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一代为吾国与外族接触繁多，而甚有光荣之时期。近数十年来考古及异国文籍之发见移译能补正唐代有关诸外族之史事者颇多，固非此篇之所能详，亦非此篇之所欲论也。兹所欲论者只二端：一曰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二曰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兹分别言之于下：

　　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时当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之单独性也。《新唐书》二一五上《四夷传总序》略云：

　　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东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轻重也；终之以南蛮，记唐所繇亡云。

　　宋子京作《唐书·四夷传》，其叙述次第一以盛衰先后，二迹用兵之轻重，三记唐所由亡。兹篇论述则依其所以更互盛衰之迹，列为次序，欲借以阐发其间之连环性。至唐亡由于南诏，乃属于外患与内政关系之范围，俟于篇末论之，兹先不涉及也。

　　又，唐代武功可称为吾民族空前盛业，然详究其所以与某甲外族竞争，卒致胜利之原因，实不仅由于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武力攻取之道，而为之先导者也。国人治史者于发扬赞美先民之功业时，往往忽略此点，是既有违学术探求真实之旨，且非史家陈述覆辙，以供鉴诫之意，故本篇于某外族因其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国胜利之本末，必特为标出之，以期近真实而供鉴诫，兼见其有以异乎夸诬之宣传文字也。

　　《通典》一九七《边防典》“突厥”条上（参《新唐书》二一五上《突厥传》、《唐会要》九四“北突厥”条）云：

　　及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陵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

　　《旧唐书》六七《李靖传》（参考《新唐书》二一五上《突厥传》、《贞观政要》二《任贤篇》、《大唐新语》七《容恕篇》）云：

　　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

　　寅恪案：隋末中国北部群雄并起，悉奉突厥为大君，李渊一人岂能例外？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载唐初事最为实录，而其纪刘文静往突厥求援之本末，尚于高祖称臣一节隐讳不书。逮颉利败亡已后，太宗失喜之余，史臣传录当时语言，始泄露此役之真相。然则隋末唐初之际，亚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华夏也。但唐太宗仅于十年之后，能以屈辱破残之中国一举而覆灭突厥者，固由唐室君臣之发奋自强，遂得臻此，实亦突厥本身之腐败及回纥之兴起二端有以致之也。兹略引史文，以证明之于下。

　　《通典》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上条（参考《旧唐书》一九四上、《新唐书》二一五上《突厥传》，《唐会要》九四北突厥条等）云：

　　贞观元年，阴山以北薛廷陀、回纥、拔也古等十余部皆相率叛之，击走其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师又败绩，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突利由是怨憾，内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言与颉利有隙，奏请击之。诏秦武通以并州兵马随便接应。三年薛延陀自称可汗于漠北，遣使来贡方物。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岁动，国人患之，诸部携二。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叛之。

　　《旧唐书》一九五《回纥传》（《新唐书》二一七上《回鹘传》同，又参《旧唐书》一九九下《铁勒传》、《新唐书》一一七下《薛延陀传》、《唐会要》九六《薛延陀传》、《通典》一九九《边防典》“薛延陀”条等）云：

　　初，有特健俟斤死，有子曰菩萨，部落以为贤而立之。初菩萨与薛延陀侵突厥北边，突厥颉利可汗遣子欲谷设率万骑讨之。菩萨领骑五千与战，破之于马鬣山，因逐北至于天山，又进击大破之，俘其部众，回纥由是大振，因率其众附于薛延陀，号菩萨为活颉利发，仍遣使朝贡。菩萨劲勇有胆气，善筹策，每对敌临阵，必身先士卒，以少制众，常以射猎为务，其母乌罗浑主知争讼之事，平反严明，部内齐肃，回纥之盛由菩萨之兴焉。贞观擒降突厥颉利等可汗之后，北虏唯菩萨、薛廷陀为盛。太宗册北突厥莫贺咄为可汗，遣统回纥仆骨同罗思绪阿跌等部，回纥酋帅吐迷度与诸部大破薛延陀多弥可汗，遂并其部曲，奄有其地。

　　寅恪案：北突厥或东突厥之败亡除与唐为敌外，其主因一为境内之天灾及乱政，二为其他邻接部族回纥薛延陀之兴起两端，故授中国以可乘之隙。否则虽以唐太宗之英武，亦未必能致如是之奇迹。斯外族盛衰连环性之一例证也。

