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只有三个人知道这张牛皮纸的结婚证是假的。
那天靳子领着小妹走进万寿路婚姻登记室，老战友林香竹扑上来抱住她说，她一直想去找靳子的，今天正想着呢就来了，真是喜出望外哟。原来她解放后从部队转业就分到了街道办事处，这里工作太耗人了，上了班就得在办公室候着，想出去办个事都不行。尤其是粮食定量低，一个月二十七斤半，听说工厂最低定量也在三十斤，她想托靳子把她调进长安继续为首长管保健。靳子避开话题说：
今天我来是有事找你帮忙，想办法给忽大年妹妹办张结婚证吧？林香竹一听满口应承：这有什么难的，我就是干这事的。她见忽小月一个人远远站着，以为男的在外当兵请不来假，这类事经常发生的。
靳子拉过她小声说：这门亲事忽大年就看不上，可他妹妹偏要结，结就结吧，结婚证的日期还要往前提上半个月。林香竹很内行地问：是不是怀上了，结婚证由我写，怎么写都行。靳子摇头说：你只给她写一张，过了这段时间就给你退回来。林香竹纳闷：结婚证哪有领了退回来的，要是过不成了，就得办离婚，可我只管开结婚证，办离婚证不在我手上。靳子就势提醒她：那你就开张假的呗。
林香竹不明白要张假结婚证有啥用，但她知道部队的规矩，首长的事绝对不能打听，那是绝对犯忌讳的，知道多的人最后肯定会倒霉。她想了想，从抽屉翻出一张作废的结婚证说：这张证也是一位军属来登记，写到一半又反悔不办了，正好给你们用。她熟练地用刀片刮去名字，再写上忽小月和连福的名字，然后递给靳子说：我不管你们干啥用，这一本跟真的没两样，就是没有存根底子。
忽小月心烦意乱地站在房外没有说话，她对能否办妥结婚证没有思想准备。
可是嫂子不停地在耳边叨叨咕咕：如果没有证，那你和连福同车押运就是通奸犯科，就要被开除回胶东，这般名声要是传出去，这辈子就不好做人了。而且连你哥也会受到牵连，现在他没有结束下放，也没停止以观后效。如果领了结婚证，那你们就是两口子借光押运，尽管不合规矩，却也不违法，要处分也属于工厂内部事务。
但是，忽小月跟着嫂子来到街道办，看见墙上印刷的结婚登记说明，才知道领证必须男女双方同时到场，还要拿上各自单位的介绍信和户口本，可这些东西她一样没带，这证肯定是领不成了。她不想听那人比较长安的福利，转身出了登记室去看墙上的板报，显然那上面的内容很久没换了，粉笔字已经斑斑驳驳，但仍可看清都是反击右派的内容，字里行间在批判轮流坐庄，那时自己在苏联实习，似乎传达过几份国内文件，讲的都是日新月异的“大跃进”，所以她看到那些火药味的黑板报还是感觉新鲜，感觉国内的气氛跟她出国前还是不一样了。
后来靳子从登记室出来笑靥满面，拉住妹妹手走出街道办才从裤兜掏出一片牛皮纸，叮嘱：你可不敢把它丢了，也不敢让别人看见，等组织上找你，你再拿出来。忽小月惊奇地看着嫂嫂问：你还真给办成了？我就一个人来，也没开介绍信，没拿户口本。靳子小声说：对了，你要给连福那家伙说一声，你俩得统一口径，可别你说领证了，他说没领啊。
妹妹看结婚证上写有她和连福的生辰惊讶地问：我没给你出生年月，你咋填上去的？靳子说：我来前到档案室查了，一清二楚的。妹妹不由得惊喜道：嫂子，你可真厉害。可靳子又说：我为啥给你领个假证？是为以后好分手啊，那个连福有历史问题，你们绝对不能真结婚，那样就把你给毁了。
忽小月来回翻着结婚证说：我哥不是不管我了吗？靳子咬着牙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你哥不管你，还能让我来帮你领证？忽小月委屈地要哭了，说：那他咋把我的翻译职务给撤了？靳子告诉她：那哪是你哥撤的？那是外交部来电要给你处分，上边瞪着眼盯着，不先撤了你的职，怎么给上边交代？你可好，还没歇上两天，又闹腾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急得你哥满嘴的泡。忽小月噘嘴嘟囔：咋是我闹腾了？是你们老盯着我。靳子压低声音说：你不要嘴硬，你跟连福去押运，给谁说了？白天晚上待在屁大点的车厢里，你们能守得住？没干那个事？忽小月不敢看嫂子眼睛，嘴上却硬：我们能干啥事？我们啥事都没干。靳子猛地站定：你把话再说一遍！
可是，忽小月任凭嫂子叫唤再没回头，一溜碎步回厂了，远远看见哥哥从大门出来，又扭身朝街坊拐去了。
大步走来的忽大年肚子里又涌进来一股邪火，但他没有走出工厂大门，只是去传达室拿了张报纸就踅回去了。
