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儿童的发展（1921）

　　克莱因1919年于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发表她的第一篇文章，题为《儿童的发展》。两年后，她在柏林精神分析学会口头发表她的第二篇文章《儿童对启蒙的阻抗》（The Child's Resistance to Enlightenment）。这两篇文章构成了现在《儿童的发展》全文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两部分互为补充：第一部分指出闭塞（unenlightened）的教养方式可能导致儿童心智出现不适当的潜抑；第二部分指出儿童的心智本身就拥有强大的潜抑倾向。

　　克莱因著作的主要特征在本文中已经显而易见。她严格地信守弗洛伊德的发现；她相信潜意识与幻想的巨大影响力，也认同精神连续性（psychic continuity）原则，以及发展的体质－环境双重决定论。另外一项特征是她认为语言、游戏、行动和梦都同样能够表达出潜意识，彼此之间常可以互相取代，而且她也大量而详细地在文章中记载儿童的谈话与游戏。

　　她的这篇文章及其他早期文章，对于儿童分析能够预防并治疗心智疾病都充满高度的希望。从十年后发表的《儿童精神分析》一书的附录中可以了解，她的乐观通过了试炼，更后期的著作《嫉羡与感恩》又进一步印证了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

　　第二章 青春期的抑制与困难（1922）

　　在本文发表之后，克莱因忽略了这篇文章；她并没有将它翻译成英文或收录在她的论文集里。理由无从得知，不过这篇文章缺乏她一贯的笔触，也少了她这时期其他文章里充满丰富想法的特质。

　　第三章 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1923）

　　《儿童的发展》（1921）、这篇文章及《早期分析》三篇文章形成一个系列。第一篇文章是谈家中的儿童，这一篇文章是在学校里进行的研究，而第一篇则是将儿童期与成人生活做连结。三篇文章都强调人类生活的精神连续性，尤其以本文为最。精神连续性也成为克莱因著作中一贯的主要概念。

　　在《儿童的发展》的第一部分中，她对智力抑制这个主题的看法相当有趣。本文的核心概念是原欲，围绕在旁的概念则包括：对发展进程的看法，以及阉割焦虑所引起的抑制；攻击本身并没有发生，其象征意义永远具有性的象征意涵。这个案例同时显示，在克莱因的临床工作中，她已经开始分析攻击幻想造成的抑制作用，而1931年她撰写《智力抑制理论》的时候，施虐性取代了原欲，成为智力抑制核心概念的新解释。

　　这篇文章也呈现她崭新的游戏技巧是如何为精神分析带来丰富的资料、深入阐述儿童的幻想，并指出了学校生活点点滴滴所具有的象征意涵，当然，这使得克莱因做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即所有的活动都具有象征意义。

　　第四章 早期分析（1923）

　　这篇文章的性质很复杂，先前本文标题曾经译为《婴儿分析》（Infant Analysis），原因不得而知。或许因为这篇文章是根据三篇未发表的论文而写就，分别是《能力的发展与抑制》（The Development and Inhibition of Abilities）、《婴儿期焦虑与其对人格发展的意义》（Infantile Anxiety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ality）和《谈个人适应能力的抑制与发展》（On the Inhib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bility to Orient Oneself）。此外，克莱因提取出几个基本概念：焦虑、抑制、症状、符号的形成和升华作用。她个人认为这篇文章为升华理论带来新的贡献。

　　然而克莱因已经在这篇文章中首次为她后来学说的基本原则做出陈述，亦即解除焦虑才能为分析和心智发展带来进步。在试图说明造成该名幼童夜惊症状的焦虑时，她回溯到俄狄浦斯情结开始的年龄，也就是在介于二到三岁之间——这是她第一次谈论俄狄浦斯情结的起始年龄，后来她又不断将这个时间点提早。然而三年后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一文中，她所认为的夜惊起因已然与本文的结论有所不同，本文也标示出她开始探索焦虑与攻击之间的连结。

　　第五章 论抽搐的心理成因（1925）

　　这篇个案研究是关于一位患有抽搐与相关困扰的十三岁男孩，与前一篇充满痛苦的文章截然不同。克莱因以一种新的准确度，锁定认同作用与**幻想，在分析中回溯并解决抽搐的症状。这是她第一次思考对客体的认同作用，这个案例的核心现象是关于**中的父母，从此她认为父母的**关系是所有内在世界的认同作用中最重要的一种。的确，她的下一篇文章描述了所有认同作用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超我的新任务。虽然她从来没有针对**幻想的著作，但她明白地指出**是基础且重要的；她在下一篇文章的注释①中表明了这点，这个概念也贯穿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

