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贵州谈树，座中有一位干部说，他多年前在云贵边境的大山里下乡，见到一棵大树，不知名，还拿回一枝到省林业部门求证，也无结果，后来大家就都称这树为无名树。我听后大奇，世上哪有没名字的树？第二年就专程到大山里去访这棵树，想不到引出一段传奇。

　　树在贵州省威宁县的石门坎乡。这里是云、贵、川交汇的鸡鸣三省之地，属乌蒙山区的最深处。那天，一转过山梁我就看见了那棵树，非常高大，长在半山腰上，都快要与山顶齐平了。等走到树下，真的立有一块小石碑，上面用中英文刻着：“无名树”。原来，这是清末民初，一名叫伯格理的英国传教士从家乡带来的树苗，竟在异国他乡生长得这般硕壮高大。因为树身太高，手机取景很困难，也看不清枝叶。

　　一棵古树就是一本活着的史书。在我采写的人文古树系列中，有记录了战争、天灾、经济活动等各种事件和人物的古树，唯独没有一棵记录传教士文化的古树。约十多年前，我到福建三明考察过一片栲树林。这是一种珍稀树种，全世界只有两片成林，一片在巴西，但面积很小，约六百亩，我们这一片有两万多亩。这树种有一个奇怪的名字：格氏栲，是一个叫格瑞米的英国传教士在中国发现后回国写成论文公布的。但是我遍查资料，也没有发现格瑞米这个人，只好存疑。今天在这里，终于第一次见到一棵实实在在的附载有西方传教士文化的大树。

　　树无名，人不再

　　来之前我稍微做了一点功课。

　　伯格理（1864—1915）生于英国一个牧师家庭，二十三岁那年被教会招募到中国传教。他先在上海经过半年的汉语培训，然后溯长江而上到云南。中途在三峡的急流中还翻船落水，险丢性命。以后从云南进入贵州，他的一生就全部贡献给这座乌蒙大山了。中央电视台曾播过他的三集纪录片，国内也出版过有关他的书。

　　乌蒙山深处生活着这样一个族群：苗民（当时还没有苗族这个称号，苗族之确定是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他们原住中原，同为华夏后裔。在经年的战乱中被逼得一逃再逃，直落入这边陲大山的夹缝之中。没有了自己的土地、财产、文字，没有尊严。被汉人地主欺侮、歧视，被彝人奴隶主掠为奴隶，类似印度的贱民。他们算是世界上最苦难的族群之一了，亟需要同情，需要改变现状。这时伯格理出现了，好像是上天导演的一出活剧，世界上一个最先进国家的年轻人，突然降落在一个最落后的族群中，剧情由此展开。

　　当时的苗民几乎是没有什么房屋可言，草棚、洞穴，人畜共居。就是直到在二〇〇〇年左右我第一次去苗寨时，有的人家仍然是下养牛上住人，围火塘而食，屋里臭气氤氲，黑烟薰人。陪同的市委领导说他一般下乡都不进苗屋的。可是一百多年前的伯格理，大大方方地住进了苗屋。他在日记里说，有一次他抱着一捆干草，与一头猪睡在一起过了一夜。他学着说苗语，吃荞面、土豆。他去救济那些在生存线上挣扎的苗民。请看他的日记：

　　12月15日。由于寒冷和饥饿，人们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

　　12月18日。晚饭后我和老杨带着一些包谷和几百文钱，去寻访穷人。整天都在下雪。在我们的第一个去处，房子已经倒塌，他们用包谷秸杆搭了一个巢穴。里面有父亲、母亲、一个儿子和一个小姑娘。除了一塘火，一无所有。每到夜晚，成群的狼就在周围大声地嚎叫。我们给了他们一些粮食和钱。

　　12月20日。和老杨一起出去，救济了四个家庭。

　　无疑，苗族正在遭受最沉重的苦难，问题是谁来拯救他们。他们中间没有工人阶级，不可能产生阶级觉悟，也没有先进文化的输入。这是一片最适合外来宗教植入的土壤。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者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伯格理就是这样一位来自八千公里之外的，以宗教的身份闯入苦难世界的使者，他和苗族兄弟一起对现实抗议、同情、叹息，用宗教鸦片来安抚被压迫者的生灵。

