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声称要死的老前辈，口碑不算十分地好。其实，他没有害过谁，甚至，除了自身安危不得不为之外，也给人家打招呼，这说明他心地不坏。纯粹为整人而整人，如同为艺术而艺术的行为，他也不干的。
但中国人，有个毛病，自己倒霉，而对别的不倒霉的人，有种悻悻的不满，这大概也是多年养成的平均主义的后患了。
我一点也不想为这位忘年交辩解，他既没委托我，我也没有义务。不过，凭良心讲，要都是像他这样不怎么收拾人的话，第一，天下太平得多；第二，人间悲剧能少三分之二；第三，事后落实政策的麻烦，也会相对减少。但大家背后说起他时，摇头的多，点头的少。
智者明白这些对他的不佳舆论，他回答得也很俏皮，“人，比较害怕凶神恶煞，越是面目可怕，人，越是敬服。人，还有另外一个缺点，怕硬欺软，你对人无害，人，本应该庆幸，至少可以多一份安全，但是，人有不安于位的本能，不会满足这安全，反过来，还会产生一种对弱者施虐的欲望。”
别人对他的评价，他也不在乎，一个人，能一辈子平安快乐，无灾无难，在中国这几十年来，实在是为数不多的，不是这次运动，就是下次运动，迟早会摊在头上的。他能远离中国的一切的人为的政治灾难，能比别人相对地少受到折腾，除了有福气，有运气之外，也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明白的人，才能巧妙地周旋，不使自己卷入漩涡里去。哪怕马上要身陷囹圄，也能从狱卒的手下奇迹般逃生，这真是了不起的超人一等的聪明，直到他年逾古稀，仍看不出他的一线昏愦。他那眼睛，鼻子，耳朵，始终处于一种可怕的清醒程度之中。
吃一辈子政治，吃成了精。
有一次，我们这些他的朋友，在帘子胡同他家聚会，都承认，一个人难得不倒霉，而对老先生说来，最伟大的是一辈子不倒霉，这简直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个特例。将来要写《第二十八史》的时候，好像应该给他立一个吃政治的传。
他一边饮酒，一边微笑，“诸位别恭维我了。”
那天我多喝了两杯，我没有他永远不醉的高水平，有点管不住自己的嘴。“从我一九四八年认识你起，在阜平西寨那山沟里，我就不怎么佩服你的，白涛老兄！但几十年交往下来，我又不能不赞成你了。因为你活得不但比我们哪个人都好，而且聪明到共产党拿你没办法的程度，了不起。”
他笑笑，根本不把我的讽刺当回事，因为我是晏波带到解放区去的关系，他跟我不甚见外。“大家只是个印象而已，其实比我春风得意些，左右逢源些，沾共产党的便宜多些的，大有人在。老实说，在这个世界上，像我这样只顾自己的聪明人，不是很多的，那些不但聪明而且会整人的人，害人的人，吃人不吐骨头的人，才是真正吃政治的英雄呢！”
大家哄然叫绝：“对极了！”
“喝酒吧！”他端起杯子，“没有必要为无谓的事情伤脑筋！”
我是他府上的常客，因为我们相识太早，记得进入解放区后，第一个用枣子酒把我灌醉的就是他。
他还为我写过一首诗：
阮伶不戒酒，
李白诗丰收。
人生常苦短，
何故不自由？
那时，我们这些新去的知识分子都吃大灶，领六斤小米的补贴。他其实早去不多日子，也是晏波通过封锁线，护送到根据地的。但他是诗人，又到联大去讲了几个月的新诗运动，竟混上了中灶伙食，营级干部。可护送我们这些大学生到解放区去革命的，那个风风火火的晏波，经常出生入死的城工部的人，也不过和我们一块啃窝窝头，享受大灶待遇，我们替她打抱不平，要找领导去说理。
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种赤诚的职业革命者了。她好像除了动员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如同播火那样，把我们这些青年人的热情鼓动起来外，她对于自己的一切一切，都无所谓。她阻止了我们，“干什么？干什么？”走到半路上，被她追上来，赶我们回驻地去。
后来，也知道，她不是没有想法，不过，她觉悟高，不去想而已。也许因为这点历史因缘的关系，我和智者这几十年倒没断了来往。