　　本文描述了克莱因对儿童分析技巧的实证方法，她干涉并禁止病患生活中的两段关系，这违反了她的惯例，而她也的确在两年后的《儿童分析论文集》中，将直接介入程序所引发的争论做了一番整理。

　　第六章 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

　　这篇文章首次记载克莱因最重要的早期发现之一：她提出超我存在于儿童的时间比弗洛伊德认为的更早。根据克莱因这项出人意料的发现，早期超我包含了多重的认同，比后来的超我形式更加残酷，对于小小孩的脆弱自我而言是非常沉重的负担。这些发现向弗洛伊德的观点提出异议，弗氏认为超我是俄狄浦斯情结之产物；在这个时期，克莱因努力符合弗洛伊德的概念。她将俄狄浦斯情结的起始点提早到儿童刚满两岁的时期（她这样做有其他的原因），她同时提出：“只要俄狄浦斯情结一出现，他们（幼童）随即展开修通的动作，超我的发展便由此开始。”（p.133）后来她舍弃弗洛伊德，将超我出现的时间与俄狄浦斯情结分隔开来；超我确实是克莱因一再重新审视的主题，读者可以在本篇附录里，针对《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1933）的批注中，找到关于她主要著作的讨论。

　　克莱因实施她的精神分析游戏技巧已经长达六七年之久，在本文中她说明一个重要的概念：进行成人分析时，分析情境与治疗的方法仍然维持相同，但为了因应儿童的沟通模式，她使用游戏进行治疗。在下一篇文章《儿童分析论文集》中对这个原则有更完整的辩证与讨论。

　　第七章 儿童分析论文集（1927）

　　在先前的文章中，克莱因一度只想要报告她的治疗工作。在这篇评论安娜·弗洛伊德的论文集里，她一改先前的看法，直截了当地主张她的看法。除了本文，克莱因只有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的序言中提到她自己与安娜·弗洛伊德的差异。

　　她们彼此争论的主题在于儿童分析的本质。它是成人分析的复制品吗？前一年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中，克莱因坚称：成人与儿童分析之间有着完美的相似性；儿童会形成移情精神官能症（transference neurosis），就像是成人能使用自由联想，儿童也会用游戏向治疗师进行表达，而治疗师的唯一功能就是尽可能地完整分析小病人所传达给他的一切讯息。安娜·弗洛伊德对这所有的观点抱持反对意见，她们的争论起源于两人对儿童心智的概念、儿童与父母间连结的本质，均有歧见。

　　对超我的讨论也同样值得重视。在先前的文章中，克莱因曾经提出超我的概念，她认为在早年，超我以一种残酷严苛的形式开始浮现，慢慢地发展成较为正常健全的良心。她在这篇文章中解释了为什么早期超我会如此严厉。她主张超我所具有的极端、惩罚、不符合现实的本质是从儿童自己的食人冲动与施虐冲动中产生，弗洛伊德很少在著作中提到克莱因，然而他在《文明及其缺憾》的附注（S.E. 21, p. 130）中赞同这个看法。克莱因继续说明其临床意涵，她认为儿童分析不能够像安娜·弗洛伊德的坚持那样，将主要任务放在强化软弱的超我，必须放在减弱过度强大的早期超我。整篇文章中，克莱因不断强调分析焦虑与罪疚感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在本篇中，对《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1933）的批注里，对她有关超我的著作有所说明。

　　这时候克莱因已经有八年的儿童分析经验，而在撰写这篇评论的过程中，她也讨论了在治疗技巧上的发现，并详述上一篇文章中的说明。她强调在分析中，不但要分析正向移情，分析负向移情也是必要的，这不只是对分析有益，也可以保护父母免于受到未经分析的负向态度所影响。她探讨儿童的沟通模式、儿童丰富的沟通素材，以及分析师与病患父母之间的关系。克莱因也正式针对她所反对的分析方法发表个人观点。尤其，她评论对数据分析的不完整会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探讨使用非分析式的引导技巧，以及教育式或指导式做法的本质与弊病。关于她的游戏技巧，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有最详尽的说明。在《精神分析游戏技术》（1955）一文，说明这种游戏技巧的历史，《儿童分析的故事》（1961）中的逐日临床记录描绘出克莱因的工作样貌。

　　此外，这篇文章包含了她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新发现。在前一篇文章的注释129-1中，克莱因说明母亲借由断奶与如厕训练，将婴儿原本对母亲的兴趣转向父亲。在本文中，她明白而直接地说到俄狄浦斯情结与超我的形成是从断奶时开始。她也重新调整俄狄浦斯情结的高峰期时间，因此它不再与儿童早期的结束同时出现，也和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潜伏期取向有所不同，但是在她的观点里，一个三岁的孩子已经完成了他的俄狄浦斯发展中最重要的部分。克莱因关于俄狄浦斯情结著作的讨论，读者可以参阅《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1945）的批注。

