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鸿门宴》一开头就：“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地点、人物一下点出。毛泽东同志著名的渡江新闻稿，开头：“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时间、地点、事件，一笔切入。这种文章时间愈久，愈见风骨。魏巍当年的朝鲜战场通讯要是也这样“哇”着写，我们的战士也就不可爱了。有一篇写抗洪中省、地、县三级领导在现场的通讯，第二节直取现场，写人写事让人落泪。可惜开头很长的一段“哇”文十分碍眼。这“碍”有二，一是在事实前插了一堆与事无关的垒块，二是在事实与读者间插进了一个作者的“我”。就像红娘促成了张生与莺莺的幽会，自己却又不走，非要站在中间插嘴不可。
虽是普通的感叹，一个“哇”字就比“啊”或“哎”有这么多的区别。每个词它周围都有一种无形的包蕴和气氛，如月亮的晕圈。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称此为修辞的积极作用：“语言文字大抵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或背景，形成它的品位和风采。”“哇”字牌通讯也是一种风采，也有一种作者的心理背景，但这是一种不务实、不全身心为读者、带有三分自我表现的风采，要不得。
“要”字牌言论
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哇”字牌通讯》，是批评通讯写作的华而不实。这几年看稿多了，又发现一种“要”字牌言论。这种言论，几乎是把文件拆分成段，“要”这，“要”那，要读者去照办执行。结构也简单，一“要”到底，有时一篇能数出十多个“要”字。“哇”字牌通讯，透出一种“嗲”气、“浮”气，有做作之态；“要”字牌言论则不用装模作样，是直截了当的横气、霸气，一股强迫命令之气。
报纸和读者的关系是一种自愿结合的我登你看、我说你听的组合，并表现为一种自愿的市场供求，读者在自由地购买或订阅报纸。这中间没有任何的上下隶属、行政约束。一份报纸好看不好看，有没有读者，全靠两样东西：第一，有没有事实信息，这主要靠消息、通讯来传递；第二，有没有思想内容，这主要靠言论表达。思想这个东西很怪，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吃软不吃硬。一个人接受外来的思想时他只表现为理解、接受，而不是盲从。用“要”的方式来命令只会激起逆反和厌弃。就像男女结婚只能通过自由恋爱而不能逼婚。
报纸的力量是一种“软实力”，不是行政硬实力。所以它一是应有一种让人心悦诚服、自愿接受服从的思想魅力，二是必须有能表达这种思想的个性方式和风格。世界上的基本道理不论是政治、哲学还是科学，最基本的就那么几条，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天天在讲，那么多的书、报、刊在阐述？原来这讲解、阐述的过程是在思考，而不是重复，是加进了个性的创造。比如我们宣传中央的一个政策，自然就加进了当地的实例、群众的实践、干部的体会、作者的理解，还包括不同于文件原文的新的语言表达等。这些个性创造一方面进一步强化、升华了普遍原理，另一方面因个性特点让读者对原理感知得更具体，更易接受。如果去掉个性的东西，只把文件拆成几段，多加了几个“要”字，说好听一点是传声筒，不好听是抄袭，因为这里并没有作者的新创造。就像搬来一堆砖头，硬说自己盖了一所房子；送人一斤面粉，就说我是送你一块面包。
写作常被称为“创作”，关键就在一个“创”字。创者，突破、新生也。你比原来的文件到底新了一点什么？是新例证、新理解还是新表达？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一篇文章，除了理，总得有点具体的“事”或“形”吧，好引发读者的思考。“情”与“典”要求高了点，暂可不要。
为了强调言论写作的个性，我们可否用一个笨办法，提出这样一个最低的“四有”标准：每篇文章里有一个属于自己悟到的新观点（从中可看出你对原理的理解）；有一个自己精心挑选的例子（这证明你已能理论结合实际）；有一个贴近的比喻（这考验你是否吃透了原理，能深入浅出）；有与文件不同的语言。这个办法是比较笨，要求也比较低，但只要上这个线，你就可以从“要”字牌言论这根带子的捆绑中解放出来。道理虽这样讲，可为什么报刊上“要”字牌言论还是这么多呢？细分一下，这种言论的作者有两类人：一是编辑记者，原因是一个“懒”字，应付了事，或许他在写稿时心里就在说，反正也没多少人看，自己对这文章便没有了兴趣。二是一些官员，坏在一个“权”字上。平时“硬实力”用惯了，行政思维，言出成令，现在把千百万读者也当成了他发号施令的对象。不管是源于“懒”还是源于“权”，都是既不尊重读者，也不尊重自己的劳动，这言论当然也就成了一件摆设。试想一个作家、画家或音乐家，敢这样随意去写文、作画、作曲吗？真这样去做，能被人接受而流传开吗？个性是一切作品的生命。有一个误解，以为理论没有个性，其实理论和艺术同样需要个性，而且除形式外，比艺术更多一份思想的个性。
一篇好的言论既能让读者得到一个新思想、新观点，又少用和不用“要”字，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恩格斯的名文《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无疑是要宣扬马克思，让人们学习他、接受他、继承他。但我数了一遍，全文没有一个“要”字。
李瑞环的文风