　　这好像不可理解，一个英国人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东方过这地狱式的生活？那时在英国的教会有一股“救世”热，招募青年到最苦最远的地方去拯救穷人。对于一个渴望有成就、愿牺牲的年轻人来说，这也是机遇。

　　世上总有一些愿以生命之血汗去培植理想之花的人，而不必计较以什么的名义。就像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一句口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让人能立即热血沸腾，甚至付出生命。我就是当时从北京去到内蒙古的，二十二岁，比伯格理还小一岁。我们那一批人到达后又还嫌不苦，不愿留在城镇，我的一个福建籍的同学提出到更远的阿拉善去，他终日在茫茫的戈壁滩上与一个孤身老牧民一起放牧骆驼，好像这样才是心目中的壮丽人生。大约青年人在他青春期的那几年，一颗不安分的心总在做着异常的跳动，不知道哪一次就会跳出轨道，做出想不到的事情。

　　伯格理当然不是以革命的名义，不是来领导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他是以宗教的名义，来施舍主的爱，教人自爱、互爱，做上帝的羔羊。他要在乌蒙深处开辟一片桃花源。而这里确实也是一个川、云、贵三不管的世外之地。他在这里安了家，只花了五个英镑在山凹凹里盖起一座简陋小屋，被称为“五镑小屋”，要用愚公移山的耐力，撬开这个石门坎，干一番事业。

　　那天，我是先绕行云南昭通，而后进入贵州威宁的石门坎的。山崖上一扇巨大的石门半开，横断云贵，石门坎由此得名。石壁旁用中英文刻着一行字：

　　栅子门的石梯路。1905年，为方便从昭通运送砖瓦到石门坎修建学校，伯格理先生安排打通的岩路。学校建成后，由负责建筑工程的王玉洁老师取名基督循道工会石门坎小学。1912年更名为中华基督循道工会石门坎光华小学。

　　一过石坎就可以看到那棵高大的“无名树”，它浓绿一团，像是这个石灰岩大山中的圆心一点；直立着朝向太阳，又像是一根测量时间的日晷。它就这样每日运转着太阳的投影，已经一百多年。我们那一天的采访，无论走到哪个方向都能回望到它的身影。

　　石门下面是陡峭的石梯小路，满地碎石。我小心地下到寨子里，最想看的当然是主人的故居，那个“五镑小屋”。那间房子与其说是主人的卧室，还不如说是这大山里唯一的一间诊所。在这里发生过许多治病救人的故事。苗民处深山之中，远离现代文明，终年潮湿阴冷，瘴疠横行。天花、霍乱、伤寒、麻风多种传染病轮番发生，民众完全生活在一种痛苦无告的自生自灭之中。虽然伯格理举着唯心的宗教旗帜，但首先得面对唯物的残酷现实。他在传播上帝之爱前，先得抚平苗民正在流血的伤口。

　　伯格理行走在崎岖小路上，穿行于寨子间，总是药箱不离身，在集市上碰到有人倒地就灌药施救。他娶了一个护士妻子，又有几个专业医生做同道。他屋内那张白木小桌上，各种药瓶就占了大半个桌面。不相识的苗民经常老远赶来求他治病。那些原本必死无疑的伤寒、疟疾等，几片西药就起死回生，在苗民眼里伯格理就是神仙。这是科学的力量，但伯格理把功劳记在神的账上，劝说那些受苦的人们：归来吧，耶稣的孩子。于是从者如流。

　　伯格理真心把苗民当亲人，施医喂药，不嫌其脏，不怕染病。而事实上他也多次被传染，病愈后又照样救人。在病危时他宁可把稀缺的盘尼西林让给苗民，但最后一次他没有能逃脱病魔之手。一九一五年石门坎流行伤寒，许多人逃走躲避瘟疫，他却留下来照顾他的学生。他终于倒在了“五镑小屋”里，时年只有五十一岁。所以，我一进入石门坎，就在这个山凹里上上下下地搜寻那个“五镑小屋”，但是百年风雨，早已**然无存。唯有当年在屋后栽的那棵“无名树”已长得特别高大，要三人才能合抱。它一离地即分为两股，像一个倒立的“人”字，写向蔚蓝的天空。