　　第八章 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1927）

　　这篇文章是由弗洛伊德在《论罪疚所引发的犯罪》（Criminals from a Sense of Guilt, S.E. 14）中极富创意的两页文字所发展而成，弗洛伊德的论点是，并非犯罪引起罪疚感，而是罪疚感引发了犯罪。克莱因将弗洛伊德的见解连结到她近来对早期超我的发现上。她与弗洛伊德的论点都与一般人的假设相反，她认为罪犯并非缺乏良心，反而是怀有过于严厉的良心——来自未经修饰的早期超我。这种超我的运作方式与正常的超我不同，会透过恐惧与罪疚感造成压力，驱使他犯罪。

　　本文同时讨论恐惧与罪疚感，但并未区别它们在超我中的运作方式。在1932年，于《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克莱因区辨早期超我和发展成熟的超我之间的不同。她的看法是，在心灵中，个体是以一种焦虑或恐惧的形式经验到早期超我，而发展成熟的超我则会引发个体的罪疚感，她在《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1933）中对这个看法提供了最详尽的解释。她另一篇关于犯罪主题的文章《论犯罪》是1934年时接受临时邀约而在短时间内写就的，在该篇文章中，她有系统地整理了本文所提到的一些结论，并且将犯罪性与精神病连结在一起。

　　克莱因回顾撰写本文的这一年，她了解到攻击的重要性。1927年她的另一篇文章《儿童分析论文集》在儿童的攻击冲动中找到为何早年超我会如此残酷的解释。而本文包含了关于犯罪的进一步重要论述。文中连结正常儿童身上的犯罪行动与犯罪倾向，说明了犯罪一五一十地具体呈现出早期施虐幻想，是属于正常发展的一部分。的确，克莱因强调正常儿童有许多口腔与肛门施虐幻想，因此弗洛伊德曾经提到在性器期俄狄浦斯情结时，潜意识会铸下与内在罪疚感有关的两种犯罪形式——**与弒亲（父或母）。撇开创伤经验，她也主张是施虐幻想使个体产生出**是扭曲且令人害怕的概念。在她的下一篇文章《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中，对于这些施虐幻想有详尽的记述。

　　最后，这篇文章是由超我与自我之间的冲突所贯穿，读者将会看出克莱因对于另一种冲突——爱与恨之间的冲突——感到兴趣，爱恨冲突后来成为她的著作中普遍而主要的想法。在此我们注意到很有趣的一点，即使表面看来并非如此，但她坚信爱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包括每个罪犯在内。

　　第九章 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

　　这是克莱因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几年来，她陆续报告了她的看法：俄狄浦斯情结的起始点比弗洛伊德设想的要早；在《早期分析》（1923）中，她提出俄狄浦斯情结是在儿童二至三岁之间开始；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中的注释中，她指出它开始的时间远早于先前所述——在生命第一年断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而她在《儿童分析论文集》（1927）中更明白地说明这点。但她在分析中所获得的发现，再次超越了先前的时间点；在这篇相对简短的文章中，她提出了一个被视为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新概念。

　　在她的观点中，始于断奶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一种掺杂各种冲动的混淆不定状态。虽然性器期的感觉正在浮现，但口腔与肛门施虐冲动在此之前占有主导地位；性器冲动只有到后期，也就是到达传统上弗洛伊德所述的俄狄浦斯情境时才开始主导发展历程。正向与逆向的俄狄浦斯情结有着密切的互动，同时牵动了儿童的内在与外在世界。再者，俄狄浦斯情结在早期出现代表着它是从自我几乎毫无发展的状况下开始的，根据克莱因对超我的新研究，它出现的时期也是早期严厉超我活跃的时期。这两个事实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当婴儿还一无所知、无法表达的时候，就暴露在一种由矛盾的性冲动、施虐冲动与对性的好奇心所形成的激流中；克莱因强调这种情况中所包含的痛、恨与焦虑，以及性发展和求知欲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此外，超我的存在表示前性器期冲动所产生的罪疚感并不是源于性器期才形成的超我，这不是一种时光倒退现象，这些罪疚感直接来自于早期严厉的超我。

　　她也认为婴儿早期对母亲身体与身体内容的意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她的观点里，这就是女性阶段。虽然她从未将这点与后来的概念加以连结，但女性阶段在她眼中并未失去其重要性；这种与母亲关系所具有的嫉妒与独占性质，在《嫉羡与感恩》（1957）中有进一步的探讨，而后来提出的投射认同概念似乎就是女性阶段背后的运作机制。

