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陈香梅出生于北京。她的家族，是真正的书香门第。父亲陈应荣十三岁就留洋，先是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法学博士，之后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回国后，陈应荣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务长兼英文系主任。

　　陈香梅的母亲廖香词与陈应荣是指腹为婚，同样来自真正的大户人家。陈香梅的外祖父廖凤舒，曾担任中国驻古巴公使。廖家“住的是轩门巨宅，用的是进口欧美家具，踏的是厚厚的中国地毯，起居室玻璃柜中陈列着中国的古玩。家规很严，吃晚饭时都需穿戴整齐如赴宴一般”。廖香词曾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读音乐和绘画。在陈香梅的记忆中，母亲就是一位淑女。

　　陈香梅的童年，也有着优渥的生活条件。她在北京住的是中西合璧的四合院，家里有用人、车夫、门房、厨子、听差，以及专门负责打扫和洗熨衣服的老妈子。

　　她的名字，是外祖父取的。陈家一共有六个女儿，陈香梅排行第二。姐妹六人，她的性格受母亲影响最大。学识渊博的母亲常常告诉陈香梅：“淑女应该居心仁厚。”母亲还说：“一个人的出身和成就，都是次要，要紧的是能把握人生的真谛。”只不过，那时的陈香梅还太小，不能体会这句话的含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全面侵华，陈廖两家的家产几乎**然无存，陈香梅跟随家人从北平流亡到香港避难。在北平时，一家人的生活还能勉强应付。陡然搬到高消费的香港，生活很快就变得捉襟见肘。

　　父亲此时去了美国作外交官，母女七人留在香港铜锣湾居住。没过多久，廖香词罹患子宫癌，很快便病故了。那时的陈香梅还不到十四岁，大姐还不到二十岁，最小的妹妹才六岁。失去了母亲，父亲又不在身边，六姐妹在生活上十分无助。陈香梅是姐妹中最有见解和最有能力的，自然就成了姐妹中的主心骨。

　　香港沦陷时，姐妹六人正在圣保罗女书院寄读。日寇的铁蹄四处践踏，香港变得日无安宁，最糟糕的是，她们与父亲失去了联系。为了避免遭受日本人的摧残，陈香梅决定带着姐妹们离开香港，逃回内地。

　　这注定是波折坎坷的一路。出发之前，陈香梅把母亲留下来的珠宝一部分缝在棉衣里，另一部分藏进挖有洞的书里，作为日后的经济来源。她们先从香港坐船到了澳门，过海关时，面对日本海关的搜身，纵然早熟镇定，陈香梅还是吓出一身冷汗。好在，她从容应对，成功地保住了母亲留下的遗物。

　　船上挤满了逃难的人，六姐妹好不容易在甲板上找到容身之处，却不敢移动分毫。因为只要一走开，位置立刻就会被人抢走。原本三个钟头的行程，邮船竟然开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到了澳门，接下来的路越发难走。

　　从澳门到广州湾，陈香梅不敢再走水路，因为害怕遭到日本人的拦截。她只能带着姐妹，跟随众多逃亡的人一同步行。沿途时常遇到轰炸，还要躲避趁火打劫的土匪。一路上，她们随处都能看到草草建起的新坟，躺在里面的都是没能成功穿越封锁线的难民。

　　十五天的路程，她们觉得仿佛漫长得如同一个世纪。到达广州湾的赤坎市，陈香梅发现，那里处处挤满了难民。客栈家家住满，几番周折，陈香梅才和姐姐在赤坎西关楼附近租下一间简易的平房。

　　她从未住过如此恶劣的环境，空气里充斥着垃圾的腐烂气味，让她联想到死亡。虽然住宿环境奇差，但好歹算是一处容身之地。如何活下去，才更考验人心的韧性。

　　因为物资短缺，当时物价奇高。六姐妹身边并没有太多现金，陈香梅不得不变卖母亲留下的珠宝。她和大姐拿着一套钻石项链和戒指、一对玉镯去变卖，遇到了一位外地商人。对方坚持必须验货，确认是真货后才付款。年轻的两姐妹轻信了他人，将带来的珠宝全部交给对方。当第二天陈香梅找到对方居住的旅馆时，才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这次受骗，令六姐妹的生活雪上加霜。没过多久，广州湾也变得兵荒马乱。继续等待父亲的消息，已经希望渺茫。陈香梅决定离开，带着姐妹继续逃亡。

　　她联系了一所桂林的学校，决定先去那里安顿下来，等待父亲的消息。

　　从广州湾到桂林，沿途都是荒凉的小村落，根本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她们只能和难民挤在一起，姐妹六人只能挤在两张木板**。虱子、臭虫、老鼠强占了难民居住的地方，姐妹六人身上被咬出大片大片的红肿，陈香梅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染上了疟疾。

　　即便生病，她依然不敢耽误行程，强行带病走了两天，病情不断加重，又染上了痢疾。六姐妹不得不停下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铁皮仓库，姐姐又找来当地的郎中给陈香梅看病。药喝下去后，陈香梅依然不见好转，反而开始高烧，人事不省，昏死过去。

　　姐妹们守在陈香梅身边大哭，她们知道，如果陈香梅死了，她们可能便要一同死在这里。熬到第三天，奇迹出现了，陈香梅醒了。她们简单地休整之后，将身上的首饰贱卖掉，重新出发。

　　辗转一个半月，六姐妹才终于到达桂林。一路上，她们没有食物，就吃蝗虫、蚱蜢。偶尔买到一点食物，陈香梅全部分给妹妹，自己躲在角落里吃豆子。那段地狱般的逃难岁月，真正让陈香梅的意志受到了磨炼。

　　到了桂林，她们终于联系上父亲。父亲想带六姐妹去美国留学，陈香梅却拒绝了。她说：“我不能在祖国受难时离开她。我要工作，要尽我对祖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