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19日，远东军事法庭现场，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第二次站在了证人席上。随着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对溥仪的盘问越加深入，溥仪的情绪明显越来越激动。突然，溥仪攥紧拳头，锤击证人台，声泪俱下，大声说：“我的爱妻（谭玉龄）被吉冈中将（吉冈安直）杀害了。”

　　溥仪的话让众人哗然，他的表现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一个曾经的皇帝，爱妻被人杀害，却要隐忍四年之久才敢吐露实情；一个本应惩治战犯的国际法庭上，溥仪却要以证人身份控诉此事。谭玉龄的死亡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溥仪又因何要一口咬定，日本人吉冈安直是杀害谭玉龄的凶手呢？

　　1942年，溥仪的第三个妻子、年仅22岁的谭玉龄病倒了，据当时的中医诊断，只是普通的伤寒病。但是吃了几副中药也不见好，于是焦急的溥仪便开始自己出药方为谭玉龄治病，结果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加严重。实在没有办法了，最终溥仪选择了西医。

　　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西医身上。当时溥仪的医生介绍了一个日本医生来诊治。随后，吉冈安直便提出要“照料”，结果他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来了。就这样，在吉冈安直的监督下，日本医生给谭玉龄进行了医治。日本医生开始治疗时，表现得非常热心，忙碌着又打针又输液。但是没多久吉冈安直就把医生叫走了，他们谈了很长时间，回来后日本医生就不那么热情了。不料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谭玉龄便突然死去了。

　　当时，吉冈安直一定要把这个医生叫到他的办公室，吉冈安直在伪皇宫同德殿和勤民楼里边有专用办公室。谭玉龄病了那一晚上，他根本就没有归家。那天他把医生找到他的房间，谈了两个多小时。所以溥仪认为，就是他使了阴谋，叫这个医生想办法害死了谭玉龄。

　　吉冈安直在谭玉龄病逝当晚的所作所为，以及一直以来对于溥仪的监视、控制、压迫，让溥仪深信自己的妻子谭玉龄就是死于吉冈安直之手。后来，谭玉龄去世没多久，吉冈安直就拿着一沓日本女人的照片让溥仪再次娶妻，这更坚定了溥仪心中的判断。后来，甚至还有一种说法是，日本人因为怀疑谭玉龄怀孕了，所以才将其谋杀的。然而，谭玉龄死后，被日本人折磨得几近崩溃的溥仪，却不敢提出检验尸体的要求，只能在长春举办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盛大葬礼，最终将谭玉龄的尸骨停放在长春的护国般若寺。为了悼念谭玉龄，溥仪还特意让人把谭玉龄生前最喜欢的君子兰摆放在她的灵柩旁边。君子兰在这之前是伪满皇宫中独有的花卉品种，从那以后便流入民间，最终成了长春市的市花。

　　三年后，溥仪被苏联俘虏时还没有忘记自己的爱妻，他特意命人将谭玉龄的遗体火化。至此，谭玉龄的死亡，成了一个永远的谜团。

　　后来，溥仪在旅顺战犯管理所，李玉琴和他闹离婚时，那里的管教才发现溥仪一直保存着谭玉龄的照片、指甲和头发，在谭玉龄的照片背后还写着“我的，最亲爱的，玉龄”。

　　几年以后，溥仪与李淑贤结婚后，甚至还保留着谭玉龄的骨灰，可见其与谭玉龄之间的感情之深厚。因此，溥仪才会在远东军事法庭上，那样激动地揭露日本人对于谭玉龄所做的一切。

　　溥仪对谭玉龄的态度，让我们体会到他作为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怀念和哀悼。这些都说明了谭玉龄在他心中的位置，说明溥仪和谭玉龄之间的感情深厚。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溥仪和谭玉龄这段婚姻，最开始其实是一桩彻头彻尾的政治婚姻，毫无感情基础可言。

　　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建立伪满政权。然而，溥仪的美梦还没开始，就一下子清醒了。因为他发现，日本人只是想让他成为关东军的提线木偶。

