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报有雨，而不下，很闷热。徐炯敲门，不请自进。坐下，就讨茶喝。我对他的出现，颇意外。因为他是稀客，尤其是一位当令的人物。

　　何谓当令？适时走俏之意也，这是故去曹诤的话。他这样解释：譬如春季，掐花带剌的黄瓜，碧绿喷香的椿芽，在菜市上最走俏，这叫当令。过了节气，香菜不香，韭菜发臭，市场价值就没有了。徐炯，总当令，总卖出好价钱，曹诤才这样赞叹。

　　徐炯，曹诤两君，与我谊属同窗，但后来各走各路。曹诤教书，我写小说，老徐从政，算是最发达的一个，遂有在朝在野，或忙或闲之别。徐炯和我们，来往较少。尤其尽量避免与曹诤打交道，因为，夫子那张嘴刻薄。不过，如今，老曹安息了，老徐想听他的逆耳之言，也听不到了。

　　想不到，未打招呼，突然闯来，一进屋，嚷嚷。“倒茶来，要好的。”

　　一方面，表示热络，老同学，不见外；一方面，当官的，颐指气使，已成习惯。他这个人，在政治舞台上，手眼身法步，相当在行。别人到他这年纪，早赋闲了，至少，退到二线，他仍挑大梁，唱主角，可见其混得不错。我从写作的角度，曾向他讨教过当令的诀窍。他跟我打哈哈，介绍他的为官哲学，不求得意，但求如意。我笑了，“老兄，这是屁话，不得意，焉能如意？如意了，自然，也就得意。”

　　曹诤健在的时候，当着他的面，不知是奉承，还是揶揄。老兄，不知你哪来的本事，总能当令。徐炯一乐，宰相肚里能撑船，不予置评。但教授想出的这两个字。堪称史笔，准确得不能再准确。

　　“好久没见了！”我给他沏上茶。

　　“忙，昨天还陪同一位外国元首，在南方参观。

　　“非洲的？”

　　“真黑——”

　　我看他一脸得意之色，便说：“你大概也只能陪陪这样的。”

　　这个不服输的家伙反嘲我：“你还别小看，这就意味着够一个层次，到这个台阶上，对不起，我见到的人，你见不到；你见到的人，我不屑见。”

　　这一点，我绝对相信，不过，“徐炯，你见到的人，我不一定想见；我见到的人，人家也没有这个必要去见你。”

　　他笑了，“你在学死去的曹诤，嘴损！”

　　我说：“从同学开始，就爱斗嘴，要想改，老了，也不行了。”

　　贬了一通我的碧螺春以后，他问我：“你知我来找你干什么？”

　　我摇头。

　　他说：“就是为了老曹的事来找你的。”

　　我不解，他要在死人身上，搞什么名堂？因为，对这位先生来说，他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我一直想为这老夫子立个碑，尽管，他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他，但同学一场……”

　　听到这里，我真的愣住了。

　　“你应该装个空调，看你满头汗。”

　　是有点闷热，但这汗却是因他的话而惊出来的，平白无故，立哪门子碑？“老曹走了快两年了，再说——”我把接下来的话，压在舌头底下。第一，夫子有妻有子，人家自会操心。第二，夫子跟你，生前不算知己，甚至还是情敌，你张罗个什么劲？又打什么如意算盘？

　　他说，“地买了，离十三陵不远，碑刻了，故历史学家曹诤先生之墓，找一位名书法家写的，每个字，看我面子，要一千元。但想不到出了麻烦。”

　　“怎么啦？”

　　“昨天一下飞机，秘书告诉我，家属不愿意。”

　　我明白了，“是要我去做说服工作啦！”

　　“就是这个意思罗！”他欣赏我说了他要说的话，然后，好像把任务交待完了，站起身来，要走。“对不起，我还要去部里汇报，那位黑元首，还有点要求——”话音未落，人已经消失在门外。

　　晚上，他来电话，“怎么样，妥了？”

　　其实，我还没去曹家，尽管住得不远。再说，我也没有太当回事，第一，我反对他心血**。第二，我也不赞成显他能。第三，怎么事先也不跟曹诤的太太，和在外省工作的儿子曹彬打个招呼？太越俎代庖了！

