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这儿到了夏天，干吗会来这么多人呢？您的这个小旅馆不也挺兴隆的吗？”
“哎呀，可别信那一套，这么小个日本，哪儿不靠海呀，这些人一说去南国，真觉得是出了国，再加上坐一程飞机，他们就乐坏了，全是虚的，都不是真的！”
本来，在日本小旅馆里做事的人一般都是不太开口的，见了客人说欢迎的时候，也是那副被训练了好几遍的面孔，扬眉，上挑嘴角，两眼眯缝起来。不管是门房，还是身穿和服的女人，他或者她能把最大限度的迎宾笑演示到位就算十分了不起的工作了。可这位老门房倒好，跟我说这些话是他的牢骚呢，还是他的嗜好呢？ 我一时没有多想，只觉得这位长者跟同样职业的其他日本人似乎不同。
后来的那几天，我几乎每天都从小旅馆走到海边，下海游泳，还租上一条亮黄色的舢板，学着别人的样子在海浪里飞舞，其快乐自然不是老门房说的那种虚假，南国还是拥有一番迷人的景观的。再后来，我又碰见过老门房，见他总对我笑眯眯的，心里觉得挺舒服。尽管他一直坚持说，这个南国是日本人自己虚构的概念，可他从来没有反对过大家到这里来度假，而且，他在我临走的那天握着我的手说：“明年再来啊，我可等着你。”这时，他的笑脸变得相当可爱。
第二年，又是一个酷暑，我准备再去南国，于是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小旅馆。电话的对面是一个细声细语的日本女人，我跟她交代了什么时候到宫崎，还希望她安排一辆汽车到机场接站，她一一应答，并说马上就安排。听口气，她似乎是小旅店的老板娘。最后，我问她那位老门房是否还在，不料，她忽然提高了嗓门说：“他呀，早就不在这儿干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声音是十分生硬的。
阿富的邻邦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和阿富一同周游日本的话，也许我的文字表达依然会萎缩在某一框架之中。无疑，这类框架当然是可分的，有时也是可塑的。尤其对我这样用中日双语写作的人来说，可分与可塑近乎一场斗争。本来，中文之于我只是一个天然的状态，哪怕没有用心记住单词，从出生的那个瞬间起，每天的语音和万物的表情都是让我说话的资源。天生俱来的语言应该是母语，相比之下，日语之于我的存在却是另一番场景，日语是被人移植进来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而且曾经抗拒过老师那种填鸭式的外文教育，所以日语是冰冷的、无情的。
但凡有如此感受的人，无怪乎是头脑里积淀了许多印象，其中包括记不住语言时的焦急和记了忘、忘了又记的懊恼。不过，时间不会顾及这一切，尤其在移居日本十多年以后，我开始隐约地发觉，语言的可塑性往往是从冰冷与无情中诞生的。
文章一开头提到的阿富是我的好朋友，比我小10 岁，这次到日本来只是一位游客。阿富爱好艺术，日常的工作总是跟电脑、数码和平面设计打交道。据说，这次冬季到日本是他第一次离开祖国。日本的汉字尽管好认，但阿富对日语一窍不通。于是，我们的周游由此组合，一边是通晓日语的我，有时因为熟知而感到困惑，甚至会觉得中文受伤了。另一边是不懂日语的阿富，但他拥有绝对的新鲜感，好比是一只飞起来的燕子，不落地就不会有第二次飞翔的可能。
我们周游了10 天，这期间，阿富手中的数码摄像机始终是握在手中的，不仅握着，而且在看中某个光景的时候，他就开始拍摄，为了不引起路人的注意，他的摄像机只是低垂于腰间，有点像买完东西满载归宅的感觉。在东京路过一个弹子机的娱乐场，他像一缕青烟一下子飘进去了，那里面的嘈杂声对他而言就跟假的一样。在京都，我们偶遇艺伎在小路上碎步行走，他随即跟上，从容地拍摄艺伎的双脚，还有艺伎涂白的漂亮脖子。在名古屋一座墓地，他好奇日本人为什么不把死人的骨灰收好，反而一律都埋葬在墓地的石碑下。仅仅是好奇也作罢，他还轻轻地揭开石碑，居然从下面看见了尸骨留下的一串牙齿……
阿富一直是这样，话少，动作也不快。说他文静，有时也不。比如，他见艺伎冲他微笑的时候，他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可是过了好几天，在马上就要离开日本的时候，阿富突然跟我说：“日本的艺伎，她的笑真甜啊。”
还有，从墓地发现尸骨以后，他当时并不吃惊，甚至有些若无其事，可同样也是在离开日本的时候，阿富说：“这日本人挺狠的，那么多尸骨就在城市中间放着，他们晚上难道不怕鬼魂吗？”
对此，我没有答复，只是说墓地一般都修建在寺院的附近，为的是让死人靠彼岸更近一些。阿富若有所思，有点儿感慨，他小声说：“这太无情了，这太冷了！”
装蹄师的一生
我喜欢看日本的赛马，但不是赌马徒。我看马的迅捷，同时也看它的沮丧。有时一匹好马得了冠军，绕场凯旋的时候，全场掌声雷鸣，尤其是众人歇斯底里的叫喊声，大概是我到过的所有公众场合中最热烈的。至于败北后沮丧的马，你可以看看它的马蹄，那种失去了光芒的金属感令人心里不是滋味儿。
赛马必备“装蹄师”，有的师傅干了一辈子，一生都在为赛马装马蹄，别的几乎什么都不计较。告诉我这些事情的是一个日本的中年男人，他是我去北海道的时候在一家小酒馆认识的。当时外面的气温是零下十四摄氏度，对于怕冷的旅游者来说未必是出行的好季节。当然，这样的季节是不会有赛马赛事的。
中年人说他冬季没什么事情干，打算到暖和点儿的东京闯闯看。
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家业？” 他沉默了一会儿，答道：“我可不想继承我父亲的那个行当，整天给马装马蹄。”
装马蹄实际上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当然，这样的观点是不用我提醒的。中年人从小看着他父亲为马装马蹄，嘴上说不愿意，但话一说多，他定会流露出对父亲的羡慕之情。北海道牧场的男人很多都是像他这样的性格，嘴上埋怨，但心是暖暖的。
为马装马蹄最重要的是把握好马蹄边的位置，因为马蹄是用金属做的，必须用钉子钉进去，一旦钉进去的角度发生偏差，那就很容易钉到马脚的神经上，造成马的灾难。中年人告诉我，他的父亲为了把握好马蹄边的位置，经常抱一床被子住到马棚里，有时还跟马嘀嘀咕咕，也不知道他跟它都说了些什么。到了第二天清晨，马要装马蹄了。
按理说，这要靠人用力拢住马腿，叫它动弹不得，然后安静地装上马蹄。
可到了他父亲这里，没等马蹄拿过来，那匹马就慢悠悠地走了过来，对着他的父亲鞠躬，表现出十分亲昵的样子，然后，他父亲一个人就把马蹄给它装上了。我问中年人：“这么神奇呀！难道你不喜欢马么？”
中年人叹了一口气，抽了一口烟，声音低沉地说：“倒也不是，我父亲给马装了一辈子马蹄，可由他装的马从来就没赢过一场比赛，老是跑输。有人怀疑他老是想着马怎么舒服怎么装，压根儿就没想过赢得比赛。”
