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木刻选集”（1）小引

　　中国古人所发明，而现在用以做爆竹和看风水的火药和指南针，传到欧洲，他们就应用在枪炮和航海上，给本师吃了许多亏。还有一件小公案，因为没有害，倒几乎忘却了。那便是木刻。

　　虽然还没有十分的确证，但欧洲的木刻，已经很有几个人都说是从中国学去的，其时是十四世纪初，即一三二〇年顷。那先驱者，大约是印着极粗的木版图画的纸牌；这类纸牌，我们至今在乡下还可看见。然而这博徒的道具，却走进欧洲大陆，成了他们文明的利器的印刷术的祖师了。

　　木版画恐怕也是这样传去的；十五世纪初德国已有木版的圣母像，原画尚存比利时的勃吕舍勒博物馆中，但至今还未发见过更早的印本。十六世纪初，是木刻的大家调垒尔（A.Dürer）和荷勒巴因（H.Holbein）出现了，而调垒尔尤有名，后世几乎将他当作木版画的始祖。到十七八世纪，都沿着他们的波流。

　　木版画之用，单幅而外，是作书籍的插图。然则巧致的铜版图术一兴，这就突然中衰，也正是必然之势。惟英国输入铜版术较晚，还在保存旧法，且视此为义务和光荣。一七七一年，以初用木口雕刻，即所谓“白线雕版法”而出现的，是毕维克（Th.Bewick）。这新法进入欧洲大陆，又成了木刻复兴的动机。

　　但精巧的雕镌，后又渐偏于别种版式的模仿，如拟水彩画，蚀铜版，网铜版等，或则将照相移在木面上，再加绣雕，技术固然极精熟了，但已成为复制底木版。至十九世纪中叶，遂大转变，而创作底木刻兴。

　　所谓创作底木刻者，不模仿，不复刻，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记得宋人，大约是苏东坡罢，有请人画梅诗，有句云：“我有一匹好东，请君放笔为直干！”这放刀直干，便是创作底版画首先所必须，和绘画的不同，就在以刀代笔，以木代纸或布，中国的刻图，虽是所谓“绣梓”，也早已望尘莫及，那精神，惟以铁笔刻石章者，仿佛近之。

　　因为是创作底，所以风韵技巧，因人不同，已和复制木刻离开，成了纯正的艺术，现今的画家，几乎是大半要试作的了。

　　在这里所绍介的，便都是现今作家的作品；但只这几枚，还不足以见种种的作风，倘为事情所许，我们逐渐来输运罢。木刻的回国，想来决不致于像别两样的给本师吃苦的。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鲁迅记于上海。

　　（《艺苑朝华》第一期，第一辑所载。）

　　“近代木刻选集”（1）附记

　　本集中的十二幅木刻，都是从英国的《The Bookman》,《The Studio》，《The Woodcut of To–day》（Edited by G.Holme）中选取的，这里也一并摘录几句解说。

　　惠勃（C.C.Webb）是英国现代著名的艺术家，从一九二二年以来，都在毕明翰（Birmingham）中央学校教授美术。第一幅《高架桥》是圆满的大图画，用一种独创的方法所刻，几乎可以数出他雕刻的笔数来。统观全体，则是精美的发光的白色标记，在一方纯净的黑色地子上。《农家的后园》，刀法也多相同。《金鱼》更可以见惠勃的作风，新近在“Studio”上，曾大为George Sheringham所称许。

　　司提芬·蓬（Stephen Bone）的一幅，是George Bourne的“A Farmer’s Life”的插图之一。论者谓英国南部诸州的木刻家无出作者之右，散文得此，而妙想愈明云。

　　达格力秀（E.Fitch Daglish）是伦敦动物学会会员，木刻也有名，尤宜于作动植物书中的插画，能显示最严正的自然主义和纤巧敏慧的装饰的感情。《田凫》是E.M.Nicholson的“Birds in England”中插画之一；《淡水鲈鱼》是Izaak Walton and Charles Cotton的“The Complete Angler”中的。观这两幅，便可知木刻术怎样有裨于科学了。

