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如过江之鲫的富豪群体中，哪个家族最值得尊敬？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想要配得上尊敬这个字眼，至少有几个基本特点：时间够长，企业够大，名声够好。

　　从这三个标准看，刘永行刘永好四兄弟无疑是中国经济起飞以来，最牛的家族：

　　1999年，胡润第一次排中国富豪榜，刘家四兄弟就在榜上，此后从来没有缺席过，创造的中国各种第一，不计其数。

　　兄弟四人中，两个当过中国首富。目前拥有的财富，粗估2500亿元以上，企业数百家。

　　一起创业，和平分家，始终低调淡定，少有负面消息，更没有绯闻。

　　改革开放40多年，繁花开了又落，首富变幻不定，而刘氏四兄弟，依然常青。

　　父母

　　出生于1914年的四川青年刘大镛，命运多舛。祖上曾是名门望族，但到他祖父时，已经家道中落。父亲把他送到一个私塾，为富家子弟当伴读。借着这个机会，刘大镛发愤读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邻县的璧山公立中学就读。因为来自外县，不在学校免学费之列，他差点辍学。多亏校长看他成绩优异，允许他每天给学校扫地、摇铃等，算是勤工俭学。后来他又考取了重庆高等工业学校。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39年5月，60余架日机轰炸陪都重庆，近4000人被炸死。面对日本人的暴行，刘大镛拍案而起。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并秘密加入共产党。组织上安排他打入国民党内部，与他单线联系的是重庆地下党委书记邱晓平。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革命者随时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1941年，邱晓平不幸牺牲，刘大镛就像电影《潜伏》中的余则成曾遭遇的那样，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身份也难以确认。无奈之下，他加入了民盟，继续斗争。

　　郑康致比刘大镛小几岁，出生于没落地主家庭，兄妹8个。生活的困顿并没有让这个女孩沉沦，年龄稍大后，生性要强的她奔赴广东，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四期战地女护士班的学员。北伐战争开始后，郑康致作为护士也随军北上。后来她到了重庆，一边参加抗日运动，一边在学校教书。

　　就在战火纷飞中，两个青年人相爱了。1945年12月8日，四川青年刘大镛和郑康致的第一个孩子出生，起名刘永言。此后的几年，他们又相继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四个儿子的名字很容易记：永言、永行、永美、永好。连起来读是言行美好。建国后，刘大镛曾先后担任过新津县法院院长、农业局长，郑康致则一直在新津县平冈小学做教师。

　　虽然都是公职，但当时是实行的供给制，刘大镛夫妻俩根本养活不了自己的孩子。在孩子们的记忆中，生活总是与苦和饥饿相伴。无奈之下，老二刘永行两三岁时，被送给一个布商。但不幸的是，刘永行从高凳子上掉了下来，摔断了腿。布商不愿养活他，将其送了回来。老三刘永美出生后，被过继给新津县的农会主席陈耀云，改名陈育新。陈家不但对刘永美非常喜欢，还时常接济刘家。

　　后来，成为首富的刘永好回忆起自己幼时的生活，说自己特别向往共产主义，因为母亲说到了那时候，每周能吃上一次回锅肉，两天吃一次麻婆豆腐。他还告诉记者，自己小时候从来没有穿过鞋，一直打赤脚。文革中，他参加了红卫兵，为了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他平生才第一穿上了一双解放鞋。可是就在拥挤的游行队伍中，后面的人踩了一下他的脚后跟，鞋子“次啦”一声裂开了。没办法，他找到一个医务室，求医生给了自己一些绷带，将鞋子绑在脚上，就这样，光荣而自豪地接受了检阅。

　　兴奋的少年刘永好不知道，他的父母将在这次运动中，将经历一场浩劫。因年轻时历史复杂，刘大镛被打成特务、叛徒，批斗是家常便饭。有段时间，刘永好每天走几十里的山路，去给在山上放牛的父亲送饭。母亲也受到连累，经常凌晨被“小将们”叫走，晚上一身伤痕地回来。一家人在苦海中挣扎求生。

　　卢梭曾说：“磨难，对于弱者是走向死亡的坟墓，而对于强者则是生发壮志的泥土。”就是在这样的困苦中，刘大镛总是教育孩子们，少埋怨，多努力。他说：“我们无法很快改变这个社会，但社会会慢慢进步的。如果你抱怨社会、反对社会，必然自暴自弃。我们能做的就是充实自己，等待时机。”