　　● 1934年3月，伪满洲国执政溥仪摇身一变成了伪满洲国皇帝

　　在伪满皇宫期间，溥仪做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日本人的同意，甚至细微到了一言一行。日本人不但不允许溥仪去沈阳祭祖，甚至连溥仪特意让人从北京带来的龙袍都不让他穿。这还不算，溥仪在批阅那些所谓的奏折时，甚至连反对的权力都没有。最后溥仪竟然一气之下，干脆在自己厕所的马桶上批阅那些“奏折”。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溥仪不但在事业上一蹶不振，就连感情也一样不顺利。1931年文绣与溥仪离婚。1934年，伪满皇后婉容又因与溥仪感情不睦开始吸食鸦片，导致精神异常，加之婉容爆出与溥仪侍卫私通事件，导致溥仪将其打入冷宫。此时，溥仪身边已经没有一个女人可以相伴了。因此，日本人便借机向溥仪提议，让他迎娶日本新娘。这个向溥仪提议的人，就是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吉冈安直，溥仪在远东法庭上指认的杀妻凶手。

　　面对吉冈安直的提议，溥仪只能婉言相拒。因为此时的吉冈安直早已经将溥仪牢牢地控制在了手中，而溥仪对他也已经惧怕到了闻风丧胆的程度。吉冈安直甚至能够决定溥仪的生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溥仪第一次见吉冈安直还是他在天津居住时的事情。日本人为了向溥仪献媚，时常安排人去他居住的“静园”为他讲说时事。时任天津日军司令部参谋的吉冈安直，只是众多日本“讲师”中的一员。在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就有这样的描写：“记得济南惨案发生后，吉冈安直至少用了一个小时来向我描述蒋介石军队的无能。使我深信日本军队的强大，深信日本军人对我的支持。”这就是溥仪对吉冈安直最初的印象。

　　在“静园”的接触，为吉冈安直来到溥仪身边奠定了基础，也为“吉冈安直杀害谭玉龄”事件埋下了最初的伏笔。“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吉冈安直就曾经让溥杰传话暗示过溥仪，东北将有事情发生。

　　吉冈安直利用一些小的手段，取得了溥仪、溥杰兄弟两人的一些好感，也为他日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伪满洲国建立之后，吉冈安直利用与溥仪、溥杰的关系，摇身一变成了关东军高级参谋，被关东军派到溥仪身边专任联络职务——“帝室御用挂”。据说这个职务是日本的名称，意思是“内廷行走”或者“皇室秘书”。吉冈安直甚至还利用溥仪对他最初的好感，让溥仪在伪皇宫中为其准备了一个独立的办公室。自此之后，溥仪的噩梦便开始了。

　　吉冈安直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不断地给溥仪洗脑，希望溥仪变得更加奴化。在政治上他几乎不让溥仪干预任何事情的决断，在生活上溥仪几乎所有事情都要向他汇报。得寸进尺的吉冈安直后来甚至开始干预溥仪的婚姻。

　　当吉冈安直提出让溥仪迎娶日本新娘的时候，溥仪已经完全看清了日本人控制自己的真实目的，稍加分析便能得出结论，日本人是想让自己和日本女人生一个混血皇帝，以便将来更好地控制“伪满洲国”。因此溥仪只能婉拒吉冈安直的提议，然后秘密派人寻找合适的满族女子准备迎娶入宫。但是，这件事情却被溥仪的访日之行搅乱了最初的计划。

　　1935年，溥仪应邀访日，在访日期间，日本媒体大肆宣扬溥仪即将迎娶日本女人的消息。这让溥仪十分懊恼，但此时他却是敢怒不敢言。溥仪只能取消娶妻的计划，一直拖延，直到溥仪被逼得毫无办法，他不得不采取一些利益的交换，而谭玉龄入宫就让溥仪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原来，日本人见溥仪坚持不娶日本女人，便想到了溥仪的弟弟溥杰。1935年溥杰结束留学回到长春，当上了禁卫军中尉，从这时起，关东军里就经常有人向溥杰灌输“男人必须有女人服侍啦，什么日本女人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妻子”等言论。

　　后来，吉冈安直干脆直接告诉溥仪，关东军有意让溥杰迎娶一位日本新娘。溥仪得知此事后，只能不置可否地安抚吉冈安直。依照溥仪对自己身份和性命的重视，他是坚决不会同意溥杰迎娶日本新娘的。为此，双方展开了长达一年的拉锯战。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让溥仪意识到，自己不得不退让。

　　1936年溥仪的亲家、时任伪满兴安省省长凌升，被关东军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事后人们得知，凌升是因为不满关东军的跋扈当众驳斥了他们，才遭到报复。凌升对溥仪十分忠诚，也深受溥仪的信任。溥仪让其四妹与凌升之子色布精太定亲，并任命色布精太为宫内府侍卫官。

