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的写作是由两大背景决定的，一是他的生活，二是他的阅读。

　　经常有人问我，你读过些什么书，能不能向年轻人推荐一些，我就面有窘色，一时答不上来。一般作家谈阅读时都能很潇洒地说出那些大部头，读过多少外国名著。我却不能，就算读过几本，也早已忘掉了。我不是小说作家，是写文章的，正业曾是新闻写作、公文写作，业余是散文写作。这些都强烈地针对现实，不容虚构情节、回避问题，否则写出的文章就没有人看。所以，从作家角度来说，我的阅读是一种另类阅读，是“撒大网、采花蜜”式的阅读。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人人经历过的最普遍的阅读方式，只不过我可能更认真些并且与写作联系起来了。这种方式对学生、记者、公务员和业余写作爱好者可能更合适一些，我也都曾有过这些身份，下面是我阅读和写作的简要经历。

　　一、关于诗歌的阅读

　　人生不能无诗，童年更不能无诗。条件好一点的家庭注意对孩子专门的选读和辅导，差一点的也会教一些俚语儿歌。这是一种审美启蒙、情感培养和音乐训练。

　　我大约在小学三年级时开始背古诗，中学开始读词。除了语文课本里有限的几首外，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课外阅读。最早的读本是《千家诗》，后来有各种普及读本，《唐诗一百首》《宋诗一百首》及《唐诗选 》《唐诗三百首》，还有以作家分类的选本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

　　这里顺便说一下，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中学时正是“文革”前中国社会相对稳定，重视文化传承的时期，国家组织出版了一大批古典文化普及读物。由最好的文史专家主持编写，价格却十分低廉，如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几角钱一本；中华书局的《中华活页文选》，几分钱一张。不要小看这些不值钱的小书、单页，文化含金量却很高，润物无声，一点一滴给青少年“滴灌”着传统文化，培养着文化基因。这是我到了后来才回头感知到的。说到阅读，我是吃着普及读物的奶水长大的。

　　和一般小孩子一样，我最先接触的古典诗人是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诗中总有一些奇绝的句子和意境（意境这个词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觉得很兴奋，就像读小说读到了武侠。如：“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并不懂这是浪漫，只觉得美。

　　后来读到白居易《卖炭翁》《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又觉得这个好，是在歌唱中讲故事，也不懂这是叙述的美，现实主义风格。总之是在朦胧中接受美的训练，就像现在的孩子学钢琴、学跳舞。后来读元曲，马致远《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他不说人，不说事，只说景，推出九个镜头，就制造了一种说不出的味道。这就是王国维讲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当然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但要想后来能够领悟，就要预先播下一些种子，这就是小时候的阅读。

　　一说古诗词，人们可能就想到深奥难懂。其实古人的好作品恰恰是最通俗易懂的。如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李清照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都明白如话，但又不只是“白话”，这里面又有音乐、有图画。因为诗的功能是审美，并不是难为人，好诗人是在美感上争风流的。倒是今人学诗、作赋，食古不化，以僻为荣，不美反涩。

　　古诗词的阅读价值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思想内容，二是意境的美，三是音韵的美。后两个都是审美训练，这是每个人的写作都要用到的。我们常说，文章美得像诗一样，就是指文章的意境和韵味。在所有文字写作中，只有诗词，特别是古典诗词是专门来表现意境和韵律的美感的。为什么强调背诗词，就是让这种美感一遍又一遍地濡染自己的心灵，浸透到血液里，到后来提笔写作时就会自然地涌流出来。现在一般人家节衣缩食给孩子买钢琴，倒不如备一本精选的古诗词。因为成人后，一万个孩子也不一定能出一个钢琴家，倒是有一千个要写文案，一百个会当作家，而且在成人前每个人都得先当学生，人人都要写作文。

　　诗歌阅读对我后来写散文帮助很大。当碰到某个感觉、某种心情无法用具象的手法和散体的句式来准确表达时，就要向诗借他山之石，以造成一种意境、节奏和韵律的美感。所谓模糊比准确更准确，绘画比摄影更真实。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时我发表的《假如毛泽东去骑马》，是顺着毛泽东自己曾五次提出要骑马走江河的思路，假设他在“文革”前的一九六五年到全国去考察（当时中央已列入计划），沿途对一些人事的重新认识。是对毛泽东后期错误的反思，是对 “文革”教训的沉痛思考和历史的复盘。通篇表现出一种反思、悔恨、无奈的惋惜之情。有许多地方一言难尽，只有借诗意笔法。