　　创业

　　刘大镛等待的时机终究还是来了。1976年，整个中国都感受到了风向的转变。刘家四个男孩的命运开始迎来转折。

　　老大刘永言1964年进入成都电机厂当工人，后来因为爱钻研技术，踏实能干，被选送到成都科技大学深造，毕业后，又回到成都电机厂，成了厂里的技术大拿。

　　老二刘永行一直在新津县无线电厂当修理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刘永行欣喜若狂，虽然只复习了两个月，聪明好学的他仍然获得了全县理科第一名。受家庭出身的影响，他没能进自己心仪的北京大学，被成都师范专科学校录取。

　　老三陈育新一直在乡下务农。大哥二哥相继进了大学让他的心情再难平静，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依然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1978年，他考进了四川农学院。

　　老四刘永好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当了四年多的知青。1973年，他被选送到四川德阳机器制造学校上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当孩子们像一棵棵小树苗一样努力生长时，刘大镛却走完了坎坷的一生。1979年，他因病带着诸多遗憾离世，但他绝不会想到，一部**迭起、精彩纷呈的大戏即将上演，而主角就是他的四个儿子。

　　创业

　　1983年2月，大家都在喜气洋洋地忙着过年，而在新津县一间茅草屋里，刘家四个年轻的男人围在方桌前，眉头紧缩。一场决定整个家庭命运的会议正在召开。四个人作出了一个让当时整个新津县城人都吃惊的决定：脱掉公服，回乡创业。

　　当时，四兄弟三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正捧着让人羡慕的“铁饭碗”：老大在成都906厂计算机所、老二在新津县教育局、老三在新津县农业局、老四在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而今他们却要回到自己曾拼命挣脱的土地上，所有的人都摇头。母亲郑康致也不理解，她质问老三：“当了10多年农民，你还没当够吗？”

　　家庭会继续开，对政策的担心，对失败的恐惧让他们难下决心。会开了三天三夜，四兄弟心中那团火焰越燃越烈。老三陈育新最坚决：“我本来就当了12年农民，如果失败，家里还有自留地，也饿不死！”就这样，兄弟们下定决心，老三先下来，其他的三兄弟陆续跟进。

　　此时中华大地上处处涌动着青春的躁动。在安徽芜湖，40多岁的文盲年广久靠炒瓜子，已经有了100多员工，赚的钱据说已经达到让人目瞪口呆的100万；浙江萧山的鲁冠球，将自己的万向节厂干得红红火火；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偷偷办起冷轧钢厂，正源源不断地为这个穷村带来钞票。

　　创业干什么？四兄弟最初选的方向是做电器。因为除了老三之外，其他三兄弟都懂机械和电子。老大刘永言从小对电子就兴趣深厚，开发的软件一度卖到全国。老二刘永行没进大学前，就整天摆弄电器。

　　四兄弟先做出了一个音响，质量不错，还比照美国最大的家电企业GE，起了一个名字——“新异”。生产队同意和他们一起干，但到了公社，书记一句话就把他们赶走了：“你们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此时虽然政策松动，但浙江的“八大王”事件的阴云尚未散尽，小企业主人人自危。

　　没办法，他们决定从农村起步。按照陈育新的建议，大家一致同意搞一个良种鸡养殖场。四兄弟盘算，这个项目投入不大，陈育新又懂技术，父亲刘大镛还曾是县里第一任农业局局长，有些朋友说不定能帮点忙。

　　有了项目，钱从哪里来？他们原想从银行贷款，可是到了银行，人家根本不搭理他们这些“个体户”。这时，母亲站了出来。虽然不理解他们的决定，但当他们真的决心去做时，她毫不犹豫地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大哥刘永言将自己电子表卖掉，二哥刘永行卖了自行车（因为腿脚不利索，他一直靠它代步），老三将家里能用的东西都拿到了场里，四弟刘永好妻子李霞有块手表，也卖掉了，就这样一家人凑了1000块钱。当年10月，用老三名字命名的育新良种场就算开张了。

　　良种场的模式很简单：收种蛋，孵小鸡。为了收到优质的种蛋兄弟们四处转悠寻找。有一次，刘永好转了一整天，好不容易收了200多个种蛋。回来的路上天已经黑透了，走到一个田坎，一只大狗突然窜了出来，咬了他的脚后跟一口。自行车倒了，种蛋洒了一地。他顾不得看自己的腿，挨个看种蛋，发现只剩下两个好的。刘永好又气又急，拎起身边泥块朝着大狗追去，看着狗越跑远，他气喘吁吁地回来，蹲在满地的破鸡蛋里，痛哭失声。

