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1. 1%的人拥有41%的财富
随着2011年元旦的到来,中国在21世纪的第一部十年文明戏悄然杀青,这部戏客观地的告诉世界,中国已经正式脱离了东方列弱的行列,与20世纪初那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国度相比,现在的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带有浓厚喜剧色彩的国度,虽然老百姓的生活依旧是像摆钟那样日复一日地的做着往复式运动,但个个脸上都有了笑容,个个都是精神饱满,尽管有时你会发现荧幕上经常出现的那些面带笑容、精神饱满的面孔看着有些眼熟,但总体而言,这部戏还是应当给予肯定的,毕竟我们没有剧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排演出来的,难免有瑕疵纰漏。
任何时代与任何社会形式下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弊病,当社会弊病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则会成为社会矛盾的催化剂。当矛盾被激化之后其主要表现方式便是暴力行为的出现与加剧,过去的两千年里,无论中外皆是如此,无一例外。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在历史的漩涡边徘徊,只要一不小心就会被卷进去。相信就是不常看新闻的人也应该略知一二。,近年来社会上各种极端事件频频发生,这是过去所没有的。,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总习惯于用一种既定的思维模式去解读,认为是“某人的悲剧”,凡是这样想,都是错误的理解,我们应当开始转变自己的思维,这不是“某人的悲剧”,而是“悲剧的某人”,是社会的诟病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发生病变,如癌症海啸一般席卷而来,在第一波受害者倒下后还会有第二波、第三波,所以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必须要认真地的开始反思我们的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仅仅将其简单的当作做一种现象来对待是不对的。
首先列出几个问题,我们不妨一起思考一下:
问题一,中国的富人有多富?
花旗私人银行日前公布的《2010财富报告》中写道,“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为世界贡献了34.3万名‘合格富豪’,数量排名全球第四”。,这里,大家应注意了,这份分报告中所指的“‘合格富豪”’是必须拥有100万美元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拥有大概650万元人民币的个人闲钱。,在这个标准下,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里拥有多套房产的那一批靠当“包租公”度日的人群就被排除在外了。如果放宽准入门槛,将固定资产加入统计,我国合格富豪的数量估计至少还要翻一番,比下美国可能略有难度,但成为世界第二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来看一则2010年11月的新闻,标题名为“我国奢侈品消费凶猛,国外品牌一年卷走1 556亿元”。,其内容摘要如下:中国大陆内地区消费者在购买奢侈品(这里所指的奢侈品不包括服务、酒店、餐厅、酒类、奢侈汽车和私人游艇、私人飞机)上的花费同比(此处同比为上一年度)增加近150亿元人民币,从2008年的消费1 41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09年的1 556亿元人民币。这与笔者在贝恩公司关于中国内地奢侈品消费的调查报告中看到的数据几乎一致。
34.3万个合格富豪、100万美元的可投资资产、1 556亿人民币的奢侈品消费额,这样看上去给人一种派头十足的感觉。,但如果我们将这些数据稍微变一下,不知道我们的老百姓对此会作何感想:34.3万乘以100万美元(按6.5的汇率计算)等于2 229 500 000 000(约等于2.23万亿元)元人民币,这是咱们合格富豪手中的闲钱,相比之下,1 556亿元只能说是九牛一毛了。
问题二,中国的穷人有多穷?
从宏观数据上看,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约3 600美元,排位在世界一百位之后,大体上只相当于世界人均GDP水平(8 000美元)的44%,与世界水平相比较,我们还没有人家一半多,倘若与发达国家人均40 000美元的水准相比较,我们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有这样一则小笑话,男:亲爱的,等我挣了钱咱们就买房结婚。
女:那要等多久啊?
男:挣个首付,办个按揭贷款就行了。
女:那等还完贷款,房子都成遗产了,还是咱的吗?
