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哪个行业混日子，人脉关系都是很重要的。

　　一般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身处于商界最顶端的范无病了，假如不是他在国内拥有一定的关系网络可以利用的话，仅仅凭借自己的资金优势，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在国内发展，并且已经在多个行业成为业内翘楚，甚至还垄断了几个资源行业。

　　之前的十几年中，范无病因为有老首长的关照，再加上自己跟前两届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都处的不错，因此办起事儿来游刃有余，不怎么需要为政府方面的掣肘而担心，但是此时物是人非了，就不得不谨慎对待，看清楚状况再做打算。

　　尤其是如今老爸范亨已经是第二次出任常委和常务副总理的职务，范无病是希望老爸能够安安稳稳地在这个位置上呆下去，最后光荣退休的，如果因为自己办事不力，导致他的事业受到了不利的影响，那么范无病心中还是会感到过意不去的。

　　尽管现在范家已经什么都不缺了，但是如果范亨能够在常委任上做完这一届，再做一届的话，也算是创造一个记录了，毕竟现在能够连续三届常委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以后则会更少一些。

　　四月底到五月初，全国的非典病例持续攀升，以往每个黄金周里总是人满为患的城市，却第一次遭遇了别样的冷清。

　　王府井、西单、 SOGO等商场里，卖东西的远远多于买东西的，数字表明，京城百货销售额下降了百分之七十多。一个新名词由此诞生——“目标购物”，指的是极个别的来去匆匆决不久留的购物勇士，讨价还价货比三家的情景无奈地成为昔日繁华的追忆。

　　餐馆大多店门紧闭，有的挂上“内部装”之类的隐讳字牌。地铁乘客寥寥无几，让巨大的地下空间显出了几分阴森。电影院最惨的时候一天只有三个观众，正在京城京院线上映的好莱坞巨片《指环王 2》创下了环球最差票房记录。

　　范无病跟自己的女人们去十三陵踏青散心的时候，环顾四周，算上自己在内，偌大的十三陵景点只有十几位游客，工作人员百无聊赖地坐在树下晒太阳，他们戴着大口罩，而且，身旁还放着大桶的消毒药水和喷洒器具等等。

　　据统计，五一期间京城的旅游收入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往日熙熙攘攘的游客，就这样辜负了京城五月的青山绿水草长莺飞。

　　对于出租车而言，尽管份儿钱已经从原来的每天九十块钱降到了三十块，出租车司机们还是抱怨说，坐车人少了，钱难赚了。平日里饱受塞车之苦的他们都很感慨，京城的交通从来没有这么顺畅过，各大路口的交警看上去都很是清闲。

　　内地六月中旬前的雅思考试推迟了，研究生复试也推迟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也无可奈何地顺延了。

　　一个每天都有新的奇迹出现的国际大都市，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滞了下来，仿佛整个城市在一只巨大的口罩下捂着，盖着，压抑着。

　　显然，都市街头的荒凉不止于京城京。

　　上海市商业经济研究中心对全国三十四个城市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服务业的调查表明，百货及连锁销售额下降三分之一多，就连一直没有发现非典病例的贵阳，百货销售也下降三分之一，餐饮业收入下降将近一半儿。

　　受打击最严重的服务行业会不会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经济学家们有的为中国百分之九的经济增长目标担忧，有的判断目前的短期波动不会殃及国民经济全局，有的则以另一些市场的火爆数字告诉人们有理由保持乐观。

　　范氏投资集团的生意无疑是非常火爆的，尤其是在京城的北方汽车交易市场上，仅五月九日一天就接待顾客两千多人，客流量和交易量是平时的好几倍，而且买车的百分之百为个人，私人汽车成为人们心中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使用现金的少了，刷卡的多了，牡丹卡中心日均网上申请办卡人数是平时的四倍，药店的消毒用品和保健药品热卖，五一期间江南医药集团旗下的药店连锁企业实现零售额同比增长百分之六十，购买中药的队伍长达十几米，为此他们不得不启动生产线二十四小时不停熬制瓶装药液，多年来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的中药这一次似乎找到了出口。

　　当然，地球一刻也没有安静过。

　　中国维和部队涉足不久的刚果（金）爆发了震惊世人的部族大仇杀，加拿大刚刚因非典疫情缓解松了口气又传出疯牛病的噩耗，朝鲜核危机愈演愈烈，美国倒萨扑克牌上的人物一个个归案，而国防部五角大楼却再次提高国内防止恐怖袭击的安全警戒等级。