　　《旧唐书》一九五《回纥传》（《新唐书》二一七下《回鹘传》同）云：

　　《唐会要》九八“回纥”条云：

　　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

　　《新唐书》二一七下《黠戛斯传》略云：

　　回鹘授其君长阿热为毗伽顿颉斤。回鹘稍衰，阿热即自称可汗。回鹘遣宰相伐之，不胜，拏斗二十年不解。阿热恃胜四詈，回鹘不能讨，其将句录莫贺导阿热破杀回鹘可汗，诸特勒（寅恪案：“勒”亦当作“勤”）皆溃。

　　寅恪案：回纥自唐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甚巨，至文宗之世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然考之史籍，当日中国亦非盛强之时，而能成此攘夷之伟业者，虽以李文饶之才智，恐不易致此，其主因所在，无乃由坚昆之兴起，遂致回纥之灭亡欤？斯又外族盛衰连环性之一例证也。

　　《新唐书》二一六下《吐蕃传》论云：

　　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已。唯吐蕃、回鹘号强雄，为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馘华人，谋夫虓帅环视共计，卒不得要领。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

　　寅恪案：吐蕃之盛起于贞观之世，至大中时，其部族瓦解衰弱，中国于是收复河湟，西北逐陲稍得安谧。计其终始，约二百年，唐代中国所受外族之患未有若斯之久且剧者也。迨吐蕃衰败之后，其役属之党项别部复兴起焉。此党项部后裔西夏又为中国边患，与北宋相终始。然则吐蕃一族之兴废关系吾国中古史者如是，其事迹兹篇固不能详言，而其盛衰之枢机即与其他外族之连环性，及唐代中央政府肆应之对策即结合邻接吐蕃诸外族，以行包围之秘计，旧史虽亦载其概略，惜未有阐发解释者，故不得不于此一论述之也。

　　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见下论高丽事节），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借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又唐资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既克之后，复不能守，虽天时地势之艰阻有以致之（亦见下文论高丽事节），而吐蕃之盛强使唐无余力顾及东北，要为最大原因。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由是言之，吐蕃一族与唐之竞争影响甚巨，更不能不为一论述之也。

　　《新唐书》八《宣宗纪》（参考《旧唐书》一八下《宣宗纪》、一九六下《吐蕃传》、一九八《西戎传·党项传》，《新唐书》二一六下《吐蕃传》、二二一上《西域传·党项传》，及《唐会要》九七“吐蕃”条、九八“党项羌”条等）云：

　　〔大中〕三年二月吐蕃以秦、原、安乐三州，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盘、石峡、萧七关归于有司。十月吐蕃以维州归于有司。十二月吐蕃以扶州归于有司。

　　〔大中〕四年十一月党项寇邠宁。十二月凤翔节度使李安业、河东节使李拭为招讨党项使。

　　〔大中〕五年三月白敏中为司空，招讨南山平夏党项行营兵马都统。四月赦平夏党项羌。八月乙巳赦南山党项羌。十月沙州人张义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归于有司。

　　同书二一六下《吐蕃传》（参考《通鉴》二四七“会昌二年”、二四八“会昌三年”、二四九“大中三年”诸条）略云：

　　寅恪案：吐蕃之破败由于天灾及内乱，观此可知也。吐蕃中央政权统治之力既弱，故其境内诸部族逐渐离逻逤之管制而独立，党项之兴起，张义潮之来归，皆其例也。宣宗初虽欲以兵力平定党项，而终不得不遣白敏中施招抚之策，含混了之。则河湟之恢复实因吐蕃内部之衰乱，非中国自身武力所能致，抑又可见矣。

　　《新唐书》二一六上《吐蕃传》略云：

　　是岁（长寿元年）又诏王孝杰〔等〕击吐蕃，大破其众，更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镇守，议者请废四镇勿有也。崔融献议曰：“太宗文皇帝践汉旧迹，并南山，抵葱岭，剖裂府镇，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内侮。高宗时有司无状，弃四镇不能有，而吐蕃遂张，入焉耆之西，长鼓右驱，逾高昌，历车师，钞常乐，绝莫贺延碛，以临敦煌。今孝杰一举而取四镇，还先帝旧封，若又弃之，是自毁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镇无守，胡兵必临西域，西域震则威憺南羌，南羌连衡，河西必危。且莫贺延碛袤二千里，无水草，若北接虏，唐兵不可度而北，则伊西北庭安西诸蕃悉亡。”议者乃格。〔开元〕十年攻小勃律国，其王没谨忙诒书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曰：“勃律唐西门，失之，则西方诸国皆堕吐蕃。”始勃律王来朝，父事帝（玄宗），还国，置绥速军以捍吐蕃，故岁常战。吐蕃每曰：“我非利若国，我假道攻四镇尔。”