虽然是个小笑话,但不难看出其中的大问题,穷人要结婚必先要考虑买一套房,而买一套房几乎就耗尽了穷人全部的劳动时间与劳动所得,这当中有两个不合理,一是结婚凭什么就得买房;二是穷人凭什么要面对高房价。新闻常常报道,例如某一山村里的小姑娘,三岁扛起一个家,既要照顾体弱多病的妈妈,又要照顾瘫痪在床的爸爸,还不忘读书。相比这种上了新闻的感人故事,上面关于买房的那则笑话则显得更加朴实辛酸,能被新闻报道的往往都是小概率的事情。,三岁小姑娘确实值得同情与敬佩,但是由于媒体的影响,我们往往会因这种小概率的事情而忽视了身边普遍存在的大问题。,不去关注,不去探究,直到最后遭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往往始料未及。
从上面买房的笑话里,我们看到了中国新一代城市年轻人的生活一角,为了避免以点盖面,我们再来看一则故事:有一个在上海打工的人,租住在一间大约7平方米大小的群租屋里,租金为600元每月,基本上每天都在吃最差最不安全的食品,在不生病以及不出任何意外的情况下,他每个月能够攒下来1 600元块钱。,他的做法是,将这笔钱寄回家乡一个小县城,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家里有70岁老母要抚赡养,也不是因为有卧病在床的父亲要照料,这里面没有什么煽情的故事情节。,这个普通的打工者仅仅是在给自己积攒买房和结婚的钱。像他这样在一线城市打工,省吃俭用的攒钱希望能够返回家乡买房结婚的人很多,我们要关注的不是这些人的日子过得的有多艰难,而是要去分析老百姓为什么会这样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在他所付出劳动的城市里无法得到享有一个正常公民应有的基本生活保障,仅仅是挣扎在生存线上,导致他虽然在繁花华似锦的大城市里劳动,却必须去相对贫穷落后的小城市里消费,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加以根治,那么相信不远的将未来,那些被我们引以为豪的一线国际化大都市会从根本上失去前行的能力。
关注穷人的问题,首先应当从普遍存在的问题开始入手,如果连那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都无法得到重视与解决,那么去关注譬如乞丐和三岁小女孩这样的特殊情况,与作秀无异。
问题三,中国的穷人为什么看不惯富人?
从常理看,富人手里攥着大量的闲钱是合理的,否则他就不能被称作富人,富人购买奢侈品也是合理的,他攥着那么多的闲钱,又不知道该干吗嘛,买点老百姓买不起的东西也是应该的,你不能怪人家。,所以,关键问题不在于富人购买了多少奢侈品花了多少钱,而是在于富人购买奢侈品的钱从哪来,购买奢侈品又是给谁看。当我们站在拥挤的公交车里看着旁边一辆辆宝马奔驰呼啸而过时,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的羡慕、嫉妒,但同时你知道自己很难得到,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得到,这时有人告诉你,开宝马的那家伙是搞房地产的、是搞煤矿的、是搞石油的、他爸是个当官的…………如此一来,大多数人就会忽视掉自己与富人之间单纯的劳动能力的差距,而将这一切归罪于自己没有个有钱的爸爸或者没有个当官的妈妈,最终将这一切归罪于这个社会。
社会的两极分化是火药,也是毒药,它会使人丧失理智,危害自身与他人。倘若一个极度贫穷的人目睹了极度奢华的场景,心理是必定是会出问题的。往往有人所受的刺激使其超出了追求心理平衡的范畴,产生了对自我的否定或是对社会的否定。,无论属于哪种,都会造成危害,亦或自杀,亦或施暴于无辜的生命。对此,特别警示那些喜欢炫耀显摆的千金阔少们,应该适当地的收敛收敛,穷人在物质上已经很贫乏了,就不要再在精神上折磨他们。
中国贫富分化严重已成不争事实,在2009年年底,世界银行统计出了一份数据:美国5%的个体持有全社会60%的财富,中国1%的个体持有全社会41.4%的财富。有资料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但也有专家认为目前基尼系数可能在0.5左右。此外,官方专家表示我国国民收入差距最高相差23倍,一是最高平均工资水平的行业与最低平均工资的行业的工资差距悬殊,如2008年证券业人均年薪是17万元,而畜牧业人均年薪是1.08万元,两者相差15.9倍,比2005年行业收入最高最低比7.78∶:1扩大了8倍左右,这个差距以及扩张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都极为罕见;二是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急剧增大,2009年我国居民10%最高收入组所得和10%最低收入组所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相差9倍,而有关专家计算的结果是相差23倍,如果考虑到还有大量的灰色收入、非法收入没有统计在内,实际差距难以评估。在工薪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也迅速扩大,现在有的企业高管年度最高薪酬是社会年平均工资的几百倍甚至上千倍。
