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反动玫府除对各地的革命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之外，同时对一切的革命宣传也加以严厉的禁止和破坏。1906年以后，《民报》运进国内就较前更加困难了。为此，留日学生中各省的革命同志，又纷纷以本省的名义创办和继续出版报刊，分散地运进国内，进行革命宣传。例如《云南》杂志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当时全国人民正在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云南边疆（片马事件），因此，《云南》着重地反对外国侵略，这样就使它得以比较容易地运进国内，并且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四川》杂志也是在这种情形下决定创刊的。

　　先是，四川留日孥生雷铁崖、邓絜等人曾经出版了一个《鹃声》杂志，它对四川屏山县内官府的黑暗腐败揭露得淋漓尽致，而对全省全国的事情虽也慷慨陈词，却说得不够一些。雷铁崖的文章畅达锋利，很受时人赞赏，陈璧君（后来在抗战时期堕落为最大的女汉奸）就是在南洋读到雷在《鹃声》上的文章，由于仰慕他而来日本的。1907年下半年，四川留日学生决定以《鹃声》为基础创办一个《四川》杂志，并推我来负责主持。1906年我在成城学校毕业后，考入了日本国立的大学预科一岗山第六高等学校工科，并循例补为官费留学生，这样我的学费问题便解决了。这时我已经上课一年。从岗山到东京，坐火车也得半天的路程，要办杂志，不脱离学习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便称病请假一年，专门从事革命工作为了革命活动的方便，我特地给《四川》杂志社租了一处比较宽大的房子，它后来不仅用作了出版机关，同时也用作了革命机关。由于有《鹃声》的基础，并且雷、邓也继续参加编写工作，经过不久的筹备，在1907年末，《四川》即以其鲜明的革命姿态与世人见面了。它一出世，即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销路很广，每期出版后不久都又再版发行。《四川》的特点是：对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坚决反对清朝反动统治，主张革命。它虽然只出了三期，即遭封闭（第四期被没收），但通观全部内容，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西藏、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云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我国东北的文章即占了很大的分量；而掲露清朝反动政府卖国残民的罪恶、鼓励人民起来争取铁路主权、进行革命斗争的文章又占了很大的分量；此外，即使是诗词小品，也大都是沉痛的忧时爱国之声，而绝少无聊的吟风弄月之作。它的思想大抵是爱国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同时并有若干无政府主义的成分。当然，那时的爱国主义思想还是比较筒单和笼统的。那时的民主主义思想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而无政府主义思想，谁都知道，对共产主义思想说来乃是一种反动的思潮，但在当时，它却鼓舞着人们去进行冒险的革命斗争，主要的作用还是积极的；不过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崇拜英雄、轻视群众的消极作用。总之，《四川》杂在当时的中国要算是最进步和最革命的刊物之一。

　　当我们在顺利地创办《四川》杂志的时候，《民报》正遭遇到极大的困难。由于经费不继，章太炎等人几乎有断炊之虞。他派陶成章到南洋去募捐，也无结果，因南洋华侨与兴中会关系较深而与光复会素少联系。因此，章大骂孙中山先生不支持他办《民报》。其实，孙中山先生这时到处搞武装起义都遭失败，也很困难。章的埋怨徒然暴露了同盟会内部派系之间的裂痕。看到这种情形，我觉得孙中山先生既无过错，而章太炎也可以原谅，于是便极力设法弥补。当时四川留日学生很多，并且很多人都已参加了同盟会，我便为《民报》向他们募捐，他们都很踊跃地捐输，家境富裕的固然捐得不少，就是家境困难的也是尽力而为，有的官费生为了捐钱，竟至把官费折子拿去当了（当时的官费折子是可以拿到小当铺里当钱的），可见人们的一片爱国热心。我把捐到的钱交与章太炎去维持生活，他很感动地说：“同盟会中只有四川人才是好的，才靠得住。”他这话虽是对四川同盟会员的夸奖，并且出自衷心，但却是错误的。章太炎的门户之见过深了，所以到处都流露出来，无怪其后来走向分裂革命的道路。