　　人虽去，石留痕

　　石门坎，是一部用石头书写的历史。

　　苗族无自己的文字，也不识汉字。好像处在石器时代，与外部世界完全无法沟通，因此，受尽汉官、彝族土司的欺骗、作弄。他们常拿一张有字的纸，说是上面的公文，任意勒索。苗族本来与华夏同源，曾是楚人先祖。但是由于不断地被驱赶、逃亡，到被赶到西南边陲时，不但丢失了土地，也丢失了自己的文字。伯格理下决心创造苗文。他选用苗族衣服上的图案作声母，从拉丁文中找韵母，模仿汉语的单音节词，终于制订出了第一批苗文，这是一个奇迹，苗人可以读书上学了。

　　这就回到了文章开头说的石门坎小学。石门坎，一道石头的门槛，这边是贵州那边是云南，两边分布着最穷苦的苗民。伯格理带领他们打通了这道门坎，烧砖、烧瓦、伐木，建起了一所能容纳两百多名学生的小学校，周边山区还建了十七所分校，为地方发展了新式教育。一九一一年中国的辛亥革命成功，他即把学校改名为“石门坎光华小学”，意在庆祝推翻清朝，光复中华。并在《苗族原始读本》中加进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

　　问：苗族是什么样的民族？

　　答：苗族是中国的古老民族。

　　问：中国是什么？

　　答：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古老的国家

　　问：苗族是从哪里来的？

　　答：苗族是从中国内地的黄河边来的。

　　他很注意配合时局，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他日记里记载，端午节要开运动会了：

　　我早在节前一周致函汉官（县长），邀请他在节日那一天光临，为获胜者颁奖。他于下午两点来到并对孩子们发表了演说，接着为学校颁发了证书及奖品。

　　值得一提的是，从一开始，伯格理就坚持苗、汉双语教学，使学生视界开阔，也加强了民族团结与融合。而我们在解放后对少数民族长期实行单语教学，以为这就是尊重他们，反而造成了他们的文化封闭，甚至助长了民族分裂。直到近年才意识到语言问题的严重，开始大力普及双语教学。学校还开英语课、生理卫生课。所以后来曾发生了更奇怪的事情，抗日战争中驼峰航线上的美国飞行员失事降落在深山里，竟遇到了能说流利英语的苗民，因而得救。

　　伯格理在深山办学的影响有多大，只举两例便知。辛亥革命后蔡锷任云南总督，亟需人才，他一九一二年二月六日亲自致电伯格理。

　　需八名苗民学生，入云南省立师范，成绩优者，入北京师范；（需）入讲武堂四名，成绩优异者，送日本士官学校，以造国家栋梁。

　　伯格理当即答应。

　　他还不断选送优秀小学毕业生到成都华西中学读书。毕业后又都回到苗区发展教育事业。有一个人叫朱焕章的孩子，十六岁才读小学一年级，但是天资聪颖。伯格理资助他去成都华西大学读书，他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引起了坐在台下的蒋介石的注意，就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到总统府工作。朱焕章却婉言拒绝，他说：“我的老师伯格理告诉我们，每个苗族人受到高等教育都要回到石门坎，为苗族人服务。”一九四六年，朱焕章当选为“国大”代表，到南京参加会议，他是苗族人参与国家大事的第一人。蒋再次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出任民国政府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长，朱焕章再次拒绝。他回到石门坎开办了第一所中学，自任校长，为苗族培养了很多人才。

　　经过伯格理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个西南大山里的文化荒原上出现了奇迹。从一九〇五第一所学校开学，仅仅三十年，云贵苗区的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甚至高于汉人的平均教育水平。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曾做过人口普查：汉人每十万人中有二点一九个大学生，而苗族人每十万人中有十个大学生。

