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大商传奇》，记载了创业于1895年至1925年间，特立独行的12位大商人的故事。

　　在创作之初，就有人不断向笔者质询，为什么会选择这30年？为什么偏偏是这12个人？为什么这个时候写他们？

　　为什么选择这30年？

　　说起来话长，但归纳起来也简单，那就是1895至1925年间，正是个人创业的黄金时段。创业所需要的宽松环境、市场空间、融资渠道，这30年全都具备。

　　相关统计也证明，中国现代数得上的大企业家，要么在这个时段内创业，要么在这个时段内接班，这个时段之后开始创业而能成大功者鲜见。

　　文坛上那些群星璀璨的年代，之前总是有着经久的文化积淀；这30年，创业者能各领**，背后也有着深层的原因。

　　1895年，堪称是中国新兴商业的元年。

　　当年4月，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颤巍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在承认中国战败的同时，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事实证明，旧瓶装新酒式的努力救不了中国，体制内的折腾已走到尽头，时代在呼唤新生力量。

　　这一年，中国有3个人做出各自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创业，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历史证明，变法基本没戏，革命推翻了清朝，而创业则实实在在改变了中国。

　　洋务运动的破产，结束了新式工商业中官商独大的历史；张謇下海，则标志着新型商人群体的崛起。这些新型商人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中有下海官员，有草根老板，有外资买办，也有爱国海归。

　　从1895年起，新型商人们陆续开始创业。这一创业时段，大致延续到1925年，正处于清末民初时期。当时，从国内看，传统的集权统治被大幅削弱，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被打乱，为创业者们提供了难得的宽松环境；从外部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遏制了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步伐，让本土新兴企业获得宝贵的市场空间，得以顺利度过创业生存期；而股份制的引进，让创业者们找到最好的融资方式；传统儒家文化与西方宗教的洗礼，也让当时的商业文化比较健康。这么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让大部分创业者演绎了自己一生中最精彩的商业传奇。

　　当然，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故事，没有止步于1925年。从大的历史周期看，这个群体的成长，以1925年为分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30年。如果说，前30年，大致充满了创业的惊喜；那么，后30年，则更多的是守业的悲壮，其间不仅充满残酷的竞争，还有战争的磨难，有时局剧变时的艰难抉择。

　　1925年后，北伐战争开始，中国走向统一。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标志着新的中央集权正式形成。乱世的结束，让各种秩序恢复正常，但也让以往自由宽松的环境逐渐收紧，让后来者失去了脱颖而出的创业时机。

　　1927年后，上了规模的民营企业在激烈竞争中壮大发展，于1937年初达到顶峰；之后，在战火纷飞中，在官僚与外来资本的夹击下，它们快速滑落，再也没有恢复昔年的辉煌。

　　1949年前后，国共大决战，民营企业家群体也出现大的分野，不少人去了香港、台湾，有的人飘落欧美，这些人中不少人继续实业之旅；留在大陆的那批人，则艰难生存，只有少数人熬到了改革开放年代。

　　从1895到1955，恰好一个甲子，60年一个轮回。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命运也大致如斯。

　　为什么偏偏是这12个人？

　　1895年后，新型商人中涌现出一大批成功人士，为什么偏偏选择这12位？

　　首先，当然是因为这些人的企业做得够大。这12位大商人，全都是当时的行业翘楚，他们的企业在各自领域里基本上都是NO.1。比如，卢作孚被称为中国船王，荣氏兄弟是面粉大王，刘歆生是地产大王。

　　但做得大，财富多，并不足以为世人楷模，我们最看重的，还是这些人的创新能力、理想信仰与社会责任意识。民国年间有钱人多的是，生意做得大的人也不少，但真正能在生产技术、公司治理与商业模式上，大胆创新并成功实践的，其实不多，而这12位，恰恰是其中集大成者。纵观这些人的一生，可以发现，他们不仅是中国新式工业的拓荒者，更是新型商业的奠基人，他们所精心打造的新兴产业福泽万民，他们所创造的许多商业模式垂范至今，他们在践行社会责任上堪称楷模。

　　在重大产业开拓方面，这些人是勇士。

　　人们都知道，关于中国的民族工业，毛泽东有“四个不能忘”的说法：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

　　类似的比喻，在这12个人身上，还可以有很多。比如，机械制造业不能忘记严裕棠，葡萄酒酿造业不能忘记张弼士，百货业不能忘记马应彪，旅游业不能忘记陈光甫……

　　在商业模式创新上，这些人更是精彩不断，创造了很多个第一。

　　马应彪推出中国第一位女售货员，第一个女模特，第一张优惠券，第一家融百货、娱乐场、餐饮街、宾馆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陈光甫在一百年前就在上海银行大力推广零存整取、小额贷款、教育储蓄，倡导诸如生日送鲜花、红白喜事卡等VIP服务，他发明的银行贷款业务风险调查，更是开国内银行业先河……

