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可曾听过一个关于“伯牙驯琴”的道家传说？[1]太古时代，龙门峡谷有一棵泡桐树，其乃林中树王。它竖起枝桠，能与星辰对语，其根深探地底，青铜似的卷曲根须与沉睡银龙的虬髯交错纠缠。一日，有一法术高超的仙人将其做成一把神妙之琴，此琴有灵，桀骜不驯，唯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琴师才能驯服。长久以来，中国皇帝将此琴视若珍宝，诸多琴师试图在它弦上奏出妙音，但一切努力都枉费心力，皆是徒劳。琴只是发出轻蔑的刺耳音调，咿呀刺啦一番，根本不屑与他们口中之曲和谐一致——琴拒绝指认它的琴师。

　　终于，琴界俊才伯牙出现了。他轻抚琴身，如抚烈马一匹，而后轻柔触动其弦。他吟咏自然四季，高山流水，唤醒了树王所有记忆！春的甜蜜气息再度嬉戏枝间；溪流汇成瀑布，蜒转山谷，欢悦奔走，对初生的蓓蕾展开笑靥。倏然间，夏日的梦幻音调流至耳畔，那是夏虫鸣唱，雨声淅沥，杜鹃悲啼。听，有虎长啸，山谷作答。入秋，夜晚凄清，草野结霜，皓月当空，恰若剑光，锐利分明。最后，冬临大地，雪花绽放，野雁盘旋，冰雹击枝，其声爽利。

　　然后调子一转，伯牙转而歌咏爱情。森林摇摆，如热切的情郎迷失于他的思恋。高空之上，云朵光明亮丽，如骄矜的少女拂略而过，而后消逝不见，唯见地上长长的阴影，绝望般漆黑。调子再变，伯牙接着演绎战争，演绎刀光剑影、战马嘶鸣。一场风暴从琴弦上流出，席卷了龙门；银龙腾云驾雾，穿梭于闪电之间；势不可当的雷鸣，足以使山崩地裂。听闻此曲，皇帝大喜，忙问伯牙驯琴的秘诀。“陛下，”伯牙答道，“其他乐师急于奏出自我的歌曲，而我则由琴选取它自己的主题。”事实上，鼓琴之时，究竟是琴成了伯牙，还是伯牙成了琴，恐怕连伯牙自己也分辨不清了。

　　这个故事娓娓道出了艺术鉴赏的奥秘。艺术作品是一曲交响，在我们最为细腻的心弦上奏响。伯牙才是真正的艺术，而我们则是那架龙门古琴。在美的神奇撩拨之下，我们内心秘密的琴弦被唤醒了，颤动着，战栗着，**澎湃地回应美的召唤。心相印，有灵犀。倾听于希声，观赏于无形。艺术大师唤起我们心里未曾知晓的音符，久违的记忆重新返回自身，带来新的意义。那些被恐惧压抑的希冀，那些未曾正视的渴望，重新升起并闪耀光芒。我们的心是艺术家们挥毫泼墨的画布，他们的颜料调制我们情绪的色彩，他们的明暗光影诉说着我们欢乐的辉光与悲伤的阴影。此刻，作品即自我，自己即作品。

　　艺术欣赏中灵犀相通的交流，必须基于退而观之的开放态度。观赏者必须培养起正确的心态，以接收作品所传递的讯息，而艺术家则必须知晓如何将作品的讯息传递出来。身为大名的茶师小堀远州，留给我们如下隽永名言：“赏画，如临君侧，松懈不得。”意欲理解一件作品，必须以谦卑的姿态站在作品面前，屏息凝神，等待它从静默中流出只言片语。宋代有位著名的评论家曾作过一番有趣的自白：“年少时，我因喜爱作品而称颂创作者；而随着鉴赏力日长我开始赞叹自己，因我知晓妙笔于何处生花。”应当哀叹，我们之中鲜有人愿费心费力，去研读艺术家的心绪。出于顽固的无知，我们拒绝向艺术家致以此种最为普通的尊重，于是便常错失眼前的美的盛宴。艺术家们以美味佳肴款待我们，而我们却因缺乏鉴赏力而无福享用，只能饥肠辘辘。