　　哈曼·普耳（Herman Paul），法国人，原是作石版画的，后改木刻，后又转通俗（Popular）画。曾说“艺术是一种不断的解放”，于是便简单化了。本集中的两幅，已很可窥见他后来的作风。前一幅是Rabelais著书中的插画，正当大雨时；后一幅是装饰André Marty的诗集“Le Doctrin ales Preux”（《勇士的教义》）的，那诗的大意是——

　　看残废的身体和面部的机轮，

　　染毒的疮疤红了面容，

　　少有勇气与丑陋的人们，传闻

　　以千辛万苦获得了好的名声。

　　迪绥尔多黎（Benvenuto Disertori）意大利人，是多才的艺术家，善于刻石，蚀铜，但木刻更为他的特色。《La Musadel Loreto》是一幅具有律动的图象，那印象之自然，就如本来在木上所创生的一般。

　　麦格努斯·拉该兰支（S.Magnus–Lagercranz）夫人是瑞典的雕刻家，尤其擅长花卉。她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一册瑞典诗人Atterbom的诗集《群芳》的插图。

　　富耳斯（C.B.Falls）在美国，有最为多才的艺术家之称。他于诸艺术无不尝试，而又无不成功。集中的《岛上的庙》是他自己选出的得意的作品。

　　华惠克（Edward Worwick）也是美国的木刻家。《会见》是装饰与想像的版画，含有强烈的中古风味的。

　　书面和首叶的两种小品，是法国画家拉图（Alfred Latour）之作，自《The Woo–dcut of To–day》中取来，目录上未列，附记于此。

　　（《艺苑朝华》所载。）

　　“蕗谷虹儿画选”小引

　　中国的新的文艺的一时的转变和流行，有时那主权是简直大半操于外国书籍贩卖者之手的。来一批书，便给一点影响。《Modern Library》中的A.V. Beardsley画集一人中国，那锋利的刺戟力，就激动了多年沉静的神经，于是有了许多表面的摹仿。但对于沉静，而又疲弱的神经，Beardsley的线究竟又太强烈了，这时适有蕗谷虹儿的版画运来中国，是用幽婉之笔，来调和了Beardsley的锋芒，这尤合中国现代青年的心，所以他的模仿就至今不绝。

　　但可惜的是将他的形和线任意的破坏——不过不经比较，是看不出底细来的。现在就从他的画谱《睡莲之梦》中选取六图，《悲凉的微笑》中五图，《我的画集》中一图，大约都是可显现他的特色之作，虽然中国的复制，不能高明，然而究竟较可以窥见他的真面目了。

　　至于作者的特色之所在，就让他自己来说罢——

　　“我的艺术，以纤细为生命，同时以解剖刀一般的锐利的锋芒为力量。

　　“我所引的描线，必需小蛇似的敏捷和白鱼似的锐敏。

　　“我所画的东西，单是‘如生’之类的现实的姿态，是不够的。

　　“于悲凉，则画彷徨湖畔的孤星的水妖（Nymph），于欢乐，则画在春林深处，和地祇（Pan）相谑的月光的水妖罢。

　　“描女性，则选多梦的处女，且备以女王之格，注以星姬之爱罢。

　　“描男性，则愿探求神话，拉出亚波罗（Apollo）来，给穿上漂泊的旅鞋去。

　　“描幼儿，则加以天使的羽翼，还于此被上五色的文绫。

　　“而为了孕育这些爱的幻想的模特儿们，我的思想，则不可不如深夜之黑暗，清水之澄明。”（《悲凉的微笑》自序）

　　这可以说，大概都说尽了。然而从这些美点的别一面看，也就令人所以评他为倾向少年男女读者的作家的原因。

　　作者现在是往欧洲留学去了，前途正长，这不过是一时期的陈迹，现在又作为中国几个作家的秘密宝库的一部份，陈在读者的眼前，就算一面小镜子，——要说得堂皇一些，那就是，这才或者能使我们逐渐认真起来，先会有小小的真的创作。

　　从第一到十一图，都有短短的诗文的，也就逐图译出，附在各图前面了，但有几篇是古文，为译者所未曾研究，所以有些错误，也说不定的。首页的小图也出《我的画集》中，原题曰《瞳》，是作者所爱描的大到超于现实的眸子。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鲁迅在上海记。