　　以一人之力而改变一个地区的文化落后，历史上确有先例。唐代，韩愈被发配到潮州，那也是一个未开发的蛮荒之地，买卖奴隶，巫术甚行，他大办学校以开民智。他之前潮州只出过三名进士，他之后到南宋就出了一百七十二名进士。韩庙碑上说：“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这乌蒙大山里，如果没有伯格理，苗民的精神世界也还是一团荒草啊。是伯格理帮他们翻过了这道愚昧和文明之间的门槛。

　　我很想看一看伯格理小学的旧址，二〇一五年这里曾纪念过石门坎小学建立一百周年。但是旧房也早已片瓦不存了，倒是那棵“无名树”下有一九一四年立的一块由当时的民国县知事书写的功德碑，讲伯格理如何在这里“兴惠黔黎，初开草昧；能支大厦，独辟石门”“化鴂舌为莺声，……由人间而天上”。其意很类潮州韩夫子庙碑。斯人虽远去，石碑留旧痕。

　　石门坎是一道大的石坡，没有走惯山地的人还真有点累。我们在“无名树”下小憩一会儿继续下行。突然在断壁荒草间发现一些整齐的石块，再一看竟然是两个相连的旧游泳池，池子半边靠山，三面围墙，相当于现在一个标准泳池的大小，全部用二尺长的大石条砌成。泳池还十分完好，只是久不使用，石缝里长出了没膝深的荒草。草丛中的一块小石碑上面用中英文刻着：“游泳池。伯格理先生修于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五月端午节运动会正式使用。”当年他们砍伐竹子。打通竹节。架设管道，从山上引来清泉水注入池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露天游泳池了。可以想见，一生都不洗一次澡的苗民，在清澈见底的泳池中戏水，春风吹面，蓝天白云，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从游泳池再下一个小坡，便是足球场了。这是伯格理和他的学生们用蚂蚁搬家、蜜蜂做窝式的方法，从石山腰上硬抠出一块平地建成的。伯格理本人足球、篮球、板球无所不能。足球场一边紧贴着山壁，一边就是悬崖，下面是万丈深渊，远处是不尽的群山，层层峦峦，云蒸雾霭。据说当年踢球时，如果不小心皮球滚落山下，是要背着干粮去下山寻找的。

　　当年的四川军阀扬森也喜欢足球，并且手下有一支球队，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他从四川到贵州上任，路过石门坎意外地发现这里竟有一个足球场。就让他的球队与苗族学生队比赛，学生们打赤脚上阵。结果三场球，杨队输了两场，有一场还是给了面子。杨森把他的队员集合起来臭骂一顿说：“你们还好意思穿鞋吗？”队员们忙脱下鞋送给这些苗族兄弟。临走时杨森还向伯格理要了四名队员。

　　伯格理从英国带来了篮球、足球，在学校举办运动会，让苗民第一次尝到现代运动的欢乐。他的书里这样记载：

　　引进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除了能增强中国人的体质，也可以大大促使中国的年轻人，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摆脱低级趣味，过上健康、快乐、积极向上的生活。

　　伯格理这里说的低级趣味、不健康的生活是指当时苗族的“花撩房”，这是人类早期群婚制的残余。每个苗寨子边都建有一个公共大屋，称“花撩房”。女孩到十二岁即可进入这个房子，与男人发生性关系，所以常见才十三四岁的女孩就怀里抱一个，身上背一个孩子，正是上学的年纪就背上了沉重的生活负担，性混乱又导致疾病流行。伯格理行医、教学，逐渐取得苗民的信任后，便向这种陋习发起冲击。他像林则徐烧鸦片一样，每到一处苗寨就聚众演说，痛陈这习俗之害，然后带领群众烧毁撩屋，重塑健康的婚姻家庭关系。规定，每个受洗过的基督徒，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才能结婚。又宣传女孩子不缠足，入学读书，自强自立。