他就这样渐渐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诗人是他不官不民的特殊身份，上见大官，下见平民，就这么一个自由自在、但又很有分寸的态度。他不去讨人喜欢，也不特意地讨谁不喜欢，他让人觉得他无野心，可信任，不戒备，可又是有本事，很努力，有分量的人物。他的诗，经常见报，他的画，也有水平，他在文化人中，像官员，可在官员眼中，又是一个从老区来的属于我们自己范畴的文化人。身体又不好，经常住医院，也就不把他太当回事，又不能完全不当一回事的对象。所以解放后，这次运动，那次运动，在劫难逃者众，他能安然无恙，而且并不比别人吃亏，就是沾了这种不即不离，和不使得强者十分在意他的便宜。
“这老小子，该捞的全捞到了。”这也是有些人不肯恭维他的原因。
一九五七年，我被打成右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潦倒落魄。那一次，晏波也险些给戴上这顶桂冠，亏了加农炮保护了她，这位将军进城后官做得很大，说话自然算数，也就把她下放拉倒。因而，剩下一个白涛，总是他把我找去帘子胡同，到他家陪他，有时小酌，有时赏饭，倒不怎么嫌弃我脑袋上那顶帽子。因此，我固然不甚喜欢他，但也不像别人那样讨厌他。虽然心里也不甚平衡，我倒霉因为我写了小说，晏波倒霉因为她说了农村的真实情况，而比我们俩更言不及义的白涛，刚一开始整风，就因胃溃疡住进了医院，他三教九流的人认识得多，医生总不让他出院，躲过那场暴风雨。
“别喝闷酒哦！”
我借酒盖脸，故意问他：“我弄不懂，怎么她有事，而你没事，她下放，而你安然无恙？”
“你以为是我把我老婆推上断头台的吗？”
我说：“但愿不是！”
“当然不是！”
后来，没有很久，晏波下放结束，又回来了。我们谈起来，对于她先生这平安无事的岁月，使我不能不相信命运这一说，不知为什么，上帝总给他笑脸。我从来也不敢跟上帝作对过，但上帝却总是惩罚我。
他当着晏波大发宏论：“那因为你们太执著，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不过有时候执著，有时候就不能执著，要知道，脚上的泡，全是自己磨的。”
我说：“我其实是很现实的，我怎么不想适应？我讨好过，我改变过，我服贴过，我低头过，我甚至求饶过，但上帝仍旧不允许我适应呀！”
智者一笑，“这说明你适应得还远远不够，适应是一门学问。有主动的适应，有被动的适应，有适应中的不必适应，也有作出不适应的样子，而实际的适应，有大适应而小不适应，也有半适应的半不适应……”
晏波不耐烦地截断了他：“算了，别贩卖你的庸俗哲学了，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滑头——”
“不是滑头，而是聪明，每个人在这个世界生存，都有一个态度。有人要硬碰硬地改造这个世界，有人只想以柔克刚地适应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最根本的分歧！”
晏波也不客气：“这也就是你永远是你，我永远是我的缘故。鸡和兔固然不能同笼，鸡和鸡，兔和兔也未必能在一个笼子里共同生活下去。”
一提到这个古老的问题，白涛哈哈大笑。笑归笑，但从那开始，这两口子实际上也就分道扬镳了。所以，那位百分之百的女布尔什维克，忍受不了造反派对一位清白无辜的人，那种诬陷不实之词，才愤而突围牛棚，一走千里，踏上她自己的寻求伸张正义之路，也许是对他这种适应生存学说最后的弃绝吧？
也许，她终于醒悟了，去寻找她错过的爱？人家越是要揭发那尊加农炮，她倒越是觉得自己当年的弃绝，是多么的错误了。于是，她走了，留下了白涛在牛棚里作一群被管制的走资派的头。
从我认识白涛那天起，他就是一天生应该当头的人。如果你和他一起沦落到一座孤岛上，那他准是鲁滨逊，而你却非是礼拜五不可。他这一生，组长，队长，部长，会长，主任，常委，成员，书记，没有他没干过的职务。他是我们国家里常见到的，一个永远动嘴，而不动手的人物。他认为，真正的革命家，不必一定身体力行，只管原则领导，只管掌握方向，只管划圈拍板，只管给下面精神、指示和红头文件就行。坐在主席台的位置上，能够到时候说上几句提纲挈领式的意见就行。
当然，在主席台上，还得有一个自己的用塑料丝织成的套子裹住的茶杯，有一个塞在耳朵里的助听器，有一副看文件的老花镜。其实，他听力和视力，都好得异常，那位德国医生给他查过的。