　　溥仪本以为可以利用自己伪满皇帝的身份，为自己四妹未来的公公说个情，结果却出乎他的预料。

　　一天，新任的司令官兼第四任驻“满”大使植田谦吉找到了溥仪，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们前几天破获了一起案件，罪犯是皇帝陛下认得的，兴安省省长凌升。他勾结外国图谋叛变，反对日本。军事法庭已经查实他的反满抗日罪行，宣判了死刑。”溥仪吃惊地问：“死刑？”“是的，死刑。”“这是杀一儆百，陛下，杀一儆百是必需的！”他走后，吉冈安直又通知溥仪，立刻跟凌升的儿子解除四妹的婚约。溥仪只好照办。事后溥仪曾说：“一个省长，他们说抓就抓，说杀就杀，我作为一国之君，他们一个小小的军官就敢对我警告通牒。可想而知，我是个什么皇帝，这是个什么国家！”

　　可能正是因为这件事，溥仪对溥杰的婚事不再坚持。然而，溥仪却留了一个心眼，关东军这么强硬，他们强迫溥杰娶日本女人之后，一定还会对自己有所作为。因此，溥仪趁吉冈安直为溥杰婚事奔波的时候，秘密让人在北京的满族贵族中挑选了一个女子进宫。这个女子就是当时只有17岁的谭玉龄。

　　谭玉龄来到长春的时候，正值日本人在操持溥杰的婚礼，加上溥仪对此事的默认，同时经日本人调查谭玉龄的背景又很清白，因此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人也只好默许谭玉龄的到来。

　　从谭玉龄进宫册封和溥杰完婚仅仅只差三天，就能看出这两件事情之间微妙的关系。事情到了这里，溥仪本以为利益交换结束了，自己的损失并不算太大，然而他却大错特错了。

　　● 伪满皇宫叩拜间

　　● 伪满皇宫溥仪办公、学习的地方

　　● 伪满皇宫谭玉龄卧室

　　● 伪满皇宫谭玉龄客厅

　　溥杰大婚之后不到一个月，在关东军的授意下，“国务院”便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明文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

　　得知此事后，溥仪意识到在这场交易中，自己甚至有可能会赔掉性命。这个《帝位继承法》对于他来说简直就犹如一把闸刀，时刻悬在自己的头上。

　　因此溥仪又想了一个应对的办法，那就是与和其感情甚佳的谭玉龄生一个自己的孩子。溥仪在自己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曾经说过：“当时我曾想过，假若我自己有了儿子，是不是会安全。”

　　谭玉龄进宫以后被封为“祥贵人”，被安排在缉熙楼一层西侧，就在溥仪卧室的正下方。而东侧居住的正是被溥仪打入冷宫的婉容。为了不让谭玉龄与婉容见面，溥仪还专门让人将东侧和西侧的通道封死。谭玉龄在伪皇宫生活了5年，却没见过婉容一次。

　　由于谭玉龄性格温柔贤惠，对溥仪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溥仪和谭玉龄的感情特别好。溥仪自己就曾经说过，他与谭玉龄感情甚笃。然而，众所周知，溥仪在伪皇宫中的傀儡生活，遭受到了日本人的严密监视、控制和打压。这些对于从小骄横的溥仪来说简直是地狱般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导致溥仪喜怒无常、变化多端，对待下人甚至可以说是残暴，经常无故殴打宫女、太监。他经常回到寝宫就无缘无故地对谭玉龄大发脾气，有时还会将谭玉龄身上的旗袍撕得粉碎。而谭玉龄却从不分辩，甚至主动认错，不仅处处忍让，还时常劝导、抚慰溥仪，让溥仪逐渐心平气和。

　　一次，溥仪的乳母偶然间撞见了谭玉龄在偷偷哭泣。没有准备的谭玉龄立刻将眼泪擦干，然后对满脸疑惑的乳母说：“方才不小心把眼睛迷了。”这么说着，眼泪又止不住地掉了下来。一直在溥仪身边的乳母很快便猜出，这应该是溥仪刚在谭玉龄这发完脾气，于是便劝谭玉龄说道：“万岁爷这会儿可能是被气急了，他心里还是疼您的。”“唉……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万岁爷，我也知道万岁爷疼我。”“您知道就好，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您放心吧，进宫这么长时间了，我都明白。”“那就好，那就好，这样我就放心了。”“对了，您可千万别告诉万岁爷我眯眼流泪的事情。”“为什么……啊，我明白了。”“人家怕皇上惦记着。”“放心吧！”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谭玉龄对溥仪的维护已经达到了细致入微的地步了。不仅仅如此，谭玉龄为了表达对溥仪的情感甚至还亲自为他织毛衣。

