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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

香港有个荷里活 於远芳 著 12029 2024-10-22 05:03

  

  比之歌坛的损失惨重,香港影坛稍可聊以**。毕竟倘若单论在金像影帝影后这个群体中的地位,张国荣和梅艳芳并不拔尖,各自只有一尊小金人在手,比之为数不少的两冠三冠甚至四冠五冠在手的各位同仁,他俩于金像奖上的成绩简直算得上寒碜。

  香港影坛还有很多人才。

  然而,或许是冥冥天意,2003年依然成了一个分水岭。这一年,香港影坛不仅失去了哥哥和梅姐两位风华绝代的人物,还有幕后的特技英雄,同时还是编、导、演全才的柯受良。

  台前幕后顶级巨星的离世,几乎就此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另一个时代拉开了序幕。

  第二十二届金像奖,唯一可与《无间道》争锋的那部电影,主演依然是金像奖再熟悉不过的张曼玉、梁朝伟,导演却不再是金像奖熟悉的徐克、王家卫,而换成了内地的张艺谋。

  《英雄》,内地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大片,无论你怎样评价它,说是张艺谋跟风之作也好,堕落之作也罢,都改不了一个事实:它是第一部由内地导演在金像奖上抢下七尊小金人的电影。

  如果说在这一年于奖项和票房上双双夺冠的《无间道》是纯正港式大片的末路绝响,那么在这两方面都敬陪次席的《英雄》便标志着内地和香港合拍大片的序幕由此拉开。从此之后,金像奖便成了纯正港式小品与合拍大片争锋的擂台。而作为裁判的金像奖评审,微妙的一点拉偏架心态总会在结果中露出些许端倪。

  2011年,金像奖三十周年的时候,台上有三个司仪:毛舜筠、郑丹瑞、谷德昭。他们问台下观众:“有多少已经为香港电影奋斗了三十年的同仁?请举手。”

  密密麻麻的手臂竖起,包括台上全部三个司仪。

  人生有几个三十年?这无疑是极令人动容的一幕,却又无法不令人欷歔。今天仍在为香港电影的荣光奋斗着的,竟然还是三十年前那批最早打江山的人物。

  后继者在哪里?

  翻翻2003年之后的金像奖获奖名单,倘若不看届次不看作品,只看名列其中那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字,你也许会一不小心就弄混年代。

  刘德华,千禧年之前的最后一个最佳男主角,做了新时代开启之后的第一位金像影帝。

  梁朝伟,第十四届的最佳男主角,到了第二十四届依然是金像影帝。

  梁家辉,第二届金像奖登顶时,他是最年轻的影帝;二十三年之后的第二十五届金像奖再夺最佳男主角时,他已年近五十,而他的竞争对手中,最年轻的郭富城也已经步入不惑之年。

  再然后是刘青云、李连杰、张家辉、任达华——每一个,都已经入行三十载,做足二十年陪跑健将金像遗珠,徘徊在知天命的年纪。

  最佳女主角呢?

  周迅、章子怡、巩俐、斯琴高娃——来自内地的新老花旦,连续四年垄断了金像影后的殊荣。及至引发了香港本土影人的强烈忧思,更由口快心直的吴君如直接将不满宣之于口公之于众,最佳女主角那尊小金人才重新回到香港人的手里。

  然而纵然有心偏私,金像奖也实在无法将欠缺火候的年轻一辈香港女演员送上影后领奖台,有资格登上影后领奖台维护香港影人荣光的,仍然是这样一些人:鲍起静、惠英红、刘嘉玲。

  早在金像奖还没诞生的年代里,鲍起静就已经是银幕上的白发魔女;惠英红则是金像奖历史上的第一位最佳女主角。而三人中年纪最轻资历最浅的,竟然是已经跟金像奖熟得不能再熟,“大热惜败”了足足二十年的刘嘉玲。