　　（《艺苑朝华》第一期第二辑所载）

　　“近代木刻选集”（2）小引

　　我们进小学校时，看见教本上的几个小图画，倒也觉得很可观，但到后来初见外国文读本上的插画，却惊异于它的精工，先前所见的就几乎不能比拟了。还有英文字典里的小画，也细巧得出奇。凡那些，就是先回说过的“木口雕刻”。

　　西洋木版的材料，固然有种种，而用于刻精图者大概是柘木。同是柘木，因锯法两样，而所得的板片，也就不同。顺木纹直锯，如箱板或桌面板的是一种，将木纹横断，如砧板的又是一种。前一种较柔，雕刻之际，可以挥凿自如，但不宜于细密，倘细，是很容易碎裂的。后一种是木丝之端，攒聚起来的板片，所以坚，宜于刻细，这便是“木口雕刻”。这种雕刻，有时便不称wood–cut，而别称为wood–engraving了。中国先前刻木一细，便曰“绣梓”，是可以作这译语的。和这相对，在箱板式的板片上所刻的则谓之“木面雕刻”。

　　但我们这里所绍介的，并非教科书上那样的木刻，因为那是意在逼真，在精细，临刻之际，有一张图画作为底子的，既有底子，便是以刀拟笔，是依样而非独创，所以仅仅是“复刻板画”。至于“创作板画”，是并无别的粉本的，乃是画家执了铁笔，在木板上作画，本集中的达格力秀的两幅，永濑义郎的一幅，便是其例。自然也可以逼真，也可以精细，然而这些之外有美，有力，仔细看去，虽在复制的画幅上，总还可以看出一点“有力之美”来。

　　但这“力之美”大约一时未必能和我们的眼睛相宜。流行的装饰画上，现在已经多是削肩的美人，枯瘦的佛子，解散了的构成派绘画了。

　　有精力弥满的作家和观者，才会生出“力”的艺术来。“放笔直干”的图画，恐怕难以生存于颓唐，小巧的社会里的。

　　附带说几句，前回所引的诗，是将作者记错了。季黻来信道：“我有一匹好东……”系出于杜甫《戏韦偃为双松图》，末了的数句，是“重之不减锦绣段，已令拂拭光凌乱，请君放笔为直干”。并非苏东坡诗。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日。）

　　（《艺苑朝华》第一期第三辑所载。）

　　“近代木刻选集”（2）附记

　　木集中的十二幅木刻大都是从英国的“The Wood–cut of Today”“The Smdio”，“The Smaller Beasts”中选取的，这里也一并摘录几句解说。

　　格斯金（Arthur J.Gaskin），英国人。他不是一个始简单后精细的艺术家。他早懂得立体的黑色之浓淡关系。这幅《大雪》的凄凉和小屋底景致是很动人的。雪景可以这样比其他种种方法更有力地表现，这是木刻艺术的新发见。《童话》也具有和《大雪》同样的风格。

　　杰平（Robort Gibbings）早是英国木刻家中一个最丰富而多方面的作家。他对于黑白的观念常是意味深长而且独创的。E.Powys Mathers的《红的智慧》插画在光耀的黑白相对中有东方的艳丽和精巧的白线底律动。他的令人快乐的《闲坐》，显示他在有意味的形式里黑白对照的气质。

　　达格力秀（Eric Fitch Daglish）在我们的《近代木刻选集》（1）里已曾叙述了。《伯劳》见J.H.Fabre的“Animal Life in Field and Garden”中。《海狸》见达格力秀自撰的Animal in Black and White丛书第二卷“The Smaller Beasts”中。

　　凯亥勒（Emile Charles Corlègle）原籍瑞士，现入法国籍。木刻于他是种直接的表现的媒介物，如绘画，蚀铜之于他人。他配列光和影，指明颜色的浓淡，他的作品颤动着生命。他没有什么美学理论，他以为凡是有趣味的东西能使生命美丽。

　　奥力克（Emil Orlik）是最早将日本的木刻方法传到德国去的人。但他却将他自己本国的种种方法融合起来刻木的。

　　陀蒲晋司基（M.Dobuzinski）的《窗》，我们可以想像无论何人站在那里，如那个人站着的，张望外面的雨天，想念将要遇见些什么。俄国人是很想到站在这个窗下的人的。