稍有些常识的人大体都了解,在无论任何社会形态与社会形势下,如果按照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去看待贫富的分化,那么这一切都是无可厚非的,而我们如今的贫富分化所产生的过程,却是有违自然发展规律的,这过程的演变应当以“南辕西辙”来形容最为恰当。之所以冒犯典故,一是因为古人都明白的道理,我们却在装糊涂,古人说向南走或向北走都可以到达同一个地方,说明其至少明白向西走或向东走就不能到达他要去的地方,而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如古人;二是那个南辕北辙的人固然愚蠢,但他所犯的错误是量的错误,而我们的错误是质的错误。
中国是人口大国,仅在制造业这一领域就承载了两亿左右的劳动人口,其中中小型企业占到了90%以上,这些企业目前处境极其艰难。
在阿里巴巴上一年度公布的经营状况良好的网商名单中,有一个在广州开皮鞋厂的老板,这个网商的经历,可以说是中小型民营制造业的缩影。这个皮鞋厂的老板从2008年开始便在网上注册了一个商店开始做零售生意,这种现象大家应该已经司空见惯了,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奇怪的,民营制造业的工厂不去搞批发,反而开始做零售,这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由于网上零售竞争激烈,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皮鞋厂的老板将自己的主打商品的零售价格调整至比批发价只高出1块4毛.4元钱,即便如此,也只能勉强维持工厂的经营,并且这样做对于原本的零售商而言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传统的零售行业将会在网络与制造业萧条的双重打击下渐渐消亡。
在全球充斥着“中国制造”的今天,中国制造业何以萧条至此?如果这些工厂一旦大规模呈链式垮掉,将接连释放出难以计数的下岗职工并殃祸及其子女,这是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很难承受的数字。,早在2006年年初,就已经有人意识到了这种资源的掠夺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当一些学者对国有上市企业进行管理层收购以及银行业偏袒国有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的做法提出质疑时,这场资源与财富的争夺战就已经拉开了序幕。,令人遗憾的是,到了2007年,由于民间经济形势似一片大好,使得绝大多数人都被这表象蒙住了双眼,忘乎所以地的大量购买金融产品,最后被蒸发得的干干净净。2008年“神七”与房价同时升天,金融市场却如流星般坠落,将人们在2007年年底对其抱有的各类幻想通通击碎。相信除了“神七”以外,其余的这一切都直接影响到了人们最根本的利益。
制造业和金融业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只是冰山一角,住房、教育、医疗等等对贫富差距的扩大更是推波助澜,如此下去,社会结构必定失去平衡,乱象丛生。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如何缓解两极分化,成了今天各级政府所肩负的一个新的使命。
2.他们为什么富有——灰色收入知多少
2.他们为什么富有——灰色收入知多少
提到灰色收入,老百姓能够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贪官、腐败、红包、奸商,并大加声斥。,其实,这有什么好骂的呢?真正该关心的,是灰色收入和腐败问题对贫富差距的扩大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它是如何加剧两极分化的,这个问题必须要回答清楚。
现在网络上流行“晒收入”,工资、奖金、提成等等,五花八门。“晒收入”是个好的现象,使民众可以利用互联网充分的了解自己的收入水平,从而给自己制定更加符合自己的理财、工资规划,但对于有些人而言,这种现象的普遍流行如同瘟疫,十分可怕,因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民众对管理者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收入透明化”是民众对付灰色收入以及腐败的一招撒杀手锏,对此许多地方政府挖空心思想要避开。,从逻辑上分析,谁逃避,就说明谁心里有鬼,但老百姓就算知道他心里有鬼,又能怎么样呢?我们要把目光放在更实际些的问题上才行。