　　对于进宫就被封为“贵人”的谭玉龄来说，织毛衣这样的事情完全不需要她亲自动手。然而，为了表达自己对溥仪的关爱，她居然开始学习织毛衣，而且还为溥仪织了很多件毛衣。很多人笑谈，谭玉龄是在用深情为溥仪编织毛衣。

　　因此，从小对人戒备心极强的溥仪，在谭玉龄温婉的性格下逐渐敞开了自己的心扉。溥仪对谭玉龄的宠爱已经达到了其他人无法比的程度了。为了方便见面，据说溥仪还特意命人建造了一个连接两人房间的楼梯。谭玉龄甚至能够在不经过通报的情况下进入溥仪的卧室，溥仪桌子上的水果她也可以随意吃。这些特殊待遇，对于婉容和文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溥仪对待谭玉龄用一句通俗点的话来形容，就是放在嘴里怕化了，放在头顶上怕摔了。就因为有人说了谭玉龄一句坏话，溥仪差一点儿把那个人杀了。

　　一次，溥仪在谭玉龄的房间有说有笑，可能是谭玉龄玩闹的声音大了些，加之伪满皇宫中本来就有很多紫禁城的老人看不惯皇上冷落婉容，用这种或明或暗的方式惩治婉容。于是，就有人自言自语地骂了谭玉龄一句。结果这件事情被溥仪知道了。溥仪立刻暴怒，他将相关人员一个一个叫来单独问话，最终找到了那个骂谭玉龄的人。溥仪命人直接将其抓了起来，连辩解的机会都不给，上来就用木板一顿毒打。那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打得皮开肉绽，最后被锁在一个房间中严加看管，就连大小便都只能在房间里，饭也不给吃饱，没几天整个人就浑身浮肿、奄奄一息了。得到禀报的溥仪这时才消气，命人把他赶出伪满皇宫，自谋出路。

　　溥仪不但特别重视谭玉龄，甚至还会听谭玉龄给他的一些建议。一次，溥仪和谭玉龄在花园里散步，溥仪随意说道：“我抓住前两天偷果子的贼了。”“万岁爷说的可是那株香蕉树上的香蕉？”“对，那株香蕉是朕命人特意栽种的。”“万岁爷息怒，偷了一个果子而已，没什么的。”“宫中的纪律严明，怎么能够随便偷东西呢，这是规矩。”“那万岁爷是怎么找到他的呢？”“我知道这件事以后非常生气，于是我就把他们都叫到一起，让他们互相检举，检举的人有奖。你别说，这个法子还真管用，最后让我把那个人找了。”“那人是谁？”“那是朕的一个护军。”“那万岁爷打算怎么处置他呢？”“朕命人教训了他一顿，正打算把他赶走呢！”“万岁爷，现在这街面上实在是难活，这人被赶走了，也怪可怜的，就偷个果子，我看还不至于把人赶走吧！”“好吧，就听你的。”

　　● 谭玉龄

　　要知道，溥仪的一意孤行、任性妄为是人所共知的，像这样听人劝告，在溥仪的一生当中都没有几次。由此可见溥仪对待谭玉龄真的是极为宠爱。在溥杰妻子嵯峨浩的回忆中，还说她曾经看见溥仪访日时，日本皇族送给皇后婉容的珍珠项链，莫名地戴在了谭玉龄的身上。甚至还有人说，溥仪曾经向天皇提出废黜婉容，立谭玉龄为皇后，遭到拒绝之后痛哭流涕。

　　正是因为溥仪和谭玉龄感情极好，所以溥仪才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和谭玉龄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为此，溥仪甚至不惜长期注射荷尔蒙药物。

　　资料记载以及很多当事人回忆，溥仪在伪满皇宫期间经常注射男性荷尔蒙，以保证能够传承子嗣。由此可见溥仪为了想要一个和谭玉龄的孩子，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而此时，不仅仅溥仪一心想要和谭玉龄生孩子，就连谭玉龄自己也是一直有所期望。溥仪侄子毓嶦的妻子杨景竹，就曾经从谭玉龄的口中感受到她对孩子的渴望。