“能有这样的事儿？”听了他的话，我多少有些怀疑。过了小半天，中年人不说话了，一直到我要离开小酒店的时候，他忽然跟我说：“我虽然不跟马打什么交道，但我儿子发誓要继承他爷爷的事业，他现在上小学六年级。每到夏天，他就天天跟他爷爷一起睡马棚！”
说完，中年人坐回到座位上继续喝他的酒，而我，一个人推开小酒店的门走回了饭店。
北海道大叔的真情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我一直记着，有时还记得十分清楚，历历在目。
二十年前刚到日本的时候，我去的是三重县，在乡下租了一间很旧的木板房，位于一片稻田的中央。夏天的晚上我根本睡不着，因为遍地的蛙声，空气也使人烦躁。当时我很想去东京看看，却又没有钱，干脆下了决心蹭车！
这是年末，一个寒冬的日子。
我站在高速公路入口处的边上，双手举着一张牛皮纸的牌子，上面用日文写着：“谁能带我去东京？”
等了四十多分钟，车流如水，但没有人理睬我。
终于，有一辆大卡车停到了我的面前。司机大叔打量了我一下，没说什么，挥了一下手就让我上车了。驾驶室内有一张床，平搭在他背后，床垫子是一块榻榻米，还散发着嫩草的香味。
一路上，我用不太流利的日语跟他聊天，才知道大叔是从北海道来的。冬天冷，零下十四摄氏度，北海道几乎没什么活儿可干。他是司机，算有一份手艺，跑出来打工，每天从九州往三重县拉土，说是为了种大米用。九州的土有火山灰的养分，有利于大米的种植。
北海道大叔的大卡车上装有无线通讯设备。他总是戴着一副耳机，手里还拿个话筒，时不时就喊两声，还吹很响的口哨。耳机里传出的声音听上去也很粗野，有男人的声音，也有女人的声音。
大卡车在高速公路上飞奔。我犯困了，迷迷瞪瞪，就势睡到了他背后的**。北海道大叔笑笑，没说什么，嘴巴里露出一枚十分精致的金牙。
也不知飞奔了多长时间，大叔突然把我叫醒了，他说：“小伙子，醒醒吧，往车窗外面看看！”
我急忙看出去，只见对面的高速公路上一辆接一辆的大卡车都亮着车灯，一闪一闪的，而且跟我们错车的时候还一起鸣笛。
夜已经很深了，高速公路像一条黑色的河，闪烁的车灯犹如天上落下来的星星一样。
北海道大叔说：“小伙子，这是大家在跟你打招呼呢！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工友，刚才你睡着的时候，我用无线电跟他们打了招呼，说我的同路是个北京小伙子。哈哈……”
我望着眼前美丽的夜，似乎已无法辨别这是现实中的景色，还是好莱坞大片当中的经典场面。
等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北海道大叔握着我的手说 ：“北京小子，欢迎你来东京！”
旅居日本二十多年，北海道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一位友人的神秘死亡
这幅画是我在他生前的时候为他画的。他就是这个样子，嘴巴歪歪的，笑起来挺可爱，发起火来一点儿也不可怕。
昨天深夜我得知了他的死讯，是他太太告诉我的。他死亡的地点是澳大利亚以东的海域上，养殖金枪鱼的大网当中。
说起来，他是我当年做鱼虾生意时的伙伴，一起出过海，还一起在新西兰的一个小渔村住过一段时间。当时是夏天，他每天都忙忙碌碌的，说是为了养殖金枪鱼而忙活。我不太理解，原以为他只不过是一家渔业公司的普通职员，后来才知道他是一所水产大学的讲师，到渔业公司是为了研究和试验。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他的身份，身份对他似乎无所谓，这些事情我还是从他上司那里听来的。有一回去他公司的东京总部，趁他出去上厕所的工夫，他上司偷偷告诉我的，十分神秘的样子。
他的研究每隔两年进行一次，每次他都要在海上住一段时间。具体是住一周，还是住两周，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他老说：“我要搞一次金枪鱼的革命。让不可能养殖的说法见鬼去吧，我非得让养殖的金枪鱼活下来不可！”
金枪鱼是日本人爱吃的生鱼片当中最普通的一种，而且消费量也是最大的。他的想法在当时吸引了大批商家的关注，他本人好像也成了神仙一般的人，大家叫他“金枪鱼先生”。他笑起来嘴巴总是歪的，不晓得金枪鱼的嘴巴是否也歪？
他听我这么跟他打趣，十分开心，说得高兴了，他会笑出泪水。
阳光下他的泪水显得很亮，发光发得挺厉害。
关于他的故事其实还有许多可讲的，不过当我听他太太说了他的死因后，总觉得有些神秘。他太太说：“这么多年，他一直在研究养殖金枪鱼，每次都用拖船拖着一张大网，然后观察那些鱼苗的成长过程。当然，鱼苗一开始是在海边培养出来的，但要长大的话就必须往深海里拖。他发现，每年收成的时候，总有几条很大的金枪鱼会死掉。
他不信这个邪，于是这次他一头跳入了大网里，尽管穿了十分专业的潜水服，他还是没能浮上来。后来，我听他的同事说，今年的金枪鱼一条也没有死。”
以后有时间，我还想写一些细节。因为我觉得，自打认识他以后，似乎总有一股怪力，以至于让我一看到替他画的这幅画时，都会忽然感觉他在某一个地方还活着。
为死者守尸六个小时
他的死很突然。那天他儿子给我打电话，只说了几句话：“我父亲今天去世了，他生前曾让我转告给你，希望你参加他的葬礼。”
他生前是开点心店的，浑身有一股十足的工匠气质。在一次品尝会上，主办方介绍他的业绩，说他为日本的传统点心工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最令人吃惊的是，据说他每天晚上都要抱着面口袋睡觉，目的是让体温能感知面团儿，这样能把面和到传神的地步。
有人说，生者对死者的记忆往往是非常现实的。无论生前的他有多么荒诞，等到他离开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日常是相当细致的，甚至也是十分精巧的。
时间很不凑巧，他的葬礼跟我回国的时间起了冲突，于是我打电话给他儿子，告诉他葬礼不能参加了，但“通夜”我一定去！
日本人死后至少要经过两个隆重的仪式，一个是“通夜”，另一个是“葬礼”。“通夜”要请亲戚好友一起为死者守尸。有的人到寺院的大殿去办，也有的人只在家里装扮一些黑白色的布就给操办了，理由是让死者在最熟悉的地方度过最后一夜！
他的“通夜”是在寺院举办的。当天深夜，我从神户赶到他所在的名古屋，就跟往常我找他去荣町一带喝酒一样，没有特别意识到他已经变成了彼岸的人。
“通夜”是在一片肃静的气氛中开始的，起先没有听见一丝声响，哪怕是众人的呼吸我也没听见。他横躺在棺材里面，从中泛出一股郁金香的味道，做点心时的工作服白白的，领口一点儿褶子都没有！他的面孔从棺材上方的一个窗口里面露出来，脸上显然涂了厚厚的胭脂，红红的，但没有光泽，有些像寺院墙壁上的灰瓦浸透在阳光里的色彩一样。