问题一,灰色收入会造成两极分化吗?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灰色收入。比如一个大学生,他的主业是学习,在学习之余他去打工赚钱,这笔收入算不算灰色收入呢?当然不算,因为这是凭借他的合法劳动换取的,只能称为额外收入。如果一个外科医生,在做手术前收了病人家属的红包,这就应该算是灰色收入了,因为红包里的钱不是他靠合法劳动赚取的,而是利用手中的手术刀勒索来的,你不给我钱?好,那我就不给你好好治病。这与勒索打劫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若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想,医生的做法肯定是不对的,我们肯定会诅咒那些收取红包的医生,但如果站在医生的角度去想,他又有他的一套道理,因为很多时候,是病人家属主动送他红包的,如果不拿,则家属会很不心安,而且这种荒谬的心理不仅仅体现在看病上,在很多行业都存在着,尤其是那些与民生挂钩的行业,像孩子上学或者考驾驶证,如果放在任何一个外国人身上,他是很难理解这种行为的。相信现在40岁以下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印象,那就是小时候经常被爸爸或者妈妈领着去班主任家送礼,并且那时的我们在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会反对、辩驳,但最后基本上都是以妥协告终,跟着爸爸妈妈送礼去了。
其实只要稍微冷静地的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灰色收入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一想,但凡能够产生灰色收入的行业,大部分都是公共行业,是那些跟民生绝对挂钩的行业。医院的医生收红包,让老百姓看病额外增加了成本;学校的教师收红包,让老百姓的子女上学额外增加了成本;驾校的考官收红包,让老百姓学车增加了成本;甚至去派出所办理身份证也要额外增加成本,本来一张证件照去照相馆只需要几块元钱,到了派出所就得好几十元块钱,成本增加了十几倍,而且你去别的地方照还不行;,办理护照也是这样,要是碰上无良的办事处,一张证件照往往要勒索你上百元块钱,一个人100元块,一千个人就是10万元,这笔钱哪儿去了呢?答案是全部流进一些人的腰包了。这些占有公共资源或公共权力的行业与部门勒索敲诈成风,这就无疑增加了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成本,本来100元块钱就能办好的事情,结果花了500元块钱还不一定能办好。,而普通老百姓的工资是没有灰色收入的,国家制定的最低工资保障政策里并没有计算到灰色收入给老百姓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我们的老百姓生活消费成本永远都是被低估了的。
灰色收入不但导致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成本被低估,还造就了一大批隐形的富豪。比如一千个人去医院看病,每人送一个500元块钱的红包,这对当中每一个人而言并没有损失多少,大多数人都不会因为这500元块钱而变穷,但医院就因此获得了50万元的现金财富,大众的钱就这样变到了有钱人兜里。
简单笼统地的总结一下,在穷人越穷的前提下,富人才能越来越富,虽然其中的经济结构很复杂,但在这里我们可以先把它看得简单一点,就当作零和博弈来对待,其演化过程令人感到既即可怕又可悲。
问题二,羊毛出在谁身上?
腐败问题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反腐败也不需要给老百姓讲,你是耕田的,我是卖菜的,咱俩怎么搞腐败?老百姓需要知道的,是如何正确认识自己与腐败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才会出现更有力的民调,利用理直气壮的民调作为舆论攻击导向来打击腐败问题,这才是民众的力量所在,单是用八股式的长宏篇大论讲反腐,老百姓又怎么会关心呢?
先看一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仅2009年一年,在公务员公车、旅游、吃喝方面的财政开支高达8 000亿元人民币,而同年度国防军费开支为5 000亿元人民币,国家财政教育方面投入费用为1980.62亿元人民币,保障房建设投入资金为4 000亿元人民币,社会保障资金安排为2 930亿元人民币,投入医改资金为716亿元人民币。
不知道大家对这组数据有什么感想,义愤填膺?声讨笔伐?有用吗?我们需要理性客观地的分析。8 000亿元人民币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不能算是一笔钱了,已经有资格被称之为一笔资源了,那么这笔资源是从哪来的呢?这里暂且抛开国际经济贸易层面不谈,这8 000亿元人民币的主要构成大致是税收以及地方政府卖地所得,于是这个问题便有解了。先看税收,虽然各行业纳税比率互不相同,但在国内市场上什么行业最赚钱呢?答案是房地产、能源行业、基础设施建设行业,这些行业最赚钱,自然上税最多,而他们上的税就来自老百姓,房价飞涨、油价飞涨、天然气价飞涨、电价飞涨、高额过路费等等,哪一样不是老百姓在负担呢?再看卖地,这更直接,就是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罪魁祸首之一,低价越贵,地方政府收益越高,房价也就越高,最终还是要摊派在老百姓头上。由此可以下结论,被吃掉喝掉的这8 000亿元人民币没有一分钱不是来自老百姓,羊毛最终还是要出在羊身上。