  再看最佳导演:尔冬升、杜琪峰、谭家明、陈可辛、许鞍华、陈德森、徐克。

  金像奖的历史名单里,你可以在最初十五年里找到陈可辛、陈德森,最初十年里找到杜琪峰、尔冬升、徐克,最初五年里找到谭家明、许鞍华。而单论入行的时间,他们平均下来的结果只会超过三十年。

  新晋导演呢?对不起,请在21世纪新设立的“新晋导演”奖项一栏去找。除了拿奖时已经40岁的“杰出青年导演”周星驰,还没有第二位新晋导演跟最佳导演有过交集。

  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尴尬,源于香港电影力量的青黄不接。

  20世纪80年代,金像奖能出17岁的最佳女主角,能出26岁的最佳男主角。90年代,影帝影后的平均年纪不过三十而立,这还是被乔宏、罗兰两位最年长的前辈拉高了均值的结果。而到了21世纪,无论是台前的影帝影后男配女配,还是幕后的导演摄影剪接造型,40岁已经算年轻。

  算算日子再看看那些熟悉的面孔,三十年过后能够撑住场面的,竟然还是三十年前打下局面的那帮人。唯一不同的是,男演员与幕后人的艺术生命更加持久,到了四五十甚至五六十岁仍是正当年的中坚力量,尚可用“老当益壮”来遮掩断层的尴尬;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璀璨一时的霞玉芳红欣琳贤琼,那许多光彩照人风格各异的女明星,却多数选择只将风华正茂时最美丽的一刻留在观众心中,年纪稍长便或淡出或息影或远走,离开了香港影坛。一旦后继无人,香港能挑大梁的女演员便明显地出现了长时间的真空状态,以至于影后桂冠连续四年落入内地演员之手。

  其实香港不是没有出色的新人。第十八届金像奖最佳新人,时年仅19岁的谢霆锋,三十出头便荣登影帝宝座;第十九届金像奖最佳新人,年方双十的张柏芝风头更劲,成为最佳新人的短短四年之后便顺利摘下影后桂冠。

  单看这些数字,你几乎会错以为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那个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梁朝伟张曼玉们,正是在这样的青春年纪出道,在这样的青春年纪拿奖,在这样的青春年纪创造出香港电影的辉煌。

  然而看看谢霆锋、张柏芝这两个名字,再想想他们曾经历过什么,你就知道今时今日,香港要有新人出头是多么不易。

  《无间道》与《英雄》的同一年,金像奖将“亚洲电影大奖”颁给了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正式宣告韩流来袭。

  张国荣还活着的时候,曾被没做功课的年轻记者一句采访问得好气又好笑——韩星访港,对于有机会见到安在旭、全智贤们,哥哥是否感到兴奋?

  因为这是问张国荣,所以提问的记者会被同行嘲笑,无论单凭他的资历辈分,还是在香港乃至韩国本土的现实人气与影响力,这问题都本该反过来问。事实上,无须出动张国荣这个级别,一众韩星组团访港的时候,只一个作为嘉宾出场做绿叶的郑伊健与他们同台走天桥,现场的欢呼分贝已经足以证明,港星比之韩星毫不逊色——那还只是因为“双琪夺面”人气降到谷底,又因为拍戏需要剪了短发留了胡子,不复长发飘飘风神俊逸形象的郑伊健。

  然而,单凭港星自身的努力,终抵挡不住韩流的凶猛。

  过往以他们为荣的本埠媒体,已经在更现实的利益面前抛弃了他们,甚至反戈而击。无论是张国荣这样有口碑的前辈,还是郑伊健这样有票房的中坚,抑或是谢霆锋这样有潜质的新人,只要你有点星光有些名气,从来都逃不过香港狗仔的魔掌。21世纪的香港娱乐圈中,已经找不出一个幸运儿,不曾被狗仔用最扭曲的照片和最惊悚的文字深刻“关照”过。单看那些报道,你会以为他们全是些该被送往青山精神病院或者道德绞刑架的社会负累甚至败类,完全不会意识到,正是这些人铸造了“东方好莱坞”的辉煌。张国荣在被问到有机会见韩星是否兴奋的时候,对涉及自己的问题可以嗤之一笑,毕竟他其时已经地位超然,不用太在意这些,但他终忍不住生气,因为他无法不耿耿于怀于香港媒体内外有别的态度差异,为后辈们身处的媒体环境忧虑不忿:“香港也有很多优秀的年轻演员,像霆锋啊、柏芝啊,为什么不见你们这么热情地去追捧他们?”