　　同书一三五《高仙芝传》（参《旧唐书》一〇四《高仙芝传》、《新唐书》二二一下《西域传·小勃律传》）略云：

　　同书二二二上《南蛮传·南诏传》略云：

　　时虏兵三万攻盐州，帝（德宗）以虏多诈，疑继以大军，诏皋深钞贼鄙，分虏势。皋表：贼精铠多置南屯，今向盐夏，非全军，欲掠河曲党项畜产耳。俄闻虏破麟州，皋督诸将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陇陀和石门，或径神川、纳川，与南诏会。是时回鹘、太原、邠宁、泾原军猎其北，剑南、东川、山南兵震其东，凤翔军当其西，蜀南诏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斩首万级，获铠械十五万，围昆明、维州，不能克，乃班师。振武、灵武兵破虏二万，泾原、凤翔军败虏原州，惟南诏攻其腹心，俘获最多。

　　《唐会要》一〇〇“大食”条（参《旧唐书》一九八《西戎传·大食传》、《新唐书》二二一下《西域传·大食传》）略云：

　　又案：贾耽《四夷述》云：贞元二年（寅恪案：旧传作“贞元中”，新传作“贞元时”，此“二年”两字当有衍误。）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

　　寅恪案：唐关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镇为防护国家重心之要地，而小勃律所以成唐之西门也。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得已之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黩武开边也。夫中国与吐蕃既处于外族交互之复杂环境，而非中国与吐蕃一族单纯之关系，故唐室君臣对于吐蕃施行之策略亦即利用此诸族相互之关系。易言之，即结合邻接吐蕃诸外族，以为环攻包围之计。据上引新书《南诏传》，可知贞元十七年之大破吐蕃，乃略收包围环攻之效者。而吐蕃与中亚及大食之关系，又韦南康以南诏制吐蕃之得策，均可于此传窥见一二也。兹复别引史籍，以为证明于下：

　　《旧唐书》一四〇《韦皋传》（《新唐书》一五八《韦皋传》同）云：

　　皋以云南蛮众数十万，与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蛮为前锋。〔贞元〕四年，皋遣判官崔佐时入南诏蛮，说令向化，以离吐蕃之助。

　　《新唐书》二二二上《南蛮传·南诏传》略云：

　　〔贞元〕五年，〔异牟寻〕遗〔韦〕皋书曰：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请加戍剑南、泾原等州。安西镇守扬兵四临，委回鹘诸国所在侵掠，使吐蕃势分力散，不能为强，此西南隅不烦天兵可以立功云。

　　《旧唐书》一二九《韩滉传》（《新唐书》一二六《韩休传》附滉传同）云：

　　时，两河罢兵，中土宁乂。滉上言：“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已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近岁已来，兵众浸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五六万而已。国家第令三数良将长驱十万众，于凉、鄯、洮、渭并修坚城，各置二万人，足当守御之要，臣请以当道（寅恪案：《旧唐书》一二《德宗纪上》贞元元年七月丙午，两浙节度使韩滉检校尚书左仆射江淮转运使）所贮蓄财赋为馈运之资，以充三年之费；然后营田积粟，且耕且战，收复河陇二十余州，可翘足而待也。“上（德宗）甚纳其言。滉之入朝也（寅恪案：《旧唐书》一二《德宗纪上》贞元二年十一月两浙节度使韩滉来朝），路由汴州，厚结刘玄佐，将荐其可任边事。玄佐纳其赂，因许之。及来觐，上访问焉，初颇禀命，及滉以疾归第，玄佐意怠，遂辞边任，盛陈犬戎未衰，不可轻进。滉贞元三年二月以疾薨，遂寝其事。