我时常替他扮演的角色担心，“万一，你说出一些不在行的话来呢？你不可能是万能和全知的上帝。”
“阁下，以后请你不要向我们这些成熟的老同志，提这些幼稚的问题好不好。领导只抓原则，而原则是虚的，是纲，是精神，是形而上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怎么能外行呢？”
有一年，他到新疆和田地区去了。回来，给我捎来一块石头，说是和田玉。
“你到那儿干什么？挖掘古文物？”
因为他是文化人，而且在文物收藏上有点名气。
他告诉我：“我去是抓棉花生产。”我差点笑穿肚子，他也笑，当然是奸笑，然后正经地说：“我还担当两州八县的消灭二代棉铃虫的指挥呢！”
“你可是连大麦和小麦，玉米和黍子都分不清的主——”
“这一点也不奇怪的。你还记得吧，老兄，大炼钢铁那时，我搞土高炉群，烧红了半边天，还向全国介绍过经验。”
他在这方面，简直是多才多艺，花样百出。点子多，名堂多，所以，哪儿热火朝天，哪儿准有白涛。他这一生干了多少光辉业绩呀，说来简直可怕。将来给他写悼词，还真是难以下笔呢！诸如大放卫星，化肥开花，全民食堂，土地深挖；诸如戏剧改革，全民诗歌，英雄人物，样板歌曲，他都参与领导过，兴风作浪过，火上浇油过，天翻地覆过，最后弄得一塌糊涂过。这位老人家，跟着党一块儿成功过，也跟着党一块儿犯错误过，但是，成功的时候，处处见他的身影，错误的时候，就不知他到哪里去了。
“算了算了！”我也懒得和他说了。凡是我们党头脑一热，搞这些莫名其妙的大呼隆运动时，他就来劲了，共产党说一，他准是要加翻成为二，共产党说二，他准要搞到十，不过头，不罢手的。
这人，就这么神！
所以，上头看他是文化界的砥柱，底下看他是艺术界的栋梁，外行人看他是专家，专家又觉得他是内行。搞美术的看他是鉴赏家，搞国画的认为他是收藏家，搞音乐的当他是个知音，搞京剧的相信他是一个不错的票友，在诗人眼里，他的五言诗，也算独具一格，在作家眼里，他要品评一篇小说或是散文，那一个个新名词进出来，也让人头晕的。在艺术家协会里，他被视作一个超脱的领导，活得潇洒的人物，是与广大群众不摆架子，和蔼可亲的首长。因为大家对那些在位置上喜欢指手划脚的头头脑脑，不免反感，因而对他另眼相看。可惜他身体状况不佳，否则，他要主持经常工作的话，也就是大家的福气了。
人是一条龙，
也是一条虫，
懂得辩证法，
一生便从容。
他的这首五言诗，倒可以看出他的一点玄机。
他才不会事必躬亲呢！他没这么傻，他就在这抓与不抓之间，才得猎取人心，不抓不行，太抓也不行，只有这样，一可偷懒，二可少负责任，三也省得和那些抓权的人，增加矛盾。
这首题在画上的龙虫诗，还挂在集雅画廊里出售，那些虚无缥缈的龙，和支楞八岔的甲壳虫，看不出多好，也看不出多坏，和他当领导的本事一样，什么都有一套，但不能深究。不过在中国，或者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跟长官过不去，要探根寻底的呆子，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只要沉得住气，唬住人就行。
谷玉经营的这家集雅画廊和艺术品公司，其实是倒卖文物的一个黑窝点，推销这种龙虫图，和莫名其妙的现代绘画，纯粹是门面。你要有工夫在那坐一会儿，准会听那女人给来光顾的人介绍：“这位老画家深受马蒂斯野兽派的影响，还与西班牙的戈雅的画风，多少有点近似，所以，这是西化的国画，也是中国画风的西洋绘画。中国独一，西方无二。”那个成熟的桃子，与其说介绍作品，还毋宁说是展览自己，那流溢出的色香味，能让顾客情不自禁要咽下口中的唾液的。
漂亮女人兜售商品的一个优点，就是容易使顾客产生人和物的错位感，使他认为那个女人的天生丽质，也就等于所买东西的货真价实，就来不及地掏出钱包了。每当我在集雅画廊里，看到那些冤大头们，居然相信她说的这些鬼话，居然买这些鬼画，我除了惊叹这个世界没法讲得清的无可奈何外，不能不赞佩这个尤物，那种要把整个世界摆平的雄心壮志。
有时，我也纳闷，“谷小姐，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干嘛不正经找个女人的归宿？在这里混得这样开心？”