  张哥哥一把年纪还有些天真。说霆锋柏芝好话的媒体能有什么钱途?有关他们的八卦、绯闻,乃至丑闻,才是销量保证。就在张国荣发出这句愤愤之言的同时,谢霆锋、张柏芝,迄今已经各自用小金人证明自己是香港新一代演员中最出色的两位,也差不多是香港影坛如今仅能拿出手的两位后生,正在被香港媒体以前所未有的巨大热情——棒杀着。

  张柏芝出车祸,媒体关注的不是她为慈善筹款才冒险受伤,而是谢霆锋频频探望导致锋菲恋告急的祸首。谢霆锋出车祸,媒体关注的不是车祸造成了什么伤害后果,而是谢霆锋深夜被捕于张柏芝的香闺,入狱时被脱光衣服“通柜”……

  只讲电影不说八卦的金像奖之母《电影双周刊》因为入不敷出而停刊,在张柏芝家门外垃圾箱中翻出八卦素材的《苹果日报》销量却蒸蒸日上,连一贯有品质保证的《明报周刊》,如今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开始八卦地打探起明星的隐私。

  究竟是媒体根据公众低俗的心意才如此热衷报道明星的负面八卦,还是公众被媒体低俗的报道引导了心意才如此热衷阅读明星的负面八卦,这笔烂账谁也算不清楚。

  唯一肯定的是,这个世界已经变了。与外面的翻天覆相比起来,仅仅是从不那么恶劣堕落到非常恶劣的香港媒体,所谓变化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导致香港电影陷入困境的原因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本埠媒体或可算作帮凶,却怎样也没有资格被称做祸首。

  2000年的时候,没有人肯给陈德森投资去盖他那座“十月围城”,因为没有人相信,在内地市场没有开放的前提下,那几千万成本能够收得回来。

  十年之后,陈可辛找来四千万去给陈德森盖这座城,然后在内地市场收了三个亿。

  《十月围城》是一部典型的内地和香港合拍大片,其班底里来自香港一方的阵容尤为豪华,从监制陈可辛到摄影黄岳泰,从配乐陈光荣到造型吴里璐,幕后各方面的领军人物各自早已不止一尊小金人在手,几乎是一套完整的金像奖班底。

  而台前主打的演员里,论文有梁家辉,论武有甄子丹,论老有曾志伟,论新有谢霆锋,更有黎明、李嘉欣这对经典银幕情侣搭档在时隔多年之后重现江湖,连只露面几分钟纯属打酱油的角色,客串者都是任达华、张学友这个级别的人马。

  为了让这部十年磨一剑、代表着香港电影不息梦想的大制作能够最终成为现实,香港影坛几乎精英尽出,台前大牌如黎明不计片酬,幕后大腕如刘伟强不计名分,所有人的加盟动机,可以用甄子丹的四个字来概括:义不容辞。

  然而,尽管香港影人已经为了《十月围城》做到如此地步,这部电影里压场的核心人物,却是内地老戏骨王学圻;而影片上映时最吸引眼球的宣传噱头,则是内地歌手李宇春初登大银幕;整个故事里最大的“好人”,国父孙文的饰演者是内地演员张涵予;最大的“坏人”,领衔刺杀孙文的清廷刺客则是内地演员胡军。

  如果《十月围城》能够在十年之前拍成,多半没有这几个人什么事儿。那时候,王学圻还在因为被片商认为缺乏票房号召力而一再错过出演包括《霸王别姬》在内的大片机会;李宇春还只是个十几岁的普通中学生根本没出道;而张涵予还在为好莱坞大片做译制版的配音演员;胡军也还没来得及因为《蓝宇》平步青云。

