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孔子究竟带给我们什么？

　　一切政治、工业的革命，都必先是文化的觉醒。，我们发明了火药，用来做爆炮

　　竹娱乐，西方人却用来做武器去掠夺别人，这并非因为西方人比我们野心大，我们也不是一个清心寡欲的民族。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了命运的差异，在以这一点上，我们应当深刻地的反省自己。

　　先秦百家争鸣，能人异士层出不穷，这是中华民族强盛的顶峰，自此之后弃百家而独尊儒家，这是令中华民族最终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其中也包括老子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自秦汉至今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强盛一时，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天下大乱，历史如明镜，从中可以洞若观火的看出，凡是定国安邦之能者，大都不是儒家思想的遵循者；凡是盛世衰落时期，皆是独尊儒术的时期，这样的教训我们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可如今竟然还是没能从中汲取经验，仍然推崇儒家文化，期望民众遵循孔孟以自省自新，这是没有道理的。

　　孔孟之道要求人人都向着圣贤的方向发展，这是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儒家认为人性本善，一切杀戮与争斗都是因道德的沦丧而造成的，可食欲、性欲是动物的天性，贪、嗔、痴是造物赋予人的本性，不能克制本性的人就是不道德的人，这种荒唐的说法居然被我们信以为真了几千年。可以克服本性的人是极少数的，而大多数的人为了充当所谓“君子”，则不得不戴上虚伪的面具做人，这面具我们已经戴了几千年了，已经习惯了，现在倘若摘下来，原本的天堂转瞬间就变成了地狱，各种丑陋的嘴脸会统统冒出来，这是我们所不愿面对的，大多数人尊崇儒家的目的就在于此，对于不敢正视人性阴暗面的人而言，仁义道德、圣人君子的确是不错的遮盖，人类本就有虚伪的一面，但儒家的存在使得虚伪变得合理化，似乎人就应该虚伪，因为要成为圣贤就要有仁义礼孝等等，而礼孝却是虚伪的不能再虚伪的东西，仁义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索性抛弃，礼孝就成了禁锢人思想的教条，是谓“教条主义”，并且有时不仅仅禁锢人的思想，还会迫害人性。，例如儒家的“孝子”之说，认为儿子赡抚养老子是天经地义的，既然是天经地义，那又何须再多言呢？可是从古至今孝敬父母的没几个，抛父弃母的却不在少数，从心理学上分析，这与儒家教导有极大关联，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不给他灌输“孝道”思想，那么出于人的本性，我相信多数人都会为自己的父母负责的，可是我们从小就给小孩子讲要孝敬和顺从父母，如果不孝顺，就要怎样怎样云云，这会让小孩渐渐地的将父母看作做是压在自己身上的一座大山，长大后就会想方设法摆脱这座大山，于是就出现了“逆子”、“忤女”等等。能将本来美好的事物变成教条灌输给下一代，让下一代对此反感，这恐怕也只有我们的儒家才能做到。

　　日本尊敬儒家思想，但日本人是将其当作一种工具来使用，尊敬但并不唯一，只从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而不盲目遵循，是谓“实用主义”；西方人将儒家思想看作是“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文化”，是当作做行为艺术和思想美学来研究的，其动机是出于好奇，而并非尊敬，所以我们四处建立孔子学院的结果仅仅是满足了西方人的好奇心，这根本就不是在推广自己的文化价值，而是在充当戏子的角色，你好奇么，那我就演给你看。欧洲人读柏拉图、尼采、亚里士多德读成了列强，我们从小读孔孟写八股，可结果是什么？是穷人见菩萨就拜，富人见洋人就怕，是罄竹难书的封建教条荼毒民众的历史。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儒家思想的价值都被少数精英们所掌握着，并将其扭曲的传达给大众，这让我想起了欧洲中世纪的赎罪券，两者如出一辙。这样的现象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着，只希望未来不会再出现。

　　尽管经历了鸦片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洗礼，但我们的思想还很腐朽，腐朽的思想无法托起先进的文明，至今为止我们还是将儒家视作普世价值的一种，这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儒家以修身为主的宗旨和以追齐圣贤为终的思想意义决定了其本身不可能成为一种信仰，因为圣贤是精英，而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精英永远都不可能是多数人，相比之下，宗教就显得厚重朴实得的多，无论是天主教、伊斯兰教还是佛教，其实践都是以为普通人谋福消灾为己任，无论贫穷、残疾或是碌碌无为的人在精神上都能有所依托，从而愿意遵循教义，因此正统教派方能实现导人向善的目的，而儒家则不具备这种“给予的价值”，没有给予，人就没有动力去遵循和坚持。，例如有一老妪晕倒在地，信佛的人大都会因行善积德修来世的目的上前搭救，信耶稣的人则大都会因上天堂和下地狱的因果存在而去搭救，而儒家则没有给予人这类的因果关系，因此动力会大大的削减。