　　本文中，她透过一篇记录追溯在早期俄狄浦斯关系中的一系列认同作用，并与弗洛伊德在《超我与自我》中的讨论加以连结，唯一的不同点在于时间比弗洛伊德更早。她描述男孩与女孩的性发展，虽然她不认同弗洛伊德所提，不同性别有着不同的主要焦虑的看法，她仍将自己的著作视为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S.E. 20）中提出的新概念的拓展。来年，在《反映在艺术作品及创意冲动中的婴儿期焦虑情境》（1929）中，她举例说明了本文所描述的基本焦虑情境。在她的观点中，无论男性或女性，最深的焦虑来自攻击母亲身体的意象，儿童会想象一个怀有敌意的母亲，体内拥有一根敌意的阴茎，后来她称之为联合父母形象。她主张男孩的阉割焦虑是从这个更原始的焦虑中衍生出来的，至于女孩会害怕失去爱，也是因为担心有敌意的母亲会攻击她的身体内部而产生焦虑的结果；对于阉割焦虑和女孩的阴茎钦羡，她也提出与弗洛伊德不同的解释，虽然她论及性器期出自外显的欲望，这点并未背离弗洛伊德的想法，但她仍然强调早期对**存在的意识。

　　这些是克莱因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新发现。我们必须记得在这个时期，她所思考的焦虑仍然是一种广泛的概念，尚未分化成被害焦虑与忧郁式焦虑，更重要的是，她的主要研究焦点仍然只有恨。在1945年撰述的《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中，她区分出两种形式的焦虑，将在爱的冲动与恨并列在一起之后，她改变对某些论点的看法。这部分与其他主题在1945年文章的批注中均有所讨论。

　　第十章 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

　　克莱因的目标是指出在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或拟人化都是来自于内在，是透过分裂与投射作用而产生的意象。在本文记述的过程中，她说明分裂和投射也是一种对抗焦虑的防卫，事实上，来年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中，她透过分析这种重要防卫的本质，对其进行探索。本文中也提出新的看法，说明移情是将内在形象分裂并投射到分析师身上。

　　从1926年开始，克莱因就认为超我的结构不断在改变。在此她第一次说明超我的各个连续阶段；然而这篇简短的说明混合了各种不同的概念，直到她在1935年提出忧郁心理位置的理论之后，才对精神变迁（psychic change）有了清楚的看法。她在本文中也提出最强烈的焦虑来自于非常早期的超我，而精神病就是受到这种早期超我的压倒性影响而产生——这和她在《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1927）中，发现早期超我支配了罪犯心智的想法互为补充。

　　第十一章 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

　　克莱因首次将创意与深层的早期焦虑连结在一起；她认为对创作的急切渴望是来自毁灭性攻击之后，想要恢复和修复被伤害的客体之冲动。几年后，这个想法在她的忧郁心理位置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事实上，本文预示了一些日后的理论建构。举例来说：她谈到（p.217），在发展中，对母亲会攻击自己的恐惧，致使个体害怕失去真实而慈爱的母亲，这正好预告了克莱因后来对于焦虑内涵的演变，从偏执－类分裂变成忧郁心理位置的解释。

　　在后期著作《嫉羡与感恩》（1957）中，克莱因再次着眼于创造力的问题上，但是透过另一个角度解析。她在该文中推定个体经验到的第一个具有丰富创造性的客体就是哺育中的**，她也说明过分嫉羡对于创造性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第十二章 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

　　本文把一些概念精致化。一开始克莱因认为焦虑主要是抑制了能力，然而过不久，在《早期分析》（1923）里，她认为发展进程取决于焦虑解除的程度。与本文同一年发表的文章《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中，她有着更深入的思考，认为焦虑会激发创造力。从这篇针对儿童病患之精神病历程分析当中，她证明了焦虑和焦虑的修通是发展的先决条件——这成为她后期理论的核心想法。此外，在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理论中奠定地位的重要概念——投射认同，也在本文对象征形成与自我最初的防卫模式之说明中正式登场。她指出符号形成、符号等同（symbolic equations），以及认同作用的早期形式，是个人与外在世界关系的基础。她描述了自己的主张，认为自我最初的防卫模式是一种逐出的机制，比潜抑更早出现，两者有着基本的差异；这种防卫的任务是对抗攻击及攻击所引发的焦虑；施虐性会给个体危险的感觉，害怕遭到被攻击客体的报复，导致自我必须把施虐性驱逐到客体身上，借此保护自己并摧毁客体。克莱因后来对这些观念的应用，记载于《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1946）的批注中。