　　然而，与这只可恶的大狗相比，接下来的风波差点让他们倾家**产。

　　1984年开春，良种场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一个大订单“砸”到四兄弟头上：附近村的村民尹志国要买2万只小鸡，并带来了1000元的信用社汇票。四兄弟立即行动起来，他们请村里作担保，从银行贷了些款，到各处收种蛋，还从当地农民手中赊欠了不少。育种场也加班加点干。但让他们奇怪的是，尹志国拉走了第一批的2000只小鸡后，竟再也不见踪影。心里发慌的四兄弟派老四到信用社一查，发现那张汇票竟然是假的。刘永好顾不得回家，直接去找尹志国，但眼前的一幕让他的心凉了半截：房子被烧的只剩下墙，到处是被烧焦的小鸡。原来，尹志国拉小鸡回来的路上，赶上下雨，小鸡被闷死大半，回来后家里又起了火，剩下的小鸡也全到烧死了。自知闯下大祸的尹志国已经逃走。看着跪在地上尹志国的老婆，刘永好长叹一声，他知道，眼前的难关只能靠四兄弟自己了。

　　回到良种场，三兄弟一听都懵了。已经快要孵出来的18000只小鸡怎么办？不可能有人一下子买走，自己也不可能全都养着。四个人围坐在一起，谁也没有说话，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来。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不行我们一起跳江吧，一了百了，再不行，我们带着老娘逃走，到新疆去。还是老大刘永言下了最后的决心，他说：“出了事，躲是躲不过的，农民的钱也不能欠，剩下的鸡苗咱们自己卖。”

　　他们连夜砍毛竹、编箩筐，第二天凌晨，每人挑着几筐小鸡，四处叫卖。四兄弟本来都是大学生、国家干部，如今走街串巷，不免引来周围人的指指点点。但他们真的顾不了那么多了。成都、双流、邛崃，那里有集他们就去那儿，没白没黑的忙活。为了能在农贸市场上抢了摊位，刘永好能和一些摊贩磨一整天。刘永行从单位请了假，拖着一条伤腿，在成都大街小巷叫卖，晚上累了，就在小旅馆里凑合一宿。

　　一个多月后，小鸡终于卖完了。受尽折磨的四兄弟算了一下账，除掉还银行和农民的钱，每人能分180元。但这钱挣的太苦了。就在那段时间，刘永行的腿旧伤复发，还留下了幻听的毛病：耳边总是有小鸡在唧唧喳喳。

　　育种场暂时安静了下来，但这种安静并没有持续多久。刘永言到北京出差时，听到了一个消息，鹌鹑蛋的营养价值高，售价是鸡蛋的好几倍，被人称为会下金蛋的鸟。回来后他就撺掇兄弟们改养鹌鹑，自己还跑到外地弄回50只鹌鹑和200个种蛋，孵化出小鹌鹑后分给其他兄弟试养。

　　试养的结果让兄弟们很头痛，50只大鹌鹑越喂越少，新孵出的小鹌鹑也一个个死去。哥几个心急如焚，天天泡在鸡舍里，琢磨怎样提高成活率，用什么饲料喂能增加产蛋量。他们原有的知识派上了用场，渐渐总结出了一套适合当地环境的养殖技术，鹌鹑的成活率和产蛋量越来越高。

　　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四兄弟，终于看到了洞口的微光。到1984年底，育种场孵化鹌鹑100多万只。在成都的东风农贸市场，四兄弟开了市场上最大的一家店，向全国各地发货。

　　刘家兄弟的腰包一下子鼓了起来，名声也越来越大，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将自己的技术无偿教给当地老百姓，带动起一股养鹌鹑的热潮。街头巷尾大家谈论的是鹌鹑，马路上往来的车辆拉的是鹌鹑，不知名的新津县一下子成了全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看到了商机的刘氏兄弟，开始生产鹌鹑饲料，生意火得一塌糊涂。每天来拉饲料的车排起长龙，因为争抢饲料，工厂的大门被挤坏了好几次。

　　此时，他们的财富已经由1000元，变成了1000万元。刘氏兄弟的成功、新津县的巨变吸引了媒体和政府的目光。他们成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典型，省市官员一个接一个的到育新良种场调研、视察。1986年11月，良种场里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一路上的繁荣景象、场外排成长龙的车队都让他振奋，他欣然为刘氏兄弟题字：“中国经济的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

　　激动不已的四兄弟知道，冬天渐远，又一个春天即将到来。他们从宋老的题词中选了两个字作为企业的新名字：希望。

　　转型

　　1986年一开春，刘永好来到广州。他此行的目的很简单，去看看一家叫正大的饲料厂。工厂里来来往往的拉货车，农民的欢迎让他大吃一惊。考察回来和三个哥哥一说，大家都兴奋起来：猪饲料的市场可比鹌鹑大多了。此时的中国人，对凭票买肉仍记忆犹新。国家一直鼓励各地增加养殖量，让老百姓能敞开买肉吃。四川养猪既有传统，又有得天独厚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