　　现在许多人将政治上的腐败问题归罪于制度，可是我们没有弄清楚，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传统文化的牺牲品，老百姓嘴上骂着官员腐败，遇到事情却想方设法的找关系送礼送钱，这实际上就是旧思想与新制度之间的博弈，只要旧思想一日不除，圣人君子的虚伪面具一日不卸，那么我们就会永远处在历史的轮回之中不能自新。贫富差距的扩大表面上看也是制度的问题，但如前文所提出的“未有富人之前”，正是因为人们都戴着虚伪的面具，使得我们看不清真相，人们嘴上骂着的往往是自己想要而得不到的，但若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就成了“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口是心非，一切以个人利益为前提，表面上却还要装出一幅大义凛然的样子来，当自己的欲望被满足了之后便沉默，事实也是如此，那些原本对贫富差距极其不满的穷人若突然间成为了富豪，便不会再抱怨什么，也就从侧面默许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因而缩小贫富差距就成了一句空话。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清楚，腐败也好、分配不均也罢，滋生其发芽并生长土壤是我们的文化，而制度的漏洞仅仅是这土壤上的尘埃罢了。

　　任何一种文化思想都有其独立的价值，例如民主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等，但在使用和推行的时候务必要分清其属性，没有一种文化是万能的，许多人并不理解这其中的道理，一种文化再好，也要看适合于用在什么地方，儒家思想并非可以信仰的文化，也不是可以齐家治国的大道，它仅仅是帮助人完善品格的学问，用以修身尚需以个人良好的自制力为前提，用以定国安邦，则必然误国误民。儒家文化并非是没有价值的文化，只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它，重新定义它的价值属性，无论何时，我们都必须明白，儒家不是政治文化，也不是军事文化，更不是强国文化，它仅仅是一部个人道德规范而已。

　　2.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里

　　西方人娱乐是为寻求刺激，中国人娱乐是为寻求安逸；一种是冒险精神，另一种是避世主义，这种反差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

　　如今是一个娱乐的时代，并且是娱乐至死的时代，人们醉生梦死，贪图安逸享乐，喜欢睡觉，不喜欢思考，喜欢看电视，不喜欢看书，光和影可以让人毫不费力地的达到刺激感官的目的，而书则显得太沉闷，能够被这个时代的人们所青亲睐的书大都是“某女的私密生活”或是“教你如何揣摩上意”之类不能被称之为书的书，没有娱乐功能的书被人们所淘汰，能够起到娱乐作用但又有较高价值的书则寥寥无几，我，有时在想，假如金庸去世，我们还会从娱乐中学到什么，这是个大问题，如果一个民族娱乐到死却未学习到什么有价值的事物，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民族被淘汰了。

