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波旁面前的罗马城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因为年代久远，所以资料有限，笔者苦于在前四章无法翔实地还原罗马城，但是在还原公元1527年的罗马城时却没有这样的烦恼，反而因为资料太多而眼花缭乱。在前四章，笔者的资料来源主要是考古发现、法律文书、书信和讽刺诗。而在本章，有数不清的绘画、地图和不同语言版本的城市导览摆在笔者面前。此外，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建筑都得以相对完好地保存至今。这一时期还兴起了一种新的文体：自传。这种文体不仅在压制个人主体精神的中世纪绝难一见，就算在文化繁荣的古典时代也寥若晨星。随着绘画艺术在15世纪进入繁荣期以及识字率的显著提高，个人自传这种文体应运而生。这一时代的个人传记有时会给人一种人人都是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主角的错觉，传主们不遗余力地美化自己，丑化敌人。
假设一个罗马人乘坐时光机从公元1081年的罗马城穿越到公元1527年的罗马城，他会惊讶地发现此时的罗马城已经移到了别处。到公元1527年，罗马城完成了一个1000多年的迁移过程，整座城市沿着台伯河和圣彼得陵墓缓慢西迁。罗马人在公元16世纪时毅然抛弃罗马七山，在疟疾肆虐的台伯河沿岸安顿下来。这样一来，公元11世纪那座遍布花园和绿植的罗马城被一分为二：非居住区和居住区。旧城墙内的大部分区域退化为乡村。莽莽的牧场，葱郁的葡萄园，间或有几处教堂、农舍和富人的乡间别墅，它们共同构成了非居住区的全部图景。古罗马广场在公元11世纪是弗兰吉帕尼家族的私产，此时被罗马人唤作“奶牛牧场”，而卡比托利欧山南边的塔尔皮亚崖石则被罗马人唤作“山羊山”。
相较于非居住区，居住区的面积要小得多。这位从公元1081年穿越而来的游客会发现居住区人满为患。街道上挤满了行人和商贩，罗马城此时的人口数达到了过去1000年中的峰值。公元15世纪20年代，教皇把教廷从阿维尼翁迁回罗马城，罗马城再度繁荣起来。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罗马城在公元1527年5月到底有多少人口，因为罗马城在几周前刚刚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口普查。罗马城在公元1527年初的人口总数是5.4万人，这一数字不包括婴儿。6年前，也就是公元1521年，罗马城的人口总数很可能高达8.5万人，因为这一年的罗马城相对太平。当然，庞大的朝圣者群体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比与中世纪朝圣者的朝圣热情相比，他们的朝圣热情也并没有消退。每逢大赦年，前来朝圣的游客就会多于居民，他们蜂拥至博尔戈。城中数百家小旅馆是他们投宿的地方，他们跟从前的朝圣者一样，前往圣彼得广场上的摊贩那里买铺床用的稻草。彼时的圣彼得大教堂只是一处尚未竣工的建筑物，没有什么看头。但是复活节、耶稣升天节或圣诞节当天，朝圣者们会前往教堂观看教皇在入口处的柱廊上祝圣那幅著名的维洛尼卡布画。好在罗马还有不少宏伟的教堂可以逛，不少圣物可以瞻仰。圣乔凡尼教堂曾先后两次被烧毁，重建后的圣乔凡尼教堂里依旧陈列着圣彼得和圣约翰的头骨。
纵向比较的话，罗马城着实要比过去几百年大多了；横向比较的话，罗马城却要比同时代的其他城市落后得多。这个时期，机械钟在意大利半岛北部和欧洲北部的城市已经很常见，它赋予这些城市一种精确的时间感。相比之下，罗马城则给人一种很过时的感觉。与此同时，罗马城在经济上也远远落后于同时代其他的城市。欧洲和中东的大城市聚集着数不清的能工巧匠，罗马城里的能工巧匠却要少得多。大部分罗马人一门心思赚朝圣者的钱，要么开个杂货铺，要么开个小旅馆，还有一小部分罗马人从事银行业、珠宝业、绘画业、朝圣徽章制造业和银器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位罗马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给教会打工。
教会富得流油，替它打工的罗马人也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很多外地人慕名前来，无形中壮大了罗马城的人口规模。土生土长的罗马人和教皇国人还不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公元1527年的罗马城算得上整个欧洲最国际化的城市。约有一半的人口来自意大利半岛上的其他邦国，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来自半岛以外的国家。大部分罗马的建筑工人、建筑师、工匠和劳工都是伦巴德人。热那亚水手在罗马的河港上忙碌着。城中的银行家、珠宝商、杂货店掌柜、印刷匠、画家和雕塑家主要是托斯卡纳人，面包师和厨师则主要是德国人。旅馆老板主要是德国人和法国人。城中生活着许多西班牙教士和为他们服务的西班牙妓女，以其中一位妓女为原型的戏剧在西班牙大获成功。说来也奇怪，一个世纪前的罗马城中还生活着大量的英格兰人，现在却没有了他们的身影，仿佛他们此时已经打起了脱离罗马天主教的主意。
罗马城不仅是经济移民的新故乡，同时是难民躲避暴力的避难所。欧洲大陆的几大强国为争夺米兰公国大打出手，冲突和战乱不断，伦巴德人只好背井离乡，寄迹罗马城。土耳其人吞并了巴尔干半岛，不少阿尔巴尼亚人和斯拉夫人便逃到罗马城。葡萄牙、西班牙、西班牙占领的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掀起了新一轮迫害犹太人的狂潮。犹太人来罗马城避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一个友好的地方。利奥十世和克雷芒七世这两位出身于美第奇家族的教皇有“海纳百川”的气派。公元1527年，罗马有一个约2000人的犹太人社区，他们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有体面的医生、银行家、音乐家和拉比(4)，还有贫困的工匠和商贩。米开朗琪罗在绘制西斯廷礼拜堂的壁画和天顶画里的《旧约·圣经》人物时，参照的就是生活在罗马城的犹太人。复活节期间，罗马斗兽场内会上演耶稣受难剧，基督徒之间常常发生暴力事件。大斋期前的狂欢节期间也极易发生骚乱。罗马人还在科尔索大街上举行各种比赛，有为犹太人举办的带有侮辱性质的跑步比赛。围观的观众不时嘲笑，甚至会冲跑道上的犹太人扔垃圾。大部分观众都下了注。犹太人不是唯一的参赛选手，还有为青年基督徒和老年基督徒举办的比赛，也有为驴子和水牛举办的比赛，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公元1492年8月11日—1503年8月18日在位）本名罗德里哥·迪波吉亚，甚至发明了一项专门由罗马城的妓女参加的赛事。