　　同书同卷《张延赏传》（《新唐书》一二七《张嘉贞传》附延赏传同）云：

　　〔延赏〕请减官员，收其俸禄，资幕职战士，俾刘玄佐收复河湟，军用不乏矣。上（德宗）然之。初韩滉入朝，至汴州，厚结刘玄佐，将荐其可委边任，玄佐亦欲自效，初禀命，及滉卒，玄佐以疾辞，上遣中官劳问，卧以受命。延赏知不可用，奏用李抱真，抱真亦辞不行。

　　时抱真判官陈昙奏事京师，延赏俾昙劝抱真，竟拒绝之。盖以延赏挟怨罢李晟兵柄，由是武臣不附。

　　《通鉴》二三二“贞元三年七月”条略云：

　　〔李〕泌曰：“臣能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上（德宗）曰：“计将安出？”对曰：“臣未敢言之。”上固问，不对。泌意欲结回纥、大食、云南，与共图吐蕃，令吐蕃所备者多。知上素恨回纥，故不肯言。

　　同书二三三“贞元三年九月”条略云：

　　〔李泌〕对曰：“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上（德宗）曰：“三国当如卿言，至于回纥，则不可。”泌曰：“臣固知此，所以不敢早言。为今之计，当以回纥为先，三国差缓耳。”上曰：“所以招云南、大食、天竺奈何？”对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寅恪案：德宗、韦皋、韩滉、李泌等皆欲施用或略已实行包围环攻吐蕃之政策，若非当日唐室君主及将相大臣深知诸外族相互之关系，不能致此，而李长源之论尤为明畅。《通鉴》所载当采自《邺侯家传》。李繁著书虽多夸大溢美之语（如刘玄佐之入朝，实出韩滉之劝促，而《邺侯家传》则归功于李泌，司马君实谓之掠美，即是其例也。见《通鉴考异》贞元二年十一月条），然校以同时关系诸史料，知其所述包环吐蕃之策要为有所依据，不尽属浮词也。

　　前言唐太宗、高宗二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以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之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然则吐蕃虽与高丽不接土壤，而二者间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今述吐蕃事竟，即续论高丽者，亦为此连环之关系，不独叙述次第之便利也。

　　隋炀帝承文帝统一富盛之后，唐太宗借内安外攘之威，倾中夏全国之力，以攻高丽之小邦，终于退败。炀帝竟坐是覆其宗社，而太宗亦遗恨无穷。自来史家于此既鲜卓识之议论，而唐高宗之所以暂得旋失之故复无一贯可通之解释。鄙意高丽问题除前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外，尚别具天时、地理、人事三因素，与其他外族更有不同。其关于唐以前及以后之史事者，以非本篇范围，不能涉及。因仅就唐代用兵高丽之本末，推论此三因素之关系，以明中国在唐以前经营东北成败利钝所以然之故，治史之君子傥亦有取于是欤？

　　唐承宇文氏“关中本位政策”，其武力重心即府兵偏置于西北一隅，去东北方之高丽甚远。中国东北方冀辽之间其雨季在旧历六七月间，而旧历八九月至二三月又为寒冻之时期。故以关中辽远距离之武力而欲制服高丽攻取辽东之地，必在冻期已过雨季未临之短时间获得全胜而后可。否则，雨潦泥泞冰雪寒冻皆于军队士马之进攻糇粮之输运已甚感困难，苟遇一坚持久守之劲敌，必致无功或覆败之祸。唐以前中国对辽东、高丽进攻之策略为速战速决者，其主因实在此。若由海道以取高丽，则其邻国百济、新罗为形势所关之地，于不擅长海战之华夏民族尤非先得百济，以为根据，难以经略高丽。而百济又与新罗关系密切，故百济、新罗之盛衰直接影响于中国与高丽之争竞。唐代之中国连结新罗，制服百济，借以攻克高丽，而国力分于西北吐蕃之劲敌，终亦不能自有，转以为新罗强大之资，此实当日所不及料，因成为后来数百年世局转折之枢纽者也。关于高丽问题，兹引史籍以供释证，而此事于时日先后之记载最为重要，故节录《通鉴》所纪唐太宗伐高丽之役于下，借作一例。其以干支记日者悉注明数字及月建大小尽，庶几读者于时间之长短获一明确印象。并略增删胡注之文，附载陆路行军出入辽东所经重要城邑距长安洛阳之远近，读者若取时日与道里综合推计，则不仅此役行军运粮之困难得知实状，而于国史上唐前之东北问题亦可具一正确之概念也。