　　娱乐也分雅俗，可如今大行其道的是附庸风雅，真正的高雅则很难见到，有时去看音乐会，第一排坐着的往往是些领导之流，要么打呼噜，要么抠鼻子，待到一个乐章演奏结束之后，却也跟着鼓一鼓掌；在山西那边，有富豪为填充书架专门订做二十四史的“空书”（即只有书壳而打开里面是空的）。书俗本是表达方式的一种，它的作用在于将深奥变得易懂，让文化程度较低的人也能够理解并接受，是很美好的存在，然而如今大行其道的却是恶俗、低俗、媚俗，是谓“三俗”。，不久前政府下令反“三俗”，我的第一反应是悲哀，第二反应还是悲哀，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低俗、恶俗的娱乐节目究竟钟爱到了何种地步，才会令政府都不得不出面使用行政手段加以遏止，对此我已经无语。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如今是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但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我们的信息不仅不发达，反而很闭塞，所谓的“信息时代”不过是媒体发达的时代罢了。当代人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培养途径从宏观上讲有三种，一是客观认知，二一是主观认知，还有一个就是媒体认知。如果在街上看到一个男人在殴打一个女人，在并不了解原因的前提下，人们一般都会将罪责加在男人的身上，这是主观认知；假如你知道这个男人酗酒并殴打妇女，你会憎恶他，这是客观的认知；若是媒体报道某男士酒后殴打妇女，你会义愤填膺地的冲着电视机咒骂发泄，以示自己是正人君子，这就是媒体认知。在今天这个时代，媒体是最不可信任的，它已经没有了正义感和道德责任感，如果一个国家的媒体可以因利益而出卖道德良知，那么这个国家的民众就会变得愚蠢、堕落，因为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空前隔膜的时代，媒体世界对公众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如今我们的主流媒体世界不外乎四种声音，一种是歌功颂德向政府献媚的声音；一种是鼓励年轻人堕落的“三俗”的声音；一种是把几句话就能讲完的故事拍成几个月都看不完的电视剧，是无聊的声音；还有一种是专家们的声音，尤其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他们总是在费力地的向公众解释一个又一个自己也不明白的问题。，这四种声音构成了我们今天的主流媒体世界，其中最应该群起而攻之的，是“三俗”的声音，因为歌功颂德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也无伤大雅，啰唆罗嗦的电视剧也顶多是让人变得弱智些。，我们的智商都很高，偶尔降低些没什么大不了的，专家的误导也只是一时的，并且不会有什么危害，因为我相信没有人会把自己的财产处理问题托付在他们的理论上，唯独“三俗”的问题，它使原本淳纯朴的、上进的人走向堕落，使原本就已经开始堕落的人变得以此为荣，诸如像“炫富”、“拜金”这种激化贫富矛盾的行为被 我们的“三俗”节目大力宣传，许多青年因此而迷失，甚至走向犯罪，这与封建时代思想礼教下的精神迫害如出一辙。，每当在电视上看到有媒体节目报道诸如某美女年方二十住豪宅开名车的情节时，我的脑海里总是会浮现出柳妈对祥林嫂说“捐一道门槛”的故事。，是啊，如果你不想被阎罗王锯开，就去“捐一道门槛”，如果你想像某美女一样住豪宅开名车，就去“傍一个大款”，于是祥林嫂真的去捐了门槛，于是我们的女孩真的去当了“二奶”，但两者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死得的比较惨，而后者却为人们所追捧，真可谓“即当了那个什么，也立了牌坊”。对于这样的害人媒体，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媒体之外，还有令人更加无语的，那就是睡觉和游戏。曾经有一位路透社的记者来中国做采访，临走时很疑惑，因为他发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尤其是车站和公园）随处可见以各种各样姿势睡觉的人”。19世纪初，整个中国都在昏睡着，直到1840年的一声炮响才被惊醒，可是已经晚了；那时的中国人爱抽鸦片，现在的中国人爱玩游戏，中年人玩麻将和扑克牌，青少年玩电子网络游戏，对游戏的钟爱已经达到了令人费解的地步，至少让我难以理解，如果说压力太大，我就更难理解了，一个人压力大到让他不得不整夜整夜的打麻将？或是打网络游戏？那该是怎样的压力啊！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里，我们所要做的是重新建立自己的价值观，重新学会如何做人，一个人可以不高尚，但不能没有正确的道德情操，尤其是青少年。我反对儒家那一套仁义礼教，正确的道德情操是不需要刻意为之的，它是上苍赋予的人性，就像一个人知道穿衣一样，每一个人都有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不要荒废这种能力。

　　3.精英主义与拜金主义

　　在这个精英横行、专家跋扈的年代，我们学会正确的对待和处理，既即不能盲从也不要轻蔑，存在即是合理，尽管我们的精英带给公众的印象普遍不怎么美好，但我们还是应当尊重他们，毕竟混口饭吃都不容易。

　　爱因斯坦是公认的精英，以他为例，我们可以发现精英的价值并非每一个都懂，但却创造出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并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这成果，那就足够了，这就是“实用型精英价值”；尼采是我崇拜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价值在于启迪人的觉，从而让人能够去悟，至于能否悟出点什么，那就要看个人的造化了，是谓“觉悟型精英价值”；鲁迅先生是我的偶像，他的价值之一在于革了“之乎者也”的命，让世间少了几个孔乙己，在鬼话连篇的时代说了几句人话，做了几篇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看得懂的文章，是谓“通俗型精英价值”； Bismarck（俾斯麦）是我很敬佩的政治家，他让一个民族从骨子里变得强大，是一个“务实”的精英；我们如今的一些专家是什么类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生在这个时代是一个悲剧，他们如果能晚出生几百年，一定会风靡全球的，因为其知识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当代人的认知范畴，说的话基本没人能听懂。