当这个从公元1081年穿越而来的罗马人看到城中的移民居住区时，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些居住区还保留着中世纪的风貌，这里的居民也跟中世纪的居民一样拥挤地生活在一起，忍受着乌烟瘴气的环境。公元1527年，罗马的房屋依然矮小，依然没法跟古典时期的房屋相比。彼时的房屋大多只有两层高，四层的房子更是凤毛麟角。这些房子都有阳台、室外楼梯、悬壁和门廊，本就不宽敞的居住环境变得更加拥挤。阳台下的院子、拱道和蜿蜒的小巷就像一座挤满杂物和人的迷宫。迷宫里的人们忙忙碌碌，有的忙着浆洗衣服，有的忙着处理动物的尸体，有的忙着叫卖货物，有的忙着做饭。公元1527年的罗马城臭气熏天，城中堆满垃圾、动物杂碎、鱼骨，以及人和动物的大便，污水从鞣皮厂和染房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来。罗马城的空气质量滑落到自罗马帝国的辉煌年代以来的最差水平。
彼时罗马的建筑和城堡也极具中世纪特色。从11世纪穿越而来的游客只需登上罗马的任意一座山，便会惊讶地发现整座城市活像一块针垫，上面“插”满了尖顶建筑。公元1081年的罗马只有十几座城堡，到了公元1527年城堡的数量已经达到几百座。城堡不仅可以彰显主人的地位，还可以防范邻人。在中世纪盛期（公元1050年到公元1300年），城堡是罗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连杂货店掌柜都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城堡。有些人在古代的凯旋门的基础上建造城堡。教会也不甘落后，加入修建城堡的大军，一座座紧挨着教堂的细长钟楼拔地而起。教会甚至还在万神殿的柱廊上建造了一座钟楼。罗马城的天际线焕然一新。曾长时间占据着天际线制高点的朱庇特神庙而今已化为一座采石场。从公元13世纪50年代开始，矗立在卡比托利欧山北侧的天坛圣母堂成为罗马城天际线的新制高点。
城堡与中世纪风格的宫殿并立。宫殿围绕着庭院而建，通常装有带顶棚的室外楼梯，主要为避免住户在下雨时被淋湿。在中世纪盛期的罗马人看来，这些宫殿远胜于公元11世纪那些在废墟中临时搭建的庇护所。这些宫殿慢慢过时。到公元1527年，除了教皇的圣天使堡，皮耶尔莱昂尼家族在马塞勒斯剧院的基础上改建的城堡是唯一一座还有人在其中居住的古典时期建筑。这座城堡不久前刚被改建成一座宫殿，是葡萄牙大使的官邸。
到公元16世纪20年代，潮流再一次发生变化。许多罗马富人还居住在从祖上传下来的中世纪风格的宫殿里，这种宫殿以狭小的窗户和昏暗逼仄的房间著称，居住舒适度差，所以他们恨不得立马搬进明亮宽敞的文艺复兴式宫殿里。文艺复兴式宫殿在当时并不常见，所幸数量正在慢慢增加。这些新式宫殿在设计上透着令人耳目一新的理性，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功用。底层易遭水灾，储藏室和马厩都建在这一层；二层是主楼层，温暖宜人，大厅、餐室、主人的卧室都在这一层；顶层常年受到太阳的炙烤，是仆人住的地方，古罗马豪宅的顶层也是给仆人住的。
圣马可宫始建于公元1455年，是罗马较早的文艺复兴建筑，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威尼斯宫。5个世纪后，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公元1883年7月29日—1945年4月28日）就是在这座宫殿的阳台上向聚集在威尼斯广场的支持者发表演说。20年后，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公元1471—1484年在位）颁布了一项新法规，首次允许高阶神职人员把私人房产留给亲属。这一新规直接点燃了罗马人的建房热情。而在此之前，高阶神职人员的房产在死后都收归教会所有。罗马人用来路不明的资金打造出美轮美奂的建筑，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宫殿和新式豪宅如雨后春笋，一座座拔地而起。枢机主教拉斐尔·里亚利奥的坎榭列利亚宫是受人瞩目的宏伟建筑。拉斐尔赢了教皇英诺森八世（公元1484—1492年在位）之子一大笔钱，随后立即命人将一座建于4世纪的教堂拆除，新建了这座宫殿。值得一提的是，他是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公元1523年，朱利奥·德·美第奇为了拉拢科隆纳家族支持自己当选为教皇，曾暗中同蓬佩奥·科隆纳签订过一份协议，将坎榭列利亚宫赠送给后者很可能是协议的一部分。
罗马最宏伟的住宅建筑耸立在梵蒂冈。公元16世纪20年代，梵蒂冈宫正在成为欧洲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当然，这个宫殿建筑群并不是一天建成的。13世纪初，罗马人在梵蒂冈建造了宫殿建筑群的第一座宫殿，这座宫殿渐渐取代拉特兰宫成为教皇的官邸。公元15世纪80年代，教皇英诺森八世命人在梵蒂冈山上修建了宫殿群的第二座宫殿，这座宫殿没有太华丽的装饰，但是胜在可以俯瞰美景，因此得名“观景台”。两座宫殿相距几百米远。20年后，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公元1503—1513年在位）命建筑师布拉曼特设计了两排翼楼，将两座宫殿连接起来。到公元1527年，其中的一排翼楼落成，留出一片开阔的空地，日后被建成一座庞大的庭院。庭院建在山坡上，坡度有三层楼高。值得一提的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是前任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俗名朱利安诺·德拉·罗韦雷，被世人称为“战神教皇”。
在诸多文艺复兴宫殿的衬托下，罗马的大街也焕然一新，充满文艺复兴的气息。放眼望去，一条条大街笔直宽阔，干净整洁，大街两旁高楼林立，每栋高楼的轮廓都干净利落，仿佛古罗马时代的建筑复活了，那个从公元11世纪穿越而来的罗马人可没见过这样的光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罗马建筑的确复活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公元1527年达到顶峰，古典美学在罗马受到追捧。这一时期，罗马的建筑风格与1500年前的古罗马的建筑风格一脉相承。
罗马城中新修的街就像是一本书，尤其是这些街的名字，像在诉说城中最近上演的故事。罗马皇帝热衷于兴建大型浴场或广场，以期名垂青史。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的行事做派像极了罗马皇帝，只不过教皇名垂千古的方式更具实用性。这一切都源于一场事故。公元1450年是大赦年，一天夜里，朝圣者们从博尔戈回河对岸的旅馆的路上，经过圣天使桥，很多朝圣者挤在桥上，一头骡子突然狂躁起来。人们惊慌失措，发生踩踏事故，不少人掉到台伯河里，200多位朝圣者被踩死或淹死。后来，城中诸如此类的瓶颈路段被一一拆除后加宽。等到下一个大赦年，也就是公元1475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命人修建了一座新桥，这是罗马城1000多年来新修的第一座桥，目的是缓解圣天使桥的压力。这座新桥自然也就被他命名为西克斯图斯桥。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教皇的侄子就是刺杀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凶手。
