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教授如坠五里雾中。

　　要不是系主任派人来找他，要他的身份证去订飞机票时，他还不会发现他的皮夹子丢了。

　　这可未免有些太糟，也许这是有学问的人的通病，大智若愚。直到需用身份证明才发觉，他自己也认为不像话。

　　“是在皮夹子里嘛？”他的太太和女儿满屋子翻找。

　　他劝她们罢手。这一点，他记得清楚，身份证是在那个洋人送他的真皮皮夹里。

　　他妻子摇头，什么也不想说了，当着外人而且还是下级，责备丈夫他太不留面子了。从学校回来过星期天的他的女儿，脸上没有表情，但这比有表情更坏。因为刚向他写信要过钱，没有答复，心里不痛快。他自己也苦笑不迭，丢了东西，浑然不觉，马大哈，太马大哈了。而且，至少不是昨天，也不是前天遗失的。整整两个星期，闷头在家，在突击赶写这篇将要去参加的学术会议的论文。天晓得，也不知丢了多少日子了？

　　买飞机票，就是为到上海去开这个会。

　　“你再仔细地回忆一下！”

　　吴教授在屋子里踱着步，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往前思索。

　　第一，他怎么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丢的，还是被偷的？第二，他无论如何回忆不出，那皮夹子里面，除了身分证之外，还有什么东西？

　　那皮夹子是一个叫安德森的洋学究，在伦敦的牛津大街一家豪华百货公司里，花了一百六十四英镑买来送他的名牌货。后来他直懊悔，既然人家实心实意地问你，你喜欢什么，你干吗还要假门假势地客气呢？这就是中国人的臭毛病了，死要面子活受罪。他当时怎么也不好意思张嘴，他知道他女儿想要一台挎在腰间的“walkman”，听听“popmusic”。老实说他才不需要那个高档的皮夹子，这不是英国式的幽默么？一个教授（中国的），有多少钱能往里装呢？

　　他女儿嘲笑他：“假圣人！”

　　“总得考虑一点人格国格！”

　　“狗屁！要我，就干脆说，你还不如把这钱给了我，让我来支配呢！我很奇怪，你干吗不承认你穷，你难道不就是如此吗？”他说：“那怎么行？再不济，我也是个学者，是个教授啊！”“哦！天！”对他这番学者，教授的清高，他女儿报之以一张没有表情的脸。

　　系里的秘书等着下文：“吴教授，怎么办？”

　　吴教授陡生一计：“工作证呢？行不行？”

　　秘书说：“现在飞机场就认身份证——”

　　“那怎么办呢？”他妻子替他先生犯愁。当然不是害怕他失去身分证，就会变为一个非法公民；而是抓住这次和领导相处的难得机会，使上头更多了解和关心，对于今后的升职提薪，出国讲学，分房福利，电话安装等等，肯定会有好处的。女人，当了主妇，就是现实主义者了。吴教授一介书生，两袖清风，连个皮夹子都看不住，有多大能耐是可想而知的了。

　　他女儿建议：“干脆坐火车吧！”

　　“只能这样了！”但继而一想，“可软卧要查工作证的，我把它放在哪儿了呢？”

　　把书桌的每个抽屉，都来个底朝上，也找不见。“那还用说？”他妻子又摇头，“肯定和身份证一块丢了。”

　　死心吧！丢定了！他，他妻子，他女儿，再也不抱任何希望了。

　　“也好——”吴教授和秘书商量，“那我就不去了吧？反正有校长和系主任——”

　　“那怎么行？那怎么行？这是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你是唱主角的。你不出席怎么成？”秘书转过来安慰他，“吴教授，你就甭管了，我回去想想办法……”说完就告辞离去。

　　“你这个人哪……”他知道，客人一走，他老婆就要数落，果然。他也只好不作声，有什么办法？中国人，最爱当事后诸葛，从丢身份证，工作证，皮夹子，一直说到他空有许多学问，却不懂得如何适应生存，结果光混了一个好听的名，实际上狗屁也没落着。“学问顶什么？煮不得，熬不得，也不能当衣服穿……”

　　“行了吧！行了吧！”他高悬免战牌，求她住口。

　　“上次安德森教授到北京，你这点可怜的工资，你这间破旧的房子，连在家里回请人家一下的勇气，也没有！陪人家逛长城，还穿着那件出国时做的打锣西服，也不怕安德森笑话？”

　　“那有什么办法？我也不是不想弄一套男人的世界，抖一抖！”

　　“你不觉得你多没劲吗？”

　　要不是送信的喊他们家拿图章，这场口头官司大概还要打下去的。他女儿跑出去取回来一封挂号信，地址莫名其妙不说，名字也怪怪的。“这是谁给你的信？爸！”

　　他拆开一看，喜出望外，不但身份证，工作证，连他女儿的信，和几张准备报销的公共电汽车票，地铁票，也都一齐寄回来了。吉人天相，自有好人帮助。“这下好了！你也不要埋怨了，我马上把身份证给系里送去！”说着就打算走。

　　还未走出门，只听妻子“喔”地一声，他立刻止步。

　　“看，还夹着个条儿！写的什么呀……”他老婆连忙戴上眼镜，他和他女儿也围过去看。

　　字虽然潦草，而且歪歪扭扭，不过，能认得出。

　　“见你皮夹里，只有八块钱，和一封你女儿跟你要钱的信，我觉得偷你这样的人，是不道德的。现给你退回去，算我倒霉！”

　　好久好久，他，他妻子，他女儿，这一家人硬是说不出一句话。

　　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说的，而且，似乎有好多想说的，但不知为什么？干愣在那儿，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个劲地沉默着。

　　只有墙上的那架寒酸的老式挂钟，在走着。“滴—嗒，滴—嗒”的声响，猛听上去，很像是在说着：“最—佳，最—佳”似的。那么，“最佳”什么呢？还用问吗？

　　当然，是这位小偷先生了。

　　（原载1992年11月18日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