　　“明天，我听你的消息。”不管我是否愿意，或者是否应该替他办这件事？说完，把电话挂了。这人，就这派头！

　　曹诤早说过，这个家伙，当官当出一身臭毛病，除了比他官大的，全世界的人，他都认为是他的下属，见了他应该立正。

　　去你妈的！我才不为你跑腿。但第二天，我尽管心里骂娘，还是敲开曹诤家的门，因为，他立这块碑，太晚了点，但不是坏事。曹诤的遗孀刘莹，住得离我不远，中间隔着一座公园。若从园中穿过去，十分钟的路程。曹诤活着的时候，每逢他在大学里，挨批挨斗，连个说话人也没有的时候，就约我在这座公园的水榭里见面，解解心烦。其实，常常也没有什么话，该说的全说了，夫复何言。于是，唯一可谈的话题，就是徐炯了。因为，徐炯官做得不小，他要肯帮忙，曹诤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些。但他，这个太政治化的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这我们也能理解，有时候，救一个溺水的人，要没有救生本领，会把自己的命也搭上的。或许，他如今感到有点内疚，给这位教了一辈子书，立德立言，学术有成就，而且桃李满天下的老同学立块碑，没有什么不好。

　　曹诤在世，就门庭冷落，死了，更无人问津。半天，他太太刘莹才出现，一见我，马上猜出来意。“李先生，谈碑的事，就免开尊口了吧！”

　　一听，不客气，我声明，“我不是必须说服你们，但这不是坏事。再说，徐炯，这个人，你们也知道，你想做什么，拦不住的。”

　　“麻烦你对他说，我们不承情！谢了！”

　　我知道她对徐炯不感兴趣，因为他是个挺叵测的家伙，熟知他的人，都得防着他三分。“不过，我也再三地想了，他会在立这块碑上，做出什么文章呢？”

　　“是嘛？”她半信半疑地反问我。

　　“老曹该有块碑！”

　　“那我们来立，用不着他。”她有些发火。

　　“可他，比我们谁都有办法。你看设计图——”

　　她差点跳起来：“我不要看，不要看！老头子就死在他手里！”

　　我望着激动的她，不知怎么办好。过了一会儿，天开始掉点，我看我该走了，她终于冷静下来，并向我解释，不是冲我这个说客而来。我也为我担当的角色，感到没劲，这大热天，在家歇着多好？替那个家伙，管这份闲事干什么？

　　刘莹的话，有点夸张，曹诤一辈子，从来也不曾顺利过，但不是徐炯的过错。历次运动都逃不脱挨整，毛病出在夫子钻到学问堆里，而对社会却十分茫然的书生气上。但凭良心讲，虽然他苦头没少吃。最后，还是看在他的学问上，放他一马，这就是所谓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让他继续从事突厥语，西夏文，鲜卑社会，氐羌风俗的研究。

　　每次获得自由，我都祝贺他：“因学问倒霉，也因学问沾光。这大概由于中华民族，到底文化古国的缘故，你才能幸免于难。”

　　曹诤坐在水榭的长椅上，自由了，也不轻快，一脸灰色，对我的调侃，略无反应。后来，听他太太刘莹说，每次运动，他都像生一场大病，一时半时缓不过来，等好容易复元了，下一次运动又要开始了。所以，他那部大著作，总是完成不了。

　　他承认，“我真没用——”

　　曹诤倒有先见之明，早就预言过，“上帝赏识的，是能够适应这个世界的聪明人。一个人才智有限，全用在专业上，那他在别处碰钉子，也就无可抱怨了。”他好像早知道他会倒霉，倒霉一辈子，而且早知道徐炯要发达，发达一辈子，所以，拜托过他，“春风得意以后，可别忘了老朋友呵！”

　　那是五十年代，二十出头年纪，刚参加工作时的笑谈。谁知后来，不幸而言中，徐炯官运，一直亨通，我成右派，每况愈下，教授更惨，连老婆，也跟他分手了。

　　这也是刘莹生气，不肯让徐炯立碑的原因。离婚倒也没什么大不了，问题在于，曹诤的前老伴，那位话剧演员，接着再嫁的丈夫，不是别人，正是徐炯。看来，老天存心跟他别扭，哪怕下一个雨点，也打在他这倒霉的头上。你说，她嫁谁不好？抬头不见低头见，偏要嫁他；他娶谁不行？哪壶不开提哪壶，一定娶她，这不是存心叫板吗？