这座新桥落成后，罗马人又修建了好几条新街。公元1500年又是大赦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俗名罗德里哥·迪波吉亚，命人修建了贯穿雷欧利内城的亚历山大大街。他的继任者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是个不怒自威的狠角色，脾气火暴。他的叔父西克斯图斯四世命人修建了西克斯图斯桥，他则命人修建了尤利乌斯大街，将圣天使桥和西克斯图斯桥连接起来。随后，他又命人在河对岸修建了伦加拉大街，将梵蒂冈和台伯河岸区连接起来。这两个地方外围都有城墙，在修路之前，罗马人往返两地需要穿过罗马主城区，外加过两次台伯河。尤利乌斯二世的继任教皇利奥十世命人修建了雷欧利内大街，将城北的波波洛门与罗马市中心连接起来，几乎横穿了半个罗马城。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热衷于修街、造桥、建宫殿，却对建教堂兴趣不大。公元15世纪70年代，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命人修建了人民圣母教堂，这是一座经典的文艺复兴教堂，外形呈八角形，顶部有一个半圆形的小拱顶。朝圣者对这座教堂和西克斯图斯桥印象深刻，因为大多数人一进罗马城的北门最先看到的就是它们。西克斯图斯四世还在纳沃纳广场命人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和平圣玛丽亚教堂。这一时期，大多数教堂由专业的外国行会所建。德国人修建了圣玛利亚灵魂之母堂，位于今纳沃纳广场以西，靠近和平圣玛丽亚教堂。西班牙人则在贾尼科洛山上修建了坦比哀多礼拜堂。
在公元15世纪20年代，罗马的绝大部分教堂还保持着中世纪的建筑风格，其中很多教堂始建于辉煌的12世纪和13世纪。在那个辉煌的年代，罗马城的经济蒸蒸日上，文化繁荣昌盛，汇集了整个意大利半岛顶尖的艺术家，例如彼得罗·卡瓦利尼和雅各布·托里蒂。他们创造了无数精美绝伦的马赛克画、湿壁画和雕像。罗马在中世纪盛期的教堂建筑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在这一时期，以尖形拱门为特色的哥特式教堂建筑在欧洲大陆成为主流。但是罗马人拒绝向潮流低头，他们决定将传统的建筑风格贯彻到底。罗马式拱门和仿古的马赛克画是这一时期罗马教堂建筑的突出特点。这些马赛克画可以追溯到罗马最早的教堂装饰画，它们的主题主要包括牧羊人、海豚和田园风光，与基督教几乎没有关联。今天的游客走进罗马中世纪的教堂，会发现它们跟罗马的初代教堂没有差别，因为它们的装饰画非常逼真。
公元16世纪初期的教皇不再像从前的教皇那样热衷于修建教堂是有原因的：他们忙着改建圣彼得大教堂，这是自古典时代以来欧洲最大的建筑工程。圣彼得大教堂是罗马最大、最著名的教堂，在过去的1000多年里吸引着全欧洲的朝圣者前来祈祷。那位从公元1081年穿越而来的罗马人惊讶地发现圣彼得大教堂的半边已被拆除，只剩正面和中殿的东部还矗立在原地。其余的地方一片混乱，一处施工场地上新建了许多柱子。人们在这处施工场地的中间搭建了一间临时建筑，保护圣坛和下面的圣彼得墓。
圣彼得大教堂在某种程度上被其声名所累。300年前，教皇英诺森三世（公元1198年1月8日—1216年7月16日在位）命人在圣彼得大教堂中殿拱门上方镌刻“教堂之母”几个大字，这原是拉特兰大教堂的尊号。从此以后，圣彼得大教堂彻底取代拉特兰大教堂成为“教堂之母”。似乎是出于被夺去称号的愤怒，拉特兰教堂分别于公元1308年和公元1361年被人烧成一片灰烬。整座城市随之西迁，只为靠近保存着圣彼得遗骸的圣彼得大教堂。圣彼得的头骨原先保存在拉特兰大教堂里，教堂被烧毁后，圣彼得的头骨被放置在一个被大片空地包围的村庄里，这个村庄只有一座教堂和一座宫殿。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都想在死后葬在圣彼得墓附近，倒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仅如此，他们还想把自己的陵墓修得华丽气派。“战神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声称圣彼得大教堂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下令重建。相当一部分罗马人认为此举是在暴殄天物。教堂中殿的一侧墙壁歪斜，着实引起了不少人的恐慌。然而，尤利乌斯二世重建教堂似乎是另有所图：他借着重建教堂的东风，给自己修一座华丽气派的陵墓。
罗马在16世纪初期的建筑设计大部分出自布拉曼特之手，新圣彼得大教堂的设计也不例外。布拉曼特声称新圣彼得大教堂建成后将会是马克森提乌斯和君士坦丁巴西利卡教堂和万神殿穹顶的结合体。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森提乌斯和君士坦丁巴西利卡教堂是罗马帝国晚期较大的建筑。哪知罗马人丝毫不领情，还给他起了个“破坏者布拉曼特”的绰号。重建圣彼得大教堂是自古典时代晚期以来最大规模的建筑项目，此举绝非偶然。布拉曼特采用的模制混凝土技术，这项建筑技术已经失传将近1000年，一说误传。维特鲁威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这些技术，他是一位生活在古典时期的建筑师和作家。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在几十年前成功将这些技术复原，使这些技术重新走入现实。
西斯廷礼拜堂也在这一时期建成，只不过它在当时并不是公共建筑，而是为教皇个人祈祷所用。这座礼拜堂建于公元1477年至公元1481年，建造过程十分仓促，桑德罗·波提切利、彼得罗·佩鲁吉诺和菲利普·利皮等著名画家为其创作壁画。要不是西斯廷礼拜堂的建筑质量堪忧，气势恢宏的天顶画可能也就没有创作的必要了。公元1504年，西斯廷礼拜堂圣坛上方的屋顶出现了一条巨大的裂隙。为了安全起见，尤利乌斯二世命人在屋顶和地板下都装上大型金属棒。他不忍看到叔父西克斯图斯四世呕心沥血修建的礼拜堂变得丑陋不堪，于是花重金聘请时年33岁的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用画笔把修补的痕迹盖住。尤利乌斯二世起初建议米开朗琪罗以耶稣十二使徒为主题作画，但是米开朗琪罗认为那“没什么好画的”，于是尤利乌斯二世干脆让米开朗琪罗按照自己的喜好作画。米开朗琪罗用12年的时间创作出1200平方米的绘画，给西方艺术史带来了一场革命。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倾注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自己修建礼拜堂，倒也不足为奇。中世纪时期的教皇时常与平民肩并肩走在大街上，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与平民疏离，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在阿维尼翁成为教廷驻地的岁月里，浩浩****的宗教游行已经基本绝迹，再也无法看到教皇赤足与普通信徒走在一起的场景了。到公元1527年，罗马教廷每年最多举行一到两次宗教游行，盛大的宴会是这类宗教游行的重头戏，基督圣体节和圣马可节期间的宗教游行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每当新任教皇上任时，都要在罗马城举行游行，宣示他对罗马城至高无上的权力。对民众来说，这的确是千载难逢的大游行。教皇登基的大部分仪式都在室内举行，台下的观众主要由高阶神职人员和外国使者组成。中世纪时期的教皇常常忙于主持弥撒和布道，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却越来越喜欢保持缄默，布道渐渐变成了修道士的工作，宗教仪式也越来越被繁文缛节所占据，比如极为烦琐的教皇穿衣程序。
