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一时之间都没有反应过来。只是觉得范无病说的话似乎是真的振聋发聩了。

　　能够让大学学费从现在的一学期三四千块直接降到五六百块，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因此在范无病喊出了大义之后，再没有人能够说出什么不是来了。

　　偷税漏税这个问题，本来就是违法的，如果说大家对于税收政策从紧有什么怨言的话，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打击偷税漏税持有不同看法的话，那就很成问题了，谁也不敢公开喊出这个口号来。

　　现在大家最为担心的，就是打击偷税漏税会不会过度的问题，所以在朱老板放话出来表示要打击偷税漏税，众人都表示忧虑，毕竟上面的政策到了下面执行的时候，经常就会被歪嘴的和尚念歪了经，干出很多中饱私囊的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来。

　　以前在西汉初期的时候，皇帝崇尚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立刻就得到了迅速的恢复，这实际上就跟政策面很有关系的，因为身居高位者其实很清楚，在没有有效地制度约束之下。经常性地出台一些严厉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对于基层并没有什么好处，这些政策往往就会变成基层官员们借以敛财的工具。

　　即便是在现在的情况下，这种行为也是不可避免的，毕竟造成税收漏洞的，除了偷税漏税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税务部门工作人员的渎职或者说金钱交易所造成的。

　　每当出现一个新的政策的时候，不管高层的出发点如何，总是会被具体的执行者给习惯性地往敛财上考虑，他们也总是能够找到对自己有利的那些闪光点，然后趁着政策尚未被吃透的机会，大捞一把。

　　因此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多年的工商界同仁们，一听朱老板说要严打税收漏洞，立刻就联想到了这个问题，唯恐自己的企业又因此遭受什么不白之冤，最后还是要破财消灾。

　　事实上，即便是一些大公司，在遇到这种税务上的事情时，也会感到比较头痛的，毕竟天天被人查账并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情，尤其是国内的这一帮税务人员，查账也没有白查的道理，每天到你这里乱翻一通儿不说，还要趁机吃拿卡要，就算是对方的素质比较高，不跟你吃拿卡要。但是如果你招待不周的话，难保他们不会给你鸡蛋里面挑点儿骨头出来，也是一身的麻烦。

　　“在内地做生意，就是打的人情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要理顺了，否则的话，你的生意就做不下来——”某个工商业同行儿在旁边儿抱怨道，一听这人就是在大陆呆了很久，已经学乖了。

　　附和的人也不少，大家都是从无到有做起来的，基层的事情如何，谁的心里不清楚？

　　对此范无病倒是也有一番说辞，“其实大家应该往好处去想，如今的偷税漏税现象严重，直接损害的就是我们这些正规企业的利益。一些不法企业通过偷税漏税来降低生产成本，跟我们的产品展开低价竞争，这是非常有害的。如果能够严格地控制税收漏洞，堵上这个源头，那么就可以形成井然有序的公平竞争环境，这是非常有益的。”

　　范无病的这一番话倒是也很有道理，但是有些人又想了。那些偷税漏税的企业，甚至连工商执照都没有，完全就是一些黑窝点，就算是打击偷税漏税，也抓不住人家啊，因为人家根本就不在册。

　　总而言之，今晚参加这个宴会的人，回去的时候都是心事重重的。

　　此时范无病已经明白朱老板为什么会要拉上自己一块儿赴宴了，这件事情关系重大不说，自己的身上至少就有两层关系可以利用，一个就是自己的出现，官方的人可以理解为是朱老板已经跟范亨达成了一致意见，要从严打击偷税漏税问题，毕竟总理和常务副总理的意见一致的话，那么这个意见肯定是要贯彻下来的。

　　其次就是范无病本身就是范氏投资集团这个庞然大物的老板，他的在场除了表明整个范氏支持这项决定，也可以为工商业同行儿们接受这个消息起到一个示范作用。

　　因为这个决定而造成税收方面的损失的话，你的损失还比得过人家范氏投资集团的损失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回到家里的时候，范亨问起了今晚的事情，就有些好奇地问范无病，“你从哪里得来的那么多数据？怎么张口就来，我看你可以去当统计局的发言人了。”