  可是十年之前香港影人拍不了《十月围城》,因为没有内地市场供他们收回投资。

  十年之后,内地市场终于对香港影人开放,而作为交换,他们的银幕机会也不得不对内地演员开放。这要求不只来自于合拍制度的硬性规定,更来自于市场票房的直接选择。

  作为出名会捧影后的导演,能上陈可辛的戏是多少女演员梦寐以求的机会。从没演过电影的李宇春却需要他三顾茅庐锲而不舍去请。

  《十月围城》作为一部群戏,而且主要是男人的群戏,李宇春的角色在其中戏份少得可怜。贵为金牌大导的陈可辛肯为这样一个说不上多重要的配角人选如此屈尊枉驾,显然不会是因为看中了李宇春演技有多高超——事实上,《十月围城》之前李宇春推掉了无数片约,原因都是她自己对演戏根本没信心。

  但是陈可辛对她有信心。

  除她本人与角色的确有些契合度外,陈大导真正看中的还是,在《十月围城》主攻票房的内地市场,李宇春很红,红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既然她一场演唱会门票就可以实打实地卖出上千万,那么她的大银幕处子秀又该价值多少呢?片方半玩笑半认真地称她至少要承包五千万票房,而媒体的口径则更夸张些——她一个人贡献了一个亿。

  李宇春作为内地当时最红的偶像进入《十月围城》的选角视线只不过是个偶然。然而这偶然背后,却是个此消彼长的必然结果:

  在内地市场,香港影人曾经巨大的领先优势正随着内地演艺力量的迅速崛起而逐渐散失。

  今天在内地有号召力的香港明星,数来数去,其中最年轻的谢霆锋这一代,出道也已经差不多十年了。而这一辈中原本在人们眼里最有接班潜质的几个人才如陈冠希、张柏芝、钟欣桐,却差不多集体被某件事给毁了个干净。

  年轻偶像既是如此状况,那么年长戏骨呢?

  《十月围城》里胡军所饰演的大反派,原定人选本是梁家辉。

  可是十年荏苒而过,等到梁家辉真正出演这部戏的时候,已届知天命之年,导演担心他体力不济无法承担过多动作戏,于是大笔一挥,将他从武力值超群的终极Boss大反派改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革命者。

  《十月围城》王学圻所饰演的核心人物,原定人选本是曾志伟。可是在这十年里他作为娱乐节目“奖门人”的主持人,每周都以搞笑形象跟大家见面,导演担心他一露面观众就忍不住想乐,失去了角色本身的严肃庄重,于是大笔一挥,将他从男一号改成了路人甲。

  这也就是梁家辉从第一天就开始跟这部戏一直跟足十年感情太深,而曾志伟跟做这部戏监制的陈可辛情同父子。换个人被这么涮,不是不可能翻脸的。

  金像奖三十周年之际,谷德昭和郑丹瑞两个在香港电影台前幕后做足三十年的司仪在台上搞气氛讲笑,用了一个笑话小品讽刺内地电影眼下的“潜规则”:香港人去内地做电影想吃得开混得好,普通话只要会讲四个字就行了。

  内地老板问:“可以卖两个亿吗?”

  香港影人只需要答一个字:“行。”

  内地老板再问:“可以让我女朋友做女主角吗?”

  香港影人只需要答三个字:“没问题。”

  这个段子与其说是在讽刺内地电影不够健康的发展现状,不如说是处于悖论困境的香港影人在百感交集地自嘲尴尬:为了生存,他们没有办法对内地资金和市场说不。可为了得到内地投资打开内地市场,就不得不接受内地的条件起用内地演员。而这样做的代价,却是牺牲了香港电影自己的特色,更挤占了香港影人原就有限的生存空间。

  内部是媒体环境的恶化,香港经济的不景气,本土电影几乎不堪好莱坞大片一合之敌;外部是哈日哈韩成风,香港明星号召力大不如前,而内地影坛在发展过程中虽然闹出怎样的笑话都不奇怪,却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了其正在迅速崛起的事实,凭借着庞大的市场和雄厚的资本,越来越明显地以巨无霸式的影响力成为笼罩在香港影坛上空的阴影。