西斯廷礼拜堂造价高昂，但是与重建圣彼得大教堂的花费相比不值一提。公元1527年，这笔天价重建费让罗马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尤利乌斯二世的继任者利奥十世挥金如土，热衷于举办奢华宴会和大象游行以及发动侵略战争。为了筹钱重建圣彼得大教堂，他想到了一个筹钱的法子。公元1517年，他派遣修道士约翰·特策尔前往德国兜售赎罪券（大赦证明书）。教会声称可以为过世的亲人购买赎罪券，好让死者的灵魂尽快脱离炼狱上天堂，最不济也可以缩短灵魂在炼狱受苦的时间。特策尔有句名言：“银钱叮当落银库，灵魂立即出炼狱。”特策尔引起了另一位修道士马丁·路德的注意，得知真相后的路德愤然写下《九十五条论纲》。德国人约翰·古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机，《九十五条论纲》得以大量印刷，迅速传遍德国。我们在前文中曾提到，德意志雇佣军受路德的影响对罗马教廷深恶痛绝。路德预言说摧毁罗马城是上帝的旨意，这一预言赋予德意志雇佣军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特策尔兜售赎罪券并不是激怒路德的唯一导火索。公元1510年，路德怀着满腔热血去罗马游学，离开罗马时却大为心灰意懒，这也不足为奇。罗马人都是“雁过拔毛”的主儿，哪肯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去罗马的人，德国修道士也概莫能外。罗马教廷的行事做派早已与基督教所倡导的朴素清明的理念相去甚远，可是路德却一直将这一理念奉为圭臬。罗马城充斥着浮华与喧嚣，是潮流的集散地。要想平步青云，就得有溜须拍马的本事和出口成章的才艺。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即兴作诗的语言主要是拉丁语。教皇和高阶神职人员的生活极尽奢华。教皇的两个专属餐厅配有一名斟酒服务员、三名面包师、五名厨师长、六名膳务员和多名厨师助理。教皇和几十位高阶神职人员都居住在梵蒂冈宫里，每人家里都雇着一大堆仆从。
罗马教廷还把这种讲排场的作风发扬到了国外。教皇常常一掷万金，穿戴极尽奢华，跟那个时代手握实权的欧洲诸国的国王没有分别。罗马教廷编制了一张巨大的网，将教廷大使、教皇使节和教皇收税员连接起来。他们的脚步几乎遍布欧洲的每个角落，他们衣着光鲜、出手阔绰，所到之处无不令人侧目。罗马教廷拥有独立的邮政系统，在那个交通不便捷的年代，这套系统称得上高效便捷，罗马城因此荣膺欧洲通信中心。
这些排场自然花费不菲，教皇们只得想尽各种办法捞钱，其中就包括买卖圣职。以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为代表的改革派要是泉下有知，知道后世的教皇通过买卖圣职捞钱，大概会死不瞑目吧。在阿维尼翁教廷（公元1309—1378年）统治末期，形势开始恶化。天主教会大分裂（公元1378—1417年）期间，各方势力分别选出三位教皇，形成鼎足之势。三位教皇都囊中羞涩，无奈之下便打起了别的主意。到公元16世纪，很多下作的捞钱手段变得屡见不鲜。税收和银行贷款已经无法满足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了，他们公然卖起了圣职。为了讨好银行家，教皇常常任命他们的亲属为枢机主教。文艺复兴时期的国王也公然售卖官职。这样一来，无论是教会的圣职还是政府的官职都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售卖主教圣职和枢机主教圣职已然成为一种惯例。修道院、主教座堂和普通教堂的收入也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只要每年交一笔钱就可以分红，类似于现在的年金保险。得益于发达的邮政系统，哪怕是最偏远地区的主教去世的消息也能很快传到罗马教廷。教皇一得到主教去世的消息就会让亲信取而代之，或者将主教的职位放到市场上售卖。饶是如此，教皇还是常常缺钱，所以只好创造些新职位，然后把这些新职位以类似于出售现代年金保险的方式卖出：买主需要先交一大笔本金，到时每年都会拿到一笔收入。教皇还贴心地为小户提供了可供购买的低级职位，罗马的铁匠、面包师和理发师是购买教皇卫队职位的主力。
罗马教廷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染指修道院、主教座堂和普通教堂的收入的权力，他们以此为生。一些位高权重的高阶神职人员甚至人均有20多笔这样的收入入账，收入极为可观。教皇的侍臣有权转卖购入的职位，甚至还可以遗赠给亲属。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中世纪的教会改革派最深恶痛绝的教士婚娶和蓄妾现象相关。在公元11世纪的基督教会，教士是生养私生子的主力军；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教皇变成了生养私生子的主力军。公元15世纪80年代，也就是教皇英诺森八世统治期间，教皇生养私生子这一现象，逐渐得到公众的接纳，教皇甚至公开承认和提拔自己的私生子。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俗名是罗德里哥·迪波吉亚，他赋予自己的私生子切萨雷·迪波吉亚合法权利，并任命切萨雷为枢机主教，甚至在后来协助切萨雷征服一个意大利邦国（谁承想亚历山大六世在关键时刻一命呜呼，切萨雷功败垂成，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亚历山大六世的女儿卢克雷齐娅·迪波吉亚先后三次下嫁意大利权贵子弟——乔瓦尼·斯福尔扎、比谢列公爵阿方索·阿拉贡（在梵蒂冈被切萨雷所杀）和菲拉拉公爵之子阿方索·埃斯泰。
相较之下，美第奇家族的两位教皇都无嗣而终。有谣言传说教皇克雷芒七世是他侄子亚历山德罗的生父，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还有教皇利奥十世的性取向的不实谣传。膝下无子并不妨碍利奥十世任人唯亲，他曾提拔自己的四位亲属为枢机主教。我们在前文中曾提到，利奥十世为了帮另一位堂弟朱利亚诺争地盘，曾派教皇国军队讨伐乌尔比诺公爵。教皇克雷芒七世立志要当个得民心的教皇，上任后不再任命新的枢机主教。实际上他急需用钱，只需卖出一两个枢机主教的职位就可以大大缓解当前财务危机，但是他拒绝这么做。后来，他深陷泥潭，克己奉公的底线也随之动摇。