　　第十三章 对精神病的心理治疗（1930）

　　克莱因将这篇短文投稿在“心理治疗在精神疾病中扮演的角色”研讨会。本文重点摘要了她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的前一年里，对于儿童精神分裂与精神病根源之焦虑情境的描述，并包含两处逐字翻译。

　　第十四章 智力抑制理论（1931）

　　智力抑制是克莱因一开始就深感兴趣的主题。她早期在《儿童的发展》（1921）与《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1923）一文的讨论中顺应弗洛伊德的看法，认为智力功能是一种原欲的升华，会受到阉割焦虑的抑制。然而1923年文章的临床数据已经清楚显示她开始注意攻击幻想的抑制效果，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中，她主张求知本能并不是从原欲而来，而是从施虐性而来，儿童借着早期施虐性展开攻击，同时也渐渐认识母亲的身体。因此母亲的身体成为第一个知识客体。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中，她呈现另一项发现。她证明为了对抗施虐性所产生的坚实防卫，会对个体的求知欲造成普遍的抑制，例如早发型痴呆所出现的状况。

　　本文是唯一针对智力抑制主题的专文讨论。比起1928与1930年所提出的概念有着更完整的解释，并且包含一些新的发现。克莱因描述两套截然不同的畏虑，它们伴随着施虐攻击与抑制个体的功能而来。与母亲体内的危险状况有关的焦虑，以及这种焦虑的延伸——对外在现实的焦虑，会妨碍对外在世界的自由探索，并使个体害怕自己体内也会发生危险，特别是早期施虐超我的存在，使得个体过于恐惧，而阻碍了对自我的探索。她也指出，某些特殊形式的智力抑制就和一般性的求知欲抑制一样，可能是从对抗施虐性的防卫中产生。

　　至此，克莱因借由研究施虐性与施虐的后果，为智力抑制的问题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然而来年，在接受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论，认同生命与死亡本能的基本法则之后，她不再单独研究施虐性，转而探讨爱与恨的互相影响。后来她把焦虑分类成被害焦虑和忧郁式焦虑，至今曾经探讨与智力抑制有关的焦虑皆属于被害焦虑。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一文中，她关注的焦点放在另一群焦虑——忧郁式焦虑，并解释损伤客体所产生的忧郁与绝望会如何影响学习与工作的能力。

　　读者若拿本文与十多年前第一篇讨论智力抑制的文章互相比较，将会注意到有很大的改变。对克莱因而言，这似乎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可以将她多年累积的想法以书籍方式呈现。而我们也确实在来年见到《儿童精神分析》一书的发表。

　　第十五章 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1933）

　　弗洛伊德探讨超我的经典著作《自我与本我》于1923年问世，不久之后，克莱因开始贡献由儿童分析素材而来的进一步发现。在非常小的儿童身上，她偶然发现一个出乎预料的现象——罪疚感。这使她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中假设超我存在的时期比弗洛伊德认定的更早；她的看法是，超我并不是俄狄浦斯情结结束后的产物，而是在俄狄浦斯情结一开始就已经浮现，而她也将俄狄浦斯情结的起始点提早到断奶的时候，远早于弗洛伊德的推断。她也首次叙述了早期超我：它是内射早期俄狄浦斯形象所形成的，包含了多重的认同，远比后来的超我更为残暴而原始。在《儿童分析论文集》（1927）一文，以及更详尽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当中，她解释了为什么早期超我会如此残酷，其严厉程度远超过真实父母的原因。她主张，因为儿童的施虐冲动会扭曲那些因为俄狄浦斯而内射的形象，使它们变得比原来更可怕，这些内射的可怕形象就形成了早期的超我。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中，她彻头彻尾地说明了一系列超我的重要观念，她认为超我在俄狄浦斯情结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不是结束以后才出现，也就是说，整个性发展的过程，也包括超我发展与性格形成的过程，都是在超我存在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她分别在《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1927）与《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两篇文章里，说明罪犯和精神病患的精神受到早期超我恐怖而扭曲的掌控，并于《智力抑制理论》（1931）一文中说明早期超我对智力抑制造成的严重影响。在《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中，她也坚定地表示，精神最大的焦虑来源就是非常早期的超我。

　　1927年以来，克莱因已经把恐惧与罪疚感分开，认为它们是超我发出的两股不同力量。然而她并没有持续使用这种区分方式，直到《儿童精神分析》（1932）一书中，她借着区别早期超我与发展完成的超我，才真正确认并讲述这两种不同力量的重要性，她解释早期超我引起的焦虑会被发展完成的良心所产生的罪疚感所取代。在同一篇文章中，虽然她仍然认为超我的形成与断奶造成俄狄浦斯情结的开始有关，但她也针对超我的形成做了简短的说明，这为她日后推翻此看法并认为超我是一种比俄狄浦斯情结更早出现的架构埋下伏笔。她假设（p.127）在出生之后，吞并的过程立刻启动，而被吞并的客体则立即发挥超我的功能。