　　对于那些能对作品感同身受的欣赏者，伟大的作品是一个真实的所在，它将你一把拽入艺术，让你和艺术家生出亲密情愫。艺术家是不朽的，他们的爱和恐惧在我们身上一次又一次再生。真正打动我们的，是艺术家的灵魂而非双手，是人性而非技术——艺术的召唤愈是充满人情，我们的回应就愈加深沉。正是因为艺术家和我们之间的隐秘默契，在诗歌与小说里，我们常常与男女主人公休戚与共，共历人生悲欣。堪称“日本的莎士比亚”的剧作家近松[2]，定下了剧本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必须将观众带进作者的隐秘世界。他的学生交上剧作，以期得到他首肯，但唯有一篇打动了他。那是剧本情节有点像莎士比亚的《错中错》，讲的是双胞胎兄弟因被错认而受尽苦难的故事。近松评道：“这才是一个剧本应该具备的精神，因为它将观众纳入考虑。观众是知情者，比演员们知道得更多，他们知道所有误解所在，于是为台上不知情地奔赴自己悲惨命运的角色而扼腕。”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那些最伟大的艺术家们从未忘记在作品中进行暗示与引导，以将观众带入他们的隐秘世界。伟大的作品，总是引领着我们去领略思维之海的浩渺远景，每当凝视之时，我们怎能不满怀敬畏？大师的作品是如此熟稔亲切，而与此相比，那些平庸的现代作品又是多么冷漠！在好的艺术作品中，我们能感受人心中迸发出来的温暖；而在庸常的作品中，我们只能感到程式化的致意。现代的艺术家们过分执着于技巧的展现，而无法超越自身，创造出灵性之作。那些未能够唤醒龙门琴声的琴师们，他们只知歌唱自我，他们的作品更贴近技术而远离人性情怀。日本有个古谚，女人万不能爱上自负的男子，因为他心里除了自己，已没有一丝缝隙可以容下爱情。这种虚荣自负在艺术中同样是致命的，无论对艺术家还是观赏者，它总是扼杀了创作作品与体验作品时那种珍贵的感同身受。

　　没有比艺术上的灵犀相通更为神圣的事了。在心灵交汇的那一刹那，艺术欣赏者超越了自我。那一刻，他时而存在，时而消失于天地之间。他瞥见永恒，但双眼没有喉舌，言语无法道出他的欢喜。他的灵魂从物质的羁绊中释放出来，随着万物的节奏律动。正是如此，艺术变得接近宗教，使人性变得高贵。也正是这种灵犀相通，使艺术作品变得神圣。在古时，日本人极为尊崇伟大艺术。茶师们将他们收藏的珍贵艺术品像宗教圣物一样保护起来，通常要打开层层相套的箱子，才能见到那丝帛轻柔包裹之下，那神圣尊贵的宝物。这些收藏的宝贝通常是不予示人的，也只有入室弟子方能一睹其真容。

　　在茶道风行的年代，太阁的将军们在胜仗归来时，宁可舍弃城池和领地的封赏，而选择稀有的艺术珍品作为胜战的奖励。有很多深受日本民众喜爱的剧作，都以名画失而复得为主线。譬如有一个剧作是这样的：在细川氏的府邸，保存着雪村周继的一幅达摩画像。有一天由于守卫武士的疏忽，宫殿突然起火。武士决心不顾一切危险拯救这幅珍贵画作。他冲进火海，抄起画轴，却发现所有出口都被火堵住了。他念头里只有这幅画，于是他拔剑剖开自己的身体，将自己残破的衣衫裹住画作，塞进裂开的伤口。火终于熄了。在烟雾弥漫的余烬之中，躺着他残存的尸体，尸体中的珍贵画作却未被火损伤一丝一毫。这个听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除了对武士的忠诚与献身精神的刻画之外，也展示了日本民族对艺术杰作是何等珍视。

　　然而我们必须谨记在心的是，艺术的价值，止于它能够对我们诉说的程度。如果我们理解艺术的能力无限，那么艺术便是一种无限的语言。然而，我们受限的天资，传统和习俗的力量，以及我们沿袭传统的本能倾向，都限制了我们艺术品鉴的疆域。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自我意识限制了我们对艺术的领悟；而我们的审美趣味，又往往面朝过往来寻找心弦的和谐共鸣。事实上，若经过培养和开发，我们艺术欣赏的疆界能够得以拓展，我们也能学会享用那些从前未曾辨识、未能理解的美的呈现。然而我们在万象世界中所看到的毕竟只是自己的形象——这种特质掌控了我们欣赏艺术的视角。茶师们收集艺术藏品时，也严格依循自己的审美品位。