　　按照规矩，杨景竹生下第一个孩子以后得进宫叩见皇上“谢恩”，之后便按照惯例去给当时的贵人谭玉龄“请安”。“给贵人请安了。”“刚生完孩子，身子弱，快起来、快起来。”“没事没事的。”“真是大喜啊，生了孩子，身子还好吧？”“还好，托万岁爷和您的福，没落下什么毛病。”“我看你好像有些发福了。”“这刚生完孩子，喝姜汤、吃补品，补的。”“奶水够吃吗？孩子好带吗？”“够吃够吃，孩子还行，不磨人，挺好带的。”就这样，杨景竹在宫中陪着谭玉龄聊了一整天的家常。在她们聊着孩子的话题越加高兴的时候，谭玉龄却小声地说出了一句让当时的杨景竹不明所以的话。“唉……生孩子这种事，我……唉……”“贵人这是说的哪里话，用不了多久，您一定会给万岁爷生一个太子的。”当时人们都觉得这是谭玉龄无意间的笑谈。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谭玉龄对于生孩子这件事有多么期盼。

　　溥仪和谭玉龄都迫切地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加上溥仪坚持使用荷尔蒙药物，这些日本人不可能不知道。因此，日本人意识到他们之前颁布的《帝位继承法》有一个巨大的漏洞，那就是他们没有考虑到溥仪会有自己的孩子，他们要提早防备溥仪。于是，在溥仪的孩子还没音信的时候，日本人就下手了。

　　一天，吉冈安直找到了溥仪，他先像往常一样与溥仪东拉西扯，说些不疼不痒的话。然后，趁溥仪放松戒备的时候，他开始直奔主题，吉冈安直对溥仪说：“康德皇帝陛下，将来你有了儿子，当他到了六、七岁的时候，就必须送到日本留学。”“朕的孩子，因何一定要去日本留学，而且还是那么小的年龄。”“你有所不知，日本天皇的太子，就是从小离开父母，有专人进行培养、教育，只有这样将来才能继任天皇。”“这是你们日本人的制度，和我满人有什么关系。”“康德皇帝陛下，此时你担任的可是与我大日本帝国同气连枝的‘满洲国’的帝王，你的孩子，一定要效仿日本皇室。”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溥仪毫无防备，加上吉冈安直咄咄逼人的气势，溥仪只好答应他的要求。本以为这样就算了，结果谁知道，吉冈安直居然拿出了一份文件让溥仪签署、画押。悲愤交加的溥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在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事后溥仪曾说：“这是给自己未来儿子签的卖身契。”因为他知道，这是日本人惯用的伎俩。

　　那么，为什么日本人如此担心谭玉龄为溥仪生下孩子呢？其实，不仅仅只是因为谭玉龄不是他们想让溥仪娶的人，还因为日本人知道谭玉龄对他们的不满和戒备。

　　这一点，从当年国民党的一些报刊上就有所体现。报刊上，不但极力将谭玉龄渲染成与吉冈安直安插在溥仪身边的特务斗智斗勇的巾帼英雄，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说，谭玉龄利用自己的性格魅力，让很多日本特务甘愿为其效命。这些捕风捉影的报道，让谭玉龄在日本人心中的危险程度大大提高。甚至还有很多当年溥仪身边的人回忆，谭玉龄经常对溥仪说些反日的言论。溥仪曾经回忆说：“她常常对我说，如今不得已，只好忍耐，等到自由的日子到来，再从日本人手中收回满洲。”

　　后来曾经有人说过，谭玉龄经常在枕头边跟溥仪说话的时候，谈到她在北京念中学的时候，了解到当时日本人在北京做的一些坏事儿，所以她对日本人很痛恨，她就把这些事儿跟溥仪说了。这些可能走漏出去，就被吉冈安直他们知道了，所以他们恨谭玉龄。

　　两个人的枕边话，又是怎么传到吉冈安直的耳朵里的呢？人们的这个疑问其实也正是溥仪一直想要寻找的答案，因为溥仪一直认为日本人在他身边装了窃听设备。

　　一次，溥仪与蒙古王公德王的会面，就让溥仪更加确信了这一点。德王就是“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同样在日本人的操控下成立了名为“内蒙自治军政府”的伪组织。他曾经在天津向溥仪进行过大量资助，向溥仪表达过忠心。这次，他到长春的关东军办事处办事，经关东军允许，来到伪满皇宫看望溥仪。德王在与溥仪闲聊了一阵之后见四下无人，便和溥仪谈起这几年的经历和成立“自治军政府”的情形，不知不觉地发起了牢骚，埋怨日本人对他的过分跋扈，又说了很多关东军的坏话。尤其是很多事情他无法做主，只能听从日本人的摆布，令他苦恼不堪。他的一番话，说到了溥仪的心窝里，溥仪暂时忘却了戒备，与德王一起发了一通牢骚，比如自己访日时受到的待遇等。