　　我们的精英之所以如此不堪，与中国人崇洋媚外的心态有很大关联。貌似是自晚清起，我们开始渐渐地的认为洋人什么都好，一直到今天，许多乡下老人还是习惯把火柴叫“洋火”，把蜡烛叫“洋蜡”，这是我前两年在农村的时候亲耳听到的。，有了这样的心态做前提，如今留学派被奉若精英就不奇怪了。不仅仅是普通百姓，许多企业用人也是这样，唯精英至上，唯学历至上，这就渐渐的导致了主流舞台的单一，主流媒体平台成了精英们的舞台，并且是独舞，人们开始排斥那些没有精英背景的学者以及知识分子，似乎要重建魏晋九品制度，重新建立门阀只见，重新复活以出身论贵贱的用人思想，与其如此大费周章，精英们不如齐声呐喊，让中国再次回到封建时代则可，何必整日辛苦地的相互排挤呢？

　　对于拜金主义思想，这也和西方文化有极大关系。我本人和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什么过结，如果非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的话，那我只能说鸦片战争是我们无能，不能怪敌人太强。，野心人人都有，能否实现就看各人本事。，事实证明人家确实比我们有本事，我们只能怪自己太愚昧。可是，我们现在在笑清政府愚昧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难道就不愚昧了吗？拜金主义是随着市场经济一起进入中国的，那个时候我们刚刚从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艰苦环境中走出来，许多底层人甚至谈不上温饱，仅仅是解决了生存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突然开始了改革开放，突然开始走起了市场经济的路线。，三十年后的今天，在改革开放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同时，各种腐败堕落的思想文化也在中国大地上开出了妖艳的花朵，拜金主义就是其中之一。让一群处在生存底线上的人突然间看到宝马香车和别墅豪宅，这帮人不杀人放火已经是老天保佑了，生存环境相差太大的两个人是不能和睦共处的，最好让他们不要互相见到对方，这种隔离对于弱势的一方而言是一种保护，我们现在许多人总是喜欢给穷人吹嘘自己见过的一些奢华的场面，这是极不人道的行为，人家本来好好的，虽然生存艰难，却也还在坚持努力地的生活着，而你却让他丧失了仅有的一点可怜的信念，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打破他人的心里平衡，这是真该下地狱的行径。

　　拜金主义很实惠，有点像古人所言的魔道，但却是小魔，我们有人能说出“良心多少钱一斤”这种话，可见其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但我们无论怎样拜金，都不可能成为大鳄，因为我们普遍极度缺乏战略性眼光和思维，拜金只会让我们的目光越来越短浅，最后必然回到做井底之蛙的时代。

　　精英主义很离谱，我们所推崇的精英都是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现在有许多在舞台上作秀的经济学家，大谈CPI上涨的问题，你如果上前问他所在的城市现在青菜的价格是多少，保证没一个知道，还有那些自己拥有两三处房产并对房产税指手画脚的专家们，对于穷人买不起房怎么办的问题向来都是持回避态度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精英，我们也不想看他们作秀。

　　如今拜金主义和精英主义结合在了一起，产出了一种怪胎叫做“成功学”，并成功毒害了不少人。其荼毒大众一般用三副药，一味药是冲动，不知多少年轻人和下岗职工因为看了某人励志成功的故事便自以为世界已经掌握在了自己手中，一时冲动闯入商场，最后基本上都以惨败而告终；另一味药是误导，人格的完善不等于经验的增加，可怜我们许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也是稀里糊涂地的闯入了商场，同样是以惨败而告终；如果说前两味药是迷魂散的话，这第三味药就是七步断肠散，是直接毒害人心灵的剧毒之物，教你如何与同事斗心眼，如何向上级献媚，并且现代作者的水准比起李宗吾差距甚远，写得的也露骨，如果说李宗吾的学问是教人成为魔头或妖精的话，那么现在那些书则会让人变成喽啰，我相信没人愿意当小喽啰，所以建议人们不要再去读那些书了。，我说过，读成功学的书不如去读历史，世上没有多少新鲜事，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在精英不可信任的时候，大众要学会充实自己的头脑，放弃安逸的娱乐，摒弃对金钱的崇拜，要学会运用知识，要用头脑为自己赢得财富，更要学会高瞻远瞩，这是我们最需要的也是最缺乏的能力之一。