　　《通鉴》一九七纪“唐太宗伐高丽事”略云：

　　〔贞观〕二十年二月（大尽）乙未（初二日）上发并州。三月（小尽）己巳（初七日）车驾还京师（寅恪案：即今西安市）。上谓李靖曰：“吾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顾问江夏王道宗，具陈在驻跸时乘虚取平壤之言。上怅然曰：“当时匆匆，吾不忆也！”

　　《新唐书》二二〇《东夷传·高丽传》（参《旧唐书》一九九上《东夷传·高丽传》、《唐会要》九五“高句丽”条）略云：

　　《旧唐书》一九九上《东夷传·新罗传》（参《新唐书》二二〇上《东夷传·新罗传》、《唐会要》九五“新罗”条）略云：

　　太宗将亲伐高丽，诏新罗纂集士马，应接大军。新罗遣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贞观〕二十一年〔新罗王金〕善德卒，立其妹真德为王。永徽元年真德大破百济之众。三年真德卒，以春秋嗣立为新罗王。六年百济与高丽、靺鞨率兵侵其北界，攻陷三十余城，春秋遣使上表求救。显庆五年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熊津道大总管，统水陆十万，仍令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与定方讨平百济，俘其王扶余义慈献于阙下。龙朔元年法敏袭王。咸亨五年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帝（高宗）怒，以其弟仁问为新罗王，自京师归国，诏刘仁轨〔等〕发兵穷讨，破其众于七重城。诏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法敏遣使入朝谢罪，仁问乃还（自“龙朔元年”至“仁问乃还”一节为《新传》之文）。自是新罗渐有高丽、百济之地，其界益大，西至于海（寅恪案：《唐会要》云：“既尽有百济之地及高句丽南境，东西约九百里，南北约一千八百里”，语较明悉）。

　　《唐会要》九五“百济”条（参考《旧唐书》一九九上、《新唐书》二二〇《百济传》）略云：

　　百济者，乃扶余之别种，当马韩之故地，大海之北，小海之南，东北至新罗，西至越州，南渡海至倭国，与新罗为仇雠。贞观十六年与高丽通和，以绝新罗入朝之道。太宗亲征高丽，百济怀二，数年之间朝贡遂绝。显庆五年八月十三日左卫大将军苏定方讨平之，虏其王义慈及太子崇将校五十八人送于京师。其国分为五部，统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至是以其地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立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县令，命左卫郎将王文度为都统，总兵以镇之。〔旧将〕福信与浮屠道琛反，迎故王子扶余丰于倭，立为王。龙朔元年〔刘〕仁轨发新罗兵往救，二年〔刘〕仁愿遣刘仁轨破〔其众〕，丰走，不知所在，诸城皆复。帝（高宗）以扶余隆为熊津都督，俾归国，平新罗故憾，招还遗人。麟德二年与新罗王会熊津，刑白马以盟，仁愿等还，隆畏众携散，亦归京师。（自“福信与浮屠道琛反”至“亦归京师”一节为《新传》之文。）

　　《新唐书》二一六上《吐蕃传》（参《旧唐书》一九六上《吐蕃传》及《旧唐书》八三、《新唐书》一一一《薛仁贵传》）略云：

　　自是岁入边，破有诸羌羁縻十二州。总章中，议徙吐谷浑于凉州，傍南山。帝（高宗）刈吐蕃之入，召宰相等议，先击吐蕃，议不决，亦不克徙。咸亨元年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诏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副之，出讨吐蕃，并护吐谷浑还国，师凡十余万，至大非川，为钦陵所拒，王师败绩，遂灭吐谷浑，而有其地。

　　寅恪案：高丽时代高宗获胜之重要原因在乘高丽之内乱及据新罗、百济之形势。然既得其国，而终不能有，则以吐蕃炽盛，西北危急，更无余力经营东北。观其徙新克高丽胜将薛仁贵以讨吐蕃，而致大败之事可知也。自此以后，高丽废而新罗、渤海兴，唐室对于东北遂消极采退守维持现状之政策。唯大同江以南之地实际虽不能有，而名义尚欲保留，及至玄宗开元全盛之时，即此虚名亦予放弃，斯诚可谓唐代对外之一大事。兹特移录关系史料全文于下，治吾国中古史者读之，不能不为之惊心怵目，感叹不已也。