基督教会的行事作风一向如此，也没必要替他们辩解。再说，西欧的基督教在诞生之初就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全然忘我的苦修教士，另一面是追求感官享乐和肉体刺激的食色教士。这两面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公元11世纪的基督教和公元16世纪的基督教最本质的差别在于是否掌权。在公元11世纪，神圣罗马皇帝亨利三世是坚定的改革派，在他的干预下，改革派顺利掌握了教会的统治权。然而，在公元16世纪20年代，以马丁·路德为首的新改革派却被排除在权力的大门之外。如果当初查理五世能够审时度势扶持马丁·路德成为教皇，后者很可能不会掀起宗教改革的浪潮。
罗马人对罗马教廷不抱任何幻想。罗马人中间流传着不少讽刺神职人员的笑话，这些笑话处处散发着浓浓的罗马式幽默。得益于翔实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一窥罗马人的讽刺功力。公元16世纪20年代，罗马艺伎被罗马人戏谑地称为“坦**的侍臣”。帕里奥内区的一尊破旧不堪的雕像上贴满了谩骂教皇和其他神职人员的脏话。罗马人给这尊雕像起名叫帕斯奎诺。关于这尊雕像有一个笑话，有一天，雕像帕斯奎诺愤愤地说：“我又被人骂了，这次简直是奇耻大辱！”另一尊雕像问它：“到底怎么回事？难不成他们骂你是骗子？小偷？奸夫？”雕像帕斯奎诺回道：“这算什么奇耻大辱？他们骂得可比这些狠多了，他们居然骂我是枢机主教！”
当然，罗马人乐见教皇一掷千金，痛恨教皇克勤克俭。挥金如土的利奥十世深得民心，以至于在他去世以后，罗马人为他在卡比托利欧山上建造了一尊雕像，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教皇。众所周知，卡比托利欧山作为古罗马共和政治的精神堡垒，与当时的教皇统治势不两立。阿德利安六世是利奥十世的继任教皇，他立志整顿教会，处处厉行节约，却落得个被罗马人诟病的下场。阿德利安六世去世后，一场经典的罗马式黑色幽默在城中上演。次日清晨，有人在阿德利安六世的私人医生的家门上贴了一张便条，大体意思是感谢他救教皇于水火。罗马人对阿德利安六世的态度不言自明。省吃俭用的教皇有助于为天主教会树立良好的形象，但是罗马人却不吃这一套。他在极短的任期内，叫停了罗马所有的建筑项目，学者和艺术家纷纷出走。相较而言，挥霍成性的亚历山大六世、尤利乌斯二世和利奥十世却让罗马蒸蒸日上。
克雷芒七世接替阿德利安六世成为新任教皇，同时是美第奇家族的第二位教皇。听到克雷芒七世当选的消息后，罗马人激动得喜极而泣。但是，克雷芒七世却好心办了坏事，让他们大失所望。克雷芒七世上任后发现他的堂兄利奥十世给自己留下的是国库亏空的烂摊子。无奈之下，他只好紧缩开支、课重税，甚至首次对神职人员征税。克雷芒七世和阿德利安六世一样运气不好，都得替利奥十世补财政亏空。屋漏偏逢连夜雨，他俩的霉运还在后头。利奥十世在位8年，其间风平浪静，没有出现任何大的变故。他尸骨未寒，罗马城中便风波迭起、险象环生。人文学者皮耶罗·瓦莱里亚诺曾半开玩笑半讥讽地说，是阿德利安六世在公元1522年8月把鼠疫带到罗马的。这话也不算冤枉他，鼠疫只是比他提前3个月来到罗马。两年后，鼠疫卷土重来，此时在位的是克雷芒七世。公元1525年9月，鼠疫又再次卷土重来，5个月后，这场瘟疫才逐渐平息下去。这几场瘟疫的杀伤力虽然无法跟那场从公元1347年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腺鼠疫（黑死病）相提并论，但是无数人因此丧命，尤其是没有免疫力的儿童，死亡人数最多。除却瘟疫，罗马人还饱受战争和饥荒的折磨。克雷芒七世与查理五世开战，直接导致食品价格在公元1526年飞涨。同年，台伯河决堤，罗马城被淹。瘟疫、战争和饥荒这三位天启骑士(5)莅临罗马城，造成罗马人口锐减。到公元1527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罗马人死于非命。
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在那位从公元1081年穿越而来的罗马人看来，公元1527年的罗马人远没有公元11世纪的罗马人过得舒坦。诚然，公元11世纪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运行状况要比公元16世纪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运行状况好得多。罗马的下水道系统是古罗马时期重要的建筑成就。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些下水道大部分都被堵塞。为了避免火灾和水灾的侵扰，罗马人不断加高路面。这样一来，修理堵塞下水道的难度陡然增加。一条名为基亚维卡·迪·圣·西尔韦斯特罗的露天下水道从今天的特莱维喷泉一带一直延伸到台伯河，常年散发恶臭。罗马的高架渠系统也不容乐观。在公元16世纪20年代，罗马的人口数达到过去1000年来的顶峰，只有维尔吉内这一条高架渠还在运行，但是它的运水效率却低得可怜。罗马人似乎已经忘记维尔吉内高架渠的源头在哪里，所以维修计划一再搁置。
罗马的高架渠系统几近崩溃，罗马人的饮水习惯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中有几处泉眼的水供应雷欧利内城，极个别的罗马人家里有水井。在公元1527年，绝大部分罗马人用台伯河里的水洗澡、做饭，甚至还把河水当饮用水。把打上来的河水来回倾倒一个星期，清除其中自然沉淀的杂质，然后就得到了罗马人眼中的清洁饮用水。意大利半岛上其他地方的人们都觉得这种净水方式实在骇人，也的确骇人，因为罗马人常常把脏水、垃圾甚至尸体都倾倒在台伯河里。古典时代的罗马人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喝台伯河里的水。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人不仅天天喝台伯河水，还觉得河水清冽爽口。公元1533年，克雷芒七世出访马赛，坚持要带上几桶台伯河水路上喝，他实在不想冒险喝别处的水。
然后我们来聊一聊罗马人的个人卫生问题。总而言之，一句话，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人浑身散发着臭味。古典时代的罗马人肯定受不了这种臭味，他们家的奴隶闻起来都比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人香得多。到公元1527年，大部分欧洲人只有完成人生大事的时候才会洗澡：出生时、新婚时和临终时，罗马人也概莫能外。其余的时候，他们最多只能用毛巾来擦拭身体。罗马人的衣服几乎不洗，外衣也只一年洗一次。纵然公元1527年的罗马人不一定经常挠痒，但是至少跟公元1081年的罗马人挠痒的次数差不多。
