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家的安全，解除了我一切对外及对己的防卫。有时候，人生不要那么多情反倒没有牵绊，没有苦痛，可是对着我的亲人，我却是情不自禁啊！

　　——三毛《回娘家》

　　休息一天后，三毛前往小沙镇陈家村的老宅祭祖。实际上，三毛哪里懂得那么多祭礼风俗？除了从书上看来一些传统礼法，便是在台湾一些寺庙里所学。尽管如此，当她跪在爷爷坟前痛哭时，围观的许多人也都流下了眼泪。

　　人们都说：“小沙女回来了！”他们要看看这个从未进过祖宅、不入家谱、从海峡对岸回来的女人怎样祭奠她的先祖。三毛接过亲人递上的毛巾，擦去脸上的妆容和漂泊的风尘，本应更安心，却忽然又晕了过去，过了一刻钟才醒来。

　　尽管是进步乡绅，为家乡建设付出很多，但在那场浩劫中，爷爷陈宗绪的墓地却被毁坏得很严重，老宅也未能幸免。时过境迁，也因为三毛即将回来探亲，当地政府出资修缮了老宅，亲戚在陈宗绪原坟墓处又修建了新坟，还建了一条通往墓地的水泥路。

　　了解到这些的三毛心中自是忿忿的，却又无法表达什么。她在家里的旧书箱底翻出过家谱，也看过爷爷的自传，认为陈宗绪受得起这样的排场和待遇，这次上坟和祭祖，她要“衣锦还乡”，要让九泉之下的爷爷扬眉吐气。

　　三毛举着点燃的香，拜了拜天地，又跪倒在坟前早已预备好的红毯上，在心里与祖先对话，三跪九叩，情绪激动之下又晕了过去。醒来后，三毛便要求去爷爷的坟上看看。因为刚刚下过雨，到处都是泥泞。三毛煞有介事地看了坟地的风水，检查了墓碑上的铭文雕花，这才扑向墓碑，痛哭着高呼：“阿爷——阿爷——，魂——兮——归——来——”

　　围观的小孩子嘻嘻地笑起来，他们哪里懂得三毛心里的悲哀。在场的上了年纪、多少知道一点其中故事的人却都红了眼睛。

　　徐静波一直陪在三毛身边，早就按照她的要求准备好了装坟头土的盒子与装水的瓶子。三毛装了一把坟上的土，这是故土，也是爷爷的魂魄所在，需要给父母带回去的。

　　倪竹青与亲戚们陆陆续续上前跪拜，三毛跪在泥地里答礼。有些老人流着泪感慨，若不是当年陈宗绪创办免费小学，恐怕现在的自己也不会过上今天的好日子。三毛心里暗暗地想，终于，陈家的人平了当年的冤屈，祖父在天有灵，应当安息了吧。

　　老宅有口水井，三毛并没有忘记。亲戚帮她打了一桶水上来，但三毛执意自己打水，不仅装在瓶子里，还喝了一口。临走时还带上了老宅的提篮和一只当年陈家用来盛饭的粗碗——这都是家里的东西啊。

　　一向迷信神秘力量的三毛，回到宾馆后还是不放心，取出一点土，掺着一点井水，饮了下去，在心里告诉自己，从今以后自己就是有了根的人，再不会水土不服。

　　在离别的船上，三毛再也忍不住，哭着伏倒在栏杆上，对自己说：“死也瞑目。”

　　喝了故乡的水，沾染了故乡的风尘，拥抱了故乡的亲人，人生从此有了来处，再不会有颠沛流离。

　　三毛第一次回到大陆，许多陪在她身边的人不约而同地提到，她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有时候一天要晕倒三四次。三毛从不在自己的作品中写自己患了什么病，她的父母也一向低调，并不以三毛的身体状况博人同情。在徐静波的回忆文章中，或可侧面了解到一些情况。

　　在见面之前，三毛就整理好自己的病历单寄给了徐静波，委托他在杭州帮自己寻访名医。徐静波联系到著名的内科医生，并组织成立了专家小组，可三毛并不相信西医能够治好她。她的确早已病入膏肓，勉力支撑——西方医学一直没有让她痊愈，病痛的魔鬼不时折磨着她。

　　在张乐平家里的时候，三毛的肩颈痛和胃病就让老人十分担忧，可见情况之严重。三毛让徐静波找一些气功大师为她治疗，虽然自己并不相信气功的疗效，但徐静波还是非常尊重三毛的诉求，为她找来了三位大师。三毛最后“拉下衣领，露出脖子上周围红红点点，告诉我们她患有淋巴癌，一直没有治好”(1)。