　　《册府元龟》九七一《外臣部朝贡门》云：

　　南诏与其他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观前引关于吐蕃诸条，其概略已可推知。吐蕃之国势自贞元时开始衰弱，文宗以后愈见不振，中国自韦皋帅蜀，定与南诏合攻吐蕃之策，南诏屡得胜利，而中国未能增强，大和三年南诏遂陷邛、戎、嶲三州，入掠成都（见《旧唐书》一九七、《新唐书》二二二中《南蛮传·南诏传》，及《旧唐书》一九三《杜元颖传》、《新唐书》九六《杜如晦传》附元颖传），西川大困。《通鉴》二四九“大中十二年六月”条略云：

　　初，安南都护李琢为政贪暴，群蛮怨怒，导南诏侵盗边境，自是安南始有蛮患。

　　同书同卷“大中十三年末”条略云：

　　初，韦皋在西川开青溪道以通群蛮，使由蜀入贡。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慰悦羁縻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军府颇厌于廪给。又蛮使入贡，利于赐与，所从傔策人浸多，杜悰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其数，诏从之。南诏丰祐怒，自是入贡不时，颇扰边境。会宣宗崩，中使告哀，丰祐亦卒，子酋龙立，礼遇〔使者〕甚薄。上（懿宗）以酋龙不遣使来告丧，又名近玄宗讳，遂不行册礼。酋龙乃自称皇帝，遣兵陷播州。

　　胡《注》云：

　　为南诏攻蜀攻交趾张本。

　　然则，宣宗末世南诏始大为边患。其强盛之原因则缘吐蕃及中国既衰，其邻接诸国俱无力足与为敌之故，此所谓外族盛衰连环性也。至中国内政所受之影响直关唐室之覆亡，不仅边境之患而已，当别于后述之，兹暂不涉及。又凡唐代中国与外族之关系今已论其重要者，其余虽从略，然可以前所言之义例推之也。

　　中国无论何代，即当坚持闭关政策之时，而实际终难免不与其他民族接触，李唐一代其与外族和平及战争互相接触之频繁，尤甚于以前诸朝，故其所受外族影响之深且巨，自不待言。但关于宗教文化者，固非今所论之范围，即直接有关内部政治者，亦只能举一二大事，以为例证，未遑详尽论述之也。

　　《邺侯家传》论府兵废止之原因，其一为长期兵役，取刘仁轨任洮河镇守使为例证（见《玉海》一三八《兵制》三所引，《通鉴》二三二“贞元二年八月”条亦采自《邺侯家传》也）。盖唐代府兵之制其特异于西魏、北周之时期者，实在设置军府地域内兵农之合一。吐蕃强盛之长久，为与唐代接触诸外族之所不及，其疆土又延包中国西北之边境，故不能不有长期久戍之“长征健儿”，而非从事农业之更番卫士所得胜任。然则《邺侯家传》所述诚可谓一语破的，此吐蕃之强盛所给予唐代中国内政上最大之影响也。（关于府兵制前期问题，详见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兹可不论，唯唐代府兵为兵农合一制一点，恐读者尚持叶水心兵农分离说而不之信，请略举一二例证，以祛其疑焉。

　　一为《通典》六《食货典·赋税下》载唐高宗龙朔三年七月制“卫士八等已下每年放还，令出军，仍免庸调”，此制之前载〔高祖武德〕九年三月诏“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宜为九等”之文。故可据以推定龙朔三年七月制中“八等”之“等”乃指户籍等第而言，然则此制与其初期仅籍六等以上豪户者不同，即此制已推广普及于设置军府地域内全部人民之确证也。二为戈本《贞观政要》二《直谏类》“贞观三年诏关中租税免二年”条（参《唐会要》八五《团貌杂录》条及《魏郑公谏录》）略云：

　　右仆射封德彝等并欲中男十八已上简点入军，敕三四出。

　　〔魏〕征奏以为不可。太宗怒，乃出敕：“中男已上虽未十八，身形壮大，亦取！”征又不从。太宗曰：“中男若实小，自不点入军，若实大，亦可简取。”征曰：“若次男已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且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若精简壮健，人百其勇，何必在多？”