他是安详的，有时看上去甚至是快乐的，就像他的幽灵已经跟我们一起痛饮一样，别的我无话可说。众人围绕在他的棺材周围，说笑的、聊天的，就连一位父亲陪他的女儿在一旁复习功课的情景都跟死者的这道风景相互呼应，以至于叫我分辨不出死者与生者的界线。
当晚的一个通宵，到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因为见到死者而悲伤，他或者她都没有流泪。“通夜”仿佛是一座为死者与生者而架起来的桥梁！
我算准了时间，只跟他，还有到场的大家待了六个小时就告辞离开了。因为日文“六”的发音是“Roku”，按日本地方话的意思是说“正儿八经”。我信这个说法， 而且，他生前动不动就喜欢用这个词。
另外再补充一点：日本人把“死尸”称为“死体”。在日语中，跟“死尸”一模一样的汉字排列似乎很难找到。
我课堂上的日本老人
二〇〇七年，我在京都的立命馆大学主持了一个名为《都市与农村》的专题讲座，主要讲采访许多乡村的感受。所谓“乡村”，一大半是日本的乡村。任期半年，课时十四节，每节九十分钟。
除了日本的国家节假日和我回国出差不得不休讲以外，大致每周上课一次。有课程的时候，我一般都提前去大学，喜欢到图书馆扎进一堆大学生当中，读读书，读书读累了，哪怕打个盹儿也感觉年轻了。
无论哪个国家，中国也好日本也好，但凡是个大学，基本上都是青春的象征！
有时观察一些老教授走路，他们走在校园里脚步显得轻，走到校外的大街上脚步就显得重。这或许是我个人的错觉。
上周，我跟往常一样去了大学。分明是五月天，气温却跟七月时一样，天气预报说京都市内的温度已经高达三十二摄氏度，天气越来越不正常。我走进了教室才发现中央空调还没有打开，坐满一百多名学生的教室像蒸笼一样。加之教室并不是阶梯教室，每个学生差不多都是肩并肩地坐着，贴身的距离也使得室内升温。
我跟教务部门商量，问可否打开空调。对方回答说：“眼下还不行！”
据说，日本政府正提倡节能，校方使用空调不仅要设定季节的限制，而且每天的时间也要被锁定，不可任意使用。看来，提前热起来的老天偏跟我们作对！
学生开始抱怨，尽管我拿着麦克风跟大家解释，但看上去听我解释的学生并不多，教室里唧唧喳喳，有些混乱。我让一位坐在窗边的学生打开窗户，可没想到窗户一打开，全是外面施工工地上的吊车轰鸣，噪声四起，越发叫人觉得热，热得闹心。而且，烦！
教室里的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分钟。说老实话，我不愿怪罪学生，正想用委婉的词说服一下他们，这时，教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了。
一位老人满头大汗，两手扒在一架电动双轮车上，他的头略微昂起来，向我也向教室里的学生们致意，然后跟在双轮车的后面，两腿缓慢地往前迈，一步一步，看上去不是很习惯的样子，走起来也很吃力。
有位女学生站起来想要帮老人一把，被他笑笑谢绝了，仍然坚持自己走。
教室里的唧唧喳喳戛然停止了，包括我在内，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老人的身上。在我们看来，老人也许是步履艰辛，但他的表情没有一丝苦痛—尽管汗水在流，一直流到了他的胡须上。
他坐到了前排，用眼光告诉我，他的手里有一张给我的纸条。我赶紧走上去接过来，打开才知道，这张纸条是写给我的，同时也是写给同学们的。于是，我拿起麦克风说：“同学们，老人给了我一张纸条，现在念给大家听一下。”
我稍微停顿了一下，开始念：“毛先生，我叫中川平三郎，今年73 岁。
我从小是养牛的，乡村的家里还有二十头牛。我很早就失去了太太，她因病去世了。我们有个女儿，她是一个很棒的畜牧兽医。我两年前得了帕金森病，弄成现在这副寒碜样子，话也说不出来，真是难为情。
我的晚年时光不会太长，但就是想听乡村的事情，所以我才上了这所大学当旁听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但我会咬牙拼命坚持的。给先生和同学们添了麻烦，还请多多包涵。拜托了！”
念完这张纸条，我发现教室里相当安静，再没有哪位同学因为天热而抱怨，也没有哪位同学因为不开空调而嘟囔。教室的窗户是关着的，大家流了汗。
一直到我上完这节课，整个教室还是安静的，安静到了近乎异常的地步！
天草少女之歌
我遇到她们是在去往九州的旅途中。我先坐客货船从神户出发抵达北九州，然后租了一辆汽车一路往西开，一直开到熊本县的天草。
在一条小河的旁边，一座小石桥的上面，她们向我走来，问我：“您是旅行者吗？”
我当即答道：“是的，昨天从神户坐船，今天早上刚从北九州开车过来。”还没等我的话音落掉，她们一齐说：“您辛苦了。”
仔细看去，她们的胸前都有一块牌子，上面好像写着学校和她们自己的名字。于是，我问她们：“你们是高中生吗？”
“是的。”她们的嗓音似乎比刚才大了一些，笑脸也露出来了。
不用说，按照我到处游走的经验，她们是高中的实习生，专门为旅行者做义务向导。
“你们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我是旅行者呢？”
她们听我这么说，好像有些吃惊的样子，但很快，一名矮个子的女学生说：“看你拿着照相机，看什么都挺好奇的样子，所以我们觉得您像旅行者。”
这听起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是对刚到一处陌生地方的人来说，来自对方的猜测或许是一个小小的惊奇。因为从这个惊奇开始，他可以有人说话了，除了眼睛的观察，还可以用耳朵聆听，旅途变得丰富起来。
天草是一个地名，这美丽的名字让我想起曾经去过的北海道，那边有一个小岛，名叫“天卖岛”，岛民都是从事渔业的，不到两百户人家的样子。据说天卖岛的名字是从阿伊努族人那里取来的，所以听上去有些稀奇。那么，天草的地名是否也有来源呢？这是我问她们的一个问题。
她们告诉我， 《古事记》里面的男岛和女岛就是现在天草的上岛和下岛。上下两个岛原本是一起的，后来海水又涨又退，将其分割成了两个岛。天草的“天”字实际上是“天的孙子”的意思。她们一个人跟我这么说，一个人手指大海的方向让我往前看。可惜天是阴的，灰蒙蒙一片，很难看出什么名堂。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装出了看得十分清楚的样子，感谢她们的解释。
遇到她们的热情和那种在大都市里很难看到的笑脸，真叫旅行者高兴。日本的乡下实在是比城市有情调得多。
“天草少女”将成为我游记里面的一个篇章。随着都市生活越来越长，我向往这些地方的旅行愿望也变得越来越强。
我在天草住了两夜，回程坐的是小飞机。在机场候机的时候，我居然又遇见了她们，当时她们正帮年老的旅行者拿行李，看上去很忙。