　　尹曼，当时正在演一出描写大跃进的话剧，她扮演的那个赶英超美，气壮山河的女主角，从头到尾，豪言壮语。用于必须声嘶力竭的喊叫，每天喝彭大海润嗓子。就这样喊红京城，声振中华，领袖接见，亲切合影。我们三个被拉去看她的彩排，老夫子如坐针毡，我忍受不了那高分贝的刺激，只有徐炯，不但看完了戏，还坚持等她卸了妆，用车送回来。大概脸子漂亮的女人，上帝就不给她太多的智慧了。所以，女作家常常不具太出众的姿色，道理恐怕就在这里。而头脑简单的女人，往往经不起成功。一发红发紫，就坐不住金銮殿，就要做些傻事和蠢事。

　　我劝过她，尹曼，慎重些，徐炯爱你不假，但他更爱政治，和曹诤爱你更爱学问一样，你没有必要从屎窝挪到尿窝。而玩政治的，尹曼，你可绝对不是对手！到第三次听我这样开导以后，她翻了脸，那是在剧场大门口，观众还未散尽，就朝我嚷嚷起来，“哪怕他是狮子，我被他吞，老虎，我被他吃，甘心情愿，死不后悔。”像她饰演的那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女主角，掳袖子，挽胳臂，作英雄就义状。天哪！立刻招来一圈看热闹的，我赶紧躲开。

　　跟这种幼稚的女人，无法理论，找到徐炯，只有吼他了。你他妈的什么东西？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他那时跟一个很大的首长做秘书，炙手可热，还没人敢这样当面给他难堪。他恼火，又不便发作，把脸一板，“我倒想请教一下，你算老几？曹诤他不跳，你跳什么，你要再不走，我叫警卫员来——”

　　“嗬！神气什么？狗仗人势！”没办法，侯门似海，我只好悻悻然地撤退。

　　不过，徐炯说得也对，我在图书馆的书库里，找到了这个被抛弃的丈夫，正盘腿打坐，翻阅资料。那神态，真像一条蚕，钻在书堆里给自己做茧呢！

　　“真可怜！”我跌坐在他身旁，不停叹息。

　　他半天不吭声，然后说：“用不着你同情！”

　　“老婆都丢了！”

　　“至于说得那么难听吗？”

　　“事实！”

　　他说：“我不觉得尹曼这样选择，有什么不好？女人，并不都那么有识见，她想要的，我给不了，同样，我希望她做的，她办不到。勉强在一起，她不快活，我也不轻松，那就不如分手。”

　　我看他从书堆里抬起头来，面如死灰，两眼无光，我就知道他又陷入无法招架的仓皇之中。一受到打击，就这种凄凄惶惶的德行，尹曼离开他，比运动时挨整还难承受。他实际很爱尹曼，并不愿意接受这种现实的。可他又无力去拼去斗，唯有像驼鸟把头埋在沙里，躲起来。我只好坦率地对他说：“肯定你的感觉器官，不知哪儿出了毛病！徐炯早就对尹曼下功夫了，你不会笨到看不出来？只是你知道自己是懦夫，是倒霉蛋，是注定的失败者，于是索性钻到图书馆里来，给他创造机会。”

　　“算了，算了，过去的事，何必再提！”他长叹一口气，然后，**地说，“在这种年头，由那个当令人物照顾着尹曼，我还多少放点心。”

　　我真想掴他一下，让他清醒。“不行，不能这样便宜了那小子——”

　　曹诤差点要给我下跪了。“我求你了，让他们去好了，我只是希望尹曼真过得好。”

　　但尹曼跟徐炯结合了以后，过得快活还是不快活，满足还是不满足，得到了她希冀的幸福，还是没有得到，由于免得尴尬，我和曹诤，跟这位当令人物有意的疏远，便不得而知了。但在报纸上一大堆出席会议的名单里，偶能见到徐炯的名字，至少，还在继续当令，那么，尹曼应该说是不错的了。