  困境中的香港人从不会放弃,愈挫愈强才是他们的一贯作风。

  内忧外患之下,香港影人选择了精诚团结。没有人可以帮他们,他们只有自己帮自己。

  这种团结,最直接最明显地体现在了一年一度的金像奖上,从现场气氛到评选结果,越到后来,司仪的插科打诨便越掩不住一种隐隐的、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悲壮气氛——都说将来只有华语电影,都说香港电影将来会随着海峡两岸和香港的进一步融合而渐渐消亡,可即便香港电影是一条注定要沉的船,也绝不能沉在他们手里。

  然而这种姿态在不知其中纠结的外人看起来,却又是另一种观感:虽说金像奖原本就是以扶植香港本埠电影为己任,可如今这紧紧抱团到已然自成小圈子的做法,似乎很不够“东方好莱坞”本该拥有的自信与大气。

  金像奖不是没有大气过。以拓宽格局为目的设立“亚洲电影大奖”本就是进入新千年之后的事。尤其自《英雄》拉开合拍片序幕之后,金像奖更用实际行动热情拥抱了给了香港影人新出路的“内地和香港合拍制度”——来自内地的合拍片女主角,连续四年登上了金像影后的领奖台。

  然而,金像影后的桂冠连续多次旁落于内地女演员之手的事实,却引发了香港本埠影人的强烈不满,用吴君如追问甄子丹的话说:“你跟很多内地女演员合作,她们的素质是不是真的比香港女演员高呢?是不是工作态度好呢?”

  其实倘若追根究底,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与其说是因为香港女演员太弱,不如说是香港男演员太强。合拍片的配额制度决定了男主角来自香港,女主角就得用内地演员。而在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金像影帝一定得是“自己人”这条底线不可跨越的前提下,将最佳女主角颁给内地女演员,已是金像奖能够作出的最大限度的示好。

  但这示好一旦动了香港影人自己的蛋糕,却会激起强烈反弹。

  就像吴君如在听到甄子丹中肯评价在他看来内地女演员“她们是学院派,演艺基础好,而且真的很拼”之后,吴君如的不满非但未曾稍减,更在接下去的追问里添了许多弦外之音:“真的很拼?那是不是叫她们做什么都愿意?”

  须知在今天的香港影坛,吴君如的地位已经早不止当年的“大笑姑婆”那么简单。作为金像金马双料影后,同时还是全港最高票房的女演员,仍旧活跃在香港影坛的女明星中,她是仅存几个尚能压场的大姐大级人物之一。而她的另一半是金像最佳导演陈可辛,成就和影响力更毋庸多言。以吴君如今天的身份地位开口说这样的话炮轰起金像奖的政策倾向性,不是完全能用“心直口快个人行为”八个字解释缘由的。

  压力之下,金像奖开始在最近两三年里矫枉过正,专注于扶植起“自己人”。

  仍以《十月围城》为例,这部当年最轰动的合拍大片,创造了提名奖项数目的新纪录,而且公认有机会创造拿奖新纪录的最大热门,却生生被颁奖时根本没来得及公映的本土小制作《岁月神偷》“偷”走了四尊小金人,而其中三尊“偷”于提名时原属最大热门的内地演员之手:最佳男主角候选王学圻,最佳新人候选李宇春,最佳电影歌曲候选《粉末》(主唱:李宇春)。

  同一年,张静初、赵薇两位提名影后的内地花旦只能目送已算金像奖历史传奇人物的惠英红登上最佳女主角的领奖台——同一个角色,剧组在为小红姐报名参选金马奖时,选择竞争入围的却是最佳女配角。

  这一年,对于领取小金人早已不陌生的内地影人,几年来头一遭未能在金像奖上有任何斩获。及至第二年金像奖创办三十周年之际,颁奖结果几乎回归到了当年草创时纯属香港影人“自娱自乐”的局面则显示,内地影人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上的突然“失宠”,似乎不只是一个意外。

