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和塔雅来到了莫斯科，在某机关的档案室里住了几天。这个机关的首长帮助保尔住进了一所专科医院。

　　只是在现在保尔才明白：当一个人具有健康的身体和青春年华时，坚强是一桩非常简单和容易的事；当一个人的生命被铁环紧紧箍起来的时候，能坚强地挺住才是一桩光荣的事。

　　自从保尔住进档案室那几天起到现在，一年半已经过去了。这是保尔经受难以名状的痛苦的十八个月。

　　在医院里，阿维尔巴赫教授直率地告诉保尔，他的视力无法恢复。在渺茫的将来，待眼睛炎症消除，那时在瞳孔上开刀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为了使炎肿消退，教授提议施行外科手术。

　　医院征求保尔的意见，保尔表示，只要医生们认为需要做，他都答应。

　　保尔躺在手术台上，医生用手术刀割开他的颈部，将副甲状腺切除。这时死神曾三次降临到他的头上。但是，保尔的生命是顽强的。每次，经过可怕的、令人焦虑的几个小时之后，塔雅虽然看见丈夫的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可是他仍然活着，而且跟往常一样镇定自若、和蔼可亲。保尔对她说：

　　“亲爱的，别替我焦急，我不会就这样轻易地死去。我还要再活下去，故意和那些学识渊博的医生的权威断言较较劲。他们对我健康状况的诊断是完全正确的，但他们在诊断书上写明我百分之百地丧失劳动力，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咱们走着瞧吧。”

　　保尔已坚定地选择了一条道路，他决心沿着这条路回到正在创造新生活的人们的行列中去。

　　冬天过去了，明媚的春光已射进了门窗。保尔最近又做了一次手术，虽然失血过多，却安然无恙。保尔·柯察金感到再也不能待在医院里了。几个月来，天天生活在痛苦的病人中间，常常听着垂危病人的呻吟和呼号，这比他自己身受的苦痛还要难受。

　　当医生提议再做一次手术的时候，保尔冷静而坚决地回答道：

　　“不用了，已经够了。我已经把我自己的一部分血献给了科学，我要把留下来的一部分血用来做点别的事情。”

　　当天保尔就给中央委员会写信，请求把他留在莫斯科，因为他的妻子在莫斯科工作，而且他本人再四处漂泊也没有什么好处。这是他第一次向党请求帮助。莫斯科市苏维埃给了他一间房子。保尔离开了医院，他希望再也不要回到这个鬼地方。

　　那所朴素的房子在克鲁鲍特金大街附近的一条僻静的胡同里，在他看来，这已经是最高的享受了。他时常在夜里醒来时还不相信他已经离开了医院，而且远远地离开了那个鬼地方。

　　塔雅现在已是正式党员了。她勤奋地工作，尽管她的个人生活充满了不幸，但她并没有落后于别的突击手，工人们非常信任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工，选她当工厂委员会的委员。保尔为妻子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而感到骄傲，这种幸福喜悦之情减轻了保尔的痛苦。

　　伊琳娜·巴扎诺娃到莫斯科出差。有一天，她来看望保尔。他们谈了很久。保尔情绪激动地把自己选择好的一条路告诉巴扎诺娃，不久的将来他要沿着这条路重返战斗的队伍。

　　巴扎诺娃看见保尔鬓角的银色发丝，低声对他说：

　　“看得出您确实受尽了折磨，但您的那股热情始终没有熄灭。这实在难能可贵！您决心开始您为之准备了五年的工作，这太好了！可是您怎么样着手干呢？”

　　保尔安慰般地笑了笑说道：

　　“明天就给我拿来一块硬纸做的格子板，没有这个格子板我就写不成字，写起来就会串行。我想了很久才想出这个办法，在硬纸板上刻出一条条横格，这样我的铅笔就能写成直行。双目失明写起来当然极其困难，但也绝不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试了好长时间，总是写不好。现在我慢慢地写，每个字母都认认真真地写，结果倒也写得蛮不错。”

　　保尔开始创作了。

　　他计划写一部中篇小说，描写科托夫斯基骑兵师英勇善战的故事。题目保尔不假思索地在他脑海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暴风雨中所诞生的

　　从那天起，保尔就全神贯注地创作小说。他慢慢地、一行一行地写出好多页。他忘却了一切痛苦的烦恼，全心全意地去刻画他书中人物的形象，但当那些他能那么清晰地感受到的栩栩如生、记忆犹新的景象，却不能用文字在纸上表现出来，写出的句子又是那样苍白无力和缺乏**时，他才初次体验到了创作的艰辛与痛苦。

　　保尔所写下来的东西都必须逐字逐句地记在脑子里，线索一断，创作就要受挫。他母亲总是惴惴不安地看着儿子工作。

　　在写作过程中，保尔时常得整页整页甚至整章整章地背诵下来，他母亲有时真以为儿子疯了。当保尔正在写的时候，她不敢走到儿子跟前，只是在进去收拾滑到地上的稿纸时，她才胆怯地对儿子说：

　　“保夫鲁沙，你干点儿别的事情不好吗？哪见过像你这样成天写呀、写呀，写个没完的？……”

　　听到母亲为他这样担心，保尔会心地笑了起来。他安慰母亲，要老人家相信，他还没有到完全“发疯”的地步。

　　保尔构思的小说已写完了三章。他把这三章寄给在敖德萨的科托夫斯基骑兵师的一些老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很快他就得到他们赞扬的回信，但手稿竟在寄回来的途中被邮局遗失了！六个月来的心血白白浪费了。这对保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非常伤心，后悔当时没有留下底稿，把唯一的一份手稿寄了出去。他把遗失稿件的事告诉了列捷涅夫。