　　这个时候的国内也是一个多事季节：潜艇失事，湖南矿难，大兴安岭火灾等等，然而，对于不少中国人、特别是京城的居民来说，所有这些轰轰烈烈似乎都不是他们眼中的新闻。

　　他们关注的仿佛只有两个字——非典，准时收看每天下午四点钟的卫生部疫情发布会，关注医学专家做客的电视直播，上网浏览关于非典的官方新闻和小道消息，仔细阅读报纸几个版面的抗非典报道，这些都成了每天的首要任务。

　　民间盛传一时的各种防非典药方中，有人发现其中一个竟同当年义和团药方防治洋人下毒的方子一模一样。考证者的结论是，这样的药方不过是一种人们在恐慌时刻想要做点什么的征兆。

　　在120急救中心和京城疾病控制中心的“与你同心”咨询热线，一百多名大学生义工每人每天平均接一百五十个电话，最多时两百多个。据说，打来电话的大致分为两类，老是觉得身体有什么不舒服、自己吓唬自己的，和足不出户觉得憋闷的、想找个人说说话的。

　　网上的段子非典时期的几种死法，夸张却精炼地把套中人的不幸总结为：戴口罩捂死，熏醋火灾烧死，喝大量中药毒死，同事染病吓死，公共场合咳嗽被扁死，网上散布流言被骂死，出差回来后被隔离郁闷而死，在家无所事事憋死等。

　　还好，就是在最脆弱的时刻，平民的智慧依然闪光。

　　在疫情和政府举措走向透明，在公安机关逮捕了封城谣言的始作俑者之后，一度泛滥于网络和短信的谣言渐渐平息。然而，立夏前后，一个“婴儿说话”的流言却在几天之内传遍安徽、江苏、陕西等十四个省份的农村和城市地区。

　　不同版本的说法中，婴儿的出生地各不相同，婴儿说的话也经过了本土化的改造，主要内容却惊人地一致，“一个婴儿生下来就会说话，告诉人们放鞭炮和绿豆汤可以防非典”。

　　类似的传言其实旧时早已有之，但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多多少少有些难以理解。社会学家们分析说，这是农民在用他们熟悉的知识体系来应对非典这种灾难性的突发事件，尽管可以理解，它同时反映出农村在灾难面前各种资讯稀缺的尴尬现实。

　　不过，让人更加尴尬的是，尽管之前并没有听到什么状况，但是立夏那一天，满城尽是鞭炮声，这更说明了科普工作任重道远，还需要继续搞下去。

　　作为中国内地非典重灾区和抗非典主战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的京城京集中了一半以上的非典病例。于是，在一些人眼里，京城人被视作病毒携带者，惟恐避之不及。

　　某村的路口出现了几辆京字牌汽车，站岗的村童立刻放倒了消息树，村支书火急火燎地敲响了村头的老铜钟，京城京人进村了！乡亲们快戴口罩！一则鬼子进村式的手机短信流传甚广。

　　另一则段子似乎更灰，一女夜行黑处遇色狼被搂住，该女突然咳嗽，色狼立刻打住，摸女额头，烫！听呼吸，喘！色狼大恐，顿时逃之夭夭。该女一脸无辜大喊：人家只是太紧张，又不是京城来的！

　　疾病的威胁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也许是任何爱国卫生运动都难以企及的效果。

　　第一次知道了口罩还分为十二层、十六层，知道了消毒水的不同品牌；第一次严格要求自己早睡早起、洗手要洗上三十秒钟，尽管这是小学里早已讲过的道理；第一次坚持下楼跑跑步、打打羽毛球，而从前说起锻炼总是太忙，没时间；第一次好好研究食谱，发现自己的手艺并不比外面的饭馆酒吧差；第一次坐下来静静捧读那本《赝品》，恨从前不经意间挥霍了多少读书的好时光。

　　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地上长腿的，除了板凳，什么都吃的广东人不敢吃野生动物了，分餐制也再次成为讨论热点。随地吐痰的人少了，一不小心为一口痰就得掏出两百块的罚款。四月以来全国各大城市对随地吐痰者实行重罚后，《欧洲时报》文章称，中国将擦掉吐痰大国的污名。

　　小区旁边的垃圾山清理干净了，民工居住环境大大改善了，公共场所不让遛狗了——据说，西安等地颁布的打狗令甚至让遗弃宠物成了新的社会问题。

　　一切从现在开始，也许还不算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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