  越是风味纯正的香港本土小制作,在今天越容易得到金像奖的青睐。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电影音乐界老人泰迪罗宾回归《打擂台》,金像奖用小金人欢迎;香港影人新生代中的谢霆锋这几年银幕内外表现十足拼命,金像奖用小金人提携;徐克、洪金宝这些当年为香港电影打天下的老将们如今依然老当益壮,金像奖用小金人激赏。

  尽管到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内地市场养活了大半香港影人,尽管各位香港大导演的作品如今几乎都是合拍大片,而且早已经在各种场合用各种语言表达“以后将不再有香港电影这个说法,将来只有华语电影”,然而各部年度大片中的内地面孔,如《孔子》中的周迅,《狄仁杰之通天帝国》里的邓超、李冰冰,《叶问2》中的黄晓明,在金像奖颁奖礼上或者根本不见身影,或者只能全程当观众,镜头寥寥,最高待遇也就是作为仅有的几位内地嘉宾点缀现场。

  有意思的是,对于内地嘉宾的邀请选择倒又显出金像奖识时务的可爱一面——有资格上台给香港优秀影人颁奖的,是首位来自内地的金像影后得主周迅,以及前一年来金像没能拿奖仍登头条的李宇春——总之或者你够强,或者你够红,对于真正的内地一线人马,金像奖还是要另眼相看的。

  然而当轮到周迅、李宇春做嘉宾时,虽然二人行止姿态落落大方无可挑剔,却仍旧一开口就露了怯——不是怯在不会说话,是怯在不会说广东话。周迅强一点,领了香港身份证后多少学会几句不咸不淡的粤语勉强能够凑趣,而只会讲普通话的李宇春,在内地各种颁奖礼的场合本是个常常一句话引发全场爆笑的妙人,到了金像奖的舞台上,却一开口便予人以鲜明的“外人”印象,场面冷到极点。

  原本,金像奖对于普通话早就不陌生了。讲着普通话在金像奖舞台上出彩的嘉宾,从冯小刚算起迄今也不在少数,就是李宇春本人,头一年参加金像奖时还曾用普通话把台上做司仪的曾志伟噎得没语言,台下观众却听得哄然大乐。

  这原本早已不成为隔阂的语言问题,在金像奖三十周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却又凸显出来,当然不能说是金像奖有心为之,却也不能说是完全无意。

  坚守粤语文化与坚守本土特色,对于香港影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重合的命题——北上合拍,香港影人第一条要被迫改变的,就是在银幕里改说普通话,然后更要戴上不得拍鬼怪、不得拍神佛、不得拍血腥、不得拍情色等足以将历届金像赢家大半扼杀在萌芽状态的“紧箍”。

  因为有个出身镶黄旗满人的母亲,尔冬升应该是香港知名导演里普通话最好的一个,他却没有借此便利顺应潮流大举北上拍片,相反却几乎一根筋地坚守在香港本埠,拍《旺角黑夜》,拍《新宿事件》,拍《门徒》……拍一个个因为题材本身的高度敏感性从一开始就几乎不可能通过内地电影检查制度审核的剧本。

  然而坚持如尔冬升,却仍然无法免俗地起用了张静初、范冰冰、徐静蕾这些内地女演员——除去投资方的要求这种令导演无可奈何的“不可抗力”,实话说,香港新一代里能拿得出手的女演员,除了张柏芝真的也没几个了,偏她被各种各样的私人问题所困,一时半会儿没法出来演戏。也难怪曾亲手将她送上金像影后宝座的尔冬升一直念叨着等她复出。

  香港的列位金牌大导演里,唯一比尔冬升更加“不识时务”的,大概只有杜琪峰。

  杜大导不是不懂得向现实妥协,他甚至曾因为太懂得识时务带着以风格冷峻黑暗著称的银河映像转型拍喜剧,而自断一臂地把银河早期干将游达志给气回了马来西亚。他本来宁肯从片场打杂的剧务中提拔演员,也不喜欢用歌坛跨界过来演戏的明星,可他最终还是用了刘德华、郑秀文两位歌坛的天王天后,而且帮前者拿到了金像影帝头衔,帮后者坐稳了票房一姐的位置。

  可他就是不北上,坚决不北上。反正他的作品多是男人戏,有邵美琪这样韶华虽逝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做女主角已经足够撑场。

  然而这样坚决的杜琪峰,到如今再拍都市喜剧,也不得不用起内地的高圆圆、王宝强。以此观之,谁能说将来有一天真正的银河风格杜氏电影里,就一定不会出现来自内地的演员?