再来看一组数据:据官方广义统计,目前我国有公务人员1 053万人,美国有2 403万人,而仅在2009年我们的公务开支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19倍。
如果用8 000亿元除以1 053万人,平均每人其实花不了太多,一年下来大约也才76 000元,从这个角度看,如此的庞大的公务开支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各类机关单位过于臃肿肥大而造成的。腐败问题加剧贫富差距的扩大,这与灰色收入的本质是相同的,但腐败问题还会造成穷人的仇富心理加深,这是一只从思想上将两极分化拉开拉大的无形黑手。,长此以往,则必定会形成巨大的不稳定因素。,某些官员一顿饭可以吃掉一个下岗职工几个月甚至一年的薪水,一次用车可以消耗掉一个普通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用,有的官员在酒店或者洗浴中心里享受一两个小时所花费的钱,足以供一个贫困的儿童念完小学,这种荒诞行为就有些令人恼火了,完全是建立在权力垄断基础之上对穷人人格的蔑视。腐败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解决,其中问题盘根错节,但腐败分子们应当注意一些,不要总是向大众以及穷人们展示自己骄奢**逸的生活,这样只会被老百姓诅咒,不会有人赞美的。
社会病了,需要慢慢调理,而许多别有用心的人非但不设法医治这个社会的疾病,反而要不断地的让它恶化,这有些不可理喻。放眼中国,有几个富人是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别墅豪车呢?自己的钱本来就来路不正,没有人问你追究你就已经很幸运了,居然还不低调。,那些没有钱、没有家庭背景、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的人不恨你才怪。,不能再这样刺激穷人了,中国当下内部各阶层之间最需要的不是为奥运或世博的开幕拍手欢庆,而是要想些办法为底层人民降降火,多把实力用在老百姓身上才能换来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想引用李志宁《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忧虑》当中的一句话作为结语颇为合适:,“一个公然腐败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3.他们为什么贫穷——廉价劳动力是福是祸?
富士康的跳楼事件阴云未散,又有专家发出谬论,认为跳楼事件说明了当下年轻人吃苦能力的下降。暂且不计较这些,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的事件可以说是给这个浮躁的社会注入打了一针鸡血,让它再一次的“跳”了起来。
“哇塞,好惨啊呐!”,“天哪呐,简直灭绝人性”……这就是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震惊社会之后大部分网友对员工以及工厂的评论,几乎全是这样的慷慨愤辞陈词,想必说出这些话的人自己生活应该蛮不错的,甚至可能是国外海外华侨,没有在中国待过,否则你有必要这么感慨吗?富士康的事件本来应该成为一个引发国民思考自身劳动价值的药引,让大家通过这个事情去思考,去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结果被我们可爱的网民搞得乱七八糟,说什么的都有,但归根到底无非一个“惨”字,我们有必要去讨论富士康的员工究竟有多惨吗?人都给逼得的跳楼了,我们再去关心他活着的时候有多惨,这就是我们最爱干的事情。
在这里真正需要我们去分析解读的,是中国廉价劳动力对老百姓而言究竟是福是祸。如果说过去国家政府对普通劳动力被残酷压榨的现象还不是很了解的话,那么现在也一定是洞若观火了,可是廉价劳动力却仍任然被允许存在着,非但允许,而且还鼓励它的壮大,所以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不得不牵扯到国际经济层面。
问题一,廉价劳动力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先看一组数据:2009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22072.7亿美元,世界第一,其中出口贸易总额12016.7亿美元,世界第一,贸易顺差1960.7亿美元,同比2008年下降30%,但仍然位居世界领先水平。