　　设想毛泽东在三线与被贬到这里的彭德怀见面：“未想，两位生死之交的战友，庐山翻脸，北京一别，今日却相会在金沙江畔，在这个三十年前长征经过的地方，多少话真不知从何说起。明月夜，青灯旁，白头搔更短，往事情却长。”这里借了苏东坡词《江城子》与杜甫诗《春望》的意境。而写毛再登庐山想起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批彭的失误，写道：“现在人去楼空，唯余这些石头房子，门窗紧闭，苔痕满墙，好一种历史的空茫。……他沉思片刻口中轻轻吟道：安得倚天转斗柄，挽回银河洗旧怨。二十年来是与非，重来笔底化新篇。”在诗意的写景后又代主人拟了一首诗。毛本来就是诗人，其胸怀非诗难以表达。

　　《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写邓小平“文革”中被贬到江西强制劳动。“他每天循环往复地走在这条远离京城的小路上，来时二十分钟，去时还是二十分钟，秋风乍起，衰草连天，田园将芜。”这里借秋景来营造一个意境，抒写他忧郁的心情，都是古诗里的句子。

　　回忆季羡林先生的文章《百年明镜季羡老》中有这样一段：“先生原住在北大，房子虽旧，环境却好。门口有一水塘，夏天开满荷花。是他的学生从南方带了一把莲子，他随手扬入池中，一年、两年、三年就渐渐荷叶连连，红花映日，他有一文专记此事。于是，北大这处荷花水景就叫‘季荷’。但二○○三年，就是中国大地‘非典’流行那一年，先生病了，年初住进了三○一医院，开始治疗一段时间还回家去住一两次，后来就只好以院为家了。‘留得枯荷听雨声’，季荷再也没见到它的主人。”花盛花枯，前后不同的诗意。

　　有时文章到了结尾处情绪激昂无以言表，只好用诗了，如《梁思成落户大同》一文的结尾：“我手抚这似古而新的城墙垛口，远眺古城内外，在心中哦吟着这样的句子：大同之城，世界大同。哲人之爱，无复西东。古城巍巍，朔风阵阵。先生安矣！在天之魂。”这种效果有如“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非诗不能表达。

　　我在中学时开始读新诗，断断续续订阅《诗刊》直到工作后多少年。新诗给我的影响主要不是审美，而是**，虽然我后来几乎不写诗，但这种**一直贯穿到我的散文写作、新闻采写和其他工作中。我们这一代人的诗人偶像是贺敬之、郭小川。他们的诗我都抄过、背过。《回延安》《雷锋之歌》《向困难进军》《祝酒歌》等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响彻在各种场合。他们的诗挟裹着时代的风雷，有万钧之力，是那个时代的进行曲，能让人血液沸腾。它的主要作用不是艺术，而是号角。

　　如郭小川的诗句：“我要号召你们，凭着一个普通战士的良心。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毛泽东说：“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致青年公民》我都看了，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他竟敢说‘我号召’，我暗自好笑，我毛泽东也没有写过‘我号召’！”那是一个特定的年代，现在做不到了。现在思想多元化，诗歌当不了号角，不能再起动员作用，它又回归到审美，但却是小众的孱弱的美。那时还出版过一本《朗诵诗选》，尽选名家诗作，还有《革命烈士诗抄》，都对我影响很大。我现在还保存有几本当年抄诗的笔记本，里面有许多抄自书报刊的无名好诗。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先要在农村劳动一年。村里没有什么书可读，塞外的数九寒冬四个大学生挤在一盘火炕上念诗，互相回忆过去读过的好诗。从北京带去的《朗诵诗选》帮我们度过了那个寒冬之夜。现在想来是有点幼稚，但却留住了一点**的火苗，受用一生。我见到好诗就抄就背，这种爱好持续到四十岁左右。

　　后来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见到新华社老记者张万舒，我说我背过你的《日出》《黄山松》，“九万里雷霆，八千里风暴，劈不歪，砍不动，轰不倒！”一次全国作协开会，我与诗人严阵坐在一起，我说，我现在还保存有你的诗集《竹矛》。他们没想到在二三十年前还有我这样一个“粉丝”，大家都很激动，谈起那个诗的时代，“老夫聊发少年狂”。