　　4.信仰与偶像

　　关于偶像，我们从来都缺乏正确的认识。偶像与人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既即是学习的楷模，也是帮助填充精神思想的密友。没有偶像的人是不存在的，人随着年龄的成长，或多或少都会需要一个偶像，这是最起码的精神需求。绝大多数人都是从少年时期甚至童年时期开始就有了自己的偶像，并被其潜移默化地的影响着。，这种影响有思想上的，也有行为举止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偶像会在人生命的某个阶段甚或一生对其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偶像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偶像与偶像之间是存在着很大区别的，并不能一概而论。，既是师友，就有良师益友和劣师损友。偶像可以是虚拟的人物，也可以是现实存在的人物，若以类别而划分，则为益、害、无聊三类，有益的偶像是可以为其崇拜者解惑并且能够对其行为起到良好的督促作用的人，但通常人们很难将这类对自己有益的人奉为偶像，因为太累。，例如孔子，总是在道德行为上给人啰唆嗦一大堆，倘若逐一遵循确实太过辛苦，所以很少有人会以成为这类偶像为奋斗目标，其实也没有必要如此，因为人都有犯错的权力，只不过有极少数人不怕辛苦这样做了，结果自己也成为了别人的偶像；有害的偶像会使其崇拜者颠倒是非黑白，对原本自知的错误和缺点视而不见甚至将其看作做是自己的优点，如果一个人在思想上将诸如虚伪、无知、唯我独尊等理解为正确的和应该的，那么在对待他人的行为上就会随之出现问题，譬如暴力、冷漠、欺骗等等。，例如旧上海流氓老大杜月笙，还有臭名昭著的连环杀人犯曼森等，就有不少人崇拜之。，因为崇拜这种有害的偶像是很轻松的，他们迎合了人自私、贪婪的本性。，堕落是最容易办到的事情，一个人往往学好要三年，学坏三天就够了；无聊的偶像一般会使其崇拜者浪费光阴以及金钱，但这类偶像是最有市场的，因为偶像本人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崇拜者也就不需要费心地的去追求价值，只需要关注和花钱就可以了，像如今的偶像派歌手，每年都会冒出来一大批，靠唱类似于儿歌的歌曲为生，不求艺术内涵，只求朗朗上口，歌词大多可以被当作做“三俗”处理。

　　真正的偶像，哪怕是历经了沧海桑田之后也仍然会对其矢志不移，在老了的时候依然会坚定地的说出来，并因此而感到骄傲。检验偶像价值属性的办法也在于此，大家可以想想自己目前正在崇拜的偶像，看看在若干年之后还敢不敢大声地的说出来，如果敢，证明确实有一定的价值和内涵，如果不敢或觉得脸红，那还是趁乘早放弃的好，免得日后变成笑柄。

　　关于信仰，我们不是没有正确的认识，而是压根就没有认识，不得不说，这又是一个悲剧。简单地的讲，信仰是人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选择和持有，但它同时又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假设，是人生道路的导航，也是终极的目标。如果说得的形象些，信仰就是从自己所有的偶像中选择出一个最想成为的同时也最适合自己的人，将其思想和行为纳为唯一的准则。虽然大多数人都有不止一个偶像，但若要从其中选择出一个能够托付信仰的往往很难，因为人是有灵性的动物，再愚钝的人也不会轻易地对某人或神产生信仰，况且我们如今连正确选择偶像的能力都很缺乏，就更不用谈信仰了。

　　我们必须学会为自己寻得信仰，没有信仰的人生是悲剧的人生。当遇到挫折时，信仰会帮助你重新建立信心；当取得成就时，它会让你知道该如何驾驭；当奋斗时，它会是你的动力所在，并且会让你拥有自己独立的处世原则，从而摆脱麻木、茫然，这一点最为可贵。

　　在谈信仰问题时，有必要提一下20上世纪初日本侵华战略的总设计者石原莞尔。，这个人毕生信仰拿破仑，曾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跑遍了中国主要城市，在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搜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提出了“大陆扩张侵略”的战略思想，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对付中国军队的办法，他说：“比起武力会战，收买、宣传具有更大的价值。”。在制定整套的军事战略时，这个人是以拿破仑来作做参照的，并始终都以拿破仑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想，八年抗战的苦难足以对我们起到警示的作用，这就是信仰的可怕之处，在人家信仰拿破仑的时候，我们的军事家又在信仰什么呢？今天也同样如此，人人都必须要有一个有力的、强大的、正确的信仰，否则重蹈历史的覆辙就会是在所难免了的。