　　以上是克莱因至今对超我的看法的几个主要阶段。在本文中，克莱因以非常清楚的文字解说呈现出这些看法，强调对社会与个人而言，把早期可怕的超我转变成良性的道德良心，是非常重要的事。令人好奇的是，虽然从1927年以来，她就坚持早期超我的残暴性是源于儿童的施虐冲动，但是直到这篇文章中，她才使用“投射”一词来指涉这个事实；她引用以牙还牙的法则，或使用一般惯用语来描述这个现象，例如儿童的施虐冲动在他的意象中“留下印记”。本文中她的确谈到儿童将他的攻击冲动投射到他的客体上，从此刻起，她一直使用这种方式，或是使用后来的“投射认同”一词来表达这个概念。关于超我，她也愈来愈强调在1932年形成的观点，说明超我是从本我的一部分所分化出来，被自我拿来作防卫之用，并且在婴儿第一次进行口腔内射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明白地表示超我的形成是在俄狄浦斯情结之前就展开；然而她矛盾地在注释251-1重申超我的开始与早期俄狄浦斯冲突有着紧密连结，仿佛还不愿意在这一个基本原则上与弗洛伊德将超我的起源与俄狄浦斯情结紧密连结的理论做出切割。然而两年后，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一文中，超我形成的起源终于完全与俄狄浦斯情结分开来。

　　第十六章 论犯罪（1934）

　　一场犯罪学术研讨会临时邀请克莱因在会中发表这篇文章。克莱因回顾她在这几年间的工作，把她在《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1927）中对犯罪性所形成的结论简短地重述。本文的新意在于她简短而明确地表示精神病与犯罪具有相同的基础。

　　第十七章 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

　　这篇文章开启了一段重要的工作时期，克莱因此时开始建立新的理论架构。她的早期著作已经为此预先铺设了一条道路。过去十五年来，她累积了一系列的发现，不只改变了她对俄狄浦斯情结与超我的想法，也带来了一个渐进且重大的概念转变。她对于焦虑、内在客体、潜意识幻想、攻击、内射和投射的见解开始崭露头角，但每个概念的完成时间不尽相同。因此在本文发表前三年所出版的《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克莱因一方面接受了发展是逐步跨越性心理阶段的古典看法，另一方面同时使用专有名词来描述那些需要以不同取向来解释的现象：即自我会改变它与内化客体和外在客体的关系，以及早期精神病式焦虑的演变。有两件事为这个新理论开创的过渡时期带来改变。首先，她的工作完全以生死本能之间的互动作为基础，并使用爱与恨来表达这种互动关系；这不单是对于她原先比较忽略爱并过度强调攻击所进行的修正，也为她提供了形成理论的基础。其次，本文具备了所有新理论的必要条件——新的科学概念。的确，这篇文章包含了丰富而重要的新思想，这是因为它提出两个密不可分的理论：早期发展的理论，以及躁郁症起源的理论。

　　简言之，此理论假定在出生第一年，大约四到五个月大的时候，婴儿的客体关系出现了重大的改变，从婴儿与部分客体的关系转变为婴儿与完整客体的关系。这个改变把自我带到新的位置上，使它能够认同客体，因此在先前，婴儿的焦虑原本具有偏执性质，只想要保护自我，但现在婴儿拥有一套更为复杂的矛盾情感，会因为在乎客体的状况而产生忧郁式焦虑。他开始害怕会失去他所爱的好客体，除了被害的焦虑之外，他也会因为攻击客体而体验到罪疚感，并且基于爱，产生想要修复客体的强烈欲望。他的防卫也会随之改变：他动员躁动防卫来消灭迫害者，以处理他此时新经验到的罪疚感与绝望。克莱因把这种客体关系、焦虑与防卫的新分类方式命名为忧郁心理位置。

　　在这个理论中，克莱因第一次将两种形式的焦虑区分开来，一种是偏执的（后来她常称之为被害焦虑），另一种是忧郁的。这是一种根本且重要的区分方式，带来了清晰与秩序，因此相关的概念能够自然地各得其所。她也首次提出两种对立的客体关系，也就是部分客体关系与完整客体关系之间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新观念是她舍弃发展阶段的看法，改用心理位置作为发展的单位。

