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学术界的通行理解，五四运动有广、狭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指1919年因山东问题而引发的爱国热潮，以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大游行、火烧赵家楼及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为标志；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指1919年前后长达十余年的新文化运动，其内涵与外延都相当广泛，前后期的变化也相当复杂和明显。

　　但不论广义的五四运动还是狭义的五四运动，它们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狭义的五四运动即使没有山东问题的引发，也迟早或以其他借口而爆发；广义的五四运动即使因某种原因而推迟，但它迟早也会以某种其他形式而发生。因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和学术流变的内在规律在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

　　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五四运动的爆发与前此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世纪初中国人精神迷惘与探索的继续和发展。易言之，五四运动虽直接启导于山东问题，但其思想背景却是世纪初中国人的精神迷失与困惑。

　　20世纪的最初几年，清政府鉴于镇压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事的维新运动之后的停滞状况，特别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所带来的血的教训，又一次深切感到帝国统治的普遍危机。于是，清政府于1901年初当两宫尚在西安流亡之际便匆忙地宣布预约变法，以期以新政消弭国内人民的反抗，以变革的姿态来换取列强的重新信任。从后来新政的实际举措看，清政府虽然竭力贬低与排斥康梁的变法路线，但从思想本源来说，毕竟真正第一次认同了康梁的危机意识。

　　平心而论，清政府对待这次新政的态度是积极而真诚的，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改革措施，诸如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订刑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兴办学堂、废除科举以及准许满汉通婚、劝谕妇女放足，等等。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清政府的这次新政终于失败，到了1905年，实际上已难以再继续进行下去。正如是年7月的一份上谕所说：“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289

　　承办者不力固然是新政失败的原因之一，但决不是根本原因。事实上，此次新政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它不仅没有引起举国上下的一致兴趣，君民齐心，共渡时艰，反而引起一些汉族士大夫对清政府的厌恶以及对满族人的仇视。这些士大夫普遍相信，维新志士的血迹未干，刽子手怎么可能自动变法呢？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唯一出路是革命，是将满族人建立的异族政权彻底推翻，然后另起炉灶，重建中国。用章太炎的话说：“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去，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290

　　章太炎的这种激进政治主张不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普遍心理，因为当时尚有另外一些汉族士大夫对清政府的新政寄予无限期望，幻想清政府能汲取戊戌的教训，通过君主立宪为中国的未来开辟一条生路。但章太炎以及他的同志对满族人的不信任无疑促进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加重了清政府新政的难度，也使中国人在世纪初陷入严重的精神困惑之中。

　　鉴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清政府以及同情清政府的士大夫，几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尽快确立立宪政体，以政治体制的实质性变革取信于民，换取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支持。否则，“国民之中，主张激烈之革命论者，日益蔓延”。291于是，君主立宪的呼声日高一日。

　　1904年5月，张謇替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广总督魏光焘代撰了《拟请立宪奏稿》，随后又致信直隶总督袁世凯，希望袁能效法日本伊藤博文，利用在清廷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督促清廷早日立宪。他说：“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292与此同时，清政府驻法国公使孙宝琦也以变更国体为请，他强调：“近年中国民志大开，凡有血气者，无不痛国势之衰微，愤外侮之凭陵，昌言改革，莫之能遏。宝琦窃维倡论自下，恐为自上祸之阶，决之上，乃为政治之本。”他恳请清廷认清形势，当即立断，“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固结民心，保存邦本。”293借用一段形象的文字说，1904年的中国，“通国上下望立宪政体之成立，已有万流奔注，不趋于海不止之势。失此不图，则泛滥为患，祸且甚于古昔之洪水也夫！一转移间，利害若此，谋国是者，奈何不急起而为之所也！”294似乎不立宪中国必亡，只有立宪才是解救中国的唯一出路。

　　立宪的呼声与行动在20世纪初年甚嚣尘上，确实热闹了一阵子。但事实表明，既得利益者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放弃权力。当君主的权力可以超越法律之外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必将借助于君主的权力为维护自身的利益服务。到了这个时候，所谓君主立宪，不过是给君主专制披上一件合法的政治外衣，从而使君主专制集团对任何反抗与不满都能从容不迫地对付之。当1911年5月皇族内阁终于出台的时候，立宪派的大部分人虽然极度失望，但清廷这时已再也不顾及他们的情绪了。下面的这份文件便可说明清廷当权者此时的心态：“都察院代奏，直省谘议局议员呈请另行组织内阁一摺。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值兹预备立宪之时，凡我君民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纲范围之外，乃议员等一再陈请，议论渐近嚣张，若不亟为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秉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钦此。”295

　　君主立宪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这一主张既反映了世纪初中国人精神的迷惘与困惑，实际上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理论上的误区。它不仅挽救不了清廷灭亡的命运，而且给此后的中国历史发展带来深远而又恶劣的影响。

　　当君主立宪运动紧锣密鼓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相信这一主张。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党人从根本上蔑视清政府的立宪运动，而坚持以武装斗争的手段，彻底推翻清政府，“驱逐鞑虏，恢复中华”。1905年10月，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系统地阐释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理论，坚信中国只要参照三民主义的方略便能解决所有问题，既可顺利完成政治革命，又可避免欧美诸国于政治革命之后所出现的社会危机。他说：“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美于欧美，犹不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此瞠乎后也。”296

　　很难说孙中山的设想是一种无根据的乐观主义情绪，但事实上孙中山手创的中华民国也恰恰仅仅完成了政治革命，赶跑了皇帝。中华民国在其最初的年代里似乎仅有一块好听的招牌，其他方面则依然故我。中国人在精神上的空虚与迷惘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似乎比辛亥革命之前更加混乱。因为在辛亥革命之前，人们毕竟尚没有看到革命后的情景，总觉得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别有一番新气象。

　　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造成国人信仰的空前危机与混乱，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心头久久不能忘怀而苦苦思索的问题。正如鲁迅所描述的那样：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297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瞀乱了。否则，那就可怕。”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别人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起。”298

　　鲁迅的思考反映了当时国人精神迷失的实际状况，对辛亥革命实际后果的严重不满正是五四运动得以爆发的直接思想背景。正是基于这种精神上的困惑，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批判性地对待辛亥革命发起者的精神遗产，以期通过新的思维为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寻求一济灵丹妙药。他们苦思寻求的结果，正如多年后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一定是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299

　　无需否认，农民是中国社会较为落后、较为分散、较为不开化的阶级，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既然取决于农民群众的参与与否，那么又势必存在着一个如何引导农民的问题。辛亥革命之后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亦即五四新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为应当对农民进行改造，以现代观念革除农民的劣根性，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改革国民性”。鲁迅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清醒。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哪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旧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恭贺，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300

　　鲁迅的话虽说在五四之后，但他确实道出了五四新人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的思考，是五四之前几年思想文化界的普遍认识。他们相信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既不限于技术问题，也不单纯是政治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只有从文化的层面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才能使中国问题的其他方面获得连带解决。他们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期望青年一代确立现代化的意识与信念，既克服自身的劣根性，又能促进整个国民性的改革。诚如“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敬告青年》中所说的那样：“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301

　　在世纪初国人精神迷失而不知所措的特殊背景下，五四的选择为当时苦闷的思想文化界带来了一线希望，因而很快成为新派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他们逐渐摆脱辛亥革命失败之后的彷徨与犹豫，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去从事他们的理想事业，中国历史从此又揭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