　　我们不仅缺乏个人信仰，也缺乏共同的信仰。譬如宗教，常常是见神就拜，诸如一边给释迦牟摩尼磕头一边念着上帝保佑之类的笑话屡见不鲜。没有共同信仰的民族是缺乏凝聚力的。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美国和德国却对其感到恐惧，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我们如今最需要的是团结，贫富差距的缩小、财富分配的改善等等愿望都需要团结才能够实现，而最能促进团结的便是信仰。在此，我建议所有的中国人，为自己的心找一个依托，不要再充当世界的看客，有了信仰，才会有主义，我们必须拥有共同的主义，那就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建立信任和道德，才能实现团结。，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办成大事。永远不要将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的责任推给别人，三个和尚没水喝，这是所有希望改变的人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5.待羊亡尽而补其牢

　　N年前的一天，神医扁鹊见到了齐桓公（即蔡桓公），开口就说：，“你有病。”齐桓公瞪了他一眼道：，“你才有病。”后来齐桓公的死证明了扁鹊是对的。

　　N年前的另一天，扁鹊和魏文王聊天，魏文王问他：，“你家兄弟三人都悬壶济世，谁的医术更精湛些呢？”扁鹊回答道：，“大哥医术最好，二哥差些，我自己排最后。”魏文王听了很纳闷儿：，“既然你大哥医术最精湛，那为何名气最大的却是你呢？”扁鹊解释说：，“大哥治病，实在并且是在病发作之前。，那时候病人自己还不觉得有病，但大哥就下药铲除了病根，这使他的医术很难被人认可，所以至今没有什么名气；二哥治病，是在病刚刚开始发作之时，病人还未感受到太大的痛苦，二哥就能药到病除，久而久之乡里人都认为二哥只能医治小病，所以名气也自然小了些；而我治病，则是在病情已经十分严重，病人痛苦万分之际，久而久之，人们也就误以为我专治大病。”魏文王听后大悟，原来如此。

　　每当想起我们的历史和现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的联想到扁鹊的这两则故事。人才分大才、中才、小才，我们通常对大才都是视而不见的。，中才略好，小才则备倍受认可。，除非天下大乱，才会有那么一两个大才脱颖而出，最后竟有了乱世出英雄的说法，仿彷佛太平时期专门糟蹋人才似的。然而回眸历史，发觉我们的确是这样“蹚趟雷”蹚趟过来的，不禁令人感慨万千，韩非和司马迁讲的扁鹊的故事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了，这两千多年来我们没有丝毫长进，同样的错误我们不停地在犯，仿彷佛坠入了无间道。我们真该好好的反省一下了，应该为此感到脸红才对。

　　中国自古有“医国”的说法，如商鞅变法，就是在为秦国医病。纵观历史，我们总是要等到国将不国的地步时，方才招揽人才医国（历史上医好的少，大多都没救活），这个劣根性不知道何时能转变过来。劣性中间加个“根”字，就意味着基本上人人都有份，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不能幸免，听不进劝告，自以为是、夜郎自大已经成了我们的特色。

　　我们凡事是都要求个亲眼所见，但凡非亲眼所见之事物，则大体上都不会放心，非要等事情发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才能相信这是真的，一个人的直接接触范围是极其片面的，没有多少事物会亲眼看到，因此要听劝告。所谓劝告，最通俗的理解就是劝你管好自己的钱包，小心被盗；如果有人劝你把钱掏出来，那自然是不可信的。许多夜郎自大的人则是连这等常识也分不清，对银行理财项目的业务员很是信赖，对一些学者的善意的提醒则不理不睬，最终的结果往往是钱在银行放了一年所得的回报还没有利息多，不过和执意进入股票市场的那些人相比，这个结局已经很美好了。

　　人尽量不要做无病呻吟的事情，但也不要刚愎自用。一个人如果疑神疑鬼的没病找病，那也算是一种病，也是需要医治的；一个人如果别人都说他生病了但他自己却固执己见的认为没病，这就应当是病上加病了。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妨想一想，看看以上两种情况在自己身上有没有发生过，如果有的话，赶快医治，如果没有，说明你很优秀。在这个扭曲的时代，能够保持正常就是优秀。

　　6.从“草民”到“蚁民”

