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时，潘素和张伯驹神仙眷侣般的日子遭到了冲击。当时张伯驹出于工作原因，每周要去上海一趟。1941年，张伯驹在上海遭遇绑票。

　　因为掌管盐业银行上海分行，张伯驹阻挡了李祖莱的升迁之路。于是，李祖莱勾结“76号”机构特务绑架张伯驹，让潘素准备二百万元来赎人，否则就撕票。

　　换作寻常女子，早就吓得不知所措，潘素却异常冷静。她知道张伯驹爱收藏甚于性命，张伯驹曾说，如果为了救他而卖掉一件藏品，他就算死都不肯出去。有人建议潘素卖画，她一口拒绝。为了救丈夫，她决定卖掉自己所有值钱的首饰。

　　当年张伯驹救她，是求助了好友孙曜东；这次她救张伯驹，则求助孙曜东的妻子吴嫣。孙曜东得知这件事，直接把事情捅到周佛海那里。绑架张伯驹，本就是周佛海手下干的事。周佛海命令手下立刻破案，不过孙曜东担心小混混们如果捞不到好处会撕票，还是让潘素给了二十根金条。

　　张伯驹被关了近八个月，潘素一天安心的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四处打点，四处奔走，终于把张伯驹救了回来。

　　经过这次绑架事件，潘素和张伯驹夫妇誓死保护国宝的名声传开了，人人赞扬。他们并不愿意出这个名，这意味着人人都知道他们手中有值钱的藏品。于是，他们整个下半生都在为保护国宝而忙碌。

　　他们多次往返于西安和北京之间，将国宝不断偷偷转移。这样的日子虽奔波劳碌，潘素却以此为荣。当他们将前半生最珍贵的八件藏品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时，政府要奖励二十万元，被他们夫妇婉拒了。他们说：“我只要画，不要官，也不要钱。”

　　精神上的满足，战胜了物质上的贫瘠。日子虽苦，他们的精神是富有的。张伯驹最喜欢摆弄自己的藏品，潘素也喜欢和他学习如何鉴赏藏品。他们一起欣赏李白唯一的真迹《上阳台帖》、陆机的《平复帖》，偶尔他写诗，她便在一旁作画。

　　两个人的心灵，就在这远离尘嚣的日子里被洗涤得一尘不染。潘素说：“几十年来，时无冬夏，处无南北，总是手不离笔，案不空纸，不知疲倦，终日沉浸在写生创作之中。”这样的日子，她很快乐。

　　他们的生活是慢节奏的，张伯驹偶然兴之所至外出学戏，潘素便在异地等他归来。

　　张伯驹找余叔岩学戏，每天要等到午夜十二点，教学才开始，常常是学到凌晨三四点才能回家。他把学戏的经历写成诗，寄给潘素：“归来已是晓钟敲，似负香衾事早朝，文武乱昆皆不挡，未传犹有太平桥。”

　　他去大雁塔看雪，也不忘在正月十五之前赶回北京，因为那一天是潘素的生日。张伯驹还专门填了一阕《鹧鸪天》为潘素祝寿：“白首齐眉几上元，金吾不禁有情天。打灯无雪银街静，扑席多风玉斗寒。惊浪里，骇波间，鸳鸯莲叶戏田田，年年长愿如今夜，明月随人一样圆。”

　　她包容他的孩子气，也兼顾他的兄弟情。袁克定是张伯驹的好友，袁克定晚年孤独无依，潘素和张伯驹虽然生活拮据，但还是收留了他，悉心照料他的生活，整整十年。袁克定想给他们生活费，他们分文不收。直到袁克定去世，陪伴在侧的还是他们夫妻二人。

　　20世纪70年代，张伯驹成了北京的“黑户”，没有户口，没有粮票，只能靠亲友接济度日。潘素却从不怨天尤人，坦然自若。纵然家里破败不堪，他们依然心平气和。

　　白天，这对夫妻要接受批评，晚上却依然坚持填词、作画。为了鼓舞自己，潘素那段时期画得最多的便是蜡梅、秋菊。她欣赏它们的气节，凌霜傲骨，不与百花争艳。

　　当初他们义无反顾成为夫妻，别人或许从未想过他们能如此幸福地相伴一生。他们竟真的成为彼此的唯一。1982年，张伯驹感冒，潘素好说歹说劝他住院。两天后，感冒转为肺炎，过完八十五岁生日的第二天，张伯驹去世。

　　潘素余生都在为此事自责：“伯驹是好好的，只不过得了感冒。几天不见好，才把他送进医院，他不愿意去，是边劝边哄的。我原以为送他进去就能把病治好，哪晓得我把他一送就送进了鬼门关。”

　　十年后，潘素追随张伯驹而去。她虽未能给张伯驹留下一儿半女，却相知相守五十年。若没有遇到张伯驹，不知她是否还受困于青楼，做她的清倌人；若没有遇到潘素，不知他是否依然流连于花丛，无处安放真情。

　　难得的是，他们遇见了。这世上不是没有真情，只看是否遇上了对的人。最好的婚姻，就是互相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