数据只是对结果的统计,不疼不痒,而过程却是比较痛苦的。我曾奔走过一些沿海城市,也曾亲眼目睹过所谓的“血汗工厂”。,事实上,在沿海大城市郊区的许多作坊式小工厂里,工人的生活并没有像一些媒体讲述得的那般夸张,其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相对建筑工人而言要优越许多,食住以及卫生环境都还说得的过去,诸如造裤子和造裙子的作坊,基本上是不会给工人带来什么污染的,除非存在印染工序,工人会接触酸性化学制剂,其余工作基本上不会带来健康隐患;沿海小工厂的老板们也并不算苛刻(相对国内范围比较),工人工作时间大约是每天12至14个小时,其中包括午餐与晚餐的时间。,工人劳动累了是可以稍作休息的,并且大多数老板在接到大额订单之后会给工人加薪或是施行计件加薪;每一个行业都有淡季与旺季之分,每当到了旺季,大多数工人都会选择自愿加班,老板也会额外加薪。这便是我所亲眼看到过的服装制造业的作坊,似乎没有任何一条能与传说中的“血汗工厂”相联系。后来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接触到了一群就职于山东烟台富士康旗下工厂的工人,他们中有一些人是从深圳富士康转调至山东的,从他们的口述中,我了解到富士康的工人普遍年龄在15到22岁之间,每日的工作时间普遍是15个小时以上。,当谈及年龄问题以及工作时间的问题时,年龄稍大一些的工友说道:,“还有一些(员工)是十三、四岁辍学的,拿着假(身份)证混进来的。”,“下班以后从车间到宿舍我们都是跑步,为的是能省下几分钟多睡一会。”经历了这次谈话之后,我开始将目光转向了那些大的企业,结果发现,原来真正的血汗工厂是那些有着国际化声誉的大企业,而非内地的小作坊,并且这些大企业几乎全都是在为某些国际品牌做代加工,我们如今钟爱的iphone、ipad等产品就是由富士康加工制造,依靠压榨本就已经十分低廉的劳动力实现其所谓的利益最大化,将产品出口给美国苹果公司之后,再被苹果公司以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卖给全世界包括中国。
跨国公司行为守则规定的工人加班时间标准是每周加班不得超过20个小时,但在中国,劳动法对于加班时间的规定是每周不得超过36个小时,而类似于富士康这类企业其工人加班时间早已远远超出这个标准,甚至已经超出了人的体能可以承受的范围。如果按照每周36个小时的加班标准计算的话,意味着平均每天必须加班5个小时,我们将一天的时间大致分作五份,减去15个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再减去5个小时的加班时间,再减去人类必要的三餐和上厕所的时间,还剩下什么?随着笔者对中国制造业的深入了解,发现富士康的悲剧在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中属于凤毛麟角,并且如果将富士康与其同类相比较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富士康其实还是十分人道的。美国劳工委员会曾对位于广东东莞的昆盈公司进行了长达3年的调查,之后发布了一份名曰《中国童工直面微软》的调查报告。昆盈公司全称为东莞昆盈电脑制品有限公司,属于台湾昆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资公司,成立于1995年,主要生产鼠标、扫描仪等数字产品,2008年收入大约4亿美元,而微软是东莞昆盈公司主要的客户,订单额大约占其每年出口额的33%。我们对于这样一家与微软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大公司,也许第一印象会是不错的,因为我们所接受的精英主义教育致使我们会傻乎乎的认为“大”就好,就像我们总是分不清面子与尊严一样。,事实上,这家“大”公司雇佣了大约1 000名16至17岁之间的未成年人,15个小时制一班,一周工作7天,生产摄像头、鼠标等其他电脑配件,部分员工看起来只有14到15岁左右,工人每周大约有97个小时在工厂,其中80.5个小时是在工作,工人们的报酬是每小时65美分,但减去工作餐开销后只有52美分(1美元等于100美分,工人每周可得4 186美分,按2010年人民币升之后的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约为2 763元),工人们被要求军事化操作,而且每时每刻都处于监控之中。,年轻女性员工在接受安全检查时常常受到性骚扰,工人们在上班期间严禁交谈、听音乐和去洗手间,能够自由活动的时间很少,且只有在规定时间才能离开厂房,通常14名工人共住一室。,微软的报告中所附照片显示宿舍一片狼藉,而工人们的洗浴条件也很差,工人还抱怨食物很糟糕,但昆盈公司在回应时称,工厂条件非常好,并完全遵守中国劳动法。
在我对中国的制造业工厂有了新的了解之后,愈发觉得匪夷所思,如果上述种种是发生在某个不为人知的黑砖窑里或是地下传销窝点里,似乎更能符合我们的世界观。,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那些披着国际化外壳的大公司里,这是中国劳动力输出型导向并屈从于国际市场经济的结果。加之前面的数据,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在工厂拼命压榨劳工的情况下,其盈利状况是比较理想的。这是一个民族集体性丧失人道主义崇尚金钱的结果。
问题二,廉价劳动力会拉大贫富差距吗?