　　这一点让我想起小堀远州的故事。弟子们曾夸赞远州，说他在艺术收藏方面品位高雅。“每件藏品都令人羡慕不已啊。这说明老师您比利休品位更高啊，因为能欣赏他作品的，千人里才有一人哩。”远州听到这话颇为伤感，回答道：“这只能证明我的庸常啊。伟大的利休能独爱只有自己欣赏的作品，而我却下意识地追随大众的趣味。利休实在是千里挑一的茶师。”

　　当今，那些对艺术趋之若鹜的热情，有很多其实并无真实的情感基础，这实在是件憾事。在我们这个诸事民主的年代，人们热热闹闹地追捧大众认为的精品之作，却将内心的情感置之度外。他们追求昂贵，而非别致；他们选择时髦，而非高雅。对大众来说，他们假意欣赏文艺复兴时期或足利时代[3]的大家之作，然而更津津乐道于那些工业生产线上下来的“高级货”，那些花花绿绿的杂志，因为这是更好消化的艺术食粮。对他们来说，艺术家的名号比艺术作品本身更加重要。如几个世纪以前有中国评论家所说：“世人以耳鉴画。”正是这种真正鉴赏力的缺乏，使得伪经典盛行于世，遍布视野所及，实觉可怖。

　　将考古与艺术混淆，是艺术欣赏中另一个常犯的错误。崇古是人类性格里最优秀的特质之一，我们应当将其发扬光大。那些古代的大师也理所应当被尊崇，因为他们打开了通往未来启示之路。仅仅是他们经历了经年累月的批评，仍能留存下来并且光彩依旧的事实，已经值得我们充满敬意。但倘若我们仅是凭作品年代的远近来衡量其价值，这便有些愚昧了。可事实上，我们却任凭历史情感凌驾于审美判断之上。当艺术家安然在坟，我们便奉上歌功颂德的花篮。整个19世纪都被进化论的观点主导了，它在我们中间造成一种影响，使我们丧失了对每个物种中个体的关注。收藏家们忙于采集某个年代与流派的代表作，却忽视了一个基本道理，即庸常之作不管收集了多少，也比不上一件杰作能给我们更多的启迪。我们常常忙于分类鉴别，而丢失了欣赏的乐趣。艺术屈尊于所谓科学的展览方法，已成为许多美术馆的敝败之源。

　　在我们的生命框架之中，当代艺术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当今的艺术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艺术：它是我们自身的倒影。谴责它就是谴责我们自身。我们常说当今没有艺术——这责任归咎于谁？真令人羞愧，我们对古人的作品狂热膜拜、大肆推崇，却对当代艺术的潜力漠然视之、无动于衷。艺术家们仍在苦苦奋斗，他们疲倦的灵魂在冰凉的蔑视的阴影中游**。在这个自我中心的时代，我们给予过他们何种灵感？过往带着同情审视我们文明的贫乏，而未来将会嘲笑我们艺术的荒芜。我们正在摧毁生命中的美。但愿再能出现那神奇的仙人，以社会生活为体造出巨琴一把，让这琴将在天才的抚触下，奏出曼妙的声响。

　　[1] 伯牙，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上大夫，著名琴师，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人。历代文献关于伯牙的记载颇多，最早见于《荀子·劝学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吕氏春秋·本味篇》记有伯牙鼓琴遇知音，钟子期领会琴曲志在高山流水的故事。《琴操》记载，伯牙学琴三年不成，老师成连把他带到东海蓬莱山去听海水澎湃、群鸟悲鸣之音，于是他有感而作《水仙操》。现在的琴曲《高山》、《流水》和《水仙操》都传说是伯牙的作品。伯牙驯琴的典故疑为作者杜撰。

　　[2]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5），原名杉森信盛，别号巢林子。日本江户时代杰出的戏剧家。他共创作净瑠璃剧本110余部、歌舞伎剧本28部，为日本文学留下了宝贵遗产。

　　[3] 足利时代（1333—1573），一般又称室町时期。这一时期文化气象日新月异，在传统公家文化的基础上，武家文化独树一帜。此外，农民与町众地位日益上升，由此催生了丰富多彩的庶民文化。这个时期文学、艺术、建筑、宗教等各派文化蓬勃兴盛，出现了诸多绘画大师。花道、茶道、枯山水、寺院建筑等，都在这个阶段得以发展，为今日所见的日式风格奠定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