于是，我也没有再打招呼。一直到坐上飞机从机窗往下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似乎还在寻找地上的她们。
直子的微笑
直子是一个叫我吃惊的日本女人。认识她是在朋友举办的Party 上，当时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少妇，肥厚的嘴唇上涂着深色的口红，说起话来眉飞色舞，柔软的手如流水一样在眼前**来**去，尖利的指甲跟口红一样也是深红色的，有时会让你想起北京菜市上经常叫卖的猪血。
直子说她现在的日子都是跟公公一起过的，丈夫早出晚归，在家里就像一股烟，不用等多长时间，他的影子保证会消失。公公的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每月总会有几次非得直子陪他上医院不可。
“那你婆婆呢？”我问直子，光听她这么说觉得挺别扭。
“老太太死好多年了，在我嫁到他们家以前就已经死了，现在连魂儿都没地方找！”她的话有狠劲儿，发音也不像日本女人特有的那种假嗓子。不难看出，直子平常很少这样讲话。当然，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我觉得她把我看成熟人，说起话来似乎没有什么顾忌。倒是后来，我才听别人说她知道我是个书生，整天爬格子。据说，她在认识我之前就仔细读过我的书，而且还向她的朋友推荐。不过，这些事我压根儿就没有从她嘴里听到过。
直子是一个心重的女人。这并不是我跟她面对面交谈时的感想，而是她在某些具体场景里给我的印象。比如在我们初识的那次Party 上，她要么不说话，要么就是嗓音最大，尤其是笑声，简直就像一把锋利的日本刀划在黑板上发出的尖声。
“别看我说话不多，可想的比你多，你不想知道吗？”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似乎有些醉意，眼睛开始泛红。
“听你说吧。” 我一半敷衍，一半也期待，她想的到底是什么呢？
她持续了一段沉默，手中的酒杯至少往嘴里灌了三次，忽然开口说：“你是生人，我怎么会告诉你呢？”
她的话音很大，同时还带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沮丧。反倒是我，被她这么一说，好像在悬崖上被人推了一把，尤其是周围的人转头看向我们的时候，我的脖根子直冒汗。这个日本女人竟然拿我开涮！少说为妙，我只顾喝自己的闷酒，就把眼前的直子当做一块石头算了。
“ 婚姻是坟墓啊，是一个埋葬活人的坟墓。我嫁的是他，又不是他爸，凭什么叫我一天到晚跟他爸待着，医院的大夫都以为我是那老头儿的女儿。呸！谁家的女儿呀，我对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这样—他死的时候，我还在卡拉OK 唱歌呢……不，不对，我正跟别人在包房里**呢……真叫人向往，因为那人不是我现在的丈夫。”
直子的话近乎于自言自语，我装作没听见，朝四下随意张望，一直到她说了许多，我的张望都没中断。酒后的女人或许会鼓足勇气，再加上Party 上热闹的气氛，直子似乎停滞于一个非日常的空间之中了。
在那之后，我们又见过几次，一般都是在朋友的聚会上。当然，她的表情还是那副样子，有时愤世嫉俗，有时恍惚无神，高兴的脸上总是隐藏着一种难言的悲情。
再后来，有一天，我听朋友说她的公公死了。按照日本的礼节，我也参加了她家的葬礼。当我又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直子穿的不是黑色的丧服，而是一身妖艳的彩裙，高耸的胸间挂着一串发亮的珍珠，对每位吊丧的来宾都露出她的微笑。
左官绢香一天到晚画圈圈儿
绢香是一位美丽的日本姑娘，头发染得金黄，往阳光里面一站，你会觉得晃眼。有一回在东京的街头跟她偶遇，我们随便聊了一会儿。
当时日头高照，没说几句话，她就劝我 ：“毛先生最好往树荫底下站站。”
“为什么？”我有些纳闷地问她。
“站到阳光里，你不怕晃眼么？”说完，她笑了，笑声跟风中的银铃一样。当然，按照我的理解，这是绢香的幽默，她出其不意的一句话留给我的印象很深。
其实，跟她几次来往，光看她金黄色的头发也不值得多说，因为很多女孩子喜欢花枝招展，无论哪个国家的看上去都差不多。不过，她的喜好有时让我摸不着头脑。比如，身上的气味就是一例。起先我以为她喷了香水，而且肯定是那类欧洲的重味性香水。我不好意思问，只觉得鼻子酸酸的，有一股异样的感觉。绢香的观察力不坏，大概是我略皱眉头的表情触动了她，她突然跟我说：“一看您的模样就知道是闻到了我身上的怪味儿。”
“不怪不怪！”我急忙搪塞，语气故作坚定。她笑笑，紧接着说：“我全身都是土味儿，因为我是左官！”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的日本词，从绢香的嘴里听到的，或者还可以准确地说，是我从左官本人那里听到的。
所谓“左官”，其实就是刷墙工。日本的这个行业从平安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当时负责刷墙的工匠必须走旁门进皇宫，至于这个旁门是否在皇宫的左边，已经无从考证，但久而久之，左官这个名称和这个职业就流传了下来。随着现代都市楼群的建设，有相当一段时间，日本的左官无事可做，只能跑到运输公司帮人家扛大包，着实经历了一段郁闷的时光。
上述这些都是绢香告诉我的。我问她：“现在是不是变得好一点儿了？”
“是呀！”她高兴地说，“现在人们都注意环保，所以很多大户人家希望用土坯子垒墙，好像返古一样。”
据说，垒墙用的最好的土应该满足以下要求：土的上面有碎石，碎石的下面有细沙，而细沙的下面才是黏土。黏土的好坏左官一抓就知道。绢香说到这儿，变得信心十足。她告诉我，为了找到最好的黏土，她跟着师傅走过日本的许多地方。有一回他们走到了火山口的边上，为了了解黏土的特性，她还大胆地用舌头舔了好几下，发觉它热烘烘的，就跟她男朋友的拥抱一样热烘烘。
她说了许多关于左官的事，并且告诉我，她非常喜欢这份传统的工作。她每次一边搅拌黏土，一边往里加水，全身越是弄得土腥腥的，越觉得很有干劲！我还是好奇，直接问她：“当了左官，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她连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我会画非常圆的圆圈啦！”
那天，在东京跟她告别后，我脑子里总是盘旋着她画圆圈的奇妙回答。过了几天，我有些忍不住了，跑到图书馆去查了一下“左官”
的工作要领。书上介绍说：“刷墙的最大要领就是要学会画圆圈，大的小的都要画，这样才能把墙刷得均匀、饱满而光泽。”
也不知为何，过了一段时间，我有点儿想见绢香，盼望着什么时候能亲眼看一看左官画的圆圈。
梅田站台下的咖啡屋里的微笑
