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的水老鼠，”蛤蟆嘟哝道，“你太不了解我的情况了。我现在距离‘蹦起来’多远呀——即使想蹦也办不到了！但是，你不用为我着急，我是不愿成为朋友的包袱的，我估计当包袱也不会很久了。实际上我几乎希望不是包袱了。”

　　“对，我也希望你不是，”水老鼠诚恳地说，“你这段时间可是给我们带来不少麻烦，听说这事就要结束我很高兴。天气这么好，划船季节才到来！你太糟糕了，蛤蟆！我们对麻烦倒不在乎，但是你让我们耽误的东西太多了。”

　　“不过，我担心你们会在乎这种麻烦的。”蛤蟆懒懒地回答，“我很能理解，那是很自然的。你们为我操心，已经够烦的了。我一定不能再要你多做什么事了。我知道我是个累赘。”

　　“你的确是个累赘，”水老鼠说，“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愿意做一个通情达理的动物，为你承担任何麻烦我都心甘情愿。”

　　“我要是早想到的话，”蛤蟆嘟哝道，他比任何时候都衰弱了，“我就很可能会求你……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求你了……尽快到村里去……即使在现在去可能也太晚了……把医生请来。但是，你不用费事了，只不过有点不舒服而已，说不定我们可以顺其自然。”

　　“什么？你要找医生，为什么？”水老鼠来到他面前给他做检查，问道。蛤蟆确实躺在那里，说话声音更加微弱，神态也变了很多。

　　“你最近显然注意到了……”蛤蟆嘟哝道，“不过，不，你凭什么要注意到？注意到问题是很麻烦的。到明天，真的，你说不定会对自己说，‘啊，我要是早注意到就好了！要是采取了点措施就好了。’但是，不，那是很麻烦的。没有关系，就当我没有求过你好了。”

　　“听着，老伙计，”水老鼠说，他开始感到相当恐慌，“如果你真觉得需要医生的话，我当然会去给你找。但是，你不可能病得那么厉害。咱们谈点别的什么吧。”

　　“我担心，亲爱的朋友，”蛤蟆凄然一笑。“像我这样的病，光‘谈话’是没有用的，就连医生恐怕也无能为力。但是，稻草再轻微，能抓住也是该抓住的。既然你已经提起，我就顺带说一句。我不愿意给你添麻烦，不过偶然想了起来：你是要从他门口过的，可不可以同时把律师也请来？那可以给我一些方便。人生总有一些时刻——也许我该说某个时刻——人必须面对不愉快的结局，即使花任何代价都无济于事！”

　　“律师！啊，他的病准是很重了！“水老鼠大吃了一惊，离开房间时，他并没有忘记仔细地锁好门。

　　到了门外，水老鼠站住想了想，那两位离这儿太远，没有人商量。

　　“还是稳妥点好，”他考虑了一下说，“我以前也见过蛤蟆毫无道理地幻想自己病得很严重，但从没听他说过要找律师！如果他的病并不真正严重，医生倒可以告诉他他是个老笨蛋，让他快活起来，那也会有好处。我还是迁就他一点，去跑一趟吧。不会花太多的时间的。”

　　于是他便往村子跑去，要完成他那慈悲的使命。

　　蛤蟆一听见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就轻轻跳下了床。他从窗户口焦急地观察着水老鼠，直到水老鼠沿着马车道走掉为止。然后他得意地笑了，以最快的速度穿上了他那时能找到的最潇洒的服装，从梳妆台一个小抽屉里取出一把现金，塞满了口袋。然后把**的床单联结到一起，把那临时绳索的一头拴在他那美丽的都铎式窗户（那是他那寝室的一个特色）的直棂上，跳了出去，轻轻溜到地上。然后往与水老鼠相反的方向走去，走时的他轻松愉快，吹着快活的曲子。