　　1948年，克莱因在《儿童精神分析》第三版的序言解释她采用“心理位置”一词的原因，并在《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Som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 1952）一文最后附加的批注四里做出补充说明。读者会注意到本文中多次使用“心理位置”一词；包括忧郁心理位置、躁动心理位置、强迫症心理位置和偏执心理位置。“躁动心理位置”与“强迫症心理位置”在1940年之后就不再使用，《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1946）一文完成了她的早期发展理论，文中她把偏执心理位置正名为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在《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当中首次出现的“修复”一词，在本文里跃升成为关键概念。另外，她舍弃使用原欲阶段的连续性，改采内在客体关系一词表示发展的过程与结果。

　　克莱因认为在儿童发展中，忧郁心理位置的正常发展占了最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儿童是否能够安全地内化好客体，将决定个体的心理健康与爱的能力，如果忧郁心理位置的发展受到阻碍，就会在儿童身上形成病态情境，可能成为忧郁性疾病的精神基础。这就是本文所提到的第二个理论。在克莱因的观点中，躁郁症患者所遭受到的痛苦和精神病式焦虑，是因为他重演了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时的挣扎所致。

　　第十八章 断奶（1936）

　　这是克莱因在一系列由精神分析师为大众开设的演讲课程中所发表的演说。这一系列的演说稿集结成一本小书《谈儿童抚育》（On the Bringing Up of Children）。1952年，克莱因还为该书的第二版撰写《序》与《跋》。

　　早先，例如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中，克莱因把断奶视为一种创伤，俄狄浦斯情结从此展开：哺乳的母亲让婴儿感到挫折与打击，造成婴儿离开母亲，转而寻求父亲。然而后来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中，她的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理论为断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她认为断奶的重要性在于婴儿完全失去了第一个外在的好客体，因此将忧郁心理位置中的情绪与冲突带到高峰。同时，如果断奶成功，婴儿会获得正向的驱动力，帮助他接受母亲的替代对象，找到更多更广的满足来源。

　　第十九章 爱、罪疚与修复（1937）

　　1936年，克莱因和琼·里维埃以“文明男女的情感生活”（The Emotional Life of Civilized Men and Women）为题进行公开演说，来年出版的小书《爱、恨与修复》（Love, Hate and Reparation）就是以这篇演讲稿为基础。她们分别讲述本文的主题：里维埃谈的是“恨、罪疚与攻击”，克莱因则是谈“爱、罪疚与修复”。克莱因讲述她在两年之前才形成忧郁心理位置理论，这在当时仍属于相当新的观念。特别有趣的是，除了非专业的解释方式，本文讨论的各种人类情境，广泛程度甚至比她任何一篇文章提到的还要多。

　　后来，她的观点有了一些改变。本文认为婴儿从出生之后就背负了一个重担——修复被恨所伤害的客体。然而根据她后来提出的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理论，分裂在一个月大的时候居于主导地位，而修复的需求则是要到后来，在忧郁心理位置这个更加整合的状态中才会浮现。

　　第二十章 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1940）

　　这篇文章承接《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的内容，实属一流。本文将哀悼视为忧郁心理位置的现象之一。这使得克莱因能够阐述哀悼的本质，将哀悼与她对躁郁状态的著作互相连结。她的主要假设是失去所爱的人会再次引发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至于在后来的生命当中，能否哀悼、能否从哀悼中回复的能力取决于儿童期忧郁心理位置是否顺利解决。

　　她揭开了先前不为人知的一些历程，它们属于哀悼的一部分，最主要的是，失去外在好客体的时候，会潜意识地感觉到自己也失去了内在的好客体。这表示哀悼者遭受的痛苦及他（走出哀悼）的任务本质都比过去所认为的更为庞大而艰巨；哀悼者除了外在的失落，也会受到内在伤痛的折磨，这使他成为坏客体迫害下的猎物，也就是说，在忧郁心理位置中的早期被害焦虑和忧郁式焦虑被再度唤起。克莱因也探讨了修复的能力在克服哀悼状态时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

　　本文从头到尾都可见到她将自己的著作与弗洛伊德加以连结。然而她并不同意弗洛伊德对于哀悼与躁郁状态之间关系的想法。她的看法是，正常成人的哀悼会牵涉到躁与郁的状态，如同她1935年的文章所述，在忧郁心理位置中，这是正常的现象。在本文当中，她拓展对躁动防卫的论述，特别是在躁动式胜利这一块；她也提出躁动防卫中的过度躁动是如何阻碍个体，使其无法安全地重建内在的好客体。

