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榜薄葬骗盗贼

　　白驹过隙，时间跨入皇皇大唐。

　　李世民，被时局大势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一场血雨腥风的玄武门夺嫡肉搏，靠昔日疆场上生死与共的众英雄豪杰拼力拥戴，杀死建成、元吉两位兄长后，他牢牢地握国玺在手，象征国家大权的皇袍，险象环生地披于己身，真正的大唐岁月宣告开始。

　　李世民像

　　就在这时，朝野之间传出了李世民强取三国时魏国之主曹丕皇后之宫女的故事，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被收入《神异录》中，其中的“邺中妇人”篇讲述了隋末起义军将领窦建德盗墓偶遇美女的奇事。当年窦建德起事时，在没有大款金钱资助、粮食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为了维持义军的日常开销，只好仿效曹操盗墓掘宝。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窦建德竟然盗到了曹操儿子魏文帝曹丕皇后的宫女墓。开棺后发现，里面有一个20来岁的女子，貌若天仙，十分漂亮，就像活着一样躺在棺材内。窦建德一看这个女子穿着的衣物和陪葬品，知道不是当时人。过了一会儿，美女开始喘气，并慢慢睁开了眼睛，望者大骇。想不到葬于300年前的宫女，竟然神奇地复活了。窦建德觉得此事甚奇，便将这位女子带回军中调养了一番。经询问，女子自称是曹丕皇后的宫女，窦建德随后便将其收作了妾。更怪的是，李世民后来听说了这件事，竟然要霸占此女，要她做后宫妃子。此女说，是窦建德救了她，才让她有了今天，这再生之恩不能忘记。据说，在遭到拒绝后，李世民还觉得很伤心。原文如下：

　　窦建德，常发邺中一墓，无他物。开棺，见妇人，颜色如生，姿容绝丽，可年二十余。衣物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气息。乃收还军养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宫人，随甄皇后在邺，死葬于此。命当更生，而我无家属可以申诉，遂至幽隔。不知今乃何时也。”说甄后见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宠爱之。其后建德为太宗所灭，帝将纳之。乃具以事白，且辞曰：“妾幽闭黄壤，已三百年，非窦公何以得见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饮恨而卒，帝甚伤之。

　　邺地发现的古墓

　　《三国志》记载，曹丕的皇后确实姓甄，为当时上蔡令甄逸的女儿。汉献帝延康元年（220）二月，曹丕称王。六月南征时将甄氏留在了邺地。黄初二年（221），因为失宠于曹丕，甄氏颇有怨言，嫉妒其他嫔妃，这惹得曹丕十分生气，派人将她赐死，葬于邺。依此，复活宫女所说“随甄皇后在邺”，与史实并无二致。

　　对于李世民霸占此复生宫女做妃子一事，也可以从史书上找到蛛丝马迹。据《新唐书》记载，窦建德就是被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剿杀。当时李世民派秦叔宝出阵，将窦建德引了出来，结果窦建德一惊一犹豫，被打成重伤，遭生擒，后被斩于长安。窦死后，其家眷都被李世民籍没了，很可能这个宫女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李世民看上的，但是否是从墓里弄出来的那个宫女就难以说清了。或许是当时有人对其发动玄武门政变心怀怨恨，而故意编造的桃色新闻吧。

　　唐高祖李渊像

　　不管朝野如何议论，编造的故事如何传奇骇人，随着李世民以自己的德才学识和用人的纳谏任贤治理天下，“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很快形成，国力日显强大。而连年征战厮杀、鞍马驰奔创立万世基业的父亲高祖李渊，则成了伤心的过渡人。世民这几年励精图治的成绩，他似乎并未看到。内心深处的伤痛，缠住了性格抑郁的清瘦躯体。大业初建，儿子们沥血夺嫡，互相残杀，一夜之间，失去了曾与之东拼西杀的“上阵父子兵”大儿建成、二儿元吉，他悲痛欲绝，难以自拔，还有自己尚未过足皇帝瘾便被逼“禅让”皇位给三儿李世民的阴影，一直难以消弭……

　　贞观九年（635），万般无奈而又颇为焦虑的唐高祖，终于心力衰竭，精憔神悴，感情复杂地永远离开人世，乘鹤西去。

　　举京陷入悲痛之中。

　　一时间，围绕着为这位太上皇建造陵墓，众人展开了一场沸沸扬扬的争论。

　　君臣、臣臣之间，各执一词。

　　《资治通鉴》第194卷载，初遇长辈的丧葬之事，恸哭不已、乱了方寸的唐太宗李世民目光瞢然，随口向位列两边、素服白衣的文武群臣下诏：太上皇“山陵依汉长陵故事，务存隆厚”。