她笑了，那眼波飞来，令人眼晕：“你不愧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可太过实际，就俗了。你要知道，一个漂亮女人的黄金时间是很短的，我倒要试试，能做到什么份上？然后也不枉此一生。”
这个早先艺术学院的一个三流学生，能够巴结上白涛，能够跟一位比自己父亲还年纪大的老头睡觉，也真是够胆气豪迈的。“我非常感谢老头儿，他正好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舞台。”
我心想，小姐，你别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我会不了解你缠着老头子不撒手的底蕴？
这个女人聪明，她说我想错了她：“第一，我不愿随便嫁一个男人，糟蹋了我的本钱。第二，女人不全是为**活着的，我有我自己的十年计划。第三，白涛虽老，但他风流，至少我还未遇上一位超过他的，能够与我旗鼓相当的男人。老，我不怕，只要有功夫。”
谷玉这番话，也许是实情。白涛对于女人，应该承认是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而且，大概懂得一点**。连晏波，那么一个追求革命理想的人，几乎为他牺牲了一切，差不多毁了自己。如果是一个不过尔尔的家伙，这两个女人恐怕不屑一顾的。
我认识晏波在先，接触白涛在后。一九四七年，我还是个高中生，她来发展我们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抗先，有了来往。她父亲是大学者，住在帘子胡同一座前后两进的四合院里，到她们家，满坑满谷，都是线装书，还有许多书画古玩之类，好像进了琉璃厂一样，现在这些都成了白涛作为学者化艺术家的本钱了。
可第一眼看到白涛时，已经到了解放区。也许因为他听晏波提到过我，非常亲切，非常热情，而且来了一个在解放区很少见的洋礼，拥抱我，一连三次。
我很尴尬，他很自然。
老实说，他能在当时那种相当清教徒的，相当禁欲主义的空气里，自行其事，也着实令人佩服他的勇气。譬如，大家都穿二尺半的军服，戴八角帽，他偶尔还穿起西装来，戴上毛主席去重庆的巴拿马帽，招摇过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革命队伍中的个别死角现象，有的人，他就可以被允许，被默认，不必一定拘束在规矩方圆之内，稍微出点格，不太伤大雅，人们可以容忍，可以视而不见，也颇是很令人费解的。
我想这和加农炮的性格有关系，他喜欢有才华的部下，虽然他是红小鬼出身。
那时，宋稼农是我们五分区的一号首长，绝对的一个大老粗，脾气大得厉害，绰号也是由此而来的。按照一般规律，他应该不大喜欢文化人，但也怪，很宽容白涛那种名士风流的行径，也许在他眼里，多少有点像见到稀有动物似的新奇好玩吧！他很少有说有笑的，但白涛经常到他那儿去喝酒聊天，给他讲北平的所见所闻，很使首长开心的，所以，司令部出出进进，独他是很随便的。
大凡领导人聚在一起，并不都言必马列，也是需要一些轻松话题的，他就经常制造一些绯闻啦，浪漫啦，笑话啦，洋相啦，让人们在那清苦的日子里，至少嘴上不那么单调。尤其他的诗，不晦涩，很上口，那些文化不甚高的首长，看得懂，读得通，对他还是欣赏。加之白涛这人，别看他有时装疯卖傻，其实很聪明，说他颇有心计，也不为过。他即使出点格，过点头，冒点炮，也不会走得太远，总是适可而止，差不多便收。有时让头儿伤点脑筋，可也不至于为之大动肝火。闯一点小祸，屁股也好擦。所以对这位基本上识相，不给领导造成大麻烦的他，优礼有加，因而破例地不怎么严格要求他。我们出操的时候，他可以睡懒觉，我们学习的时候，他可以在他的屋子里写诗，我们帮老乡收割庄稼，汗流浃背，他可以背着手，在那里“悠然见南山”，构思什么宏篇巨著，这就使别人眼红不得的了。
可在大会上，只要加农炮在人群中一眼瞥见他，必然会站起来招呼：“我们的大诗人，不当场来一首诗助兴吗？”
偏他有这种说来就来的捷才，记得我到解放区的第二天，正碰上一次祝捷大会，司令员话音刚落，他跳上台去，即席朗诵了一首诗：
日头天上挂，
人间大变化，
小米出真理，
枪杆打天下。