　　左拉舒（William Zorach）是俄国种的美国人。他注意于有趣的在黑底子上的白块，不斤斤于用意的深奥。《游泳的女人》由游泳的眼光看来，是有些眩目的。这看去像油漆布雕刻，不大像木刻。游泳是美国木刻家所好的题材，各人用各人的手法创造不同的风格。

　　永濑义郎，曾在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过雕塑，后来颇尽力于版画，著《给学版画的人》一卷。《沉钟》便是其中的插画之一，算作“木口雕刻”的作例，更经有名的刻手菊地武嗣复刻的。现在又经复制，但还可推见黑白配列的妙处。

　　（《艺苑朝华》第一期第三辑所载。）

　　“比亚兹莱画选”小引

　　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 1872—1898）生存只有二十六年，他是死于肺病的。生命虽然如此短促，却没有一个艺术家，作黑白画的艺术家，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名誉；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这样的广阔。比亚兹莱少时的生活底第一个影响是音乐，他真正的嗜好是文学。除了在美术学校两月之外，他没有艺术的训练。他的成功完全是由自习获得的。

　　以《阿赛王之死》的插画他才涉足文坛。随后他为“The Studio”作插画，又为《黄书》（“The Yellow Book”）的艺术编辑。他是由《黄书》而来，由“The Savoy”而去的。无可避免地，时代要他活在世上。这九十年代就是世人所称的世纪末（fin de siècle）。他是这年代底独特的情调底唯一的表现者。九十年代底不安的，好考究的，傲慢的情调呼他出来的。

　　比亚兹莱是个讽刺家，他只能如Baudelaire描写地狱，没有指出一点现代的天堂底反映。这是因为他爱美而美的堕落才困制他；这是因为他如此极端地自觉美德而败德才有取得之理由。有时他的作品达到纯粹的美，但这是恶魔的美，而常有罪恶底自觉，罪恶首受美而变形又复被美所暴露。

　　视为一个纯然的装饰艺术家，比亚兹莱是无匹的。他把世上一切不一致的事物聚在一堆，以他自己的模型来使他们织成一致。但比亚兹莱不是一个插画家。没有一本书的插画至于最好的地步——不是因为较伟大而是不相称，甚且不相干。他失败于插画者，因为他的艺术是抽象的装饰；它缺乏关系性底律动——恰如他自身缺乏在他前后十年间底关系性。他埋葬在他的时期里有如他的画吸收在它自己的坚定的线里。

　　比亚兹莱不是印象主义者，如Manet或Renoir，画他所“看见”的事物；他不是幻想家，如William Blake，画他所“梦想”的事物；他是个有理智的人，如George Froderick Watts，画他所“思想”的事物。虽然无日不和药炉为伴，他还能驾御神经和情感。他的理智是如此的强健。

　　比亚兹莱受他人影响却也不少，不过这影响于他是吸收而不是被吸收。他时时能受影响，这也是他独特的地方之一。Burne–Jones有助于他在作《阿赛王之死》的插画的时候；日本的艺术，尤其是英泉的作品，助成他脱离在“The Rape of the Lock”底Eisen和Saint–Aubin所显示给他的影响。但Burne–Jones底狂喜的疲弱的灵性变为怪诞的睥睨的肉欲——若有疲弱的，罪恶的疲弱的话。日本底凝冻的实在性变为西方的热情底焦灼的影像表现在黑白底锐利而清楚的影和曲线中，暗示即在彩虹的东方也未曾梦想到的色调。

　　他的作品，因为翻印了“Salomè”的插画，还因为我们本国时行艺术家的摘取，似乎连风韵也颇为一般所熟识了。但他的装饰画，却未经诚实地介绍过。现在就选印这十二幅，略供爱好比亚兹莱者看看他未经撕剥的遗容，并摘取Arthur Symons和Holbrook Jackson的话，算作说明他的特色的小引。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日。朝华社识。