　　群臣都知道，汉长陵乃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刘邦手持三尺剑斩白蛇起事，号令天下夺取江山，当上西汉的开国皇帝之初，就颁布了墓葬制规。从他即帝位的第二年，便每年抽国税的1/3，来为自己建造规模宏大的寿陵。对寿陵的建制过程，设专人监督，而且，皇帝自己也时不时亲自去巡察。

　　物换星移，朝代更迭，李世民为什么偏偏要以汉的墓葬制规作为自己父皇陵墓建造的参照呢？

　　这主要是因为，汉陵居于五陵原，规模、形制太招人眼，五陵原位在咸阳，距长安举步之遥，抬眼便可见其貌；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为五陵之首，且刘邦与太上皇李渊有相同之处，即都为开国之君。

　　李世民下诏，要父亲的陵墓规模依“长陵故事”，还要“务存隆厚”，显然是要尽父子之情，好好厚葬父皇。

　　寂静、沉默，两班文武都低头不作声。李世民正待进一步诏令修造陵墓事宜，这时，秘书监虞世南上前一步，跪倒在地，上疏直陈自己的看法，他不赞同太宗准备厚葬太上皇的主张，他认为：“圣人薄葬其亲，非不孝也，深思远虑，以厚葬适足为亲之累，故不为耳。昔张释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伏惟陛下圣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亲乃以秦汉为法，臣窃为陛下不取。虽复不藏金玉，后世但见丘垄如此其大，安知其中无金玉邪！……伏愿依《白虎通》为三仞之坟，器物制度，率皆节损，仍刻石立之陵旁，别书一通，藏之宗庙，用为子孙永久之法。”

　　刘邦斩蛇图

　　虞世南以充分的理由陈述了“圣人”对自己的尊亲薄葬，并不是对尊亲不孝的道理，他说厚葬恰恰成了“亲之累”，所以不可采用。秦汉的厚葬之法更不能效仿，如大封土陵，即便里面没有随葬金银宝玉，但后世的人们见到陵墓堆土如此之大，难免产生内有金银的议论，更别说专以盗墓为生的贼了。

　　虞世南在这一通连珠炮似的上疏中，还侃侃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依《白虎通》为三仞之坟，器物制度……刻石立之陵旁，别书一通，藏之宗庙，用为子孙永久之法。”可以肯定，虞世南的“主张”于浅显中，藏有很强的“批判现实主义”道理，有醒世作用。其实，无论是唐以前还是唐以后的历朝历代君臣王侯的陵墓，凡是大肆铺张，举国财以随葬入土的，有哪个逃脱得了王侯、军阀、地方官，乃至民间盗墓者的手掌！

　　对于虞世南的反对厚葬，李世民自己也不知不觉陷入沉思之中。因为虞世南说得在理，且头头是道。

　　李世民茫然了，登时犹豫起来，难以做出决断。允认薄葬吧，又担心落个对太上皇“不孝”的罪名，李唐后辈儿孙会怎么议论？所以，平素里领兵打仗果敢非常的他，着实不好解这一难题。

　　虞世南见此，跪地不起，再次上疏：“汉天子即位即营山陵，远者五十余年；今以数月之间为数十年之功，恐于人力有所不逮。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无有不发之墓，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岂不重痛哉！”

　　虞世南的再次陈述，极力进谏，使得李世民有些心动，遂下令大家集中讨论虞世南的“意见”。

　　左仆射、魏国公房玄龄，光禄大夫、宋国公萧瑀等纷纷出班，陈述主张，他们认为：“汉长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则太崇，三仞则太卑，请依原陵之制。”

　　房玄龄像

　　房玄龄等人的这个主张，无疑是个好办法。虞世南引经据典，以《白虎通》“三仞之坟”力陈薄葬的理由，这在李世民看来，实在太俭朴了，他让大家讨论虞世南的“意见”，言下之意，就是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下可好，房玄龄为首的众臣的一番话，正中他的下怀。三仞太卑，九丈太崇，那么折中一下，干脆六丈，况六丈者，原陵也，原陵，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陵墓，完全可以仿之，可谓名正言顺。这等于给了李世民一个好台阶顺顺利利而下，维护了做皇帝者的尊严。