　　伯格理开办新式学校，引进现代体育运动，在这个深山窝里大刀阔斧地移风易俗，现在想来人们几乎不敢相信。但大树作证，青石留痕。我在泳池边长满青苔的石条上漫步，度量着池的长宽；从这个悬崖足球场的边上探身下望，想象着当年挖土开石的劳作；又回头仰望那棵伸向半空的“无名树”。石门坎，石门坎，这是一片纯石头的喀斯特地貌，是贵州全省最高最寒冷的地方，却在一百多年前捷足先登，最早接触到了现代文明。旧武侠小说里常说某人的武功抓石留痕，佛教故事说达摩面壁九年，在这悬崖峭壁上，伯格理有什么样的功夫，能够留下这么多痕迹呢？

　　树有名，爱永在

　　当我从上向下依次看完了石门坎、“无名树”、游泳池、足球场之后，又返回到山梁上。虽然明知“五镑小屋”和当年的石门小学早已不复存在，还是想凭吊一下它的旧址。

　　“五镑小屋”已经让他的后继者高树华牧师改建成一座二层小别墅。有壁炉、厨柜，很厚的石墙，典型的英式房子，体现了当时最高的西方文明。但是，这房子里却藏着一个悲剧。好房子引起了土匪的注意，猜想主人一定有钱。一九三六年三月六日一伙土匪冲进高的小屋，不但抢劫了他的财物，还残忍地将他推下石坎，一直滚落在无名树下。无名树看着他这位可怜英国同乡在痛苦地呼喊，但也无能为力。当学生们闻讯赶来时，高已血肉模糊，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要和伯格理牧师在一起”，也长眠在石门坎下。

　　在原石门小学的旧址上已建造起一所现代化的小学校和一所中学。近十年来石门坎已经出了本科生三百五十人，研究生六人，博士生两人。

　　让我吃惊的是，石门小学竟有一个红色的塑胶大操场，在绿色四围的群山怀抱中十分耀眼。球场靠悬崖一侧的边缘建了一条开放式图书走廊（可能也是为了防止皮球的滚落），学生们课后可以随意抽读自己喜欢的书。我抽出一本，还未及读，立时白云擦肩，绿风入袖，八百里乌蒙奔来眼底，不觉神思千里之外。这一生不知读了多少书，也上过各类的学府，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高山清风读书处。

　　我慢慢收回视线，才猛然发现刚才还在半山腰的“无名树”，正好长到与新学校的操场齐平。这时才看清了树梢和它的枝、它的叶。只见每一束柔枝上都旁生出长长的叶柄，柄侧对生着椭圆形的叶片，类似槐树的叶形，但更大、更绿、更柔软，如一扇孔雀的羽毛。更有趣的是，枝上挂着的果荚，像一串串的鞭炮，足有二尺来长，在微风中来回摆动，发出璘璘的闪光。我赶快用手机上的识花软件一搜，哎呀，它本来是有名字的啊，叫枫杨树！这是一棵来自天国的枫杨树。

　　枫杨树形疏密有致，枝叶婆娑轻柔，有柳树的风度，所以别名麻柳；那一串鞭炮式的果荚很像蜈蚣，又叫蜈蚣柳。我奇怪为什么它的学名叫枫杨？枫树和杨树分别属于槭树科和杨柳科，这枫杨树却属于胡桃科，既不沾枫也不带杨呀。大约它的片荚状果实与枫树相似；而身形又如杨树般高大。果荚片片兮飘四方，身躯巍巍兮立山岗。人们仰之敬之，不认识它就直呼为“无名树了”，已经一百多年。

　　现在到底该叫什么名字呢？我忽然想起一个典故。当年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介绍说，中国的读书人有两个称呼，一个是名，一个是字。比如，我名泽东，字润之。而中国人之间来往时，一般不直呼其名，只尊称他的字。我想这棵树来到中国已一百多年，早已中国化了。它也有两个名字。学名枫杨树，字伯格理。事实上我多次来贵州，一般人说起这棵树时，也都称它为伯格理树。

　　伯格理是一个特例，是一个奇迹。

　　他在旧中国的动乱年代，在最穷困落后的苗族山区，用了十年的时间创办教会、学校、医院、邮局，创造了苗文，普及文化，引进良种，移风易俗。直到一九一五年去世，他把毕生的心血贡献给了当时中国最落后的被人遗忘的乌蒙山区。

