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关注和书写现实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当我们不再坐着老牛破车去进城，不再贴着邮票来发信，操起手机拉家常，打开电脑来上网，我们明显地感到时代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而作家，需不需要转变文学观念，需不需要紧跟时代的步伐？ 是继续固守着传统的写作模式，一如既往地走下去，还是换换脑筋，改变一下思维模式，来适应新的变化了的环境和新的阅读群体？ 读者已经坐着火车上拉萨，作家还需要骑着牦牛进西藏吗？ 如果我们的写作远离了当下的现实，仅靠回忆童年的往事，只盯着远山僻壤的那点陈旧故事，絮絮叨叨地来反复讲述，还有多少读者愿意去看？ 小说，究竟是写给圈子内部的人相互交流，还是写给广大的读者去看？

　　在不断的写作和思考中，我深深地感觉到，作家，必须掌握时代精神的趋向，不能只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不能光顾着写，还要想着为谁写？ 写作，不仅仅用来满足个人情感的表达，更多是要传达作家对世界的认知，抑或对现实的关注与批判，触及灵魂深处的疼与痛，用友善化解仇恨，以此来引发人们的深层次思考，传递人性中的美好情感，用文学滋养灵魂，给人以温暖与阳光，信心与力量。

　　《破局》正是在基于这样的思考下而完成的，并且，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尽量从开掘人的正能量的角度出发，给身在官场和职场或正要进入这种场中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实用性的价值思考，让他们从别人的经验中汲取营养，丰富人生，增长智慧，少走弯路，走向成功。

　　当我落下最后一个字，心还是久久无法平静下来，苏一玮、刘长福、林小菲、高峰，李倩倩、周欣……这些人物，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让我挥之不去。他们的命运，有的，真不是我所期望的，但是，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延伸抑或终结，光明抑或灰暗，都是他们的人生轨迹发展的必然，写到一定时候，我已经无法掌控了。尤其是李倩倩的死，让我很同情，甚至有些不舍，正值花开半夏，说走就走了，而且走得很惨，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她太聪明了，她把聪明用错了地方，必然会导致错误的结果。倒是一根筋的林小菲，让我很欣赏。执著的人，缺少圆滑，缺少弹性，但并不意味着死板，倘然她以善良为底色，而她的目标是积极向上的，她的决绝和执著，是善与美的承载，从而散发出来的，是一种人性的光辉，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对刘长福，我寄予了同情，也很惋惜，却没有办法改变他，人性中的弱点，如果不加克制，任其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悲剧的命运。他最后的醒悟，是有些迟了，但发人深省，甚至让人感动。而高峰的马失前蹄，并非受制于个人的品性和道德，是在体制的催生下，为适应所谓的潜规则，不得不放纵了人性的自律所致。我最钟情的人物还是苏一玮，我在《一把手》里，作为主要人物写过他，那时，他还是没有彻底从“求利”和“求权”的层面摆脱出来，身上还带有人性的许多弱点，比如好色、爱财，求权，比如工于心计，好在正直善良这些最可贵的东西在他的身上并没有泯灭，更有古往今来仁人志士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一强大的信念作为他的人生底色，再加之他有出众的才能，有一心想为老百姓办好事的正能量，他的缺点也就被人们所忽略。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洗礼之后，他变了，开始由“求利”“求权”的层面转向了“信仰”的层面，这是一种质的飞跃，也是人性生成的必然。

　　在通往梦想的路上，有许多的岔口，也有许多迷路的理由，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指南针，而这个指南针，不是别的，就是自己的心。苏一玮正是找到了自己的指南针，尽管也会不时地冒出一些杂念，一旦当他发现有偏离轨道的可能时，他总是能自觉地加以修正，这是难能可贵的坚持，也正因为他有了这样的自觉意识，才有可能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官员，逐步走向成熟和成功，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他的身上，也寄予了我对中国官员的某种期盼与向往，相信假以时日，他一定能实现他的梦想，成为一位人民拥护的理想中的官员。

　　中国的未来，正需要这样的官员。他不再是焦裕禄，也不再是孔繁森，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继承和超越了这些老前辈，他不光凭着一种朴素的情感，凭着一股子精神来工作，他还有着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强大的思想内涵，具备了平衡各种复杂关系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能够肩负起历史重任，也能开拓新的未来。

　　无论是为官，还是经商，抑或是写作，要想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不光需要勇气与胆略，还需要才识与心智。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做梦和不断圆梦的过程，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梦，当你圆了旧梦，新梦又开始了。人就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坐标，不断地走向成熟，不断地走向美好，直至生命的尽头。