  无论如何,迄今为止尔冬升、杜琪峰都可算是香港导演中坚守本土誓不低头的死硬派。相比之下,他们的很多同行就识时务得多,纷纷选择北上“淘金”。

  这其中,最成功的一位当属陈可辛。他最早探路内地的试水之作《如果·爱》,将周迅捧为首位来自内地的金像影后;两年之后的《投名状》,令李连杰成为第一位金像称帝的动作演员;再过两年的《十月围城》,他帮导演陈德森圆了一个十年之梦的同时,揽下了八尊金像奖座,在内地收了三亿票房。

  在香港,金像奖用小金人表示认可;在内地,市场则用票房表示接纳。能够同时在这两方面左右逢源,是很多香港影人向往的境界。

  不是没有人做到过这一点。比如徐克,但在《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之前,徐老爷也经历了一些不够成功的尝试摸索,从《七剑》用回刘家良做武术指导,到《女人不坏》探讨新时代女性观念,兜兜转转一大圈,才发现大家最欢迎的,依然还是当年那个打造过《黄飞鸿》、《新龙门客栈》、《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的,凌厉的,炫目的,充满视觉冲击力的武侠徐克。

  再比如吴宇森,上下两部《赤壁》虽然票房称雄,于金像奖上却上部被《叶问》抢走最佳电影的殊荣,下部更被《十月围城》全面压制,稍显遗憾。而且吴大导用内地资金市场捧港台自己人的居心太过坦白,比之认认真真用内地演员做主角的另两位,口碑上已然落了下风。

  从奖项到票房再到北上“淘金”时的口碑身段,香港导演中,迄今几乎一帆风顺做到最好的,唯有在香港电影黄金年代里算得上出色,却还算不上最好的,唯一的陈可辛。

  当你看到陈可辛对内地电影的认识,就会理解,为什么偏偏是他在内地能够做到如此成功。这绝不只是个幸运的偶然。

  “其实内地导演,我最怕的只有一个,就是冯小刚。因为冯小刚是人民的导演,其他人都跟人民脱节,只有他一个是人民的导演。这是香港导演学一辈子都学不来的,香港导演一辈子都不会有冯小刚那么厉害。冯小刚的纪录是全世界都没有的,是斯皮尔伯格都没有的,能够十几年连冠,而且每一部电影都既有质量又有票房,既有商业又有人文。所以只有在内地这个大的平台,才真正考验香港导演的才华,就是能不能跟内地老百姓接轨。”

  然而就是这个向往做“人民的导演”,要“跟内地老百姓接轨”,更曾亲手把内地周迅送上金像影后宝座的陈可辛,跟公开不满内地女演员连续荣获最佳女主角的吴君如是一对儿。说得夸张点,如果不是另一半当初对金像奖的炮轰,陈可辛制造的《十月围城》没准还能多拿几尊小金人。

  香港影人对于内地的心态之矛盾纠结,单从这对影坛伉俪的组合身上便可窥一斑而知全豹。有的保守抗拒,有的开放进取,却总归是一家人,无论持什么态度做法,说到底都还是为了自家的利益荣光。只不过这个“自家人”何时能变成中国影人,却唯有交给时间本身来解答。

  时间虽然尚没能给出准确答案,却早已给出足够的线索。

  金像奖的第一个十年,梁家辉因为参与了跟内地合拍的电影,被封杀成了摆摊影帝;张叔平为了不被封杀,上台领奖时代“章叔屏”多谢大家厚爱;周润发告诉刘德华他暂时还没必要考虑被封杀的风险;斯琴高娃在得奖后好几周,才从新疆的一张报纸上无意发现自己成了金像影后……

