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之书，茶之心

　　虽并不认同冈仓天心以日本茶道为东方茶道核心的看法，但清及以后的中国茶道即便有些文人饮茶的传统，但不免充斥着矫情和浅薄。世俗欲望固然使茶有些活泼的生命，但其精神高度和生命追求则远不能承载中国茶道的延续与重振，即便当下的饮茶风尚呈现出一种向荣的趋势，但其本质并未被发掘和继承。因真正“茶人”的缺失，眼下的“复兴”不过是一种表象的热闹。

　　冈仓天心100年前说：“对后来的中国人来说，茶仅是一种妙饮，而与境界理想之事毫无瓜葛。”100年后的今天，此种状况并未真正有所改变。

　　中国茶道核心精神的衰落原因很多，除上述明清世俗化倾向的强大销蚀力之外，尚有我们民族大道至简的自然主义风尚所引发的对形式与载体的忽视。譬如规制而稳定的茶室的缺失，譬如饮茶法的频繁嬗变，都使“道”的存在无可依托。我们很少有人愿意将茶的精神导入生活实践乃至人格修养。吃茶的当下时空尚且难以体贴茶情，何谈在更大的生命时空里践行茶道精神？工业化和信息化大行其道，整个世界无可幸免，我们需要重构真正的心灵茶室和生命桃源。

　　重构茶的心灵世界，日本茶道精神或许值得借鉴。大唐的诗意、两宋的繁华虽然让饮茶升华为风雅，而15世纪后的日本更让茶成为美的宗教。它的核心不在于表象流程而在于一种心灵的净化仪式，它成为心灵的自制、敬畏与整肃，同时又在自制和严整中达成自由、和谐与宁静。他们教人在秩序中体会浪漫，有着唐宋饮茶法和宋代寺庙饮茶仪轨的时代投影。他们把茶道建立在对生命不可能的基本认知上，在不可能的基础上实现一些可能。艺术本然如此，宗教亦如是。

　　与世隔绝的岛国崇尚自省，对于茶道的内在发展是有利的，但其弊端亦显而易见。此种内省精神使其丧失了博大雍容的气象，茶道仅成为一把割除世俗赘疣的利刃，却不知茶道亦在世俗之中。由此而形成的这个悖论，让茶无以自处。但透过《茶之书》可见，冈仓天心的茶道观并非绝对的日本传统，并非只有道的超脱和禅的凌厉。他对花草、对万物的怜爱，对人情、对艺术的感通，无不充盈着宽博的儒家情怀。

　　一个茶者，也应成就为一个仁者。他该对园林、陶瓷、服饰、书画、插花、琴箫、漆艺，乃至菜肴、美酒都葆有兴味，投入情感。如是茶者，使其生活皆能着我之色彩，茶之色彩，同时借由茶及那些有趣的事物完成自我生命的饱满。更甚者，譬如悲壮而又平静的千利休之死方是一个茶者仁人的最终完成。

　　茶固然为达道之一径，然而茶人因爱茶，难免于此有所拔高，似乎只要喝茶便能参悟天地，达于化境。其实大部分做此想之人，最终连茶味都忘却了，徒留玄虚或浮华。茶与人需构建出“亲和”的方式，我们需要以谦卑的姿态体贴它而非以居高的傲慢俯视它。所以，侍茶的技巧在体会茶情中并非第一要素，我们越执着在技巧和器物上就离茶越远。恰如冈仓天心所说：“我们追求昂贵，而非别致，选择时髦，而非高雅。”关于口感、色泽之类的自我而又极自信的评价不是茶，名陶佳瓷、古董茶器的收纳不是茶，此茶优而彼茶劣的分别心不是茶，狭隘、高傲与我执不是茶，寄意玄虚、貌似脱尘的所谓“文化”也不是茶。茶很远也很近，在茶中丢了自己的性情总算不得茶的真境界。

　　其实向西方人介绍东方文化是一种冒险，东西文化的起点本不在一个维度上。由此而衍生出的艺术与宗教的“程序”无法相互解码。在这个背景上看冈仓天心，确实勇气可嘉。但他欣然期望的东方或日本的艺术与宗教得到西方的理解与尊重，让东方与西方在相互慰藉中融合，我对此并不抱乐观之想，毕竟《茶之书》英文本问世已100余年了。

　　与其说《茶之书》是向西方介绍东方文化和日本茶道，毋宁说他是以茶道的和谐宁静来衬托和警示当代人对财富与名位的白热化争夺。“过往带着同情审视我们文明的贫乏，而未来将会嘲笑我们艺术的荒芜”，但愿冈仓天心的这句话能够落空。

　　冈仓天心说，翻译是一种背叛。我却以为恒迦女士的翻译是一种回归，既有汉语语感的回归，更有茶境和人情的回归。她用难以言表的对茶的深情体贴，让英语文本回归到汉语和茶的语境中来。此种翻译的妙趣在于“化”，这不是仅仅着眼于翻译学上所谓的“信、达、雅”或“意译”，而是汉语及其文化与原文意趣的融合。翻译语言需要有人情和温度，而哲理禅思和艺术体验的翻译更是对表达极限的挑战。把原属汉语文本的老庄禅宗思想进行英文解读后，再进行返回汉语文本的二次解读，若能不至于诘屈聱牙真得有一种语言文字的灵性和中西文化的汇通能力不可。捧读此书，如能对照英文原本亦或其他译本参阅，熟知茶道和中国文化的朋友定会对恒迦女士的译文之妙会心一笑。

　　程龙伟 庚子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