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人的平均预期寿命远远短于公元11世纪的罗马人。公元16世纪初期的罗马人特别害怕得麻疹、斑疹伤寒、肺结核和鼠疫。罗马穷人还跟从前一样没钱在疟疾季出城躲避，只能在家等死。罗马人酷爱饮用台伯河水，为此很可能染上介水传染病。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的传染病：法国病，又名大痘或法国痘。法国人叫它那不勒斯病，现代人叫它梅毒。梅毒很可能起源于美洲，在公元1495年的欧洲开始走入大众视野。在这一年，法国军队在围攻那不勒斯时染上这种疾病，短短几个月就让意大利人寝食难安。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切萨雷·迪波吉亚、菲拉拉公爵的三个儿子、查理五世的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以及不少枢机主教都是梅毒患者。
如果说公元1527年的传染病要多于公元1081年，人们肯定希望医疗水平也能提高。不得不说，医疗水平的确取得了一些进步。公元1527年，患者既可以做祷告，也可以向街边的假药贩子、开药铺的药剂师或忙着处理伤口的外科医生求助。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外科医生都由理发师兼任。要是患者不缺钱，也可以去看专业医师。这些医师往往出身富裕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对那些江湖郎中不屑一顾。
但是，人们不该对假药贩子、药剂师和外科医生心存鄙夷。意大利医学行业很可能在公元1527年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它的理论基础与公元1081年乃至公元408年的医学理论基础并无太大差别。文艺复兴时期的医生依旧将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理念奉为圭臬，此外还吸收了一些阿拉伯医学的智慧，例如阿拉伯医学家阿维森纳的著作就被他们奉为医学经典。他们依旧认为疾病是由四种**的不平衡引起的，甚至还有不少医生相信人得病是因为有罪或者中了魔鬼的诅咒。亚里士多德曾说“女人是不完整的男人”，很多医生对此深信不疑。罗马城在公元1527年时的医院数要多于公元1081年，但是并不意味着公元1527年病人的治愈率就高于公元1081年。医院里住满了病人，稍有不慎就可能相互传染，相较之下，还是待在家中更安全。
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人来说，相比走上街头，还是待在家更安全。这一时期，意大利各座城市的谋杀率都居高不下，是纽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谋杀率的4倍。当时的荣誉制度成为恶性犯罪的温床。不过，这一制度贯穿罗马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根本算不上新鲜事物，它甚至对整个地中海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都余威犹在。公元1527年，罗马法官审讯嫌疑犯的整个过程都被详细记录在案，所幸这些卷宗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这倒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变化。因此，罗马的犯罪状况一目了然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诱奸妇女极易引发恶性荣誉犯罪。这套荣誉制度从来与男女平等无关，社会对风流成性的罗马男性普遍持宽容的态度，但是罗马未婚女性却被剥夺了享有**的权利。未婚女性偷食禁果一旦被发现，她的家族就会因此而抬不起头，除非女子的情夫事后肯娶她过门。要是他再识时务地给女方家送上一笔赔偿金，双方便会化干戈为玉帛。可是如果他一不娶二不赔，或者他的情妇是已婚女性，那么就极有可能给自己招来血光之灾。
所幸绝大多数荣誉犯罪都是小打小闹。罗马人时常互相叫骂，要是一个人天生一张巧嘴，骂人不带脏字，他必定能成为人堆里的焦点。当然，一个不小心，他就会惹上不少小麻烦。台伯河边的洗衣妇一言不合就会打作一团；嫖客不满妓女看不上自己，一怒之下把她家的门上涂满粪便。这套荣誉制度还间接引起了不少公牛伤人的诉讼案件。在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男性追求心仪的女性须得遵循特定的风俗：先去屠宰场租一头公牛，再租一群经过特殊训练的狗。顺利的话，这群狗会伺机咬掉公牛的双耳，被咬掉双耳的公牛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任由摆布，求爱的男性便会顺势牵着它去往心仪的女性家里。要是被求爱的女性也属意于他，就会站在自家窗边为他鼓掌。万一这群狗没有成功咬掉公牛的双耳，执法人员就得忙着处理纷至沓来的诉讼案，起诉人不是怒火中烧的店掌柜就是伤痕累累的路人。
罗马人并不惧怕执法人员。在他们眼里，警察都是腐败无能、欺软怕硬之辈。不客气地说，警察的形象在整个意大利半岛上都不甚光彩。就这些警察的所作所为而言，其实也不算冤枉他们。此外，罗马人也几乎无法把法官同“威严”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官也拷问嫌犯，但是其残忍程度没法跟古典时代的奴隶主相提并论。在古典时代，奴隶主用鞭子抽打奴隶直至对方皮开肉绽，或者把奴隶拖到拉肢刑架上施拉肢刑，抑或用烧红的烙铁烫在奴隶身上。在文艺复兴时期，男犯人常常受到坠落吊刑的折磨，行刑时犯人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然后整个人被吊起来拉到高处，再骤降；女犯人则常常受到夹指刑的折磨，行刑时要用夹棍夹她的手指或脚趾。犯人常常把受刑当成一种荣耀。在这一时期，罗马的监狱主要用来关押扰乱治安的小混混、身患绝症的病人、残疾人、流浪汉、酒鬼、精神病患者、癫痫病患者，而非作为一个刑罚地。大部分囚犯被关押在台伯河边的托尔·德·诺那监狱，这是一座在古典时代河港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监狱。监狱的底层牢房安全系数很低，囚犯溺亡事件偶有发生。有头有脸的囚犯则被关押在圣天使堡，这是罗马安全系数最高的监狱。只有罪大恶极的犯人才会被处以绞刑，有大量证据证明绞刑架位于塔尔皮亚崖石上。在远古时代，罗马人会把犯盗窃罪的奴隶和叛国投敌的自由民从塔尔皮亚崖石上抛下去摔死，所以把绞刑架安置在塔尔皮亚崖石还挺应景的。
在大街上扔石子的男孩令罗马的执法人员最头疼。这种现象蔓延至意大利半岛上的很多城市，而罗马城尤甚。到公元15世纪80年代，这种现象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境地。男青年和男孩互投石子，为了避免被石头打伤，他们都心照不宣地穿上厚重的外套。为了解决区域性矛盾（台伯河岸区和对岸的蒙蒂区）、政治矛盾（法国派和帝国派）或宗教矛盾（基督徒和犹太人），罗马城里时而会上演几百人参战的“扔石头大战”。后来，互投石子已经无法满足这些暴戾的“投石男孩”，他们把目光投向乡下来的穷苦农民和外国人，因为这些人要么看起来软弱可欺，要么行为举止太过与众不同。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富人和妓女也会沦为他们的“靶子”。