　　我在《人民日报》工作，都快要退休了，带着采访组到贵州采访。路上，贵州山水如诗如画，我想起了贵州老诗人廖弓弦的一首诗，背出了第一段：“雨不大细如麻，断断续续随风刮。东飘，西洒，才见住了，又说还下，莽莽苍苍，山寨一幅淡墨画。”同行的年轻人都很惊奇，他们不知道当地还有这样一个诗人，可惜诗人已经过世。这是我高二时在中学简陋的阅览室里读到的，发在《人民文学》的封底上，印象很深。少年时的记忆真是宝贵。那时阅览室里杂志不多，怕人拿走，每个刊物都用一根粗白线拴在桌子上。

　　我不但背诗，也写诗，二十多岁时在河套平原劳动，一年后又当记者，夏收季节八百里河套金黄的麦浪一直涌到天边，十分壮观。就不自量力写了一首几百行的长诗《麦浪滚滚》，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当然也没有刊物可发。我第一次得到的稿费不是因为散文，而是诗歌。一九七五年我调回山西，到大寨下乡，写了一首诗，发在《北京文学》上，稿费十四元。当时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四十六元，稿费单插在省委传达室的窗户上，让很多人眼红，我也自豪了一阵子。一九八八年我将自己多年读、背、抄的诗选了五十六首，按内容和体例分为写人、写景、抒情、词曲体、古风体、短句体、长句体等十一类，加了四十条点评，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新诗五十六首点评》。但我终究没有成为诗人。

　　新诗阅读对我写作的影响主要是两点，一是**，二是炼字。

　　旧诗给人意境，新诗直接点燃人的是**。在各种文体中，诗歌的分工主要是抒情。散文抒情不如诗歌，叙事不如小说，说理不如论文，但它的长处是综合。如果能将每种文体之长都拿来嫁接在散文中，这就出新了。我后来总结“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这个“情”字就要靠读诗来培养。

　　诗陶冶人性，让人变得热情，可以改变你的性格，你的人生态度。我后来当记者，直至退休多年，每见一新事，就想动笔，甚至一人看电视看到好的节目，听到一首好曲子都会流泪，与读诗有关。当你胸中鼓**、翻腾，如风如火，如潮如浪，想喊想叫时，这就是诗的感觉，但是不去写诗，移来为文，就是好文章。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为文第一要激动》，谈的就是这个体会。

　　青年时期关于诗的训练并不吃亏，都无形地融入了文章中。一九八四年我写了一篇散文《夏感》，选入中学课本，使用至今。全文只有六百六十六个字，歌颂生命，抒发一种激昂向上、拼搏奋斗的情绪。其实这就是十年前那首数百行长诗的转世。那首诗我现在连一个完整句子也想不出来了，但那种情绪总在心中鼓**。诗歌所给予的感情上的律动在我后来的散文中都能找见。阅读诗，但写出来的是散文，正如鲁迅说的，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

　　读诗对写作的另一帮助是炼字、炼句。诗要押韵，就逼得你选字，本来中国字很多，但这时只许你使用一小部分。如果碰上窄韵字更是走钢丝，冒风险。李清照所谓的“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经过这种训练后再去写文章，就像会走钢丝的人走平地，可以从容应对了。下笔时经常一处换三四个甚至七八个字，这就是诗的推敲功夫。从字义、字音、字数上推敲。

　　比如，我在《秋风桐槐说项羽》中说到项羽故里的一棵梧桐和一棵古槐，人们在树下“轻手轻脚，给围栏系上一条条红色的绸带，表达对项王的敬仰并为自己祈福。于是这两个红色的围栏便成了园子里最显眼的，在绿地上与楼阁殿宇间飘动着的方舟。秋风乍起，红色的方舟上托着两棵苍翠的古树”。

　　这里是该用“布带”“丝带”还是“绸带”。现场实际情况是什么都有，但文学创作，特别是散文要找意境效果。“丝”的质感华贵纤细，与项羽扛鼎拔山的形象不合；“布”更接近项羽朴实的气质，但飘动感不如“绸”。因为文近尾声，这里强调的是“在绿地上与楼阁殿宇间飘动着的方舟”，隐喻两千年来在历史的天空、在人们的心头飘动着的一种思绪，所以还是选“绸带”好一些。

　　还有，诗歌常用叠字，特别是民歌。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中“山丹丹”“背洼洼”“半炕炕”等，自带三分乡土味。我在《假如毛泽东去骑马》中，写到毛回到陕北，就是用的当地的这种民歌口语：“他立马河边，面对滔滔黄水，透过阵阵风沙，看远处那沟沟坡坡、梁梁峁峁、塄塄畔畔上俯身拉犁、弯腰点豆、背柴放羊、原始耕作的农民，不禁有一点心酸。”而写到他内心的自责时，则用古典体：“现在定都北京已十多年了，手握政权，却还不能一扫穷和困，给民饱与暖。可怜二十年前边区月，仍照今时放羊人。”借了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之意。

