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兹、奥康纳和格伦德曼都针对当代生态危机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应对策略，但具体观点有所不同。

　　高兹尽管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引起生态问题的根源，但他认为马克思主张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称为生产逻辑，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逻辑中不可能滋生出社会主义，他强调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主义的实现只能基于生态理性，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策略的理论基础是生态理性。

　　高兹反对后现代主义者把后工业社会的问题归于现代性过程和理性的危机的观点，认为生态危机等后工业社会的问题不是理性导致的，反而恰恰是那种以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非理性的选择导致的危机，高兹将它称为经济理性，认为正是这种非理性、伪理性化的手段使合理化走向了反面。他认为经济理性的产生是与资本主义的形成同步的，它以计算和核算为基础，与计算机和机械化、自动化联系在一起，由于劳动手段的改进、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出更多的额外价值，并产生了更多空余时间，但加剧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导致的工人阶级的异化，使工人被经济理性和机器控制，丧失了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主体的能力，于是高兹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摧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前提。首先，工人的劳动不再包含任何力量。一个社会活动没有力量的阶级既没有掌握权力的手段，也没有这样做的意识。其次，劳动不再是工人自己的活动。现在无论在工厂还是在办公室，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劳动是一种被动的、预定的活动，它完全从属于一架大机器的运转，没有为个人的积极性留下任何空间。”[1]经济理性使劳动成为征服和统治工人的物化力量，消灭了作为生产劳动的潜在主体和社会关系变革的潜在主体的工人，使得作为一种阶级力量的能够承担并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工人阶级的消失，造成后工业社会中“非工人非阶级”的社会现实，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失去了主体，已经不可能实现。

　　高兹认为在后工业社会条件下，只能通过以生态理性代替经济理性的生态运动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生态理性是人们对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将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限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避免单纯追逐利益的生产对资源和生态平衡的破坏。高兹认为生态理性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中已经存在，人们依据生态理性决定自己的需求以及生产活动，“人们自发地限制需求而将工作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工作到自认为满意为止，这种满意就是指自认为生产的东西已经够用了。‘够用’这一范畴调节着满意的程度和劳动本身的量之间的平衡。”[2]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摧毁了生态理性，代之以经济理性，生产不再为了满足需求，而是为了获取交换价值，被通过市场进行交换以获取利润这一目的驱使，不再满足于“够用”，而是追求“越多越好”，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高兹认为要想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在后工业社会中重建生态理性，使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使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生产逻辑服从于社会的生态逻辑。他将生态理性归结为“更少但更好”的口号，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人们生活得更好而劳动和消费得更少的社会，必须改变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和过度消费，尽量使用可再生能源，保护不可再生能源。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通过尽可能好的方式生产有高度使用价值和耐用的产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并在生态理性的指导下，对包括产品设计、消费、物质再循环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过程进行生态学重建，对能源、化工、运输、农业进行生态学重建，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以有助于生态理性和生态学的重建为目的，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劳动时间，把人们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劳动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

　　高兹还对理想中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许多具体构想，认为未来的社会中民众充分享有自由和民主权利，参与国家经济政治生活的管理，社会主要的生产企业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财产，并由工人直接管理，按照耐用、易修理、易生产、无污染的标准生产低能耗、高质量、能够满足所有人需要的产品，工人能够根据需要确定产品的品种、采用的技术、质量标准、生产目标并自由地安排工作时间，组织生产过程，社会将实现充分就业，工人们将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用于生产必要产品的时间将大大缩短，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应增加。人们将能够依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自由地选择职业，学习不同的技能，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安排学习和工作的时间，比如春季从事建筑业，夏季从事农业，真正使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而不是谋生的被动手段。在劳动过程中人们可以在街道、城镇、社区根据生产需要自发组织起来，建立生产机构或工厂，拥有自己的生产设备，自由地生产需要的东西。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政府将依据“更少地劳动”“更好地消费”“将文化重新整合到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原则管理社会，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生活、与他人和谐共处并积极主动地发展自我、参与民主提供最适宜的条件。社会将具有健全的社会福利与保障系统，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已经足以生产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基本需求的产品，人们能够从异化劳动中解脱出来，劳动成为目的而不再是谋生手段，不再单纯为了经济利益和物质生活资料，成为使人获得快乐与满足、自由自觉的真正有意义的活动。国家将更多地投入公共设施和交通手段的建设，鼓励人们使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减少乃至终结私人汽车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社会成员拥有了自由时间，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所有青年人都要学习科学技术和生产知识，还要学习人文历史知识，推进想象力的发展和广泛的思想交流，社会成员真正实现个人的生存价值，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高兹认为他的这种生态社会主义构想是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的继承与发展。