　　首先解释一下，下文要谈论的是“蚁民”而不是“蚁族”，切勿混淆。

　　“草民”，即如草一样的民众。命如草芥任人割刈而无法躲避是中国底层人千百年来的宿命，为此我们还编出了十分具有说服力的女娲造人的神话故事，被女娲捏出来的人自然要比甩出来的高贵些，其寓意旨在人生而就不平等，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只得顺从。于是我们乖乖地的顺从了神。但人毕竟不是牛马，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从这个角度看去，我们引以为豪的三千余年古国史就是一部不断挑战忍耐极限的冒险小说，所以故事大都十分刺激。从许多旧照片或者纪录片中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中国的老百姓大都是一样的面孔，一样的表情，一样的意识。，当然，也有着一样的肤色，其面孔总是显得苦难深重，表情总是带着麻木与茫然，意识上总也摆脱不了阿Q的影子，黄土地、黄皮肤，厚重的黄承载着麻木的脸，令人有种窒息的感觉。

　　“蚁民”，即如蚂蚁一样的民众。蚂蚁其实是不错的生物，勤劳机敏，生命力顽强，而且还颇有毅力，可以用一生的时间去做单调的往复运动，这是其他它物种很少具备的特征，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毅力，才为自己赢得了一丝重视，你可以随意践踏蚂蚁，但你却不能不重视蚂蚁，它们可以凝聚起来用全部的生命将一座大坝挖空，但这种令人恐惧的力量蚂蚁本身是不自知的，所以自然也就无法掌握和运用，倘若有一天当它们了解到自己原来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时，世界的格局和形式必然会出现调整与改变，但这仅仅是一种假设，因为蚂蚁不具备人一样头脑，所以能够改变世界的只有人。

　　从“草民”到“蚁民”，不得不承认，我们是有进步的，并且这种进步意义重大。它预示着我们不再是可以随意删刈的对象，最起码会动了，但躲闪与规避终究还是被动的、低下的存在意识。事实上我们从未争取到做人的尊严，从六亿棵草到十三亿只蚂蚁，意味着从植物提升成为了动物，从量变跨越到了质变，进步已经不小了。

　　现在有个新词，叫“大国蚁民”，听上去有种十分别扭的感觉，根据经验，一个由十三亿只蚂蚁支撑起来的国家，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大国的，大国的背后一定是有血肉有尊严的“人民”。还有种说法，认为我们如今是肥大而不是强大，但我认为我们连肥大也谈不上，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诸如老人摔倒无人敢上前搀扶以至横死街头的惨剧时有发生，当做好事的人成为被要挟的对象时，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就只有死路一条，这是大是大非的彻底倾覆，是我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沦丧，人们因此而变得如行尸走肉一般，遇到事情总是一窝蜂地的充当看客。倒在地上挣扎的人在几十双眼睛的默默注视下死去，待到这人彻底死硬了，看客们就各自散去，融入到浩浩****的人流里消失不见，人们一如既往地的嬉笑怒骂着，仿彷佛这儿从未发生过什么似的。这令我感到压抑，感到无法呼吸，这是整个社会患上了癌症的表现，社会成员们一个接一个地的被癌细胞吞噬，最终病变到死去，仅剩下行尸走肉的躯壳在人间行走，没有了精神、主义，整个社会变成真空，连死亡的那一刻都不再会有呐喊，如是，不必等到列强来犯，就已经自溃了。

　　人的卑微在于自己承认自己是卑微的，倘若一个人承认自己是蚂蚁，是草芥，那么神也无能为力。我反对草民的说法，更反对蚁民的说法，我们总是在自轻自贱的同时却还希望得到他人的尊重，这显然是不成立的悖论，只有将自己看作做是人，将他人也看作做是人，才会得到尊重和敬爱。

　　此外有必要谈一下中国人的谦虚。我发现无论多么美好的事物一旦到了我们手里，就会变成无聊甚至害人的东西，谦虚本是很好的品质，我所读过的书里凡是提到的谦虚，都是在教导人不可狂妄自大，不可目空一切，我始终记不得有哪部典籍里说过谦虚等于自贬。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总是喜欢在他人面前贬低自己，似乎会因此而得到对方的尊重，这是很可笑的，如果对方真的因此而尊重你的话，那这种尊重一定是虚伪的或是心怀叵测的，一定要当心。请记住，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以草芥和蚂蚁自居，妄自菲薄的人只会招来轻蔑，这和谦虚是两回事。

　　我们过去是“草民”，现在是“蚁民”，希望未来可以变成“人民”，等到大多数人都把自己当作做“人民”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的站起来。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做人，将自己重新定义成一个婴儿，一切重新开始，从行为上、思想上完成自新，这个过程会很艰难，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迟早要被淘汰。