　　那个漂亮风流的尹曼，有点昙花一现的意思，很快开放，很快凋谢，出名以后，还没风光够，就离开人世。这样，我们三个人，像从前那样重新有了一些来往。不过，曹诤对徐炯，不免有了芥蒂，言语间多了点刺。奇怪的是，通常不让人的徐炯，无论夫子怎样挖苦，总是隐忍不发。于是，我想，朋友妻，不可戏，这段历史，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到轻松的。

　　或许，这是他要给这位故去老同学立块碑的隐衷？所以，这人即使多不好，在这一点上，无可指摘。但刘莹不相信，总觉得其中必有蹊跷。我说，不至于吧？给一位学者立块碑，除了卸掉心头这一段感情负担，还能图个什么呢？要名？他已相当有名，要利，天晓得，这是贴钱买卖呀！

　　天色渐渐重起来，远远还有雷声。她老对我说，气象台报了，是场大雨，显然希望我走。如果不是这个话题，也许并不反对我听听她整理丈夫遗著的事情。那时候，她从曹诤的研究生成了他太太后，若是无法勉强她的丈夫，做些什么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她就得搬动我来说服老曹。

　　有学问的人，对于礼尚往来，人情世故方面，是很茫然的，但他则更懵懂。哪怕在运动中，被暗示作一个认错的检查，就可以过关，他硬是不肯写半个字。哪怕在学术中，向那些假权威，半学者，表示一下亲善，也不至于老是陷入小人重围，可他连笑脸也不给一个。哪怕更大的人物莅校，要来看望他，其实也是做姿态，校方希望他虚与委蛇几分钟，肯定会拂袖而去。碰上曹诤犯这一根筋，不肯转寰的时候，她只能坐在那里暗自掉泪。

　　这时，我才发现，那个多少有点二百五的尹曼，凭她那张脸子，自来熟的本领，任何机关，任何首长都敢去请托奔走的勇气，对于曹诤的重要性了。尹曼从来不找我帮忙，她自己就有能耐使曹诤在灭顶之灾中，绝处逢生。而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太太，就没有这份本事，文革期间，老曹进了牛棚，她带着不是她生的孩子，到干校去，可是受了罪的。徐炯，却由于尹曼认识要人的缘故，那几年两口子竟能在港澳躲风。

　　于是，我不禁怀疑，徐炯一定要娶她，是不是有一点实用主义的考虑？他是个政治家，他不能不在乎把朋友老婆搞到手的后果？但正因为是政治家，才需要这张助他飞腾的漂亮面孔。从徐炯家里至今还挂着的照片看，尹曼挽着那些名字说出来吓人一跳的大人物，那种紧贴着的亲昵神态，天哪，还有什么达不到的目标呢？

　　现在，我终于明白，上帝所以不给漂亮女人以过多的智慧，就因为她们拥有比智慧更有用的东西。也由此印证了曹诤病重弥留时的感喟：“读书多了，有什么用？学问大了，有什么用？”大概，他后悔自己成天关在图书馆里，而把美丽的太太冷落在一边，未能充分发挥其才能，以至于落寞一生，从来也不曾当令过。

　　这就不得不佩服徐炯，这位生活的强人，无用讳言，这是他的时代。而像曹诤，像我，屡屡败绩，只能怪自己是笨伯。曹诤的后老伴，不同意我的见解，她对徐炯不以为然的地方，是他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要不是他夺走了尹曼，老曹的著作，也完成了，而且肯定也出了，尹曼那张脸就是无往而不利的通行证。

　　我倒不是为当今人物辩解，徐炯是不怎么样，但这么多年看下来，利己的事，是有的，害人的事，至少明面上，没看到。

　　“可他夺走尹曼，等于要了老曹的命！”

　　雨到底下了起来，但照样闷热，我想再谈下去也无益，于是，告辞了。

　　一到家，徐炯电话就追到了。这家伙，就这种不达目的，绝不休止的性格。“不行吧，我早知道。”

　　“知道还让我去碰钉子。”

　　“我以为你面子大！”他又布置起来任务来，“这样吧，麻烦你打这个电话试试。”

　　我一边记号码，一边问他，“你要干什么？老兄，这回我坚决不奉陪了。”

　　“你再跟曹彬说说！”

　　“他不是在外省？”

　　“这会儿，他在北京，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打，要绕这个弯子——”