　　范无病耸了耸肩膀道，“其实这些数字的来源都很简单，平时留心一下就有了，更何况我们总部专门有情报部门，凡是认为比较重要的数据，都有办法搞到的，更何况这些数据又不是什么秘密？”

　　范亨点了点头，深以为然。

　　搞商业的。如果不对一些关键数据进行搜集并认真分析的话，你就只有盲目地乱闯，想要发展起来是很难的，机会只会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话的适用范围非常广。

　　实际上范亨对于国内的教育经费问题，也非常关注，但这并不是他分管的那块儿，所以话语权并不大。

　　为解决教育经费严重缺乏的问题，国内从一九八三年起，就改变了单一的政府投资模式，开始向个人收费，但规定仍以财政拨款为主。始料不及的是，由于管理监控不力，收费名目和收费数额急剧膨胀，个人教育支出连年大增，并迅速由教育投入的辅助渠道变成了主渠道。教育投入总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加，与一九九七年的四千五百亿元相比，今年的教育总投入翻了一番有余。

　　从三大投入看，今年的国家投入是一九九七年的两倍多，社会投入只是微微增长，但由于国家投入和全部投入基本同步，所以在总量中国家投入所占的份额始终保持着三分之一略多的水平，而个人投入在一九九七年即超过总量的百分之六十。这些年由于增速仍快于国家投入，更快于社会投入，所以份额仍在不断加大中。

　　在目前国家教育经费尚不充足的情况下，国家投入理应侧重于义务教育，正常的状态应该是首先保证义务教育的需要，尽量做到免费教育，减少非义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国家投入比例。

　　从近几年的实际来看，国家投入的政策正在朝这个方向转变，但经费的分配依然很不合理，大学的国家投入比例依然很高，义务教育的个人投入非但未减。反而越来越高，这也造成了老百姓的上学贵上学难问题，每年因为上不起学而辍学的儿童越来越多，与普九目标完全不相符合。

　　“长期以来，国家一直将高等教育总投入的百分之七十五视为财政拨款的标准，但学校的高收费早已打破了这一标准。在两千年之前，国家投入尚占多数，但自去年开始，宾主易位，个人投入反客为主，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今年更在递增之中。”范亨所了解的数据，不比范无病少。

　　在各学级中，国家对大学的投入增加最快，但与个人投入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一九九九年随着并轨令的下达，公费上大学划上句号，学杂费突然暴涨百分之七十多。

　　此后，随着收费标准的不断提高以及学生数量的快速增加，个人投入继续猛增，五年间个人投入每两年翻一倍，五年增加五倍，国家和个人两大主力的巨大投入促成了大学投入总量每年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高增幅，升速居所有学级之首。

　　然而，绝对量的高速增长掩盖着一个相反的事实，由于学生数量的增速快于国家和社会投入的增速，因此每学生平均国家投入和社会投入已经连续几年悄然削减，社会投入趋势亦然，而个人投入却一如既往地上涨，每年的学生人均学费增幅都要增加一千元以上，今年学生平均投入已经超过了一万一千元。

　　这一趋势也表明，今后上大学能够享受的国家投入和社会投入将越来越少，留下的缺额和保持总费用增加的增量都将主要由个人来承担，而逐步减少非义务教育的国家投入、增加个人投入正是国家政策的方向和所要达到的目标。

　　“上大学的学费高，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目前范氏投资集团在全国各地所援助的贫困大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五万人。每年都需要投入十个亿以上来促成这件事情，然后这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范无病对老爸范亨说了一个事实，“如果再加上对于贫困山区希望工程的投入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对口援助，这个数字会更大一些。”

　　“这么多哦——”范亨听了之后也感到有些吃惊，看来范无病在这方面的投入却是很多，每年总有二三十个亿了。

　　假如可以堵住税收漏洞的话，想要解决上学难的问题，只是很轻而易举的一件事。

　　不过，范亨自然也明白，即便是税收多出来四五千个亿，这部分收入也未必就能够落到教育上去，这也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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