　　对于水老鼠来说，狗獾跟鼹鼠回来后的那顿午餐非常阴暗。他只好用他那不能自圆其说的可怜故事向他们交差。狗獾的话之锋利（即使不是粗暴）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姑且撇开不提，但是，最叫水老鼠痛苦的是，就连一向呵护着朋友的鼹鼠也说出了这样的话：“这回你也多少当了个傻瓜，水老鼠！动物那么多，你上的却是蛤蟆的当！”

　　“他装病装得太像了。”垂头丧气的水老鼠说。

　　“他骗你骗得太棒了。”狗獾趁机回敬了一句。“不过，光是说话也无济于事。他这回是跑掉了，肯定是跑掉了。但最糟糕的是，他会把这看做是自己的聪明，因而骄傲自满，什么傻事都可能干出来。不过，有一点倒还值得安慰，我们现在自由了，用不着再浪费宝贵的时间去看守他了。只是，我们最好还是在蛤蟆大院再睡一段时间。蛤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给送回来的——被担架抬回来，或是叫两个警察押回来。”

　　狗獾这样说，却不知蛤蟆会出什么事，也不知道他这一去结局会如何，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平安回到这幢祖先留给他的庄园里来。

　　这时快活的、不负责任的蛤蟆却在离家几英里以外的大路上逍遥地走着。开始时他走小路，穿过了很多野地，为了躲避追踪，还改了几回道。可是现在，他觉得再也没有被抓回去的危险了，而太阳又对他灿烂地笑着，大自然也参加了他那自我表扬的大合唱——那是他的心对他自己唱的。蛤蟆又自满又得意，几乎在路上跳起舞来。

　　“干得漂亮！”他格格地笑着自言自语。“智力对暴力，当然必胜！可怜的水老鼠！天呀！狗獾回来他会不会被揍呀？一个老实的家伙，水老鼠，优秀品质很多，聪明却太少，而且绝对没有受过教育。有一天我得亲自教他，看能不能把他培养得有出息点。”

　　他高昂头大踏步走着，肚子里塞满了这类骄傲情绪。他来到了一个小市镇。在大街上看到一家叫“红狮”的饭馆招牌在迎风招展。这让他想起自己还没有吃早饭，走了那么远的路已经饿得要死。他走进小店，点了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能备办出的顶尖佳肴，在咖啡厅里吃了起来。

　　他那顿饭差不多吃了一个半小时，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从大街那边传了过来，惊得他一乍，不禁全身颤抖。噗噗噗的声音越来越近了，可以听见汽车拐进了客栈的院子，停下了。为了隐藏他那难以抑制的情绪，蛤蟆只好靠紧了桌子腿。不一会儿，汽车上的那帮人走进了咖啡厅，他们个个都饿了，但还是眉飞色舞地说着上午开车兜风的快乐。蛤蟆聚精会神地听了一会儿，最后他再也抑制不住了。他悄悄地溜了出来，在柜台结了账。一出门便踮脚偷偷来到旅馆的院子里。“我只不过去看一看，”他对自己说，“不会有事的。”

　　汽车停在院子正中，没有人守，管马厩的和看热闹的都吃饭去了。蛤蟆绕着那车慢慢转悠了一圈，观察着、品评着、沉思着。

　　“我不知道，”他马上对自己说，“这样的车发动起来容易吗？”

　　转瞬之间，他发现自己已经糊里糊涂抓住了摇把，发动了起来。随着那熟悉的噗噗声的爆发，过去的**又抓住了他，完全支配了他的肉体和灵魂。他又像在梦里一样发现自己糊里糊涂坐上了驾驶座，一拉驾驶杆，把车转出了院子，开出了拱门。他又像在梦里一样，似乎暂时中断了一切是非感和对后果的畏惧。他加快了速度，汽车在大街上狂奔，穿过了开阔的田野，冲上了公路。这时他只意识到自己再次成了蛤蟆，那个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蛤蟆。在公路上无法无天、横冲直撞的恶魔。在他面前，一切都得让路，否则就会被撞得粉身碎骨，一命呜呼。他唱着歌，汽车也大声轰隆着响应。汽车不断地奔驰，他也不知道要把车子开到哪里去，只知道非常快活，他才不会去考虑后果呢。