在富士康事件以及其引申出的廉价劳动力的问题上,罪恶之源应当是纯资本而非行政权力。根据摩根士丹利的计算,中国工人每小时的产出是美国的21%,但工资只有美国的11%,而富士康给工人涨薪30%的同时,中国几个省份的其他一些公司也将工厂工人工资提高了逾20%,这个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而言当属十分美好的结局,恰恰说明了政府和舆论干的预的效果,否则怕是连3%都不会有的。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戴维·.皮林在一篇名为《后富士康时代》的文章中写道:后富士康时代一个若隐若现的趋势是,长期以来一直对劳工组织感到不安的中国政府对工会的容忍度提高了。广东省已提议通过立法,允许工人进行集体谈判和派代表进驻企业董事会。,由于在粤投资的中国香港企业的大力游说,此项改革已陷入停滞,但此前曾将广东省作为改革试验基地的中国政府,似乎希望能够增加工人的权利。
在任何时代,资本的力量都是不能小觑的,当资本家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会向政府施压,广东欲成立工会模式被资本家游说最终陷入停滞就是最好的例证。商业资本为什么会反对成立工会制度呢?因为那妨碍到了他们的利益,会让资本蒙受损失。,如此一来,答案就变得十分清晰了,商业资本要想多赚钱,劳工就必须永远处在最底层被压榨剥削,一旦劳动力不再廉价,那么制造业资本运作就必然会增大成本,所以资本家会比政府更积极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因为通过压榨劳工降低的那一部分成本几乎都进了资本家的口袋里。在这种状态下,从事制造业的工人不会更穷,但会一直这样穷下去,而老板们则会越来越有钱,尤其是和国际品牌合作的那些工厂老板们。
问题三,我们有没有人道主义和民族保护主义的概念?
其实一家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企业,为了满足其上家的需求而提高工作效率,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当为企业创造利润的员工们用自杀的方式向管理者做最后的告别时,能否表示些怜悯呢?结果是怜悯也没有,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直到死的人多了,才不得不作做出表示,而且表示之余还要营造出一种自己被刁民围剿的假象,这样做就很不对了,杀了人还要想方设法为自己的道德情操开罪,这种杀人无罪的流氓文化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东晋的时候出了个伯仁之死的典故,但那时的人起码还知道忏悔,还会因此而悲痛,到了现在不要说忏悔,连一点点不自在都没有,我们的道德沦丧至此,让人还能说什么呢?
作为管理者们,读MBA,去美国欧洲度假,自诩先进文明,但搞到最后搞出个血汗工厂来,这还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类似于富士康这种企业并不是没有能力去改善这一切,员工提出的要求都是建立在企业能力的基础之上的,如果靠看洋人脸色来赚取财富的代价是摧残自己同胞的精神意志和牺牲自己同胞的性命的话,那就真的是一个很冷很黑的笑话了。
中国过去有杨白劳,美国、德国、日本也有杨白劳,这是历史的必然。但美、日等国家却从未出现过哪怕一个因为别国资本家的脸色而拼命迫害本国杨白劳的黄世仁,这已不仅仅是市场经济与国际市场环境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必须上升到泛民族主义的高度才能认清的问题,我们何时才能不压榨自己人的血汗而去赚取外国人的财富呢?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引以为豪的廉价劳动力实际上早已成为了中国在世界列强眼中的笑柄。世界历史上貌似只有印第安人、黑人和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人曾经以廉价的劳动力著称于世。,二战时,德国工厂里的犹太人都不曾承认过自己是廉价的劳动力,而我们如今正在以此为荣。
最后,我想讨论一下某位专家的谬论:自杀说明了当代年轻人吃苦能力的下降。能够说出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伟大理论来,不得不让人敬佩其作者深刻的思想性。对此我想说,如果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体到工人朋友身上的结果就是为了让他们对各种痛苦的承受能力增强的话,这就令我无法理解了。其次希望大家搞清楚精神的压抑与生活的艰苦这两者是存在着很大区别的。,白色恐怖为什么不叫艰苦恐怖,道理是一样的,而且鼓励人们去承受这种精神的压抑,也并不见得就能使我们变得富强起来。,自鸦片战争起,我们压抑了百余年,富强了么? 西方列强的崛起,估计也不是因为压抑和疲劳所导致的。不要拿“大跃进”时代、饥荒时代的国民艰苦程度和今天相提并论,这是不切实际的比较。,倘若鼓励人们拿出建国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吃苦奋斗精神,那是否意味着生活水平也必须回到那个时代,否则人们怎么会有那份动力呢?快饿死的人只希望能有一个馒头,有了馒头的又渴望有菜肴,现在国家渐渐的富裕了,一些被供在庙堂之上的专家却建议让穷人继续吃苦受罪,这很无耻。