　　在去世前两天给倪竹青的信中，三毛提到自己的“喉内、胸、子宫都有癌已查出来了”，还让倪竹青夫妇不要担心，是“腺癌”。但是这件事她的父母和媒体都不知道，治疗耗资不菲，又耽误工作，三毛感到极度痛苦，也只能无奈地接受现状。

　　关于三毛的真实病情，并没有太多资料可供考证。早在撒哈拉沙漠时，因为当地卫生条件极差，她患有妇科病，久未得治；在大加纳利岛上，这病还没有痊愈，又遭遇了车祸，回到台湾被中药治好过，但是荷西去世后，她工作劳累，神经紧绷，是否积郁成疾，亦未可知。

　　此番回到故土，三毛自觉今生无憾。人生百年，匆匆已过四十载，仿佛飘在半空中的风筝，终于知道线的那头握在谁的手中。对于与三毛的见面和离别，张乐平认为作家白桦的说法甚妙：“我不讲欢迎，因为你本来就是这里的人；我也不说再见，因为你还会再来……”(2)

　　大陆的第一次行程，其实十分匆忙。三毛并没有回到南京，她的父亲陈嗣庆也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去南京看看呢？对于出生于重庆但生活印象都是南京的三毛来说，那或许才应该是故土吧？

　　生在重庆，当时正赶上轰炸时期结束，常理来讲，婴儿能了解什么、记得什么呢？但三毛却对父亲说，一睁眼就看到了兵荒马乱，向着巨大的铁鸟行进。她和姐姐被带进了窄窄的空间，在铁盒子上紧张地坐好。四周充斥着尖锐的蜂鸣，头顶上是网球一样的吊袋。母亲的脸色并不好，她也感到恐惧。

　　他们的确由重庆起飞，回到了祖父创业的城市——南京。离开大陆的时候，三毛还不到四岁，却对很多事情记忆深刻。她知道，她的家在南京鼓楼头条巷四号。没有人教过她地址怎么说，因为当时她实在太小，不被允许单独出门。当哥哥姐姐们和别人谈起自己的家庭地址时，一旁的三毛便记了下来。虽然并没有什么用处，但她还是记住了，记了四十年——那是她的家。

　　南京的这栋房子里曾住着二十多口人，伯父一家、陈嗣庆一家、倪竹青以及一些帮佣。三毛以为这样的大家庭，开支巨大，应该是承蒙祖上余荫才过得来那样惬意的日子。但是父亲告诉她，房子是租来的。陈嗣庆兄弟俩没有分过家，一直在一起生活，祖父在三毛回到南京之前就回舟山养老去了，他几乎将所有的积蓄都捐给了家乡的慈善事业。

　　房子的一层是父亲和伯父办公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开设了一家法律事务所，业务往来频繁，因而收入尚可。倪竹青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人员，他那手好字在当时起到了打字机的作用，若是没有他，很多事情都做不来。

　　房子是回字形的独栋，四周是并不算高的围墙。但是对于刚刚脱离婴儿期、步入幼儿时代的三毛来说，攀越还是颇为困难。她经常爬上假山，偷着玩弄三堂哥饲养的蚕宝宝，或者望着院子外面发呆——各种建筑的屋顶和各种颜色式样的国旗，沉淀着古旧，也飞扬着无奈。

　　前院种着梧桐树，桑树和花花草草，后院的篱笆有一面墙的爬墙玫瑰。三毛实在太小，孩子们的游戏总是与她无关，年轻人窃窃私语时也总是叫她走开。父母忙忙碌碌，没有时间理会她，她便安静地观察着后院的生态：烟火弥漫的灶间，纳鞋底、熨烫衣物的女佣，挨打的马蹄子，垂死的门房婆婆。

　　三毛一直笃定地说自己看到门房婆婆死去之前，从口中飞出了一串白蛾，原来那就是人的灵魂，最后要告别躯体，回归纯粹自由。三毛在这里第一次听见英文，那来推销地毯的可怜的流亡俄国人或者犹太人，拿到父亲递过去的钱，交给父亲一块地毯，握手的时候说上一句：“OK，you get it ！”

　　这些都是非常新奇的事情，足够让她铭记一生。

　　对于院子外面的世界，三毛熟悉的不过是信教的母亲带着孩子去做礼拜的场景罢了。三毛不懂神的意味，只是单纯地认为那是母亲崇拜的大人物，于是便将“耶稣”挂在嘴边。但是神好像也并不能带来什么。抗战胜利后，在原本以为到来了的和平年代，他们还是去了台湾。

　　物是人非，故土不堪回首，月明依旧。通邮以后，三毛陆续得知了大陆亲人的情况。儿时的回忆有多深刻、多美好，失去故人就有多令人心碎。

　　她想把那永恒的记忆都留在当年。

　　(1)引自张乐平《我的“女儿”三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两岸情”征文）。

　　(2)引自张乐平《我的“女儿”三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两岸情”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