　　“在我看来，”推事会主席快活地说，“这个案子很清楚，唯一的困难是怎样才能把在我们眼前被告席里发抖的那家伙收拾个够——这个十恶不赦的无赖，铁石心肠的流氓。我来想想看，他已经被确认有罪，证据确凿。第一，盗窃了一部很值钱的汽车；第二，进行了危害社会的驾驶；第三，对农村警察态度极其恶劣。书记员先生，请告诉我们，对这几种罪行的最严厉处罚分别是什么？当然，他不能享有被减刑的权利，因为就不该给他机会。”

　　书记员用笔刮了刮鼻子，“有的会认为，”他说，“盗窃汽车是最严重的罪行，那确实是事实。但是，侮辱警察毫无疑问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处罚，那是应该的。假定你把盗窃罪定为12个月，那是轻的；开霸王车判3年，那是宽大的；侮辱警察判12年，就我们听见的证词而言，那侮辱是严重的，即使你只相信证词的1/10——这几个数字，如果加得不错的话，共计是19年……”

　　“棒极了!”主席说。

　　“……因此你最好是来个整数，20年，比较保险。”书记员下了结论。

　　“杰出的建议！”主席赞赏地说，“罪犯，振作起来，努力站直身子，这一回我给你20年。记住，你要是再在我们面前出现，不管受到什么罪名控告，我们都只能严惩不贷。”然后粗暴的执法者便扑向了不幸的蛤蟆，给他戴上了锁链，把尖叫着、祈祷着、抗议着的蛤蟆从法院大厅牵了出来。他们穿过市场。嘻嘻哈哈的人群对被‘通缉’的人可以寄予同情，给予援助；见了罪行已经查明的人却永远严厉。人群用嘲弄、胡萝卜和流行的口号向他进攻。他们经过尖叫的学童，学童们天真的脸快活得发亮——见到有绅士遭到灾难他们就得意。

　　他们经过空响的吊桥，进了桥下尖头的铁栅门；他们穿过阴沉的老城堡那皱着眉头的拱门，老城堡古老的塔楼在头顶高高矗立；他们经过了警卫室，哨兵们对他露出狰狞的笑；他们经过了站岗的士兵，站岗的士兵以可怕的嘲讽态度咳嗽着——因为他们对罪行表达轻蔑和厌恶只感到那个程度；他们上了年久失修的螺旋形楼梯；经过了身穿钢铁盔甲的武士，武士们从头盔后射出凌厉的目光；他们经过了天井，骜犬在天井里扯着链子刨着空气要向他扑来；他们经过了老年的守卫，守卫吃完肉包子，喝了一盅褐色的麦酒在打盹，长戟靠在墙壁上；他们走呀走呀，经过了拷问室，用刑室；经过了通向秘密断头台的转角，终于来到了最凄惨的地牢门前。那地牢在牢狱的最中央。他们在那儿终于停了脚步，那里有一个老牢头坐着，用指头抚摩着一串巨大的钥匙。

　　“他奶奶的，”警官脱掉钢盔，擦着额头说，“起来吧，老懒虫，我们把这个邪恶的蛤蟆交给你了。一个罪大恶极、花样繁多、狡猾无比的罪犯。使出你浑身本事把他看好、守好吧，小心点，白胡子，万一出了倒霉的事，可得拿你那老脑袋是问——两个脑袋都得遭瘟！”

　　牢头阴沉地点了点头，把他那枯瘦的手放到痛苦的蛤蟆肩上。生了锈的钥匙在锁孔里咔嗒一转，巨大的铁门在他们身后哐当一响，于是，蛤蟆就成了整个快乐的英格兰中都最坚固的城堡里、最牢靠的监狱里、最深密的地牢里的一个可怜巴巴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