　　诗歌因为与音乐相连，所以最讲节奏。节奏感主要由句式、章节、平仄构成。我在《新诗五十六首点评》的研究中专门分了长句类、短句类。指出：“短句体借鉴词曲手法和口语句式，节奏强烈，如鼓点，如短笛，如竹筒倒豆。出语就打在你的心上，不另求弦外之音。”如郭小川的《祝酒歌》：“斟满酒，高举杯！一杯酒，开心扉；豪情，美酒，自古长相随。”我读过的印象最深的短句诗是一首《同志墓前》，作者叫丹正贡布，并不出名，注明一九六三年创作于阿米欧拉山下。当时我手抄在一个本子上，第一节是这样的：

　　五里外，

　　滚滚黄河，

　　高唱着

　　不回头的歌，

　　五步内，

　　三尺土下，

　　炽燃着

　　不息的火。

　　朝朝暮暮，

　　悼念苦我心，

　　走近墓前，

　　泪往草上落……

　　“五里外、五步内、三尺土”锤锤落地，寸寸剁下。最后的“落”字又落在一个仄声上，节奏更短促急迫。

　　在散文中，当有需要强调的地方我就多用短句，如敲鼓、钉钉。如在《把栏杆拍遍》中写辛弃疾：“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炼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

　　而长句体“它不是打击乐，不求鼓点式的节奏，而是管弦乐曲，收悠长、浑厚、深沉之美”。还以郭小川为例，他的《团泊洼的秋天》：“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这是长句，适宜舒缓的描述。我在《草原八月末》中写对草原的感受就是用的长句：“看着这无垠的草原和无穷的蓝天，你突然会感到自己身体的四壁已豁然散开，所有的烦恼连同所有的雄心、理想都一下逸散得无影无踪。你已经被融化在这透明的天地间。”而有时又要长短结合。如《红毛线，蓝毛线》中：“红毛线，蓝毛线，二尺小桌，石头会场，小石磨、旧伙房，谁能想到在两个政权最后大决战的时刻，共产党就是祭起这些法宝，横扫江北，问鼎北平的。”

　　二、关于散文的阅读

　　读散文少不了古典散文，这类似现在搞流行音乐的人，也少不了要知道一点古典音乐。对我影响最大的古文家有司马迁、韩愈、柳宗元、苏轼、范仲淹等。对一般人来说，只要不搞专业，用不着去找他们的原著，古籍浩如烟海，又艰涩难懂，是读不过来的。好在中国文学有个好传统，一代代精选前作，把最优秀的挑出来，只读这些就够了。关键是精读，最好能背，取其精，得其神。

　　我的古文阅读分三个层次。一是最基本的，课堂上的学习。中学时我是语文课代表，书中的每一篇古文都是熟背过的，并且要帮老师考同学背书。

　　二是扩充阅读。读一些社会上流行的综合选本。最有名的是《古文观止》，但那毕竟是古人编写，离我们还是远了一点。我用得最顺手的本子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的《历代文选》，共选了 一百五十篇，基本上囊括了历代名文，注释浅近易懂。编者之一的芦荻，后来一度是毛泽东的古文陪读，最近才去世。它成了我的工具书，平时放在案头，下乡采访时背在包里，早晨起来背诵一篇，那时我已过四十岁了。

　　三是选更精一点的普及本，经常查阅、体味。如前面提到的《中华活页文选》，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的一套古典文学普及丛书，每本只有几角钱。如《宋代散文》两角八分，现在插在我的书架上，还没有退役。从司马迁到韩愈、柳宗元、范仲淹一路而下到清与民国之交，梁启超是一座高峰。

　　梁继承了中华古文中阳刚的一脉，并将雄壮的文风带入了民国。你看他的《少年中国说》，讲少年与老年的不同，连用十四个排比，那气势真如长江黄河顺流而下，摧枯拉朽，为古文标上了一个强烈的休止符。下面该民国和新中国的文章家登场了。

　　中国古代散文家还有一个好传统，就是和政治结合，除少数专业作家外，好的文章家都是政治家、思想家。我把这个阅读成果编成一本书《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二○一二年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已多次重印。十篇文章都要符合两个标准，一是它当时提出了一个思想，并且现在还在使用；二是文中的词汇或句子是首创，并进入汉语词典、语典，现在也还在使用。这个标准是很苛刻的，就是说无论思想还是语言，必须是独家首创，虽过了千百年仍有生命力。这就是经典，可以做范本。