  金像奖的第二个十年,张国荣带着对京城“爷儿们”的敬畏战战兢兢去了北京拍《霸王别姬》,到关机宴时,已经敢借着酒劲现出香港最后一位西关大少的本色当众教训一位京城的爷:“你再敢打你老婆,我叫香港的朋友来收拾你!”巩俐空降香港,香港人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对新科威尼斯影后的态度:请她出任在当时等于最红女星认证的周星驰电影女主角,全然不理会她的登顶之作是跟无厘头差别以光年计的《秋菊打官司》。黎明唱着《我来自北京》成为香港天王,王菲为窦唯在北京胡同里倒马桶仍旧是香港天后,陈可辛则试图撮合他们两个在香港的银幕上谈一场内地人的恋爱……

  金像奖的第三个十年,斯琴高娃亲身站上了金像影后的领奖台;胡军、刘烨两个内地年轻人出现在金像影帝的候选名单;“小燕子”赵薇在用《还珠格格》帮助香港亚视破天荒打低无线的收视率之后成为新一任星女郎;蒙嘉慧迫于经济压力,放着杜琪峰御用女主角的大好前途不要,接拍起内地的电视剧;已经因为身体吃不消不拍武侠片很多年的张曼玉,因为张艺谋的一声召唤进了《英雄》剧组;梁朝伟跟浙江女孩汤唯一起奉献了出道以来尺度最大的**,然后做了苏州人刘嘉玲的老公;头戴三顶金像影帝桂冠的梁家辉因为要用普通话跟王学圻飙戏而惶恐了两个月;李宇春从没演过电影却被陈可辛、陈德森三顾茅庐请进剧组,因为她可以承包五千万乃至一亿的票房……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三十年很短,短到金像奖诞生之初那一代才华横溢的新锐影人,到今天仍旧是香港影坛的活跃干将。惠英红只不过用了二十八年就等到自己的第二个金像影后头衔;萧芳芳只不过用了二十七年就从金像司仪升格成金像终身成就奖得主;许鞍华只不过用了二十六年就完成了金像最佳导演的帽子戏法。

  什么?你问男人们都去哪里了?第一届金像奖唯一穿礼服入场的女嘉宾兼首位金像影后小红姐最有发言权:“三十年前的发仔是全场唯一穿礼服的男嘉宾,三十年后的发哥是全场穿礼服最有派头的男嘉宾……”

  三十年很长,长到足够金像奖全程见证一部又一部经典的华丽诞生,一颗又一颗明星的闪亮崛起。星仔是怎样变成星爷,荣少是怎样变成哥哥,梁朝伟是怎样从想奖想到腿软变成拿奖拿到手软,张曼玉是怎样从选美花瓶变成演技女神,尔冬升是怎样从武侠小生变成文艺导演,王家卫是怎样从最佳编剧候选变成以拍戏没有剧本著称的难搞导演,刘伟强是怎样从最佳摄影的徒孙变成最佳导演,徐克跟吴宇森是怎样从惺惺相惜到分道扬镳再到相逢一笑……

  三十年却还不够长,在见证了香港电影的腾飞与辉煌,也见证了属于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以巨星陨落后继无人的方式悲情落幕之后,金像奖却还来不及见证,面对崭新华语电影时代的来临,在彷徨、伤感乃至不忿的情绪下,尝试过抗争、妥协及至迎合的香港影人,最终能否为自己在这个全新的时代里寻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好为华语电影创造辉煌,更为香港影人重塑荣光?

  也许总会有那么一天,香港影人不会再纠结于影帝一定得是“自己人”,影后不能总来自内地,《霸王别姬》不会再被视为外语片,而《集结号》不用再作为亚洲电影方能参选……

  或许,在另一个三十年里,金像奖便能够见证这一切。

  (完结)

  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最好的时代——

  献给曾经星光熠熠的香港影视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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