在大阪市内，梅田阪急电铁车站是一处人流汇集的地方，跟日本桥、难波、道顿堀、心斋桥齐名，是大都市的一大景观。每当夕阳西下，梅田的游览车就开始启动，把一对对情侣送往高空。微风拂面，恋人们相依相偎，有的竟然连续往返好几回，似乎要在暮色苍茫中直接把自己融入都市的夜景。这样的景象一般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游览车很高，像摩天大楼一样非得仰视不可。
天越晚，都市的灯火就越亮，抬头看不见天，路人的视线好像被城市的光锁住，很难向远处伸展。海风习习，街景深处的音乐隐隐地传出来， 丝丝缕缕，若隐若现，油然而生一种喧闹中的安逸感。虽然置身于闹市，但这日常的嘈杂似乎不像往常一样令人生烦。 每当遇到上述心境，我总会想起梅田站台下的咖啡屋，只要一坐下去，就有一种安闲的感觉。起先没细想过，只觉得那是疲劳一天的缘故。可后来，我把自己当做一个游客，而且是外来的，语言也不是很流利的那类。
这时我才发现，能够叫我感觉安闲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大阪人的笑脸。
这时的光景大约如此：一家站台下的咖啡屋，一个椭圆形的柜台，一排高脚椅，上面坐满了顾客—有男人，也有女人。女人多半打扮时髦，穿着艳丽，一看就知道是逛完了百货商店到此歇脚的。男男女女有时说话，有时沉默，大家一边喝咖啡，一边抽香烟，喷云吐雾。
屋子的顶层是铁轨，每天固定的时间都有电气列车出站，轰隆轰隆，像炼钢厂的铁水出炉，有点儿震耳。店主是一位姑娘，非常有大阪风格，无论季节如何变化，她总是穿一件大白褂子，上面印着“大阪”两个大黑字，显得十分夸张触目。
我见过她许多次，每当坐到高脚椅上，首先看到的是她胸前的“大阪”两个字，然后她的微笑就会满盈盈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常客们不必说“要一杯咖啡”之类的话，就能得到最爱喝的那一种，因为她早已熟悉了顾客的喜好。
进咖啡屋的次数越多，我反倒越像游客了。一是我不说话，二是遇见女店主的微笑，我便轻轻点头，以礼相迎，养成了习惯。她照顾她的柜台，我喝我的咖啡。大阪的时光永远是流逝的，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后来，我又去了咖啡屋，发现她不在了。接班的店主是一位中年男子，他穿的大白褂子上也写着“大阪”两个字，但不是黑色的。
没有了她的微笑，我也就不再点头了，喝咖啡的速度好像也变快了。
当然，这纯属我个人的感觉。 再后来，在梅田站台下，还是在这家咖啡屋，我听别人说，原来的女店主其实是一个哑巴，现在已经嫁人了，而她的先生就是一个多年坐在她的柜台前，一边看着她的微笑，一边喝咖啡的青年人。
一个日本女大学生叫我惊着了
还是别说出哪个大学的好，反正是日本京都的名门学府。我每年都在那里举行一场为期半年的连续讲座，内容涉及佛教。听课的学生有不少年岁大的人，当然大多数的座位还是被年轻的学生占据着。整个阶梯教室显得很亮，讲起课来蛮带劲的！
我的讲座没有固定教材，有也是手写的笔记，偶尔作为参考本发给大家。大部分课都是单口说，主要讲述我这些年寻访日本寺院的奇遇。
但凡大教室授课，如果不弄出一个让人大笑的猛料，气氛就会显得死板。
“让人笑”才是课堂最亮的花儿！
讲座每年换季，今年正好是春季，所以这周迎来了倒数第二次讲座。
每年的最后一次讲座都会让学生提交小论文—当然不用当天交上来，我给这些学生的时间大约是十天左右。此外，加上其他课程要求，日本大学生到了期末也会忙得不可开交，挺难混的。
一到期末，各门课程都要考试，校园外面的“笔记专卖”就变得很火。
这种店专门雇个别学生听课时认真做笔记—业内号称“学生枪手”，到了期末，将笔记印刷成简易的小册子，专门卖给那些平时逃课，或者不专心听讲的学生。一些大课有近五百名学生，可想而知这个“笔记专卖”的重要性。笔记也有格式。首先有一个栏目叫“今天课上的动向”，其中包括老师是否追问过学生的考勤，还有是否说到考什么题目等等。然后，笔记上就是每堂课的要点。有的受雇学生富有绘画才能，居然能将老师说的事情画成十分绝妙的漫画，就算你教的是哲学，也逃不出他们的画笔之下。
至于我的讲座还好，老觉得这么晦涩的讲座不至于遭遇学生枪手的狂写，可是前几天偏偏发生了那样一件事情。一个看上去其貌不扬的女大学生，听口音像东京人，刚下课就走到我的面前。下面再现一下这场把我吓着了的对话内容（相互之间使用的是日语）。
“毛先生，讲座辛苦了，有件事想和您商量，可以么？”
“当然可以，请说。”
“老师的课我私下都做了录音，还整理出了第一次讲座的文字版。”
“哦，这事儿干吗不提前跟我打招呼呢？”
“因为如果先说出来，一般都会被拒绝，我是不得已的。”
“记录这些只是为你个人学习用的么？”
“不是。我希望把老师的讲座整理成文字，然后找个出版社出版一下。”
“谁去找出版社呢？”
“我自己呀！” 说到这里，她的两眼发光，“出版社和稿子您都不用管，最后我会让毛先生终审这些稿子，尊重您的知识产权。”
说到这儿，我似懂非懂。可接下来的一句话，她是这样说的：“书是您的，出版策划什么的都是我做，但希望您能给我钱，让我能挣到钱，这是我大学的最大目标！”
对她突如其来的要求，我沉默了一下—当然也是故意这么做的。
因为我知道，日本人每当遇到难题的时候都喜欢用一个万能的句子，叫做“让我考虑一下吧”，而且这个句子往往是放到谈话的最后才说出来的。
虽然她只是一个学生，但我估计将来绝对是个人物。不过，面子上似乎不能如此简单地跟她理论下去，类似版权啦、文字润色啦、文理理顺之类的杂七杂八的事儿一大堆。如果她是出版社的职业编辑还行，反正大家都是工作上的关系，可偏偏她是个学生，攒本书出来也是一个高端的脑力劳动，弄不好还得由我教她才行。况且我的讲座涉及中国的庄子和禅宗，还有峨眉山、九华山什么的，她能弄得明白么？
“讲座涉及不少中国文化，这些你行么？”想到这儿，我十分自然地脱口问她。
“毛先生，这个没问题的。” 看上去，她信心十足，然后就像爆米花一样，对我叽里呱啦地说起来，“为了记录讲座的全部内容，我受过职业的训练，专门去过学习班，花了很多的钱。无论多大的教室—哪怕不是教室，而是大广场，只要老师讲话，我就能把耳朵的听力定位集中到老师的嘴巴上，不受任何杂音的干扰，而且能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如果是急活儿的话，等讲座结束后，给我两个小时就行。内容不重要，关键是我的听觉跟您所讲的每一字是直线交锋的，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哦！”
她的语速很快，听到“技术”一词的时候，我还以为说的是“记述”，因为两个词的日语发音只是“GI”与“KI”的区别，话一说快很容易叫人辨别不清。