“投石男孩们”无意中加速了妇女社会地位的倒退，这一倒退进程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那个从公元1081年穿越而来的罗马人会诧异地发现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妇女的影子，至少是良家妇女的影子。在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良家妇女就算抛头露面，也不过是在自家门廊的安全处远眺，或者趴在自家的窗户上看街上的行人。值得一提的是，在古典时代，罗马的妇女也很少上街。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不上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害怕成为“投石男孩”的“靶子”；二是害怕有损自己的清誉。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只有臭名昭著的妓女才会在大街上招摇过市。
在这一时期，罗马社会还对良家妇女有诸多其他限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没有涌现出像玛洛齐亚夫人和托斯卡纳藩侯玛蒂尔达那样的女性统治者。贵族妇女在婚后就会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专心在家打理家事、相夫教子。充满欲望和野心的女人会遭到人们的奚落和嘲弄。教皇利奥十世的姐姐和妹妹为了丈夫和儿子的前途游说克雷芒七世，不料却成为财政亏空的替罪羊。要知道，罗马教廷的每个人都与这种游说制度脱不开干系。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欧洲女性的独立性逐渐被削弱。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女性的继承权被嫁妆权所替代。不过，并不是所有女性都甘于这样的命运。莫杰斯塔·波佐和卢克雷齐娅·马里内拉合写了《女性的高贵与优雅和男性的缺点与邪恶》（1600年），有力地回击了过去的作家对女性的歧视。这两位来自威尼斯的女作家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女权主义作家。
在这一时期，不少罗马女性受生活所迫，不得不从事卖**这种备受歧视的工作养活自己。公元1527年，罗马的妓女的数量在700人到1000人，而罗马城的总人口数也才5.5万人。那些妓女身着男装，站在街头，大声招揽过路的行人。值得一提的是，古典时代的妓女是身着男装揽客的。狂欢节期间，妓女们会把喷了香水的蛋扔给潜在客户。天主教推崇贞洁，而罗马作为天主教之都居然供养着一大批娼妓。这可能是因为罗马是一座单身汉之城，除了罗马教廷的男性神职人员都是单身汉，还有很多移民也是单身汉。罗马城的男女性别比是6:4。在这一时期，基督教对卖**采取一种极为宽容的态度。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曾多次把妓女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奥古斯都陵墓附近，但是从未打击过卖**业。可是，无论怎样限制她们，她们总有办法逛到别处揽客，甚至明目张胆地在教堂里揽客。
只有极少数高级妓女能够自由出入高门贵府。她们跟日本艺伎类似，被称为罗马艺伎。她们精通**，为人风趣幽默、八面玲珑。当然，良家妇女要是也如此行事，多半会被人诟病不守妇道。罗马艺伎以其卧房中摆放着装饰有精美帐幔的圆形大床而著称，她们能声情并茂地吟咏意大利语和拉丁语诗歌。不少罗马艺伎成为那个时代响当当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英佩里亚，她的仰慕者中不乏达官显贵，画家拉斐尔、托斯卡纳，银行家阿戈斯蒂诺·基吉，还有枢机主教朱利奥·德·美第奇，也就是未来的教皇克雷芒七世，都是她的裙下之臣。值得一提的是，银行家基吉后来收养她的女儿为义女。
与妩媚又不失风趣的罗马艺伎在圆形大**共度良宵绝不是罗马人唯一的乐事。罗马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差，但是这并不妨碍罗马人，尤其是罗马富人，过着蜜里调油的生活。公元16世纪初堪称罗马的黄金时代。罗马富人喝着几个世纪以来最污浊的水，却吃着最精致丰盛的食物。由图密善皇帝于公元86年建成的阿戈纳利斯竞技场在公元1527年已被辟为广场，取名纳沃纳广场。罗马人可以在纳沃纳广场买到各种食材。不久前，罗马人把卡比托利欧山山坡上的食材市场（只剩鱼市还摆在屋大维门廊下面）搬到了纳沃纳广场。不管是肉还是蔬菜水果，在市场上都应有尽有。此外，里科塔奶酪、马苏里拉奶酪、蘑菇、松露和洋蓟这些食材不仅受到时人追捧，还深受现代人的喜爱。在这一时期，意大利人已经发明出了干意面，干意面普遍比新鲜意面贵。这一时期，新鲜意面衍生出很多花样，例如通心粉、传统宽面、托特利馄饨意面和拉维利方饺意面，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随着食材日渐丰富，菜肴花样也不断翻新。在公元11世纪，罗马人的饮食还算健康，但是菜肴过于简单，基本就是面包、烤肉或炖肉。相较之下，文艺复兴时期的盛大宴会连古罗马皇帝都会叹为观止。当然，他很可能会觉得菜肴偏甜。文艺复兴时期的珍馐佳肴离不开来自东方的调味品，例如姜、肉豆蔻、肉桂和糖。糖在文艺复兴时期传入罗马，罗马人于是开始在所有食物里都加上糖，连肉都不肯放过。牙医的生意骤然火爆起来。罗马穷人常常拿盐来保存食物，因此咸味食物也被认为是穷人的食物。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都是大厨辈出的时代。不少大厨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巴尔托洛梅奥·斯卡比。公元1536年4月，巴尔托洛梅奥在枢机主教坎佩吉奥位于台伯河岸区的豪宅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宴会上的200道菜品被悉数记载下来，他也因这次宴会一战成名。七鳃鳗馅饼、甜米汤、冷烤鲤鱼和黄芥末酱鳕鱼是其中的亮点菜。压轴菜最讲究观赏性，口感倒是退居其次。这次宴会的压轴菜是一张巨型馅饼，侍者先把它摆上桌，再用刀将它切开，只见一群鸟从里面飞了出来。