　　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使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他提出了将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主张，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反思是奥康纳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提。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和危机的揭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润而非满足社会需要，它割裂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片面追求交换价值，将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的附属。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重点关注的是生产资本、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的周转过程之间、危机的不同形式之间及其内部在数量上发生的断裂或中断。但是它没有考虑资本与劳动在阶级力量对比上的变化，也没有考虑到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等作为生产性投入的使用价值因素的稀缺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强调了阶级斗争、工人运动、互助论等社会关系的质的方面，而没有系统地考察机器、生产技术等生产力因素和用来再生产劳动力的作为使用价值的消费品等“再生产力”因素，使传统社会主义主要强调社会运动的阶级性、政治性、经济性因素，而很少关注社会政治运动与生产条件、劳动过程的内在关系。奥康纳把苏东社会主义模式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弊端归结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只重视“量”的分析而忽视“质”的考察的结果，导致社会主义者虽然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定性的批判，在实践上却仅仅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等量性目标，不是从生产条件、劳动过程入手追求正义，而是在劳动结果和分配过程中追求一种社会民主的“分配性正义”。这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经济建设中的成功，但同时带来了一些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无法合理解决的问题。这种认识尤其在意识形态上是自我毁灭性的，因为它将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等同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而且通常还将其等同于各种形式的国家主义，造成实践过程中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偏离和政治上的失败。奥康纳同时强调，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失败不能被等同于“社会主义”理念的失败，他坚信社会主义理念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并认为必须恢复真正的社会主义理念，要将它从定量的改革实践和分配性正义的迷恋中拯救出来，代之以（或补充进）定性的改革实践和生产性正义，并从意识形态上斩断它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关联。“生产性正义”作为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决定了他应对生态问题的基本策略和实践途径，如他明确指出的：“正义之惟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的惟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态学社会主义。”[3]

　　奥康纳所指的“定量的改革实践”指的是传统社会主义围绕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待遇、实现充分就业等可量化目标进行的社会实践；而“定性的改革实践”是指围绕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进行的社会实践。他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的定量的改革实践并没有真正摆脱资产阶级分配性正义价值观的束缚，定性的改革实践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定性的理论批判的实践要求，即消除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异化和颠倒，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按照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这也是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奥康纳认为定性的改革实践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即“生产性正义”，它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必然结论。但是在实践中，传统社会主义却导向了分配性正义的要求，而分配性正义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作为意识形态核心原则的“正义”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体现。奥康纳指出：在资产阶级思想中，所谓的“正义”是指事物的平等分配，而不是指事物的平等生产，例如资产阶级强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指人人都平等地制定法律，而只是社会成员对资产阶级精英制定的法律的平等地接受，它关涉的是个体的权利和要求，而不是社会的权利和要求。就生态维度而言，这种正义实质上是指与交换关系有关的生产和积累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或积极的和消极的外化物的平等分配，奥康纳也将它称为“社会民主的分配性正义”，认为它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经济的正义、生态的或环境的正义、社区的或公共的正义。经济的正义包括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平等分配与财富和收入的消极外化物的平等分配。生态的或环境的正义包括环境利益和环境危害风险与成本的平等分配。社区的或公共的正义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对社区和公共环境造成的利益和损害的平等分配。奥康纳认为与分配性正义相关的任何东西，不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外化物，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而生态学社会主义追求的正义则关注生产和积累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的生产，关注包括劳动关系在内的社会生产关系，因此是一种生产性正义，它关注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强调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小化、使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关注如何消除社会生产中的自然性障碍和社会性障碍，为生产创造良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这些任务不是资本所有者能够完成的，必须通过国家乃至国际合作来完成。奥康纳提出实现生态学社会主义追求的生产性正义的途径是组织国际性的激进绿色运动，因为在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中，个别的生态组织和生态运动的力量和影响相对而言是薄弱的。他呼吁生态主义者和绿色主义者总结长期以来在生态运动中获得的经验，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既是全球性的又是地方性的思考和行动”，将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生态组织和团体及其进行的各种形式的生态斗争组织为一种国际性的激进绿色运动，以对应全球性的资本扩张带来的社会和生态问题，并进而推动一种新的民主的、生态合理的，并且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公平的生活方式。

　　格伦德曼从其人类中心主义的支配自然理论出发，把生态社会主义作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可取途径。他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理念与策略不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传统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阐释模式具有技术和经济决定论的局限性，已失去对生态问题的解释力和解决问题的实践力。生态社会主义不应当把现代社会制度简单视为由生产力决定并与之相适应的被动产物，而应当将伦理的、科学的、审美的非经济因素加入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标准中，发掘和扩展马克思主义的自然主义观，使其能够从全人类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正确对待自然，努力塑造一种真正能够支配自然的生产力，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乃至消除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的危害，为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能。因此格伦德曼把支配自然的真正实现作为解决生态问题、消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基本途径，认为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是没有真正地实现对自然的支配的结果。他的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必须增强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作为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支配自然的最高境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类才能实现对自然和社会的自觉的、完全的支配，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实现人类的自由。

　　[1] Andre Gorz，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London ： Pluto Press，1982，p. 67.

　　[2] Andre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1989，pp. 111-112.

　　[3]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538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