　　从发展通论的角度来看，本文完成了她从1935年开始对忧郁心理状态的解说。她提到忧郁心理位置包含了哀悼的过程；修复在克服忧郁心理位置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此有着进一步的描述，并且首次探讨两种自我打击形式的修复——强迫式修复与躁动修复。如同先前的评论，这篇文章为1935年提出的躁动防卫注入了相当丰富的解说。此外，虽然克莱因自己并没有明显地注意，但她在某方面改变了1935年来所强调的论点；当时她强调（p.288, p.350）在忧郁心理位置中，整合各种意象的每一个步骤之后，都需要在更接近现实的层面进行重新分裂的重要性。她在本文的注释349-2中提到，整合对客体的对立看法是“极为重要的历程”。在她的后期著作里，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整合的过程仰赖对客体进行更符合现实的分裂。她在本文中也首次提出在忧郁心理位置中，要透过爱来缓和恨意。

　　第二十一章 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1945）

　　这是克莱因最后一次针对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陈述。在这之前的主要讨论请参阅《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与《儿童精神分析》（1932）。在上述作品中，有两个相当重要的进展，其中一个属于一般性质，另一个属于较特定性质。一般性质的进展是在《儿童精神分析》中，克莱因承认爱与恨是心智功能的基础。然而在那本书中，她才刚开始使用这个法则，因此书中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章节仍未受到此法则的影响。更为特定的改变是她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中所形成的理论，提到忧郁心理位置是出生第一年的发展转折点。本文重新修订了以上两者，并扩增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说明。

　　她未曾改变在1928年对俄狄浦斯情结提出的独特概念，也就是在弗洛伊德所发现的俄狄浦斯情境之外，我们可以在前性器期的早期就看出俄狄浦斯情结的存在；对于母亲体内包含父亲阴茎，以及儿童对自己身体内部的各种早期幻想，都属于俄狄浦斯情境的一部分；罪疚感不只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产物，它从俄狄浦斯情结一开始就已经出现，影响整个发展的过程。她在《儿童精神分析》中对男孩及女孩性发展的说明也始终不变。不过现在她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肇始与导致其减弱的原因采取不同的见解，她也为俄狄浦斯情结的本质做了一些重要的补充。

　　在她的新假设中，施虐性在婴儿期前六个月会逐渐减少而非增加，若我们将她对于客体关系从一出生就存在的观点纳入思考，这表示了她早期（1932）对俄狄浦斯情结是在自恋阶段或是在施虐性达到顶点时展开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她也不再认可这样的解释。她不再认为断奶时的口腔挫折释放出俄狄浦斯冲动，或如同她有时候表达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受到恨的冲动影响而展开。相反地，她现在主张俄狄浦斯情结的起始点正好与忧郁心理位置同时开始，也就是在被害焦虑降低，爱的感觉强烈浮现的时候，虽然被剥夺感可能是造成婴儿背离**的原因之一，但也造成一种仅次于爱的推动力，激励婴儿迈向发展的下一步，引发出原欲寻求新客体的天生能力。她在1932年时认为罪疚感是缓和俄狄浦斯情结的主要因素；现在她主张正面的情绪，包括儿童对父母的爱及想要保护他们的渴望，也同样是削弱俄狄浦斯情结力量的因素之一。

　　克莱因在1935年的《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一文中，把俄狄浦斯情结与忧郁心理位置链接在一起，她的这个陈述并未超出她原来认为在忧郁心理位置中，最痛苦的俄狄浦斯冲突来自于悲伤与担心失去好客体的惧怕。在本文中，她检验了当孩子们挣扎着整合爱与恨的时候，心中交织的俄狄浦斯欲望与忧郁式焦虑，她也指出性冲动会透过修复先前的攻击结果而产生新的重要意义。这导致修复式性幻想（reparative sexual phantasies）的浮现，对于个体未来的性行为与性能力，有着极大的重要性。这种更为圆满的俄狄浦斯情境的形象在两个病人的案例中有所描述，有关小男孩理查德德的分析在《儿童分析的故事》（1961）做了完整的发表，而先前的文章中也叙述了关于小女孩莉塔的许多资料。

　　本文中，克莱因为她与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歧意见做出了一个不错的解释。有趣的是，除了在俄狄浦斯情结与忧郁心理位置的链接中产生的特定观点以外，本文列出的所有歧异在1928年的文章中都已经出现；但是当时她似乎不希望强调她与弗洛伊德的差别。

　　我们可以明显地在本文中见到她为生命最初几个月的观点做出明确澄清。来年她发表了《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文中提出，婴儿出生后的头几个月都处在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当中。然而这并不影响本文所表达的观点。她自己对于1932年来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看法做了简短的说明，请参阅《儿童精神分析》第三版《序》。

　　总而言之，克莱因将人们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解往两个方向拓展。首先，她发现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并将弗洛伊德认为是所有精神官能症核心的俄狄浦斯情结，与她认为在儿童发展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忧郁心理位置连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