　　电话那端沉默下来。我喂了一声，对方还没有反应，我突然悟到为什么了。因为，尹曼离婚后，没有要孩子，而曹诤，这个心肠实在太好的人，考虑到一个年轻女人，前程似锦，拖一个孩子是多么累赘的事，才把曹彬留在自己身边。当时，我持反对意见。“干嘛？那你还搞得成学问嘛？”说罢就要去找他们，徐炯该担起这份责任。他拉住我。仍是那样无可救药，“我求你，别管了，只要她能幸福，我怎么都行。”显然，徐炯尽管做一件好事，由他来给曹彬打电话，总有些尴尬。“好吧，我豁出去，给你当牛马走了。”

　　没想到，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

　　曹彬跟他老爹，一样，又不一样，很有学问，我还很少看到这种学者型的干部。然而，待人接物，大度豁达，不像他父亲那样呆板愚执，也不像他继母那样狭隘偏颇。他听了我婉转表达了徐炯的想法和做法，我还几乎像担保似的，认定他此举毫无什么色彩，只是一种老同学的心意。曹彬说，“那真得谢谢徐叔叔，其实是我应该做的事。因为我在外省工作，鞭长莫及。我娘跟爹一样，是做学问的人，办这种事，极不在行。”

　　有他这番话，我想还是敞开心扉，爽兴全盘托出为佳。“唉，也许人老了，就没有那种少年意气，老徐的心里，恐怕多多少少，总觉得对你父亲，在感情上欠缺一些什么吧？让他这样补救一下，说不定能平衡一点！”

　　“李叔叔，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谁也不能，也不必总生活在过去的阴影里，你说对不对呀！我娘那儿，我负责。你放心，也让徐叔叔放心，就照他的意思办吧！”我没想到曹彬，说得这样明理而又透彻，到底是在省的领导岗位上，做了这些年的实际工作，历炼得相当成熟了。

　　于是，就有了三伏天里十三陵之行，虽然还是闷热的天气，还是有雨下不来，但在那初具规模的老曹墓前，汉白玉的基座，花岗岩的石碑，还有一圈苍松翠柏围着。即使不懂风水的我们，也直觉地感到这墓穴的地势气脉，挑选得相当不错的了。一路上总是绷着脸的刘莹，直到这时，才露出了一丝和解的微笑。至于曹彬，我想他是十分满意的，但他宁肯谨慎地称道：“不错，不错，娘，你说呢？真谢谢二位叔叔了。”

　　我注意到徐炯，第一次没有那种大咧咧的神气，和横着膀子走路的得意劲头，而是像小学生做完了一份作业，等着老师批卷子似的，看能得到几分成绩地期待着。天又开始掉点了，不过大家都未在意，尤其老徐，甚至有些兴奋。我想，这或许才是真实的，本来面貌的徐炯。一个人到了这年岁，能够想到尽心尽力地去为别人做点事，对他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了。

　　于是，我不禁有点喜欢这个不那么追求当令的人物了。

　　大约，隔了一两个月，潮热气温的雨季终于过去。有一天清晨，我到公园遛达，有人叫了我一声，站住脚，回头一看，原来是在那里做香功的刘莹。她显然高兴的样子。

　　“你好啊？”她问我。

　　我想我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不好，就回答道：“还凑合吧！”

　　她告诉我：“你知道嘛？曹彬马上要调回到北京来了！”

　　“是嘛，这不挺好？你本来不愿跟他到外省去，这回，儿子，儿媳，小孙子，都团到你眼前了。”敢情，她脸上充满幸福的光彩，原来喜事临门，我连忙向她表示祝贺。

　　刘莹附在我耳边说：“上次，伏天，他回来，原来是中央找他来谈话的。”

　　“那他在哪个部门工作？”

　　听她说了那分量很重的四个字，到那样一个重要机关工作，真奇怪了，我马上涌上来的感觉，不是为曹彬的上升趋势而惊奇，毫无疑义应该惊奇；也不是为刘莹的晚年幸福而高兴，那绝对是应该高兴。而是头皮有点发炸，后背有点冰凉，为我那位同窗，作为一个当令人物，居然那么早早的就未雨绸缪，高瞻远瞩，不得不五体投地的佩服。

　　如果，要是让我选举一个“时代骄子”的话，我绝对会投徐炯的票。

　　（原载1996年11月《人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