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富人还能体会到智性的愉悦。宴会结束后，主人常常会带客人参观自家的藏品，例如古希腊花瓶、古典时代的雕像和古代手稿。这一时期既是人文主义的时代，也是古典文化重放光芒的时代。人文学者是印刷技术革命的产物。公元1450年，德国人古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技术，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买得起书、受得起教育。人文学者们自诩文人，他们痴迷于古典文明，执着于用规范的拉丁文写出传世之作。大部分人文学者出身于社会中下层，在经济上并不宽裕。要是他们生在今天，很可能会被人们称为长期就读生。
在公元16世纪初期，人文学者遍布整个欧洲，罗马以其璀璨的古典文化吸引了无数人文学者前来“朝圣”，其中最著名的人文学者当属伊拉兹马斯·鹿特丹。他们自发组成各种协会，在协会领袖的花园里品鉴古物、品读拉丁文古籍。他们还醉心于纠正中世纪神话和重现罗马古城的地形。他们为此经常出入各个修道院找寻那些早被人遗忘的文本，仔细研究罗马的各处古迹，破译古代碑文。人文学者波焦·布拉乔利尼指出圣保罗门旁边的古代金字塔并不像罗马人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是雷穆斯（罗慕路斯的弟弟）的陵墓，而是古典时代官员塞斯提伍斯的陵墓。这座金字塔的一侧写着大字：塞斯提伍斯。所以人文学者们不需要下很大功夫就能找出它的真正主人。到公元1527年，经过人文学者们的不懈求索，罗马人终于知道拉特兰宫前广场上的那座骑马塑像描绘的人是马可·奥勒留皇帝，而非君士坦丁大帝；城中废弃的大型建筑物是浴场，而非宫殿；罗马斗兽场是一座圆形露天竞技场，而非供奉太阳的神庙。
有些人文学者幸运地端起了教会的“铁饭碗”，还有些人文学者受雇成为政治顾问或外交官。人文学者对古典时代赞颂皇帝的诗篇了然于胸，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极看重这点，于是聘请他们为自己歌功颂德。每一个过着体面生活的人文学者背后都有一群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文学者，后者的生活更能揭露罗马社会的运行法则。人文学者皮耶罗·瓦莱里亚诺从威尼斯来到罗马，过了4年吃不饱饭的日子后，才迎来人生的转机。利奥十世当选为新任教皇，瓦莱里亚诺的古希腊语家庭教师是新教皇的故交。他的老师通过游说利奥十世，成功为他谋得了有俸圣职，从此他就过上了舒适的生活。8年后，利奥十世去世，荷兰人阿德利安六世成为新任教皇，他是出了名的吝啬鬼。我们可以推测出，很多像瓦莱里亚诺这样的人文学者似乎就是在这时纷纷离开罗马的。瓦莱里亚诺曾语带讥讽地说，是阿德利安六世把鼠疫带到罗马的。不久，瓦莱里亚诺的好运再次降临，他被聘为教皇克雷芒七世的两位私生侄子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和伊波利托·德·美第奇的家庭教师。瓦莱里亚诺的运气比很多人文学者都要好，他们在罗马大学领着微薄的薪俸，过着艰苦的日子。罗马大学常常因修理校舍和疟疾暴发而闭校。这样一来，他们的日子就更难了。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至少功成名就的艺术家，过着比大部分人都安逸舒适的日子。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历任教皇中，最重要的艺术赞助人当属尤利乌斯二世和利奥十世，他们以出手阔绰著称。在他们的治下，著名的艺术家从社会底层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上流人士。一些艺术家赚得盆满钵满，甚至为自己建造起了宫殿，拉斐尔就是其中的典型。公元16世纪初，罗马是意大利最大的艺术中心。教皇阿德利安六世上任后，大幅缩减开支，一些艺术家愤而离开罗马，但是包括塞巴斯蒂亚诺·德·皮翁博和帕米贾尼诺在内的大部分艺术家选择继续留在这里。公元1527年，本韦努托·切利尼也是选择留下来的艺术家之一，他出生于佛罗伦萨，是银匠和雕塑家，还曾写过一本自传，借此自吹自擂。罗马的艺术家组建了艺术社团。乔瓦尼·安东尼奥·巴兹是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艺术家。
罗马是富人的乐园，却是穷人的苦海。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比500年前和1200年前的穷人好多少。大多数穷人家里没有厨房，只能靠街边的小酒馆和路边摊解决吃饭问题。青菜糊、劣质的谷物和豆子是穷人常吃的食物，或许间或吃一点肥猪肉、猪肚和猪蹄。赤贫的罗马人住的房子只比罗慕路斯当年住的房子舒适那么一点。圣彼得大教堂旁边就有一座这样的房子。这一时期，走投无路的母亲可以把孩子匿名送到孤儿院，她们把孩子放进孤儿院墙上的一个圆柱形装置，按下铃铛，墙内的人就会应声把孩子抱走，公元11世纪就没有这样的便利。这种圆柱形装置发明于12世纪，人们叫它罗塔（ruota）。
无论是乐园里的罗马富人，还是苦海里的罗马穷人，都没有公元12世纪的罗马人的政治话语权大。此外，公元16世纪教皇的权力要比公元12世纪教皇大得多，中上层阶级陪同教皇骑马去泰斯塔西奥山嬉戏游玩的日子和赤脚绕城游行的日子都一去不复返了，与中世纪的教皇相比，公元1527年的教皇疏离、沉静、权势滔天。教廷驻地迁往阿维尼翁后，罗马变得萧条冷清，罗马人这才意识到罗马根本离不开教皇，没有教皇坐镇，罗马城就会像盛开的花儿一样迅速枯萎。自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公元1376—1378年在位）于公元1377年将教廷从阿维尼翁迁回罗马后，教皇的权力日渐膨胀。公元1511年，罗马贵族向教皇权威发起挑战，尤利乌斯二世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们挫败。此后，罗马贵族彻底失去了与教皇相抗衡的能力，被逐出罗马教廷。此时的教廷跟公元11世纪末的教廷一样，都被托斯卡纳人和德意志人把持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罗马城的权贵豪族都销声匿迹了，奥西尼家族和宿敌科隆纳家族就侥幸存活了下来，只不过势力已大不如前。科隆纳家族之所以还能对教皇克雷芒七世构成威胁，仅仅因为他们背后有查理五世的庞大帝国撑腰。
罗马市政府一直由旧权贵把持着，也日渐式微。市政官员也跟中世纪的市政官员一样竭力保护着罗马的古建筑，力图阻止教皇移用古建筑上的石材，却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在这一时期，罗马的古建筑遭到大规模破坏，古罗马斗兽场、各大广场、帕拉蒂尼宫和荒废已久的古代神庙等古建筑上的石材纷纷被偷去建造宫殿、西克斯图斯桥和新圣彼得大教堂。公元16世纪初，教皇对古建筑的破坏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圣彼得大教堂附近的几座建于古典时期的金字塔、戴克里先浴场附近的一处凯旋门、萨克拉大街上的克瑞斯神庙和特兰西图伦姆广场上的部分古迹都不幸被毁。值得一提的是，特兰西图伦姆广场上被毁的那部分古迹都被煅烧成石膏。建筑古迹的存亡都系于教皇的良心，而教皇的良心与建筑古迹的趣味性有着莫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