　　《通鉴》一九二“武德九年十二月”亦载此事，胡《注》云：

　　唐制民年十六为中男，十八始成丁，二十一为丁，充力役。

　　据魏征“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之语推之，则当日人民未充卫士时亦须担负租赋杂徭之义务，是一人之身兼充兵务农之二业也，岂非唐代府兵制兵农合一之明证乎？（斯事今不能详论，仅略述大意，附注于此。）

　　回纥与中国摩尼教之关系，论者颇众，又不属本书范围，自可不言。其族类与中国接触，而影响及战时之财政经济者，亦非所欲论，兹仅略述回纥与中国在和平时期财政经济之关系于下：

　　《新唐书》五〇《兵志》云：

　　乾元后回纥恃功，岁入马取缯，马皆病弱不可用。

　　同书五一《食货志》云：

　　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而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

　　《旧唐书》一二七《源休传》略云：

　　〔回纥〕可汗使谓休曰：“所欠吾马直绢一百八十万匹，当速归之！”

　　同书一九五《回纥传》（参《新唐书》二一七上《回鹘传》）略云：

　　回纥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新传》“绢”作“缣”）。动至数万马，其使候遣，继留于鸿胪寺者非一。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是时特诏厚赐遣之，示以广恩，且俾知愧也。是月（大历八年十一月）回纥使使赤心领马一万匹来求市，代宗以马价出于租赋，不欲重困于民，命有司量入计，许市六千匹。〔贞元〕八年七月，以回纥药罗葛灵检校右仆射，仍给市马绢七万匹。回鹘请和亲，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费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

　　《新唐书》二一七上《回鹘传》（参考《李相国论事集》）略云：

　　《白氏长庆集》四《新乐府》云：

　　阴山道。疾贪虏也。

　　阴山道，阴山道，纥逻敦肥水泉好。每岁戎人送马时，道旁千里无纤草。草尽泉枯马病羸，飞龙但印骨与皮。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养无所用去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回纥诉称无用处。咸安公主号可敦，远为可汗频奏论。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直。仍诏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合罗将军呼万岁，捧受金银与缯彩。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来多一倍。缣渐好，马渐多。阴山虏，奈尔何！

　　寅恪案：唐与回纥在和平时之关系中，马价为国家财政之一大问题，深可注意。李绛所言许昏回纥之利，宪宗岂是不知？而终不听者，实以中国财力有所不及，故宁可吝惜昏费，而侥幸其不来侵边境也。白香山《新乐府》之《阴山道》一诗即写当日之实状者，据《旧唐书》四八《食货志》（《通典》六《食货典·租税下》同）云：

　　开元八年正月敕：“顷者以庸调无凭，好恶须准，故遣作样，以颁诸州，令其好不得过精，恶不得至滥，任土作贡，防源斯在。而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至有五丈为匹者，理甚不然。阔一尺八寸，长四丈，同文共轨，其事久行，立样之时，亦载此数，若求两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有司简阅，有逾于比年常例，丈尺过多，奏闻！”

　　然则唐代定制，丝织品以四丈为一匹，而回纥马价缣一匹长止三丈余，且疏织，宜召回纥之怨诉。唐室之应付此项财政困难问题，计出于无聊，抑又可知矣。

　　又回纥在和平时期，与唐代中国政府财政关系既如上述之例，其与中国人民经济关系亦有可略言者。《册府元龟》九七九《外臣部·和亲门》（参考《旧唐书》一三三《李晟传》附惎传）云：

　　大和五年六月有龙武大将军李惎之子某借回纥钱一万一千二百贯不偿，为回纥所诉，贬惎宣州别驾。下诏戒饬曰：“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致蕃客停滞，市易不合及时。自今已后，诸色人宜准敕互市外，不得辄与蕃客交关，委御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仍即作件闻奏，其今日已前所欠负委府县速与惩理处分！”

　　又《新唐书》二一七上《回鹘传》（参考《旧唐书》一二七《张光晟传》及《通鉴》二二六“建中元年八月甲午”条）云：

　　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上篇已引）

　　据《新唐书》二二一下《西域传·康国传》（上篇已引），九姓胡即中亚昭武九姓族类，所谓西域贾胡者是也。其假借回纥势力侨居中国，居赀殖产，殆如今日犹太商人假借欧美列强势力来华通商致富之比耶？斯亦唐代中国在和平时期人民所受外族影响之一例也。