　　（《艺苑朝华》第一期第四辑所载。）

　　哈谟生的几句话

　　《朝花》六期上登过一篇短篇的瑙威作家哈谟生，去年日本出版的《国际文化》上，将他算作左翼的作家，但看他几种作品，如《维多利亚》和《饥饿》里面，贵族的处所却不少。

　　不过他在先前，很流行于俄国。二十年前罢，有名的杂志“Nieva”上，早就附印他那时为止的全集了。大约他那尼采和陀思妥夫斯基气息，正能得到读者的共鸣。十月革命后的论文中，也有时还在提起他，可见他的作品在俄国影响之深，至今还没有忘却。

　　他的许多作品，除上述两种和《在童话国里》——俄国的游记——之外，我都没有读过。去年，在日本片山正雄作的《哈谟生传》里，看见他关于托尔斯泰和伊孛生的意见，又值这两个文豪的诞生百年纪念，原是想绍介的，但因为太零碎，终于放下了。今年搬屋理书，又看见了这本传记，便于三闲时译在下面。

　　那是在他三十岁时之作《神秘》里面的，作中的人物那该尔的人生观和文艺论，自然也就可以看作作者哈谟生的意见和批评。他跺着脚骂托尔斯泰——

　　“总之，叫作托尔斯泰的汉子，是现代的最为活动底的蠢才，……那教义，比起救世军的唱Halleluiah（上帝赞美歌——译者）来，毫没有两样。我并不觉得托尔斯泰的精神比蒲斯大将（那时救世军的主将——译者）深。两个都是宣教者，却不是思想家。是买卖现成的货色的，是弘布原有的思想的，是给人民廉价采办思想的，于是掌着这世间的舵。但是，诸君，倘做买卖，就得算算利息，而托尔斯泰却每做一回买卖，就大折其本……不知沉默的那多嘴的品行，要将愉快的人世弄得铁盘一般平坦的那努力，老嬉客似的那道德的唠叨，像煞雄伟一般不识高低地胡说的那坚决的道德，一想到他，虽是别人的事，脸也要红起来……。”

　　说也奇怪，这简直好象是在中国的一切革命底和遵命底的批评家的暗疮上开刀。至于对同乡的文坛上的先辈伊孛生——尤其是后半期的作品——是这样说——

　　“伊孛生是思想家。通俗的讲谈和真的思索之间，放一点小小的区别，岂不好么？诚然，伊孛生是有名人物呀。也不妨尽讲伊孛生的勇气，讲到人耳朵里起茧罢。然而，论理底勇气和实行底勇气之间，舍了私欲的不羁独立的革命底勇猛心和家庭底的煽动底勇气之间，莫非不见得有放点小小的区别的必要么？其一，是在人生上发着光芒，其一，不过是在戏园里使看客咋舌……要谋叛的汉子，不带软皮手套来捏钢笔杆这一点事，是总应该做的，不应该是能做文章的一个小畸人，不应该仅是为德国人的文章上的一个概念，应该是名曰人生这一个热闹场里的活动底人物。伊孛生的革命底勇气，大约是确不至于陷其人于危地的。箱船之下，敷设水雷之类的事，比起活的，燃烧似的实行来，是贫弱的桌子上的空论罢了。诸君听见过撕开苎麻的声音么？嘻嘻嘻，是多么盛大的声音呵。”

　　这于革命文学和革命，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之别，说得很露骨，至于遵命文学，那就不在话下了。也许因为这一点，所以他倒是左翼底罢，并不全在他曾经做过各种的苦工。

　　最颂扬的，是伊孛生早先文坛上的敌对，而后来成了儿女亲家的毕伦存（B.Bj?rnson）。他说他活动着，飞跃着，有生命。无论胜败之际，都贯注着个性和精神。是有着灵感和神底闪光的瑙威惟一的诗人。但我回忆起看过的短篇小说来，却并没有看哈谟生作品那样的深的感印。在中国大约并没有什么译本，只记得有一篇名叫《父亲》的，至少翻过了五回。

　　哈谟生的作品我们也没有什么译本。五四运动时候，在北京的青年出了一种期刊叫《新潮》，后来有一本“新著绍介号”，豫告上似乎是说罗家伦先生要绍介《新地》（New Erde）。这便是哈谟生做的，虽然不过是一种倾向小说，写些文士的生活，但也大可以借来照照中国人。所可惜的是这一篇绍介至今没有印出罢了。

　　（三月三日，于上海。）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四日《朝花旬刊》第十一期所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