　　这十篇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出师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文天祥的《正气歌序》、林觉民的《与妻书》、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文章的脊梁骨。这些文章都是用血和泪写成的。不知多少改朝换代、人事兴替、血流成河、硝烟战火、经验教训才凝成一篇文章。“一将功成万骨枯”，一篇能载入史册的名文背后是几代人的心血。

　　古典散文中除司马迁、唐宋八大家这两个高峰外，还有一头一尾。一是汉赋，一是明清笔记小品。

　　汉赋，离我们远了一点，词汇可能生僻些。但它从诗歌中脱胎出来，有诗的气质、韵味，语言极度豪华。学习炼字造句不可不看，但也不必去写，毕竟时代不同了。我常看的一个本子是《历代赋译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我把赋的意境运用到散文中，主要是取它一唱三叹、流连往复的效果。其中枚乘的《七发》较为有名，这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引用它有关。我写《觅渡，觅渡，渡何处？》一文时，说到瞿秋白“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就是从《七发》中“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而化来的。

　　明清笔记小品的长处是比唐宋古文有了平易而精致的叙述，在叙述中抒情、说理。如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景中有事，事中有情。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在讲故事中说理，他的《狐友幻形》讲一文人有一个隐身的狐狸朋友，会变成各种人，变老、变小、变男、变女，有朋友聚会时就变来为大家助兴，但只闻声不见形。众人就说，为什么不现出你的真形。狐说：“天下之大，谁也不肯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为什么要强求我一人现真形呢？”说罢，大笑而去。辛辣、幽默、深刻。与司马迁、唐宋八大家正襟危坐、洪钟大吕式的文章相比，又是一种迥然不同的风格。

　　明清散文我还特别喜欢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这是一本笔记体散文，因是叙述自己的生活际遇，作者原也不准备发表，所以十分真实感人。文字清新流畅，简洁明亮。我是一九八三年左右看到这本书的，一看即爱不释手，深深地为作者高超的文字功力所折服。读这本书不是汲取什么思想，主要是学语言。比如，他写与自己妻子第一次见面时的印象只八个字：“颔之以首，笑之以目”，一个淑女形象跃然纸上。本书最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后来不少社又争相出版，有白话本、插图本等各种版本。我到处给人推荐，大约买了六七本送人。它实在是我国散文发展到古代社会末期的又一变格，又一个新的高峰。杨绛老先生还仿其格写了一本《干校六记》，可见它在学人心中的地位。

　　正如古典诗词对我写作的帮助是意境，古典散文对我的帮助是气势。文章是要讲势的，所谓文势。“文势”是中国古典写作理论中珍贵的遗产，这一点现代散文比较弱。

　　苏东坡讲：“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毛泽东说：“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到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行文亦然。”古文中的好文章大多有气势。往往一开头就泰山盖顶，雷霆万钧，先声夺人。

　　我上中学时，语文课上老师讲的一段话，让我终生难忘。他说韩愈每写一文时，总要重读一遍司马迁的文章，为的是借太史公的一口气。到后来我开始作文时也深切感到要从经典借气，为文时经常要重读名文，或者曾背过的经典文章会不自觉地跑出来助势。

　　如《红毛线，蓝毛线》的开头：“政治者，天下之大事，人心之向背也。”《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的开头：“从来的纪念都是史实的盘点与灵魂的再现。”就是借的《十思疏》《过秦论》这类文章的势。

　　其实不只是文章讲势，长篇小说的开头也讲势，中国四部古典中《三国演义》的开头最有势：“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外国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都是“文章五诀”中的“理”字诀开头。

　　我在《二死其身的彭德怀》中有一大段叙述：“彭德怀行伍出身，自平江起义，苏区反围剿，长征、抗日、解放战争、抗美，与死神擦边更是千回百次。井冈山失守，‘石子要过刀，茅草要过火’，未死；长征始发，彭殿后，血染湘江，八万红军，死伤五万，未死；抗日，鬼子扫**，围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左权牺牲，彭奋力突围，未死；转战陕北，彭身为一线指挥，以两万兵敌胡宗南二十八万，几临险境，未死；朝鲜战争，敌机空袭，大火吞噬志愿军指挥部，参谋毛岸英等遇难，彭未死。”是借自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而入选中学课本的《晋祠》则有《小石潭记》的影子。这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借势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