于是，我觉得她即使绝顶高明，不也就是个记述么？当然，直到后来与她的交谈当中，我才弄明白她刚才说的是“技术”。换句话说，所谓文章也罢，书也罢，在她看来几乎全是技术活儿，而不是倾注于书写的投入状态。
这么一想，她的目的还是相当明确的，也就是她自己说的—想挣钱，而且用自己的手艺挣钱。后来具体怎么对她婉言谢绝的，我已记不清了，反正说了许多兜圈子的话，让她既能平心静气地接受，又不至于为了已经完成的案头工作而后悔。
末了，她跟我说：“毛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了，我觉得很遗憾。从明天开始，我会去找别的先生做类似的书，并且恳请其他先生答应我挣钱的要求。另外，十分可惜，毛先生的讲座我今后不再来了！”。
这时，我才发觉，婉言谢绝对方的日本式说法“让我考虑一下吧”
压根儿就没说出口！
日本家庭主妇的绝顶智慧
平时遇见的日本家庭主妇，单看她们的谈话或者闲时的聊天就足以让人叹为观止了！这里先拿出她们管家治家的三个实例说说。
煮饭用的电饭锅可以一举两得！先把米淘好，按照标准的指定线放够水，然后放进一个鸡蛋，另外再用锡纸包好一个白薯。这样一来，等饭煮好了，煮熟鸡蛋和蒸好的白薯一齐出锅，既省电又一锅多得！
酒店一般都有女人用的浴帽，这个拿回家可以代替保鲜膜。把新鲜的蔬菜放进一个盆里，然后用浴帽盖好储存到冰箱里头。浴帽的周边是靠松紧带系好的，而松紧带并非那么严丝合缝的特点恰恰是透气保鲜的绝妙之处。浴帽比保鲜膜好，既省钱又出好效果！
第三个实例有点儿神。我们出门买菜都会拿到一张购物清单，这个一般都是由收款机自动打出来的，超市的包装商品更是如此。因为只要将包装纸上的条形码从读码器上一过，收款机就会打出这个商品的名称和价钱。这张看上去十分普通的购物清单拿回家可以派上很大的用场！
日本家庭主妇是这样介绍的：“我把购物清单贴在冰箱上，每次用完了肉呀菜呀，我都会用笔画掉。比如今天用了洋白菜，我就会在购物清单上的洋白菜上画一道黑，表示洋白菜已经用完了。鱼用完了，我就会在鱼上画一道。”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我好奇地问她。
她对我笑了起来：“男人不治家不知道，这样做可以减少打开冰箱门的次数，可以省好多电呀！”
听了日本家庭主妇的话，我实在佩服她们的绝顶智慧！其实，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具体例子，光我听来的差不多就有上百条。如果把这些日本主妇的智慧归拢到一起，攒本实用书籍，说不定在中国也能畅销一把！
这也许是一件靠谱的事儿。
我是如何跟日本女编辑看稿子的
说来也怪，这些年在中国和日本出书，我碰上的责任编辑都是女的，而且都是绝对的才女！中国的有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算是我的后辈。日本的有从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的，年龄比我小得多。虽然国家不一样，但作为图书编辑，她们有一点很相像，即对文字描写的感性要求比较强烈。不过，话虽这么说，一旦落实到具体句子的时候，日本女编辑的直感往往含水，不如中国女编辑领悟得快！所谓“站开来”，并不是“站开”的意思，而是表达了三人拥有某种亲密的关系，从而保持了至近的距离，从外部看起来觉得他们的谈话相当投入，话说得很热乎。这个简单的句子放到中国女编辑那儿，一语了事，根据上下文脉的关系，不会发生任何疑问。
与此相对，日本女编辑则十分天真地问我，“你说他们‘站开来’，而不是‘站开’，那一定是有距离的，究竟指的是站开多少米呢？”
她的好奇叫我无言以对，于是拿出童子功—幸好我小时候正儿八经学过画画儿，干脆给她画出了我想描写的三人的情景。结果她一下子就看明白了，因为我的旁白日文写的是一个老妇人用左手，一个年轻妇女用右手抱着婴儿站开来聊天儿，跟画上的三人并没有直接关系。后来，她想出了一个非常妙的日文，把我原来的描写升华了，真可谓飞来之笔！
同一种语言固然不存在任何沟通障碍，但不同语言的另类沟通却往往能迸发出天外奇想，这恐怕是双语写作之中的最大快乐！不知别人如何，我多少有这么一些感受。
还有个中文词叫“两面针”，现在也许不流行了，不过，对于它当时的意思如果非要解释不可的话，我只能用画来跟日本编辑表达，然后由她的理解来整合我想表达的意图。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编辑不知道“两面针”的具体所指，只要问一下长辈大约就可以搞定，用画解释未免有点儿夸张！
总之，跟责任编辑核对稿子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优秀的编辑往往能让作者重新发现，甚至还能在细节上延展下去。从这一点上说，日本女编辑有她们的独特领悟。
一位中国渔民在日本的传奇故事
我在日本做过鱼类生意，也出过海打过鱼，结识了一批渔民。他们有浙江舟山的，也有大连长海县的，人都豪爽奔放，其中有的灵性过人，有的也让我觉得很神秘！
这里提到的这位渔民也许是一个典型。我们已经好多年没再见面了，刚才收到他的一封来信，说两个月前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于是打听了一圈儿才从一个熟人那儿弄到了我的地址。其实，我心说，谁要找我还不容易，看一下阿毛博客，发个邮件，就能找着我了，一点儿也不难。可后来一想，他好像是不懂电脑的。
他原来是一个孤儿，被人从镇江带到了舟山，长大后就当了渔民。
他的脚很大，脚指头是分开的，有点儿像夏天打开的小扇子。第一次跟他一起出海打捞金枪鱼也算我幸运。一开始我不适应，晕船晕得很厉害。他当即解开了我的上衣，让我仰面朝天躺下，拿出一颗鲜梅子塞进了我的肚脐眼儿。塞进去之前，他选了好一阵子，鲜梅子的大小不同，他塞的那只是正好嵌入的，严丝合缝。然后，他用几条不干胶把我的肚子绑了起来。这么一来，我果然不再晕船了，而且觉得异常的爽快！他跟我说：“阿毛呀，你一辈子也不会晕船了！”
船长是日本人，一位北海道的老汉。有次出海，船上吃生鱼片，一不小心把鱼刺吃了进去，正好扎到了喉咙眼儿上。他脸色发白，呼吸急促，没过一会儿，嘴巴里已经吐出了白沫。这时，这位中国渔民迅速拿出一个茶碗，泡上了茶，然后把木筷子“咔吧”一声给折断了，弄成四根木条搭在茶碗上，就像摆上了一个庄严的十字架一样。然后他让船长自己用手拿住茶碗，因为要拿住四根木条，所以船长的双手很自然地就打开了。当船长一点点地往喉咙里喝的时候，中国渔民在边上高声喊：“通！通！通！……叫你通！”
就这样，没过一会儿，船长居然缓了过来，脸色也变好了。船长对他十分感激。后来，我听说，只要有这位中国渔民在，他们就能捕捞到许多许多的鱼，而一旦他不在，整个渔船就跟白出海了一样，捞上来的都是海藻。