这首诗，好是说不上的，但有点气势，行伍出身的宋老总马上高兴了，他是个粗人，但有时——那是不发脾气的时候，是个可爱的将军，因为他的脾气讲求痛快，连声说：“好！白涛的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
那时的白涛，人长得帅，要个子有个子，要文才有文才，尤其令人钦服的地方，笙箫管笛，无不在行，唱戏演讲，慷慨激昂，提起画笔，像模像样，作曲指挥，当仁不让。那时，时兴木刻，他操起刀来，也是一个行家里手。若是谈文学，谈诗歌，就更难不住他，而他的五言诗，对不起，说起来都能把人吓一跳。
“诸公，我写五言诗的本源，如长江，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一样，是从这儿起始的——”
于是，他拿出一把折扇来作为佐证，你一看，不得不肃然起敬了！
扇倒无甚稀奇，竹骨纸面，制作粗陋，但却是毛主席的墨宝。那扇面上龙飞凤舞着“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诗句。我未考证过，白涛自成一格的五言诗，是否受主席这首诗的影响，抑或他自己的攀靠附丽？但那笔主席的手书，是毫无疑问的。我刚到解放区，认识他不久，就看他经常放在手边了。我很惊奇，他竟然对毛主席这把具有某种文物意义的扇子，不怎么当回事，至少，在表面上他是这样子的。一谈起来，很无所谓的样子：“早先，求主席写两个字，不是太困难的。”
这也许是事实，不过足以说明，他资格比我们老，接近重要的人物比我们多。他说，他写过一些诗，送呈给毛主席过，遂有了这把扇子。这故事不知真伪，但他出版过一本《新五言》诗集，倒是不假。其中有一首：
初到解放区，
天地顿时阔，
滴水注大海，
小我成大我。
诗下自注曰：“在平西，呈毛主席。”
日理万机的毛主席，那时忙于进城，成立共和国，是否有空一阅，待考。但他送上去，大概也是千真万确，这也算是他一生中的殊荣，也是他终生享用不尽的政治资本。
他也会调侃：“不是谁都可以吃政治的，除了有吃政治的聪明，还得有吃政治的本钱。”
我斜着眼打量他，表情虽然平淡，但那暗中得意的劲头，也不是看不出来，因为能有这份本钱的可以骄傲者，并不多。他不大在乎别人怎么看他，除非到了一定的临界线，再不在乎下去，会给他带来灾难时，他才会收敛。否则，该拿的拿，该要的要，该伸手的伸手，该脸皮厚时，也够厚颜无耻的。他知道我在腹诽他，反过来问我：“你肯定没有送过，即使你有这份心思，连往上递的门也找不着的。别不服气，命也运也。”
他对我说这话时的神态，满足之情，溢于言表，这时候的他，便是神采飞扬的白涛了。
服了！虽然，我嫉妒得恨不能骂他王八蛋，但我不得不佩服他，因为他活得比谁都好。但是，忽然之间告诉我，说他想死了，我不讳言心胸里的阴暗，坦白讲，真有点幸灾乐祸的快感呢！就像希望一个不败的拳王，也有倒下被人数十的时候。
谷玉在电话里，听我说他不怎么想活，虽然认为可能是白涛的故伎，喜欢耸人听闻，并不太当回事。她说她和这位老板谈完调拨头寸的业务以后，就过来帘子胡同。不过她一再申明，如果老头真活腻了，不是她惹的，而是其它什么缘故。
“你估计，因为什么事触动了他，才想到死亡的。”
她说：“反正他从不提晏波的，这倒是有点蛛丝马迹的意思！”
等我到了帘子胡同，那座磨砖对缝的四合院里的大枣树下，老鸦在聒聒地噪着，很有点不吉祥的气氛，我以为我来晚了，没准他先行一步，到上帝那儿去报到了。推门进去，看到他面前放着几盒录像带，正对着电视机那一片雪花发愣，我放下了心。
“哦，你还有心思看三级片，大概还不至于马上涅槃？”
他听出我话中的讥讪之意。“老兄，不要用这种腔调同一个命在旦夕的老同志说话，我找你来，正是要和你商量这件事的。”
“行了，老先生，你离死神十万八千里，别制造新闻了，我拜托你！”
“我真的觉得我快要死了，不哄你！一个人不会拿死来开玩笑的。”
我站在那里，怔住了。因为自打在根据地那山沟里的西寨村，和他交往以来，无数次地听他这样那样当回事的，甚至赌咒发誓的语言。我都是在信和不信，或疑信参半地听着的。但这一次，我望着这老朋友，不能不相信他大概真的遇上了什么难以解脱的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