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的时候，瑞环同志分管宣传工作，当面听过他的讲话，印象很深。现在读这本新书觉得很亲切。后来我在《人民日报》值夜班，为了画版面，定占位，编辑们就给领导人分别定了头衔：正国级、副国级。在中组部干部管理系统大概没有这些词儿，后来慢慢流传开了。瑞环同志属于正国级的干部，因为他当过政协主席。正、副国级的干部就是国家的领袖了。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的头脑里，领袖就是毛、刘、周、朱，很高大又很遥远。以后正、副国级的领袖越来越多了，现在人大、政协正副主席、委员长动不动就几十个，有的既无大功亦无大名，大家记不住了。
对这些领导人（领袖）老百姓怎么看，对他们有什么希望？当然最大的希望是他们能带领国家走向富强，这是最基本的。这就说得深了，通俗一点，就是两条。第一就是干事。当然在其位总要谋其政，但是希望能主动干一点有个性的、创造性的事。我们第一代领导人有个性的创造很多。领袖就是带头，就是创造。第二个是说点新话，领袖首先是思想领导、思想创新。无论在言在实，都要领风气之先，不能领风气之旧。可惜在这两点上，前几年老百姓都不太满意。高官越来越多，套话越来越多，有个性的创造越来越少。毛、周已不能再，像瑞环同志这样的干部也不多了。
今天在座的有不少瑞环同志的老部下，白头公务员，谈笑说瑞环。虽是旧事，差可为鉴。在我的印象当中，瑞环同志是干了几项有个性的工作的。他在天津引滦入津，解决了一个大的民生问题。主持宣传工作的时候是比较求实、宽松。后来在政协这个务虚的部门，却干了很多实事。比如他在西北帮助老百姓改水，我到西北出差，很多人都念他的好，也由此念共产党的好。这本来是他可以不干的事。官不修衙，他主持政协的时候，却把政协礼堂重新修了一下，工、艺俱佳。上个月我到那儿去开会，不由得要拍拍栏杆。他爱说实话，这在社会上早有流传。有一次他到外地视察，别人说现在不好讲话，他说有什么不好讲，有什么说什么就好讲了。他一直是这么做的。
十八大以后新八条里有几条特别涉及文风，呼唤新风归来。文风问题实际上是党性问题、人心问题。这里有两点要特别说一下。在党、在官（我们的官大部分也在党）的要扪心自问，是不是合党性，真为公为民；在普通干部，要问一问是不是合良心、真心。要敢说，有什么，说什么（当然还要有合适的环境）。
第一点，居庙堂之上者，在高位，担大责，只要讲党性，出以公心，心里就有底气。有底气，就用不着拉大旗，不必说空话。不用每次讲话甚至发个通知，也要讲在什么什么指导下，以什么为宗旨，一大串地穿靴戴帽。就是毛泽东说的“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今年是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毛泽东所有的讲话、电报、文稿，包括很长的著作和大会报告，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都是开门见山。那一年我去广西参观百色起义纪念馆，文物柜子里有当年起义后小平给中央的报告，开头第一句话就是第几军情况如何。我很激动，没见过重要文件这样开头。小平南方谈话时说，你看我们三中全会决议里面有一句马克思的话吗？没有。但是句句符合马克思主义。那一代领导人就是这样，一心为党，为事业，心里有底气，用不着拉大旗，文风自然正。
第二点，作为普通干部、公务员要有骨气，对得起自己。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用不着讨好、媚上、跟风。这是人心问题、人格独立问题，这是五四反封建就要解决的问题，新民主主义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又封建回潮。习近平同志批评现在的文风“长、空、假”，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刚出版的《文风四谈》中又加了一个字：“媚”。心有媚则风不正，就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里说的“墙头芦苇”。伟人的口，如来的手，总之没有逃出毛泽东的预言。官无底气，心则虚，文就空；人无骨气，性则媚，文必假，要希望社会有好文风，难矣！我们从瑞环同志所出版的三大本书里面能看出他的文风。他为官是想干事，读马列，读哲学，心里有底气，有什么说什么。不但不去跟风，还有创造、敢带头、倡新风，这才是领袖之风，宋玉《风赋》里讲的大王之风。
瑞环同志这本书没出版前，社会上已流行他的很多讲话。记得有一次我当面听他说：“我是一个木匠，木匠是玩斧子的，斧子不听话我要你干吗？”这是讲宣传工作，讲舆论工具。类似这样的话，这本书里还有好多。他说报纸就是一面镜子，有人对报纸批评有意见，但你不能砸镜子啊！他说搞城建，盖房子，肯定是大部分人不懂。不懂的人说好，懂的人说出好在哪儿，这叫真好。不懂的人说不好，懂的人说好，摇头晃脑，很神秘，不叫真好。这段话很精彩，现在人们嘲笑的中央电视台的“大裤衩”楼就是这样，让他说中了。这些话都已整理成书，读者可以仔细去读了。我又想起前年人民出版社还出了一本《朱镕基讲话实录》，也很受欢迎。假风盛行，忽有真话，让人兴奋，尤其是在高层。
过去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现在自己也写书，和出版社也熟。出书，特别是领导干部出书，有三种情况：一是书出了没人看，直接化纸浆；二是书出了，人们抢着买；三是书还未正式出，人们就禁不住传看、传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读者是检验图书的唯一标准。出版不比新闻，图书不是报纸，不是易碎品。我们搞出版工作的，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百年计或者以千年计来看问题，抓一些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