　　《新唐书》一四八《康日知传》附承训传（参考《旧唐书》一九上《懿宗纪》咸通四年、五年、九年、十年诸条，及《新唐书》一一四《崔融传》附彦曾传等）略云：

　　咸通中南诏复盗边，武宁兵七百戍桂州（寅恪案：《新唐书》六五《方镇表》武宁军节度使治徐州），六岁不得代。列校许佶、赵可立因众怒，杀都将，诣监军使丐粮铠北还，不许，即擅斧库，劫战械，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长，勒众上道。懿宗遣中人张敬思部送，诏本道观察使崔彦曾尉安之，次潭州，监军诡夺其兵，勋畏必诛，篡舟循江下，益裒兵，招亡命，遂入徐州，据之。帝遣中人康道隐宣慰徐州，道隐还，固求节度。帝乃拜承训检校尚书右仆射义成军节度使徐泗行营都招讨使，率魏博、鄜延、义武、凤翔、沙陀吐浑兵二十万讨之。勋以〔其父〕举直守徐州（承训使降将张玄稔破徐州），勋闻徐已拔，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承训悉兵八万逐北，沙陀将朱邪赤衷急追。至宋州，勋焚南城，为刺史郑处冲所破，将南趋亳。承训兵循涣而东，贼走蕲县，官兵断桥，不及济，承训乃纵击之，斩首万级，余皆溺死，阅三日，得勋尸。

　　《旧唐书》一九下《僖宗纪》（参考《旧唐书》一六一《李光颜传》，《新唐书》一六五《郑余庆传》附从谠传、一六七《王播传》附式传、一七一《李光颜传》、一八八《杨行密传》、一八九《高仁厚传》、二〇八《宦者传下·田令孜传》、二一四《藩镇泽潞·刘悟传》，又同书四三下《地理志》“羁縻州回纥州鸡田州”条、六四《方镇表》“兴凤陇栏大中五年”条等）略云：

　　〔乾符四年〕十二月贼（黄巢）陷江陵之郛，〔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求援于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悉其师援之。时沙陀军五百骑在襄阳，军次荆门，骑军击贼，败之，贼尽焚荆南郛郭而去。

　　〔中和三年〕四月庚辰收复京城，天下行营兵马都监杨复光上章告捷曰：“雁门节度使李克用杀贼无非手刃，入阵率以身先，忠武黄头军使庞从等三十二都随李克用自光泰门入京师，力摧凶逆。伏自收平京国，三面皆立大功，若破敌摧锋，雁门实居其首。”五月王铎罢行营都统。时中尉田令孜用事，自负帷幄之功，以铎用兵无功，而由杨复光建策召沙陀，成破贼之效，欲权归北司，乃黜王铎，而悦复光也。（“中和三年五月”条中篇已引。）

　　寅恪案：唐中央政府战胜庞勋、黄巢，实赖沙陀部落之助，盖府兵制度破坏已久之后，舍胡兵外，殆不易得其他可用之武力也。至黄头军疑出自回纥，与沙陀同为胡族。兹以其问题复杂，史料阙少，未能于此详论。总之，观于唐季朝廷之忍耻曲宥沙陀，终收破灭黄巢之效，则外族与内政关系之密切可以推知也。

　　又《新唐书》二二二中《南蛮传·南诏传》（参《通鉴》二五三“广明元年”条及胡《注》）云：

　　会西川节度使陈敬瑄重申和议，时卢携复辅政，与豆卢瑑皆厚〔主和之高〕骈，乃谲说帝（僖宗）曰：“宣宗皇帝收三州七关，平江岭以南，至大中十四年内库赀积如山，户部延资充满，故宰相〔白〕敏中领西川，库钱至三百万缗，诸道亦然。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遂围卢耽，召兵东方，戍海门，天下**，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疠，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

　　自咸通以后，南诏侵边，影响唐财政及内乱颇与明季之“辽饷”及流寇相类，此诚外患与内乱互相关系之显著例证也。夫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富之区（见上篇所引《旧唐书》一四《宪宗纪上》“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条），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路（详见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及拙著《秦妇吟校笺》），借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史家推迹庞勋之作乱，由于南诏之侵边，而勋之根据所在适为汴路之咽喉，故宋子京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新唐书·南诏传》论）。呜呼！世之读史者傥亦有感于斯言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