　　● 1935年4月，日本，伪满洲国溥仪与日本天皇裕仁

　　结果第二天，吉冈安直便找到了溥仪，问溥仪昨天与德王说了些什么。溥仪推脱说只是闲聊，谁知吉冈安直立刻板起脸，严肃地对溥仪追问道：“你们昨天的谈话，对日本人表示不满了没有？”溥仪一听大惊，立刻矢口否认“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编排出什么假话”。看到了溥仪的怯懦，吉冈安直也就没有再追问下去。事后，溥仪分析德王出卖他的可能性非常低，毕竟这件事情让日本知道，对他自己也没什么好处。最大的可能，就是日本人在他身边安装了窃听设备。

　　此事过后，日本人便想出了一个新规矩，就是每逢溥仪接见外人，必须由“帝室御用挂”也就是吉冈安直在旁侍立。

　　这件事情让溥仪清晰地知道，在他的身边，日本人不想有任何不同的声音。这也是后来溥仪坚定地认为谭玉龄死于日本人手中的根本原因之一。

　　日本人为了控制溥仪，不仅仅是杜绝溥仪听到别的声音，甚至还一点一点地削弱溥仪自己培养的势力。从日本人设计陷害溥仪的护军就能看出这一点。

　　护军，就是溥仪自己出钱养的一支队伍，这支护军，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溥仪人身安全而建立的，他们是溥仪为建立自己的军队所准备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军官的标准来训练。然而，这正是日本人不想看到的。

　　一天，其中一部分护军到公园去游玩，因故与几个日本人发生了口角。日本人在东北已经蛮横惯了，因此不容分说就动手打人。护军们被迫自卫还击，一不小心打死了日本人的一只狗。紧接着日本人的宪兵就把参与此事的护军都抓走了。日本人逼护军们承认有“反满抗日”活动，那些护军不肯承认，便遭到了各种酷刑虐待。后来溥仪请吉冈安直帮忙说情，结果吉冈安直却带来了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三个条件：1.负责指挥护军的警卫处长向受伤的关东军赔礼道歉；2.将肇事的护军驱逐出境；3.保证以后永不发生同类事件。最后，还强迫溥仪将护军的指挥官换成了日本人，不但缩减了护军的编制，还一律从长武器换成了短枪。

　　事后，溥仪身边的人分析，这极有可能是一个酝酿已久的阴谋。不过，对于此时的溥仪，即使是阴谋他也只能忍让。因为日本人的强势控制已经让溥仪几近崩溃。

　　溥仪甚至因为怕有人在他睡觉的时候暗杀，想出了用假人站岗的招数。溥仪每天睡觉前都会给两个稻草人穿上衣服，摆在自己床边，以此警示外人，他睡觉的时候身边也有人守护。

　　还有一次，溥仪正准备去打网球，结果走到院墙边，忽然看到墙上有一行粉笔字：“日本人的气，还没受够吗？”看到这行粉笔字，溥仪连网球都忘记打了，立刻让人擦去了墙上的字迹。溥仪怕日本人看到这些字，认为是自己让人写的，会杀了自己，吓得立刻回到卧室，瘫坐在**，两条腿不住地发抖。

　　可见，此时的溥仪对日本人的恐惧已经达到了极点，处于几近崩溃的边缘。然而，就在溥仪面对日本人的控制和威胁，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谭玉龄病了，紧接着便是她神秘的死亡。以上种种，让溥仪坚定地认为，日本人就是杀害谭玉龄的凶手。溥仪在远东军事法庭上的控诉，事实上是溥仪压抑了四年的对谭玉龄思念之情的爆发。

　　溥仪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对日本人的控诉，在逃亡时火化谭玉龄遗体的安排，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对谭玉龄遗物的珍视，以及他得到特赦后，将谭玉龄的骨灰一直珍藏在家的行为，都证明了他对谭玉龄的爱是情真意切的。也许真的如同谭玉龄照片背后写的那样，她是溥仪心中那个“我的，最亲爱的，玉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