　　这部小说，我仍然延续了我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路子，瞄准当下现实，聚焦社会各种矛盾，汇聚了政府官员、地产商人、美女主持、服装店老板、银行行长、普通打工者等各色人物。试图通过展现宽阔苍茫的时代生活画卷，挖掘出现象背后秩序的失衡和人性的变异，触摸到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中枢，直面这个时代尖锐难解的心灵疑难，让人物从各种矛盾的纠结中寻找到突围的出口，而这种寻找，本身就是一种人性的探索，更是自我的超越，主人公的每一次突围，便是他人格的升华。我知道，这样的现实主义写作，尤其是对当下零距离生活的写作，有一定的写作难度，也有一定的写作风险。所谓难度和风险，是指作家不光要面临着现实对文学的挑战，还要面临着读者的挑战。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到了“全媒体时代”，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和传播着远远超越作家想象力的新闻，当人们通过微博微信网络每天都可获得群众上访、城管打人、明星婚变、官员腐败、二奶反水、不雅视频、**日记等大量的信息时，每个人既是新闻的阅读者，又是新闻的传播者，甚至，每个人既是时事评论员，又是文学写作者，面对这样的读者群体，你要零距离反映当下现实，写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能不能超越这些耳熟能详的新闻，给读者一种新的审美体验，或者从事件背后挖掘出别人看不到的深层次的东西来？ 如果抵达不到事件背后隐秘的人性深度，读者会买你的账吗？ 这无疑对作家是一种考验，考验着作家处理现实的能力、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认识生活的深度。

　　说到读者，也有人曾痛心疾首地说，在这个快速阅读的时代，读者已经没有了耐心去慢慢品读某一部作品了，读者的阅读水平越来越浮浅了。我不知道这种结论是凭什么依据得出的？ 但是，却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抛开别的因素，单以年龄段做标尺来衡量，当下的这个时代要比上个世纪的同龄人知识水平普遍宽广得多，也高得多，不能因为别人耐不住性子慢慢去读你的作品就说他们的阅读水平低下了，这就好比一家饭店没有人去吃饭，就指责顾客只会饿肚子却舍不得花钱一样毫无道理。事实上，你不在这里吃饭，肯定在别的地方吃了，同样的道理，读者没有深入阅读当下的作品说明他们在看别的东西，他们没有理由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深度阅读他不想看的书。正因如此，有的作家就开始唱起了高调，声称他们写作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内心，根本不会在乎读者，甚至于说，“把读者当上帝的作家是急于推销自己的人，一定是把自己的创作看得并不神圣的人。”持这类观点者，大都是所谓文学的精英，他们靠早期的作品聚集起来的人气，享受到了官方给予的种种荣誉与待遇，有了一定的名气和话语权之后，故作清高，反过来把滋养他们文学的读者说得那么低俗，好像他们的作品一旦为了读者而写，就会掉价，就不够艺术不够神圣。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还远远没有达到精英层面的作家，也要装作精英的样子，说些捍卫文学的纯洁性之类的话，口口声声地要为内心而写，要拒绝市场。写作本来就是一种私人化的个体劳动，如果你真的想拒绝市场很容易，用不着你大喊大叫，你写出来不要发表，不要出版，存放在电脑中，这样就彻底拒绝了市场。如果你还想把你写的“内心世界”拿来示人，拿出来发表出版，就意味着你的内心里还是渴望着市场，当你的个体劳动转化成了社会劳动，书刊流入到了市场，就成了文化商品，必然要接受读者的检阅与评判，不管你是为内心而写的神圣的人，还是为读者而写的并不神圣的人，殊途同归，所以，你根本没有必要自欺欺人地玩什么清高，为了掩盖自己的不足，用假话大话来混淆视听。

　　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勇气坦诚地面对自己内心，即便是你是内心写作又能怎样？

　　如果非要给我归个类，我可能就是那类把读者当作上帝，对写作看得并不神圣的人。我觉得一个作家，根本没有必要把自己妖魔化，把文学看得神圣化，作家就是作家，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只要你真诚的做人，真诚地写作，写出了好的作品，读者会记住你的，如果你写得很糟糕，读者看不下去，你再说你是神圣的人也没用。用一句广告词中的话说：大家说好，才是真正的好！

　　2013年6月完稿于东莞樟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

　　2015年再改于珠海愚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