萨尔贡二世这样记述道：“他们的首领，那些亲历过战斗的人，那些从我武器下逃命的人，他们所接近之人，都被死神的恶毒笼罩着，他们向所接近之人详细地讲述着阿淑尔的荣光……所以，听他们讲故事的人也变得像死人一样。”[63]

　　[1] I.J.Gelb，“Prisoners of War in Early Mesopotamia”，JNES，32 （1973），pp.83-84.

　　[2] ANET，p.268.

　　[3] J.N.Postgate，Early Mesopotamia：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242.

　　[4] 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p.88-89.

　　[5] 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88.

　　[6] Marc Van De Mieroop，King Hammurabi of Babylon，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5，p.23.

　　[7] Marc Van De Mieroop，King Hammurabi of Babylon，pp.23-24.

　　[8] Benno Landsberger，“Remarks on the Archive of the Soldier Ubarum”，JCS，Vol.9，No.4（1995），p.126.

　　[9] 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94.

　　[10] 关于古巴比伦时期28位将军的名单，见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p.95-96.

　　[11] 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95.

　　[12] 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97.

　　[13] Norman Yoffee，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Crown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1973，p.86.

　　[14] Norman Yoffee，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Crown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p.86.

　　[15] 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p.94-95.

　　[16] 原文及英译文参见Norman Yoffee，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Crown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p.93。

　　[17] 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103.

　　[18] Norman Yoffee，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Crown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p.131.

　　[19] Norman Yoffee，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Crown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p.97.

　　[20] 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43.

　　[21] H.W.F.Saggs，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p.245.

　　[22] H.W.F.Saggs，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p.245.

　　[23] A.Marzal，“The Provincial Governor at Mari：His Title and Appointment”，JNES，Vol.30，No.3（1971），p.192.

　　[24] Norman Yoffee，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Crown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p.92.

　　[25] Norman Yoffee，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Crown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p.86.

　　[26] Norman Yoffee，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Crown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p.87.

　　[27] 关于纳第图女祭司社会地位的详细论述，参见于殿利：《巴比伦法的人本观——一个关于人本主义思想起源的研究》，第50～54页。

　　[28] 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91.

　　[29] 纳贡人为从王室领取份地（ilkum）并向王室交纳大量田地收获物之人，他们所承担之义务亦称ilkum义务。他们在这里虽然与里都和巴衣鲁等一并被提到，但他们的身份不属于阿维鲁，而属于穆什钦努。关于纳贡人身份、性质及其地位的论述，参见施治生、徐建新主编：《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175页；周怡天：《关于古巴比伦社会经济的札记两则》，见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编：《世界古代史研究》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0～53页。

　　[30] 参见林志纯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第75～76页。

　　[31] 参见林志纯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第76页。

　　[32] 参见林志纯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第75页。

　　[33] 萨含（Sa??an）为赫梯公社成员所承担的军事义务，以及与这军事义务相连的份地。“萨含”人即指享有该份地，履行该军事义务之人。这一点与古巴比伦时期里都和巴衣鲁所领取的份地及所承担之军事义务十分相似。

　　[34] 参见林志纯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第152～153页。

　　[35] 参见《汉谟拉比法典》，杨炽译，第72～75页；林志纯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第85页。

　　[36] A.Marzal，“The Provincial Governor at Mari：His Title and Appointment”，JNES，Vol.30，No.3（1971），p.191.

　　[37] A.Marzal，“The Provincial Governor at Mari：His Title and Appointment”，JNES，Vol.30，No.3（1971），p.191.

　　[38] A.Marzal，“The Provincial Governor at Mari：His Title and Appointment”，JNES，Vol.30，No.3（1971），p.191.

　　[39] R.Harris，Ancient Sippar：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Old-Babylonian City（1894-1595 B.C.），p.87.

　　[40] 参见刘家和、王敦书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41] J.N.Postgate，Early Mesopotamia：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p.245.

　　[42] J.N.Postgate，Early Mesopotamia：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p.245.

　　[43] [美]斯蒂芬·伯特曼：《探寻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秋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01页。

　　[44] 转引自[美]斯蒂芬·伯特曼：《探寻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秋叶译，第406页。

　　[45] J.N.Postgate，Early Mesopotamia：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p.249.

　　[46] 转引自[美]斯蒂芬·伯特曼：《探寻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秋叶译，第404页。

　　[47] H.W.F.Saggs，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p.253.

　　[48] H.W.F.Saggs，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p.169.

　　[49] J.N.Postgate，Early Mesopotamia：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pp.250-251.

　　[50] Marc Van De Mieroop，King Hammurabi of Babylon，p.8.

　　[51] H.W.F.Saggs，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p.251.

　　[52] H.W.F.Saggs，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p.252.

　　[53] H.W.F.Saggs，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p.261.

　　[54] J.N.Postgate，Early Mesopotamia：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p.252.

　　[55] H.W.F.Saggs，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pp.260-261.

　　[56] H.W.F.Saggs，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p.258.

　　[57] H.W.F.Saggs，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p.258.

　　[58] [美]斯蒂芬·伯特曼：《探寻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秋叶译，第408页。

　　[59] H.W.F.Saggs，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p.250.

　　[60] H.W.F.Saggs，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p.250.

　　[61] [美]斯蒂芬·伯特曼：《探寻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秋叶译，第408页。

　　[62] H.W.F.Saggs，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p.249.

　　[63] H.W.F.Saggs，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p.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