再后来，船长请他到北海道的小渔村定居，让他住进了一个神社里，而这所神社也因为他的到来而变成了专门祝愿渔民丰收的缘起之处。
无论外界景气好坏与否，凡是到过他的神社祈愿的渔民们，保险他们一出海就能捞到许多鱼。
据说，他现在的妻子是日本人，一个来自东京大户人家的美女！
我的日本轮椅学生
我从两年前开始在京都的立命馆大学开设《人与宗教》课程，每年讲十五回，一回九十分钟。按照校方的规定，这应该属于秋季课程，从九月底算起，除了长短假期不计，课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元月。
从秋季的红叶到冬季的飞雪，作为一个中国人，能与日本的大学生一起思考人与宗教的问题，应该是挺宝贵的经验。京都的秋天比冬天有情趣，我的课程也感觉秋天讲得比冬天好—因为秋天讲故事，冬天讲理论，理论是晦涩的。
第一次上课来了三百多名学生，阶梯教室里坐得很满，热气扑面，每个人的表情看上去都很认真。但我无法观察得更多，只觉得自己通过麦克风传出去的声音是没有回声的。教室里的空气绷得紧，当然，那是积极意义上的紧。
课开讲了一会儿，我发现前排边上有一个座位是空的。因为其他座位都满了，所以一个空位就变得挺扎眼，有点儿像飘出来的空间一样。
正当我纳闷之际，有一位中年妇女从教室后面推着一台轮椅走了过来，轮椅上坐了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人。他向我鞠躬表示歉意，当然，他的躬是坐着鞠的。这个意外出场让我停顿了一下，不过很快，我就示意他们坐到刚才那个空位子上。那位中年妇女坐下之前，向讲台鞠了一个躬，然后把轮椅拉到身前替年轻人拿下椅背上挂着的书包。她的动作麻利，一切都是日常的，并没有给周围的人带来任何特殊的感觉。
其他学生有的看着我身后的黑板，有的写笔记，对轮椅的到来并不意外，至少不像我那样出现停顿。
后来我才听说，中年妇女是年轻人的母亲，而年轻人身患绝症，四肢麻痹，只能用嘴巴咬住一根筷子才能打键盘。据说，那位母亲总是推着年轻人到大学听课，许多学生都知道这位轮椅生的事情。每次听我的课，他的母亲总是坐在他后面，眼睛并不是总看讲台，而是常常看着她的儿子，目光充满了慈爱。
有一回，我给学生们出了一个题目《我与宗教》，让大家写一篇小报告，写一段能够联想到宗教的生活体验，哪怕是一个瞬间也好，篇幅字数都不限制。下课后，轮椅生的母亲走到我面前说：“先生，他只能回家写，写得很慢，给您发电子邮件行吗？”
“当然行了。”我一边说，一边把邮箱地址写在当天发给他的资料上。年轻人始终对我微笑，坐在轮椅里轻轻地鞠躬。原来，他好像连话都说不出来的。过了几天，大约是深夜，我接到了他发来的邮件。
以下是他写的内容，摘译如下：
毛先生：其实我是可以在课堂上写这份报告的，可是一想到自己用嘴巴咬住筷子打键盘的样子，总觉得不让大家看到才对，因为那个样子不好看。有时我还会流口水，我觉得害羞。不过，打键盘是我最高兴的时刻，这不仅是我与外界交流的手段，也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如果能在课堂上记录先生说的话，我会觉得更好。
请您原谅我没有做记录……坦白说，我不懂宗教，但我知道我的生命不会太长，同时我也知道我很快乐，因为现在能给您写这篇报告就是我的快乐。当这个快乐大于我对生命的担忧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幸福的。宗教应该也是让人幸福的吧。
在后来的课堂上，每次我都可以看到这位轮椅生。他的目光是最亮的，背是最直的—听课时，他从来都不靠在椅背上。
到了今年的秋季课程，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了。昨天我才听说，这位年轻人已于今年的初冬去世了，而且还听说，那些天在校园里，有时还会看到一位慈祥的母亲推着一把空轮椅走过，就像当年推着年轻人上课一样。
秋天已经过去了，严冬来到了。如果有一天能在校园里与这位母亲重逢的话，我很想对她说些什么，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明年秋天，我的课还会开。不过，这次我想把理论讲在秋天，而把故事讲在冬天。
活着的传统能够给人一种心有灵犀的神谕无论去哪儿，我老觉得旅行有本流水账才好，其实也不为什么，只觉得在明年的今天回头看一看，说不定今天会变成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日子。人的记忆是增值的，而且往往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开始增值！
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在旅途中离开了他熟透的景致而必须面对他并不熟悉的风景的时候，有些感慨到了日后就会逐渐膨胀起来，变成一种非常细腻的记忆。
中国作家李锐第一次访问日本，举办了四次讲演会，从大阪、京都一直到东京，然后北上到仙台和北海道。我一路跟他同行，为期两周的旅行犹如千里走双骑，时间飞逝如梭！其中一场最重要的讲演会是在东京的六本木召开的，开始的时间是在晚上，夜空下的都市灯火放出异彩，街上车水马龙，白昼似乎永远比不上这时的忙碌。面对众多的日本听众，我在讲演会的开场致辞上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李锐去过许多国家，也做过许多讲演，但到日本还是第一次。
我很有幸，能够亲眼看到一位中国的著名作家是如何与日本发生第一次接触的。当然，这里首先应该感谢国际交流基金听了我的建议和策划，邀请他访问日本。在关西国际机场，我接到了李锐。按照我们北京人的问候语，首先应该问对方“你吃了么”，但好像这样的问候语现在不太流行了。不过，对一个上路的人，一个旅途上的人来说，作为他的朋友，我一定要为他“洗尘”，或者说“接风”。
这个意思就是晚上请他吃一顿非常好的饭，我请客。
于是我问他：“日本料理怎么样？” 他回答：“好呀，但生的我吃不了！”
OK ！那就来热的，火锅，相扑饭应该最好！这是我心里说的，当时没有直接跟他说。就这样，我们到了大阪市内。把行李放到酒店时大约已经傍晚了，然后我带他去了法善寺小巷，其实这是我个人住在日本二十年十分喜欢的一个地方。
到了小巷，红灯笼开始亮了，地上有雨水，反射出这些亮光以及天上的月亮。走到“夫妇善哉”边上的一尊佛像前，李锐突然站住了，他说：“这尊石佛为什么会长满青苔？”
我本以为他写文章，是一直做案头工作的人，但这时他拿出相机连续拍下好几张眼前的情景。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许多日本人开始在这尊青苔佛像前排队，男人女人，还有老人小孩，他们在拜佛之前都打上一勺水，高高地往佛像上泼。水滴在红灯笼的光影下闪烁，一个亮点儿一个亮点儿的。所有的人都很虔诚，恰似所有的人都为李锐回答了他刚才的疑问“石佛为什么会长满青苔”一样。
