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大年不承想转眼间他胸中纠结的问题就成为历史了。
当他昂首站到长安大楼的办公室窗前，感觉今年的春天来得有些突然，好像一夜间城里的树木就吐出了嫩芽，给沧桑的痕迹抹上了一层茸茸的绿色，像在提醒人们赶紧忘掉昨日严寒，换上轻便明快的衣衫。但是，每天从街坊走向长安大门的人，依旧喜欢把穿了一冬的蓝色工服罩在毛衣外，或走路或骑车，涌向那个敦敦实实的大门，于是便汇成了一股洪流，浩浩****，奔涌向前，只有当上班号嘀嘀嗒嗒吹起来，那股洪流才会戛然而止，几乎在一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忽大年在窗前正好可以看到，这个像闸口一样的大门，把人们吸纳进来，又分流开去，站在这儿的确有股超然的气度，也是一种难以言状的享受。而且，这种享受是只有坐上了厂长的交椅才会有的感觉，那种千军万马指挥若定的感觉，常常鼓捣得他血脉偾张，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思维便简单得只剩下消灭敌人的目标了。的确，他已经驻扎西安七八年了，依旧对战场有一种渴望，金戈铁马，摧枯拉朽，既让他感到淋漓酣畅，又让他升腾起胜利者的昂扬，似乎只有站到这里才能够填补一个老兵的遗憾。
确凿，降成副厂长，这个感觉就**然无存了，尽管依旧可以双手叉腰站在这扇显示尊严的窗前，却有种只可意会的屈辱扑面而来，人们似乎戏谑着嘲笑着匆匆而过，所有的不屑都夹杂在嘈杂声中了，他几乎能从那凌乱中分辨出某种暧昧来。所以在他被降为副厂长的第二天，只在这儿站了一会儿脸上就臊得火辣辣的了，他后悔应该挪个办公室避开涌来的洪流，躲到大楼哪个角落去享受无奈的清静。然而，当他从中印边境返回长安机械厂，上级竟然大张旗鼓恢复了他的厂长职务，由此他也恢复了居高临下指挥若定的感觉。
最忘不了那天他从北京抵达西安火车站，省委秘书长居然领着黄老虎、哈运来一群人专候在站台上迎接他，有位女工还跑来献上了一束鲜花。那个女工什么模样他没记住，只记得那鲜花是彩纸做的，红牡丹，粉玫瑰，衬着几片绿叶，鲜艳得让他舍不得丢掉，一直在手上紧攥着，直到上了那辆嘎斯吉普，才小心地放到靠背后的行李上。尤其让他意外的是，钱万里居然也在厂部会议室等他，见面握手笑容粲粲地说：省委已经决定，先恢复你的厂长职务，你耿耿于怀的免职问题就一风吹了，一笔糊涂账也就从你档案里抽出去了。
这让忽大年喜出望外，也就是说以后从档案里看，自己压根就没有处分的任何记载。这比简单地恢复职务强多了，那恢复职务还是说明你曾经犯过错误，把那该死的处分从档案里抽出去，就意味着他这辈子就没犯过错误，还隐约有种上级搞错了的味道，真是千好万好不如从档案里抽掉了好。
不过，忽大年觉得也挺滑稽的，明明发生过的处分，怎么说没发生过就没发生过呢？但堂堂钱大人已是省上的书记，能屈尊来工厂宣布这个决定，还是挺让人感动的，人家丝毫没有计较与自己的不愉快，反而面对全厂中层干部，用了很长篇幅来评价他的功绩：三年筹建期没日没夜，遇到人身袭击都没有脱岗住院，海防前线能炸得蒋匪帮鬼哭狼嚎，我们的忽厂长功不可没。这次他又勇敢地参加了中印自卫反击战，保障了我军火炮威震边疆，为长安争了光，也为省委争了光。但钱大人没有说明这次决定的背景，可能怕讲得多了，会让人感觉太草率，可忽大年还是听得泪水涟涟，坐在那里泪潮一波一波，使劲控制着才没有滚出来。
最后，钱万里郑重宣布：今后长安厂的工作，恢复为忽大年同志主持，具体职务以省委文件为准。忽大年心里顿时释然了，压在心头的石头一下子搬掉了，何况钱书记刻意用了“恢复”两个字，刻意暗示他官复原职了？一屋人都站起来含笑鼓掌，以表示对这一决定的拥戴。
唯有的遗憾是，这个姗姗来迟的决定也昭告黄老虎的主持生涯结束了，人们余光注意到他像霜打的茄子蔫了下来，老鹰眼似睁非睁，鼓掌有气无力，表情淡得没说一句话。即使送钱万里上了上海轿车，也没有询问权力交接的细节，竟然像缩头乌龟躲到了人背后。忽大年注意到这些细微的变化，似乎觉得老部下有点可怜，想想也够窝囊的，主持了整整两年多最后也没扶正，放到谁身上也会不痛快的。