　　7.为“民主”拨乱反正

　　民主是一种思想观念而非概念，不同的理解就会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信奉教条主义，总要给事物安排一个既定的理念，如果存在不确定性，就会觉得惶恐。我们总是干着把活物变成死物的事情，结果造成了思想的愚钝，头脑变得木讷，举一不能反三，因而永远都处于落后。

　　我们都知道民主的是好东西，可我们对民主文化的价值以及其思想性却始终都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所以民主在中国成了空头文化，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它就好像一盏灯，本可以为人们带来光明，但却因为找不到开关而成了摆设，这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民主价值不等于普世价值，民主的核心价值在于民权，只有让民众拥有权力，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主人。当权力被官僚们控制着的时候，会出现腐败的问题，但若将权力转交给民众，那谁又能保证民众不会腐败呢？中国公民对特权的渴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公民都要强烈，往往是嘴上骂着腐败，心里却想着今晚去某领导府上送礼的事情，包括排队买票的时候，都喜欢搞特权，不排队的人好像要比乖乖排队的人高那么一等。我们如果不能摆脱特权思想，那么民主就永远是一句空话，无论要求实现民主的声浪有多高，只要行动上还是以实现特权为目的，那么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人们在高枕无忧的情况下通常都不会对民主产生任何感情或寄托，只有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时，才会想起要民主、要人权。，因此，要根除特权意识，实现民主主义，单靠民主本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共同信仰，这个共同信仰就是国家主义，要让每一个公民都有国家意识，要让每一个公民都深刻地的体验到国家带来的保障和福利，国家为富人之间的竞争提供公平的保障，穷人有纳税人带来的福利，国家机器有公平公正的处事原则，在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意识的前提下，才能共同建立民主和维护民主。只有建立在国家意识之上的民主，才是能够发挥其最大价值。

　　民主不等于少数服从多数，这个问题如果不辩证清楚，民主思想就会成为害人的毒药。，例如前不久甲型流感病毒肆虐的时候，在一列巴士上有两名乘客感到不适，其症状与甲流十分相似，引起其他乘客的恐慌，于是有人要求司机把这两个人赶下车去，看到司机犹豫不决，有位乘客就建议举手表决，这一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观念，人们最终将疑似甲流患者的两名乘客赶下了车。这是个真实的事件，并且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边经常发生着，人们都觉得自己很懂民主，很尊重公平，但我想说，那些以民主和公平自居的人们，正在不停地的扇自己耳光。给不理解民主的人们提一个建议，如果再遇到上述这类事件时，在民主思想和人道主义发生对立的情况下，请抛开所谓的民主而选择人道，这会是个不错的选择，它起码会让你承认自己是人。中国最早提出民主观念的人是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首次提及民权，认为要让民众掌握权力利，让中国摆脱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封建专制，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少数人是否应该服从多数人，这个问题我们至今还在纠结。真正的民主，应该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大义之上的民主，没有这三种价值观为前提，民主就会变质。人道主义民主，在实践的过程中当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的避免在身体或精神上伤害到别人，对于已经受到伤害的，当尽最大的努力实施救助；国家主义民主，是将国家视为根本利益，在民主的实践中，凡是损害到国家利益或尊严的行为，都应当加以抵制或制裁；民族主义民主，则是以民族大义为根本，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已经没有多少国土的情况下，我们反抗的勇气便是在于中华民族而非中国。只有具备了这三个特征，民主才能够起到促进进步与和谐的作用。

　　民主不等于慈善，民主在社会实践中起到的最大作用是约束行政权力，防止行政权力被滥用，富人需要对社会尽到的各种责任和义务都是道德的约束或法律的规定，与民主没有丝毫关系。

　　民主不等于革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让许多人误解了民主与革命的关系，民主主义革命是指以民主思想为主旨的革命，并非指民主就是革命。革命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讲，都是动词，民主在许多情况下是需要通过革命来实现的，所以二者的关系在语言逻辑上应当是动宾关系，其意义自然不会等同。

　　此外，民主应该是主观存在的事物，当你有能力掌握它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反之则不会出现，，永远也不要奢望别人会把民主送到你手上，它不是皇恩浩**地的给予，只有靠自己去争取才能拥有。

　　希望那些整天伸手要民主的人能够明白上述的几个“不等于”，别再糟蹋民主这个词了。同时也希望民主不再仅仅是被政治所利用的武器，希望它有朝一日能够发挥其真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