这就是一位中国作家跟日本最初接触的情景，一个引起他的好奇引起他的思考的瞬间。应该说，同样一个亚洲，不同的文化总会给人带来不同的好奇。
其实，上述的致辞也是我记录在流水账里的一个小节，其中还有这样的记录：我们去法善寺看到的石佛实际上叫“地藏尊”，有时也被日本人当做“小菩萨”拜。而这尊石佛被称为“水挂不动尊”，想必是经得住路人泼水的意思吧。不过，之于此时此地的“路人”，也许就是称念拜佛的芸芸众生。
离开大阪之后，我并没有马上再跟李锐提起这尊“青苔石佛”的事情。一直到了东京讲演会后，这也没有成为我们的谈话内容。尽管我很想知道他进一步的思考，但毕竟他是第一次访日，就像写字还需要润笔一样，总觉得跟日本的情景多接触一下才好！在这之后，除了讲演会以外，我们还去了很多地方，去仙台看了鲁迅先生曾经听过课的那个木屋教室，还冒雨参观了青叶城。为了第二天坐列车穿过青函海底隧道，晚上我们住在了新干线八户站旁边的一个酒店里。说是旁边，其实连车站的楼梯都不用下，拖着行李出了检票口走不到三十秒钟能直接进入酒店的大堂，进入之快就像过堂风一样，方便至极。
次日清晨，天放晴了，我们乘坐的“超级白鸟号”列车缓缓驶出八户站开往北海道。窗外是望不到边的绿油油的农田，天空变得越来越宽阔，偶尔能看见一片东飘西浮的孤云，犹如一幅无所依托的画面时断时续。也不知为何，我似乎已经昏昏欲睡了。而李锐在一旁读书，有时还在小本子上飞速地写着什么。
旅途也许就是如此，像我这样随想不随写的人是一类旅行者，而像李锐那样每天写日记的人也许是另一类—跟他在一起的旅途是愉快的。
离开日本前的最后一天，李锐住在东京的酒店里。我约他一起吃早饭，他来得稍微迟了一点儿。等他的时候，我翻了一下当天的报纸，发现了一篇专写大阪法善寺小巷的文章。标题并不显眼，但因为跟李锐一起见过那尊“青苔石佛”，而且一直想找个机会再问问他的感想，所以一眼就看见了报纸上的几个关键字：地藏尊、小巷、红灯笼、夫妇善哉、月光……
于是，没等多长时间，我们一边吃早饭一边重新说起了法善寺小巷。李锐几乎未加思索，坐在我的对面说：“要说这也是缘，我到日本第一天吃第一顿饭的时候，咱就去了法善寺，看到了小巷的佛事活动。
如果是正式的念经、作法，那是另一回事，但这是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
法善寺大门的街对面有一座亭子，亭子里有一尊石佛，你说这是地藏佛。在日本是神佛不分的，来的人不一定是佛教徒，有女人，有老头儿，有妈妈带着孩子，有拎着公文包刚下了班的……他们还没回家就先到了这儿，敬敬佛，和一下十指，浇几瓢清水。整个小巷子的气氛都令人难忘，都是些小店啊、灯笼啊、柳树啊。寺院门口还站了个和尚，合掌，低头，静立不语，对着所有行人化缘。
“傍晚时分朦朦胧胧的，灯光特别柔和，那个场景给我感觉特别强烈。日本佛教应该是从中国汉朝传过来的吧？到现在也有一千多年了。一千年后的日本很现代化，但传统在这里是活的。同样，去年去香港，我也有类似的感受。一方面是赌场、跑马场、世界名牌啊，赌钱炒股，高楼大厦，可道观、寺庙、妈祖庙照样兴旺，一百年的殖民都没把它取消。
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现在也有一百多年了，日本国策也一向是脱亚入欧，知识精英也有这样的共识，到现在也还是以欧美为主。但是，在民间就有这么顽强的破不掉的传统，活生生地在你面前。我的感触是，如果它只变成博物馆里的展品，或者变成让人只能在课本里看到的历史，那就没有生命了。在博物馆看孔子像，那只有知识的意义，文化是死的。
而在这儿，在这条小巷里，传统是生活本身的意义，和生活连在一块儿的，传统是活着的，是生活的一部分。”
听了李锐的这番感想，我也脱口而出：“活着的传统能够给人一种心有灵犀的神谕！”
李锐点了点头，然后说：“看来，这顿早饭咱们吃得最香！”
有些感觉唯有你在不经意的时候才能获得霍建起导演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有一个很美的江南镜头：当了一辈子乡邮递员的父亲和他即将接班的儿子走在夕阳中的石板路上，一群一群的蜻蜓飞来，变成了无数的亮点儿，老树枝叶竟然与天空同一秀彩。也许是这个镜头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每当我见到霍导演的时候，总要问：“那个镜头是怎么拍的？”
霍导演是一个内向的人，话不多，但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告诉我，已经回答过两次了。回过头想想，大概是他的回答有某些不确定因素才使我记忆不清，又或许是他的回答本身有些魔幻，很容易让我浮想联翩。霍导演十分耐心，他说：“我的摄影师在拍这个镜头的时候，只关注人物与风景，按照当时研究好的构思拍。可当快要拍完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的身后有很多蜻蜓在飞，它们如果被拍到镜头里的话，一定是发亮的呀！于是，我们赶紧重新拍摄，最终捕捉到了那个很美的画面。所以说，有些感觉唯有在不经意的时候你才能获得。”
这话说起来挺神的，上述的答复其实与影片的场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霍导演给予我的回答是在出游日本的旅途上完成的。
当时，我们一起在日本的兵库县旅游。算起来，我住到兵库县已经十多年了。早先对这个县的首府所在地神户市最有好感—一来风水好，靠山临海；二来跟中国现代史的缘由很深。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一位女老师曾经告诉我孙中山先生到过神户，住在一位华侨提供的漂亮房子里。华侨叫吴锦堂，房子叫“移情阁”。后来，我到神户的第一天就去参观了“孙中山纪念馆”，而且也是头一次听说这所纪念馆就是当年的“移情阁”。至于小学老师是从哪里知道这些情况的，一直到今天，我也无从可知。但想想当年正值“**”期间，估计她是从封资修之类的书籍里知道的。所以，每次去“移情阁”，她的面孔总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此外，有一次我走访神户的须磨寺，没走上几步，一位僧侣红光满面地走过来，一看我是中国人，当即开口：“我爷爷跟梁启超先生是朋友，梁先生曾经住过我家的寺院。”听上去，这位僧侣大概对所有来访的中国人都会以这句话作为寒暄。他笑起来显得十分甜蜜，也十分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