　　1906年至1908年，同盟会在国内组织的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到失败，有些不坚定的分子因此表现消极。有一次我去约吴鼎昌为《四川》杂志写文章，吴本是同盟会员，但这时他却说：“我看现在还是不要再搞了吧。”坚决地拒绝了我的约请。这可算得是革命投机分子的一个典型。这时日本的同盟会组织也很涣散，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都不常在日本，宋教仁又没有威信，真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我于是便和四川的张懋隆、李肇甫，湖南的欧阳振声、彭允彝、刘彦，广东的何天炯、熊越山，广西的覃超，江西的王有兰，江苏的陈剑虹，安徽的常恒芳、陈策（不是后来国民党政府里搞海军的那个陈策），福建的林时爽、李恢、郑烈，云南的吕天民、张大义，贵州的平刚，山西的景定成，陕西的井勿幕、赵世钰，山东的丁维汾等人经常联系，不断集会，这样差不多每省都有人参加，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各省同盟会负责人员的联席会议，维系着同盟会的组织于不散，坚持着革命工作的进行。这时，由于国内环境更加险恶，许多会党中的革命分子纷纷逃亡日本，我的大哥也于这时来到东京，和我同住在《四川》杂志社内。我于是又和同盟会中的一些同志如焦达峰等人研究：最近一个时期，同盟会只顾去搞武装起义，差不多把会党工作忘记了，现在何不趁各省会党都有人在日本，把全国所有的会党通通联合起来。这个主张，凡是过去和会党有联系的同盟会员，都很赞成，因为他们知道下层社会有着巨大的革命潜力3我的大哥在四川哥老会中有相当地位，这时已由我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他很同意我的意见，对我说道：“你要作会党工作必须参加进去，且先补个‘老么’吧，然后一升‘老五’，就能在实际上管事了。”通过他的介绍，我就算入了袍哥。我首先在一些“大爷”当中进行联络。那时四川的“大爷”有张百祥、唐洁和我大哥三人！而湖南的焦达峰，湖北的孙武、居正，江西的邓文辉，广东的熊越山等人，他们或是“大爷”，或是会党中较有地位和较为积极的人物；经他们一起商量，召开了共进会的筹备会，我大哥以年长被推为临时主席——“坐堂大爷”，而我则升为“管事”，实际负责组织联络等筹备工作。经过我们这些同盟会员的积极活动，各地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三点会等会党在日本的首领，终于在1907年的下半年结成了一个统一的组织——共进会。由于四川孝友会的首领张百祥在下川东一带拥有相当多的会党群众，而且在会党中的资格最髙，对各地码头最熟，所以被推为共进会的共同领袖。共进会以同盟会的宗旨为宗旨，而特别着重于反满的宣传。因为会党中的上层分子有不少是地主阶级出身或与地主阶级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所以共进会把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以便他们容易接受。尽管后来共进会的某些首领极力辩解，说什么“平均人权”比“平均地权”更有意义，更便于向会党群众宣传，但以后的事实证明：共进会放弃了“平均地权”的主张，终于使它无力去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实际上是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虽然共进会的纲领有严重的缺点，它的组织也很散漫，各派会党仍按原来的系统和各自的堂口去进行活动，并无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自有共进会以后，中国南方各省绝大部分的会党都在反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这就使同盟会增加了一个群众基础较为广泛的外围组织，从而有利于促进革命运动的高涨。

　　共进会成立后，我仍集中力量回来做同盟会和《四川》杂志的工作。由于《四川》杂志不仅进行着革命的宣传活动，而且进行着革命的组织工作，所以它和《民报》—样遭到清朝反动政府的迫害。1908年秋后，唐绍仪被清朝政府派为专使访问美国。他路过日本的时候，秉承着清朝政府的意旨，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报》和《四川》杂志。我和章太炎为此都吃了官司。《民报》被控为“激扬暗杀、破坏治安”，除罚金外，并禁止发行。至于《四川》杂志，日本帝国主义故意把问题搞得更严重，不但罚金更多，而且还判处了我半年的徒刑。本来，自1908年暑假以后，我请假的限期已满，不得不回岗山继续上课。经过大家同意，我把?四川》杂志的责任交给了当时四川留日学生同乡会长、同盟会员廖希贤，由他继我为《四川》杂志的编辑兼发行人。因此，《四川》被控，按理应由他去出庭受审。但廖却不肯去，把责任推在我的身上。当时人们都很不平，一个叫童慎如的坚决不让我去。我想：“‘见义不为，无勇也’。到法庭有什么可怕呢？”于是毅然要去受审。大家都很感动，特地为我请了一个出名的日本律师樱井来替我辩护。到开庭那天，我泰然地去出席了，不少人要跟着去旁听，但法庭宣布案情严重，禁止旁听。人们非常愤怒，并为我担心，但又无可如何，只好在外边等候消息。一会开庭了，检查官提出了四大“罪状”：（1）鼓吹革命；（2）激杨暗杀；（3）煽动日本殖民地反对帝国；（4）反对天皇。当说到天皇的时候，还装模作样地致敬一番。接着，我的律师替我辩护，那天樱井没来，我的律师是由他请来的。律师说：“鼓吹革命，在异国不能构成罪案；登了无政府党的文章，并不能就说是激扬暗杀；只有第三、第四两条确是不对，但都系转载不慎，只能算是过失，不能定罪。”经过一番辩论以后，问官暂时休息。大约等了半个钟头，又重新开庭了。这时法官出来宣判：说什么根据“罪证”，决定查禁杂志，并科罚金一百元，处编辑发行人有期徒刑半年。又说什么姑念该编辑发行人尚在求学，准予“犹豫（缓期）执行”。一场风波，就这样结束了。当我一走出法庭，等候的人们都为我欢呼；等我把全部经过告诉了大家以后，大家才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原来和清朝政府串通一气，对中国革命施行压迫，所谓“审判”、“辩护，判决”等等，都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