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末清初中西交通以来，西方文化历尽艰辛，终于在清末民初真正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任，慢慢地形成一股强大的西学潮流。对于这股潮流，梁漱溟并没有表示反对，在他的青少年时代，恰恰是这场西学潮流的受益者，然而到了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当西方文化思潮潮水般地涌进中国，严重挤压中国文化，大有全盘西化势头时，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他认为现在的问题已不是从前那样把西方化、东方化平等看待，而是强势的西方化在中国江山一统，东方化在西方化的挤压下，几乎没有存在余地。

　　梁漱溟不反对西方文化的合理部分，认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当然不能无视西方在过去几百年的创造，但认为无论如何不应该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中国固有传统，因为从当时的形势看，好像东方化已到了不能再要的地步。东方诸民族如日本、安南、缅甸、朝鲜等，只要能够领受一点西方化的，便可以存立，否则就站不住脚，还要受那已经领受西方化的东方民族侵凌霸占。即如中国处处采用西方化，如政治改革已全是西化，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几乎完全充满了西方化。

　　西方化充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是个本然事实，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化的生存与发展，这是旧眼光的普遍看法。其实，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说，文化的发展与变异，总是因为外来文化的刺激与影响，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加入，一个单一的文化不可能主动地发生变化。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为中国人带来一些西方的新知识，那时的中国人如徐光启等对这些新知识也是欣喜若狂，以传统儒家“一事不知以为耻”的精神努力学习，于是中国文化从那之后就开始发生新的改变。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康熙年间，都没有发生什么太大冲突，因为这些都是属于理智方面。但是到了清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的大门被西方殖民者以坚船利炮所打开，中国人才觉得中西冲突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时的人只看到西方的军事技术与军事装备，以为中国人只要掌握了这些东西，便可有效防止西方的侵略。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李鸿章所热心的洋务，在本质上都没有太大区别，他们都是想用西方的技术使中国强大起来，以防止或反抗外族的欺凌。

　　无奈，这些善良的愿望只能是一厢情愿，其结果并没有使中国强大。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一败于1884年的中法之役，再败于1894年的中日战争，最后闹到义和团横扫半个中国，八国联军借机入侵，中国几遭被瓜分的灭顶之灾。

　　魏源、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似乎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所以他们致力于中国军事技术装备方面的发展，只是他们不明白“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的真意，落后并不仅仅或者说并不单纯地指军事或物质方面，“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经过甲午战争，明显赋予一个新的意义，那就是所谓落后，可能更多地是指思想观念上的落后。如果思想观念跟不上世界潮流，不能与世界潮流相协调，那么肯定会被世界潮流所抛弃，肯定会被动挨打。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一部分中国人觉悟到只搬运西方的科学技术救不了中国，渐渐地晓得西方的东西并不只是这点坚甲利兵，而是有更深层的文化内容。于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很快步入一个“维新时代”，兴学校、废科举、造铁路诸说大盛，并最终酿成变法之论。然而，正如梁漱溟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提倡兴学变法的人，也实在是看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而激起的，因此那时关心时局的人大都以为政治问题是最主要的，以为只要政治一改，便什么都改了。如立宪派与革命派，不论他们中间有多少争执，他们在中国需要政治改革这一点上是相当一致的。到了辛亥革命，更是一个极显著的对于西方文化的让步，也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改革。当然，此时是否获得西方文化的真精神也仍然是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这种专在政治上做功夫，以为只要把政治问题解决了，其他一切都能好起来的观点，虽然比只知照搬西方的坚甲利兵的主张稍微进步，但后来回顾一下，总觉得他们也过于简单了些。所以辛亥革命后若干年，中国虽然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文化，但仍时常陷在东碰西磕、道路不通的窘境，不仅没法子顺顺当当走下去，反而一再出现袁世凯、张勋之类的复辟运动，给中国人带来无穷困惑。

　　到了这时，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新青年》陈独秀等一班人意识到，政治制度并非文化的根本，中国要改革要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说，就必须根本抛弃固有文化，或者根本改造千百年沿袭下来的民族精神，索性另走一条路，才可以追求真问题所在。在他们看来，枝枝节节的改革是根本不能成功的。

　　平心而论，陈独秀一班人确实找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中国不从文化上进行改革，只停留在枝枝节节的斩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文化上的改革并不意味着全盘抛弃本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全盘承受外来文化。可以这样说，陈独秀一班人找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但并未给中国开出一个根除病症的药方，而是想连病人一起抛掉，重新另起炉灶，建设新中国。

　　1918年梁漱溟与北大哲学系师生合影 （前右2为梁漱溟，3为陈独秀，4为蔡元培，中右5为冯友兰）

　　陈独秀一班人的激进意见，自然很难获得国人全力支持，且极容易激起另一种反对意见，于是有一些顽固的人如辜鸿铭便极端反对文化上的任何变革。他们认为东西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文化体系。当西方人还在穴居野处身披兽皮时，中华民族已是一个开化的文明民族。中国若干世纪以来寻求不用武力而用智慧来治理这个大国，而西方则是用法律、命令和机关枪维护自己的统治。西方文化决不比中国文化优越，中国人不应当抛弃旧政体、旧文化，相反，应当完善发展这些固有的东西。

　　旧文明的支持者并不否认中国问题的症结在文化上，只是得出的结论与陈独秀等人迥然异趣。双方意见相持不下，中国问题也就无从解决。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结束，为中国文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契机。梁启超在大战结束后到欧洲转了一圈，听到不少西方人对西方文化反感的议论，以及对中国文化不知所以然的羡慕，于是飘飘然以为中国文化未来发展应当是与西方文化相调和，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改造中国文化的不足，创造出一种新文明来。

　　如果说梁启超的说法不足信，那么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五四”前后来华所说的意见则使中国人渐渐地信以为真。杜威常说东西文化应当调和。罗素则因自己对西方文化的反感，一味说中国文化是如何的好。

　　梁、杜、罗的鼓吹貌似公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国人几乎都期望未来的文化是东西文明调和的产物。善良的愿望几乎使人们以为就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