　　“这事你怎么办得那样粗心大意？！现在骂也没用。安下心来，重新开始吧。”列捷涅夫说道。

　　“可是列捷涅夫同志，你知道，丢失的可是我六个月的心血呀！这是我每天工作八小时的成果啊！这些该死的寄生虫，真该千刀万剐。”

　　列捷涅夫竭力劝慰他。

　　保尔只好重新开始。列捷涅夫给他弄来一些纸张，并把他写好的手稿拿去用打字机打出来。过了一个半月，第一章又重新写成了。

　　保尔跟姓阿列克谢耶夫的一家人共住一幢房子。这家的大儿子亚历山大是本市一个区的团委书记。他十八岁的妹妹名叫嘉莉娅，刚从厂办工人学校毕业。嘉莉娅是个朝气蓬勃的姑娘，保尔请母亲去问嘉莉娅是否愿意帮忙，当他的“秘书”。嘉莉娅高兴地答应了，并且笑容满面、和蔼亲切地跑来看保尔。她听说保尔正在写小说，就说道：

　　“柯察金同志，我很高兴能帮您。这和替我父亲写那些要求各家各户保持清洁的无聊通知完全是两码事儿。”

　　从那天起，文学创作就以双倍的速度向前推进。一个月内就写了那么多，连保尔自己也感到惊讶。嘉莉娅满怀同情和敬佩，竭尽全力帮助保尔。她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个不停，遇到她最喜欢的段落，她总要念上好几遍，为保尔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这幢房子里的人只有嘉莉娅一个人相信保尔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其他人都认为保尔是白费力气，他只不过是出于无所事事，想找点事儿来打发日子。

　　因公出差的列捷涅夫回到了莫斯科。他读了头几章，就说道：

　　“朋友，干下去！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保尔同志，你会有大喜的一天！我坚信，你想重新归队的理想不久就会实现。孩子，千万别气馁。”

　　这老头子非常满意地离开了保尔，因为他看见保尔充满了活力。

　　嘉莉娅天天按时来。铅笔在纸上沙沙响，叙述那难忘往事的字句写了一行又一行、一章又一章。当保尔凝神深思、沉浸在回忆之中时，嘉莉娅就看到保尔的睫毛在颤动，他的眼神不断变化，这是他紧张思考的反应。要说他双目失明，那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你看他那对清澈、没有一点黄斑的眼珠多么富有生气啊！

　　每天工作一结束，嘉莉娅就把一天内记下来的念给他听。她看见，保尔总是注意谛听，有时却皱起眉头。

　　“柯察金同志，您为什么皱眉头呀？您瞧，您写得太好了！”

　　“不，嘉莉娅，写得不好。”

　　当他认为哪一部分写得不满意时，他就亲自动手重写。有时纸框的窄格子卡得他难受，他就把纸框扔掉。每当这时他就对那剥夺了他视力的生活极端愤怒，把铅笔一支又一支地折断，把嘴唇咬得鲜血直流。

　　创作越接近尾声，他那被禁锢的感情也就越容易摆脱那一向保持警惕的意志。那些被禁锢的感情就是忧伤，就是那些热烈而温柔的感情，这是任何一个男女都有权利自由抒发的，而唯独他没有这个权利。要是他屈服于这些感情中的任何一种，事情的结局就会是很悲惨的。

　　塔雅每天深夜才从工厂回来，她跟保尔的母亲小声说几句话后，就上床睡觉了。

　　最后一章写成了。嘉莉娅花了几天时间把整部小说念给保尔听。

　　明天书稿就要寄给列宁格勒州委会文化宣传部审阅，如果他们给发“通行证”，这部小说就会送到出版社，那么一来……

　　想到这里，保尔的心不安而剧烈地怦怦跳了起来。那么一来……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这是经年累月的紧张而顽强的劳动换来的啊！

　　这本书的命运将决定保尔的命运。如果书稿被退回来，那就等于将他推上绝路。如果书稿只是部分写得不成功，可以由他进一步加工完善，那么，他就会马上开始新的冲击。

　　保尔的母亲把那沉甸甸的书稿送到了邮局。保尔开始日夜紧张地期待。他还从未像现在这样痛苦、焦急地期盼回音。他从早班邮递等到晚班邮递，天天如此。可是列宁格勒仍然杳无音信。

　　出版社的沉默令人越来越忧心如焚，失败的预兆也一天比一天明显。保尔心里清楚，他的著作遭到无条件退稿之日，也就是他的末日来临之时。往后他再也活不下去了，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时，保尔又想起郊外海滨公园痛不欲生的那一幕情景，脑海里一次又一次地反复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

　　“为了挣脱铁环，为了归队，为了使你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你是否已竭尽了全力？”

　　他每次的回答都是：

　　“是的，似乎我已竭尽了全力！”

　　又过去了许多天，正当期待到了难以忍受的时候，跟他一样心情不安的母亲还未跑进屋里，就高声喊道：

　　“列宁格勒来信了！！！”

　　这是州委会发来的电报，电报上是几个不连贯的句子：

　　小说大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

　　保尔的心怦怦地跳个不止。他的夙愿变成了现实！铁环已被砸毁！保尔拿起了新的武器，回归了战斗的队伍，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