从富士康员工的死,到专家议论年轻人吃苦能力的减弱,再到工人生活条件以及待遇情况的似改未改,包括事后无责任人的现象,无不深刻地的说明了我国当下社会底层劳动者所处的位置是何等的卑微,这非但不是一个世界级企业应有的面貌,且还是带有原始资本主义味道的旧式剥削,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教科书中才有的资本的黑暗面,甚至可以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令政府疲软以满足自己的利益。,如此长期往反复,中国制造业各大巨头必定纷纷效仿,对工人的死亡或其他它伤害必然有恃无恐,这无疑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用金钱否定人道的荒谬行径。
4.穷人就该买不起房?
在面对经济泡沫的时候,人们从未找到过可以试图躲避的方法——格林斯潘
房地产是鱼翅,鱼翅再贵也不是泡沫——任志强
意**可以躲避泡沫——笔者
当我们进入21世纪初的时候,20上世纪末的种种梦想成真给我们带来的狂欢已经接近了尾声,但上天似乎不愿就此作罢。,于是,房地产出现了,它令这个渐渐清醒的社会又一次失去理智的**了。
如今房子已经是老百姓最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老百姓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动机和目的很简单,那就是想搞清楚房价在未来会涨还是会降,以便确定自己该不该买房以及什么时候买房。但是在经济学家的眼里,中国的房地产早已成了《哈姆雷特》,一千个经济学家会有一千种观点。还有一些人谈房地产谈成了经济学家,比如任志强。一个地产商在盖楼之余偶尔聊聊经济这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有些言论很容易误导大众,尤其是在这个空前浮躁的社会里,普通老百姓忙于生计,是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去思考的,再加上我们的精英主义观念作祟,老百姓很容易轻信那些名人的言论。
用一些名人的名言作引子,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房地产市场的几个问题,透过这些问题,我们如果能够看清房地产市场的现状和高房价的本质,那么老百姓心中的许多疑问自然就会迎刃而解。
问题一,房地产是鲍鱼吗?
任志强作为一个商人,需要考虑的是利益,商人的本职目的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而不是去救济穷人,所以他没有错,相信绝大多数和他一样的地产商也都是这样想的。
在这里,我们不讨论商业用地和政府用地,只讨论住宅用地,那么请问大家思考一下,盖房子是用来做什么的?有人回答说当然是用来给人住的,我们假设这个答案是对的,那么房地产怎么可以被当作做是鲍鱼呢?任志强没有错,因为他盖的是商品房,他的责任是挖空心思的把商品房盖好,让有钱人住着舒服,而不是去给穷人建保障性住房。,如果任志强没有错,那么究竟是谁错了呢?我们来看一组资料:1998年,国务院颁布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23号条例,规定80%为经济适用房,10%为廉租屋,剩下的10%为商品房,内地正式出现了可以自由买卖的产权房;2003年颁布了18号条例,将原有的经济适用房变成了带有保障性质的商品房。
1998年可以说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春风解冻的一年,10%的商品房成为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在90%是保障性住房的前提下,这10%留给富人可以说是非常合理的。,老百姓自己有房子住是不会抱怨的,有钱人买高档商品房,那是人家有本事。但好景不长,2003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全面转化为商品房,从此老百姓的住房就不再是由政府保障,而是必须去开发商手里购买,老百姓和商人做交易,可能讨到好处吗?回望一下,从1998年到2003年,5年过去了,房子并没有过太多地的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从2003年到2008年,又一个5年过去了,房子已经成为了严重影响老百姓生活质量的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