　　但他还是没有能走得更远，他在世时屡遭地方黑恶势力的阻挠、追打，有一次重伤几乎丢掉性命，后回国养伤，他的继任者也不幸命殒石门坎。他的事业不可复制。这类似旧中国梁漱溟、晏阳初在山东、河北做的农村改革实验，如夜空飞过了一颗流星。那么伯格理的意义在哪里？在于他宣示了爱的力量。他不能左右时局的变化，不能左右政治形势，但是可以唤醒人们的良知。用大爱去融化一切的不愉快，就像海水淹没嶙峋的礁石。

　　不错，伯格理是来传教的。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中英不平等条约强加进了传教条款，他是乘着西方的侵略浪潮而登陆中国的，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伯格理在日记中说：“我们在这里不是政治代言人，不是探险家，不是西方文明的前哨站。我们在这里就是要让他们皈依。”伯格理是用一片爱心来做这件事的，他为能被苗族接受感到无限幸福，他在《苗族记实》中激动地说：

　　和他们是一家人！在我生平中还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崇高的赞扬；而且是被中国最贫穷和待发展的少数民族认可为一种父兄般的形象，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成为苗族人中的一位苗人！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蒙昧、不卫生、落后、犯过罪的但又是最可爱的人们。我的兄弟和姐妹们，我的孩子们！

　　自从猴子变人以来，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了。岂止人类，便是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物同在一个地球村，也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人们对山水、花草、动物尚且有爱心，何况同类之间呢。爱因斯坦是威力无穷的原子能的奠基人，人们问他世上什么力量最强大？他说，是爱。

　　爱是一条底线，在道德上叫人道，在哲学上叫共性，在品格上叫纯粹。这是超阶级、超种族、超时空的。只不过一般的爱心总要有一个躯壳，如男女之爱，如亲情之爱，如阶级之爱，如同病相怜等等。宗教也是众多躯壳之一，伯格理就是顶着这个躯壳来推行爱心的。事实上他已超越了宗教。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宗教和宗教徒都能做到这一点。相反，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战争、残杀，从来也没有休止过。伯格理是从宗教的蛹壳中化飞出来的一只彩蝶，他体现的是最彻底的人道精神。

　　大约比伯格理早三百多年，中国哲学家王阳明从京城被贬官到贵州，那时的生存条件比伯格理更差一些。他在一个山洞中痛苦地悟出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致良知思想，即人人都有内在于心的天理良知，我们要通过各种艰苦的磨炼来找到它。伯格理是在中国贵州彻底实践了王阳明致良知哲学思想的第一个外国人。

　　当一个人修炼得超出他的躯壳后，就是一个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他会超时空地受到所有人的尊敬。这样的例子，中外不胜枚举。如白求恩，一个加拿大人来中国支援抗日；如斯诺（摩门教徒），一个美国人同情红军，宣传红军，冒险采写了《西行漫记》；如拉贝（犹太教徒），在遭遇南京大屠杀时冒死救了许多中国人；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坐狱二十七年，出狱后就任总统时，却邀请看守他的狱卒参加典礼。以上这些人各有自己国籍、党派、民族、宗教的躯壳，但爱到深处，爱到纯粹时，这些躯壳都已灰飞烟灭，只剩下一颗爱心，即老百姓说的良心。大爱是能求同存异，包容一切的。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体，有没有爱心是衡量他好坏的底线。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伯格理在中国人心里，尤其是在苗族人的心里总是抹之不去。

　　人总是要死的，把身体埋入地下，把精神寄托在天上。宗教称之为天国。在各国的神话中都有一整套天国世界的人和物。我们也常说，马克思的在天之灵等等。毛泽东还写过一首浪漫的天国题材的《蝶恋花》。伯格理也早就是天上的人了。但是，他在人间留下了一棵树：伯格理树。一年又一年，这棵树挺立在石门坎上，舞动着青枝绿叶，呼吸着乌蒙山里的八面来风，现在它已经超过主人生命的一倍，将来还会超十倍、几十倍地活下去，向后人讲述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