　　李世民点头赞同。

　　尽管关于建高祖陵的规模之争因李世民的“点头”而烟消云散，但是，毕竟李世民一度为此劳心费神，伤透了脑筋。

　　这个时候，唐陵的形制尚无定式。

　　一年以后，长孙皇后病逝，李世民根据皇后遗言“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命匠人在九嵕山建筑昭陵，从而最终定下唐代的陵寝建制——两种情形：一是继承和发展魏晋、南朝因山为陵的制度，即在风水上佳的雄伟山峰中部开凿墓室，建造大气非凡的山陵；二是承袭秦汉陵制，在平原上封土为陵。

　　长孙皇后的安葬，没想到成了李唐王朝反盗墓与后来盗墓风潮不断“对话”的焦点。

　　读者有必要了解一下长孙皇后，因为昭陵因长孙皇后而起。

　　长孙皇后是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的女儿，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德才兼备型女人。其“仁孝俭素，好读书”。作为李世民的皇后，对李世民的政绩有很大的贡献，她一方面做李世民的好妻子，另一方面非常好学，她曾利用闲暇专门收集历代著名女性的业绩，编写得《女则》三十卷。她崇尚节俭，一次，有人对她说太子宫中器物太少，显不出皇家富贵气象，请皇后开恩增拨一些，她不但不同意，还亲自前去教导太子：“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最终使太子打消了添置金银器皿的念头。

　　长孙皇后与李世民恩爱有加。她也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在不幸患病，弥留之际遗言：“妾生无益于人，不可以死害人，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在她死后，唐太宗李世民诏告天下：“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亲命匠人筑造昭陵。他当着百官的面，对负责昭陵营建的侍臣说，昭陵的规模“足容一棺矣，务从俭约”。并在筑陵完工后令史官记载：“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

　　从字面来看，造昭陵并没有铺张，昭陵的规模并不大。然而，李世民在此只不过是与后人，确切地说是与盗墓贼绕弯子、捉迷藏。他在按自己的意愿施放烟幕弹。

　　唐昭陵现地礼泉县九嵕山

　　为了使天下人对他主张薄葬深信不疑，葬完长孙皇后的第二年，即贞观十一年（637）春，他又向天下发布诏书：

　　生是天地的大德大恩，寿是或长或短的一个期限。生有七尺的身躯，寿以百岁为限度，包藏灵性、禀受天地之气的人类，无不一样。生与寿都得之于自然，是不能够分外企求的。所以《礼记》说：“君主即位就制作棺木。”庄周说：“躯体使我劳累，死亡使我休息。”这难道不是圣人的远见，通达事理的贤人的深识？……天下得到安定，这是朕平素的志向，现在已经实现。但朕仍怕死后的日子，子子孙孙，习惯于流行的风俗，仍然遵循通常的礼仪，加四层的棺材，砍伐百年的巨木，骚扰百姓，增高增大陵园。现在，朕预先写下这一诏令，丧事务必遵从俭省的原则，陵园在九嵕山，地宫不过足以容纳棺木而已。岁月积累，逐渐齐备。葬具有木马泥车、瓦制的鼓、芦苇截成的笛，这样做符合古代的典章制度……

　　……从今以后，功臣近亲和德行、事业有助于当世的人，如果逝世，应当赐给坟地一处及所用的棺木，使埋葬的时候，丧事完满。有关主管部门照此筹措准备，就合朕的心意了。

　　这些看似凿凿的言辞，实际上是虚与委蛇。当盗墓者钻进九嵕山长孙皇后和李世民自己的地宫中的时候，后世人便知道了李世民当初不敢公开的秘密，以及他散播的、让史官公布传世的文字的弥天大谎。

　　唐昭陵前的石碑

　　事实上，长孙皇后入葬昭陵后，李世民一方面标榜自己一定开薄葬先河，另一方面则加紧昭陵中自己陵寝的开凿。直到13年后，52岁的他驾崩归葬，这才真正意义上算完工封固。人们至今犹记得，李世民在昭陵完工后，临死之前，还处心积虑地特意撰写一通碑文：“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将其竖于昭陵陵门之前。

　　等到整个大唐连同它的宿命，一同埋入土下，人们已经熟知，昭陵在“关中十八陵”中，规模最大，陪葬墓最多，达200多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