　　而地产大王刘歆生所探索的地产开发模式，今天依然为许多开发商照搬照抄。比如，为提升地块商业价值，不惜重金修路，甚至直接买车开通新的公交路线；为提升小区人气，与银行、邮局、商社合作，落实配套设施；除了自建自卖，他还发明了半租半卖、只租不卖，甚至尝试了类似BOT形式的合作开发……

　　至于张弼士推销张裕葡萄酒时的体验式营销，刘鸿生卖煤时的按质论价，周学熙引进外资时的专利买断等等，今天依然被人们广为使用。

　　在公司治理上，这些人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张謇打破以往“要么官办要么商办”的企业形式，独创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绅办”模式。这一模式，由德高望重的士绅一手托官、商两家，在保证股东收益的前提下，由士绅负责企业日常经营，这样既提高了企业管理效率，也提高了职业经理人地位。

　　马应彪以骨干员工持股，来提高公司向心力；荣氏兄弟则直接与管理层中的核心人物合股办厂来保证集团最大利益；严裕棠为减少内部摩擦，曾尝试设立“中央业务会议”机构，让儿子们轮流坐庄；唐星海为提高生产效率，坚决废除工头制，让泰勒式管理在中国落地开花……这样或大或小的创新，在这12个人的商业生涯中，几乎随处可见。

　　在践行社会责任上，这些人更是一马当先。

　　单从学历上看，这12个人很不均衡，有状元、有举人、有留学生，也有自学成才者。像刘歆生、张弼士、卢作孚、荣氏兄弟充其量算是小学毕业，而刘鸿生也只是个大学辍学学生。但这些人都有宽广的人文情怀、远大的人生理想、坚定的宗教信仰，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中过半数人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剩下的人不是半儒半佛，就是胸怀儒家修齐治平理想。与那些有知识没文化甚至穷得只剩下钱的所谓大款们相比，这是一群真正意义上的大商人，是全球标准下的大企业家。

　　张謇是这些人中当之无愧的标杆，他开创了以一家企业建设一个地方的“南通模式”。他在南通的建设，带有强烈的个人奋斗色彩，所谓“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难怪南通有个说法：“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张謇。

　　这批人践行社会责任的形式多种多样，卢作孚在企业兼并中不让一个员工下岗，陈光甫始终保持员工收入在同行业中居于前列，荣德生创建江南大学，周学熙出巨资捐建寺庙……

　　为什么这个时候写？

　　现在来写一百年前的那些商人，自然是古为今用。

　　有人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用在当下，用在这本书上，实在是再恰当不过。

　　众所周知，自从1840年英国人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大门开始，古老的中国风云激**，被迫改革开放，迎来历史上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历史巨变中，商业无疑是时代进步最为强烈的催化剂之一，实业报国也成为许多有志之士崭新的报国之道，而新型商人群体的出现，既是社会大变革的动因，也是社会阶层大分化的成果。

　　《大商传奇》中的这12位大商人，都是时代激流中的弄潮儿，在1895年至1955年这一长达60年的大轮回中，他们有过五关的传奇，也有走麦城的惨遇；有处理政商关系的苦恼，也有践行社会责任的喜悦；有埋没于底层时的青春愤慨，更有高处不胜寒的壮年困惑。

　　令人惊叹的是，清末民初的改革开放正在当代中国重续，很多领域都在上演惊人相似的故事。因此，第一代创业者的商战谋略、危机对策、社会责任与人文情怀，对于当代中国企业家群体来说，无疑是最为生动实用的事业与人生参考坐标。

　　这批人身上，值得借鉴的东西很多。

　　大的格局上，比如，国有资本、外来资本与民营资本这“三国演义”该如何应对？企业做大后政商关系怎样处理？与社区、社会如何才能和谐共处？

　　微观角度看，比如，企业快速扩张中如何把握速度？日常运营中如何控制现金流？资金链断裂后的危机对策？同是债务危机，张謇的大生集团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最后被迫清盘；而荣氏兄弟的申新集团，虽然也危机四伏，步步荆棘，但最后还是涉险度过。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大企业家的背后，都有一支优秀的团队；他们所在的企业，也大都有自己的知名品牌与企业文化。至于这些人身上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共同点，就不再一一列举，比如都在沿海、沿江口岸城市创业，差不多都赶上了一战前后的大好时机等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毋庸讳言，当代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不太理想，商人群体的整体素质不是很高，有知识无文化者众，无知无畏者更不少。这样的“野蛮生长”状态，从中长期看，绝不是民营老板及其企业的福分。改变这种现状的根本途径，就是学习，要敢于向外国学，也要善于向国内学；要勇于向当代人学，更要勤于向前辈们学。

　　对于当代中国商人而言，这12位大企业家的创业故事，应该算是一份不错的教材，毕竟，历经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他们的事迹却依然像璀璨的星辰，闪烁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史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