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忽大年对成司令佩服得五体投地，老首长可能觉得自己给省委打电话分量不够，容易造成干预地方事务的印象，就把解放军报社的记者叫来采访自己，一篇洋洋洒洒七千字的长篇通讯，披着战火硝烟登载在第三天的头版上，那效果还用说吗？突然间他这个保障队长的名衔满世界都知道了，他在克节朗协助进攻的行动便升华成了事迹，他也就倏然间成了高大上的人物了。面对这样一位不怕牺牲的英雄，哪一级组织敢怠慢呢？所以，当忽大年接到鲜花时还有点不适应，听到省委的决定还感觉有些迟疑，只有第二天早晨他又站到这个窗口俯视进厂的人流，才清晰地意识到他又成了这座工厂的主宰，又可以毫无顾忌地发号施令了。
所以，当黄老虎进来汇报准备组织党员义务劳动，礼拜天到后区给麦田施肥，他稍稍有点不习惯地站了起来，毕竟这两年他已经习惯听黄老虎发号施令了，现在一切又“拨乱反正”了，禁不住脱口而出：老虎啊，你已经主持两年了，这次恢复了我的职务，不能影响到你，我已经给钱书记讲了，我就干我的厂长，你还当你的书记。当然，忽大年也就是想做个顺水人情，内心对书记职务也还是惦记的。堂堂一把手，党政一肩挑，在长安就是一言九鼎，就可以发号施令，看看谁敢不听不从？这似乎也算是笑话了，以前他一肩挑的时候，没感觉什么优越感，后来降成副厂长竟强烈感觉以前把权力荒废了。
没想到黄老虎会嗫嗫嚅嚅说：我正写检查呢，如果检查过不了关，别说提拔了，副书记能不能胜任都会成问题。忽大年瞪大眼睛问：那为什么？黄老虎半是辩解半是诉苦说：这件事也太窝囊了，河南老家闹饥荒，我把食堂科分的十斤白面换了一百斤红苕，想捎给老娘填肚子，谁知我那傻瓜弟弟把一半红苕卖了，想买布做裤子说媳妇，被村里民兵抓住了，反映上来说我投机倒把。忽大年松口气说：就这事啊？黄老虎哭丧着脸问：这事还小啊？
接着哈运来进来恭恭敬敬坐在黄老虎旁边，一口一个“汇报”，反倒把忽大年弄得不好意思了：汇报啥呀？省委的任命还没下来，我现在也是临时主持，你看你们俩分别主持了两年，不是也没上位吗？哈运来嬉笑说：这可不能相提并论，你是平反昭雪，官复原职，我俩是瞎子点灯……忽大年未置可否呵呵笑问：生产形势咋个样？哈运来抿了抿嘴唇说：你走这半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大家都憋着一股劲，一月六万发炮弹，月月准时发运，没有半点延误。那个老伊万还打来电话询问有没有达产，我当然不能告诉他了，只说现在是超水平发挥，他兴奋得电话里呜啦呜啦乱叫……
忽大年手指点他说：现在中苏论战呢，你以后少给老伊万打电话，小心惹上麻烦。哈运来话锋一转说：我是请教他冲压机换上棉籽油行不行。转而又神秘兮兮地说：马上要过端午节了，今年压延机省了四吨棉籽油，压在库房挺操心的，哪天谁扔进一颗烟头就是一场大火，是不是给每个职工分上一斤？忽大年有些迟疑，黄老虎为十斤面粉都在做检查，他要分上四吨棉籽油不是更严重吗？他想想又问：分了会不会犯错误？哈运来理直气壮地说：国家条例很清楚，菜籽油算粮食，棉籽油不算粮食。这家伙拍着胸脯信誓旦旦，一副为民请命的样子，的确把新主持难住了。
其实，他不知道哈胖子正是黄老虎唤来的，俩人自从听到省委准备恢复忽大年的职务，内心还是一百个不乐意，毕竟已经分别主持党务和行政两年多，尽管仍是副职，但行使的是正职的权力，而今忽大年恢复了职权，就意味着他俩又成了货真价实的副职，七百多天的辛苦也就算白费了。于是两人不约而同想到来请示忽大年，把节省的棉籽油分掉。呵呵，这里的学问确凿大了，若是新主持同意了，马上就会被省委知道，一旦追究责任他绝跑不了，正式通知还没下，组织可能会重新考虑恢复职务的决定。若是新主持不同意，马上就会传遍全厂，是他不同意分棉籽油的，那他就是与职工为敌了，以后在长安厂也就不好干了。然而，忽厂长轻轻一句，我考虑一下，就把高高举起的四吨油又轻轻放下了，两位部下不由得钦佩厂长举重若轻，不服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