刚才黄老虎拿着电话记录告诉他，省委来通知要开反右斗争总结会，点名长安厂副书记参加。忽大年盯着面前的老部下心里不是滋味，虽然他在下放劳动，可他仍挂着党委书记的头衔，省上开会派谁参加不言而喻，但是点名叫一名副职去参会，这明显包含着极大的不信任啊！忽大年不由攥着拳头朝办公桌连砸两下，砸得黄老虎手拿军帽连连解释，他这些年只顾守在厂里忙活了，没跟哪位领导拉扯关系，就是老首长下放劳动，他也没有出厂活动过。
后来忽大年拿起保密电话，想让话务员接通省委书记葛茹平，却是怎么也接不通。这个人对长安厂似乎情有独钟，在八号工程开工后曾经通知话务班，不论何时只要忽大年来电话，一分钟都不能耽误，就是睡着了也要叫起来。但今天的电话怎么也接不通，一遍，二遍，三遍……他有些恼火地把话筒重重地摔到话机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人恼怒地窝进椅子里，心里愈发空空落落，预感到工厂要出什么事，而且这个事可能与他有关。
中午吃饭时分，黄老虎从省委把电话打到他家里，通知下午三点，省委书记葛茹平要找他谈话，至于谈什么黄老虎没有说，但他从那吞吞吐吐的语调里，听出了老部下不多见的纠结，忽大年恼火地说：你究竟想说啥？咋变得这么啰嗦？
下午，忽大年准时赶到古城墙外的省委大院，刚进秘书办公室就有人领他进了书记会客室。葛茹平过了好一会儿才过来，他第一次感到在领导面前有点局促，不知道左腿搭右腿好，还是两腿平放好。后来他听到葛茹平不紧不慢地说：
长安厂的建设是一个模板，在军委的表彰名单里，排在第一个的就是你们。忽大年听到这话稍稍有些放松，看来人家领导就没想找麻烦，他想告诉领导为保障海防前线的炮战，工厂已经半年没休礼拜天了。但是，葛茹平忽然话锋一转：今天叫你来，是要通知省委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已经报国务院备案了。
忽大年蓦然警觉起来，只听葛茹平顿了顿，说：我也感到很痛心啊，你是省委在反右运动结束后，研究的唯一一例干部处分。你想想看，我们本来在研究给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子，却要讨论给你戴帽子……忽大年一听急了，说：我可没说过反动话呀！书记严肃地摇摇头：你的问题是盲目抢险，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现已定性为责任事故了，既然是责任事故，那就必须处理责任人了。关键是，在抢险的紧要关头，你竟然叫来一个和尚占卦，这种事可闻所未闻，一个高级领导干部咋能信这个呢？所以，省委决定，免去你的党委书记和厂长职务，降为副厂长……
忽大年头嗡地膨胀起来，咋这么个屁事，省委还知道了？那个和尚点烟磕头，完全是自行其是，他根本就没理会，现在可上纲上线了。葛茹平略一沉吟：
本来，军品任务这么重，也不想动你，可是反右运动回头看，你的问题被翻腾出来，涵洞事故又刚好发生在运动期间……总之你撞到枪口上了。忽大年忙问：这么说，我下放劳动，不算处理？葛茹平撇撇嘴角说：组织上考虑到你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没有给你戴帽子，行政职级也不降，还是十一级，还属于高级干部范围，去年处理的右派可都一撸到底了。
忽大年拳头攥得咯嘣响，说：葛书记，我有点冤呀。葛茹平语气平缓：你也要想想，三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不是死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被你的瞎指挥送了命。
忽大年本来气得想喊，可他听葛茹平提到牺牲的三个人，肚里一下泄气了。
当初那卢可明的女朋友知道出事了，跑过来收拾遗物，见到一个素描本，翻开全是她的头像，一下子贴到脸上昏死过去了。另外两个电工媳妇带着三个娃娃，直接跪倒在工厂大门口，谁拉都不起来，后来忽大年跑过去，冲着两个女人也扑通跪下，跪得四周一片惊呼，见过老百姓给当官的下跪，哪见过厂长给遗属屈膝呀？俩女人直到听他说一定会把孩子抚养成人，才千恩万谢地站起走了。
后来葛茹平也激动了，指头敲打桌面说：你想想看，现在多复杂，内有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煽风点火，外有美蒋匪徒四处捣乱，你就不要再添乱了，乱得我这个省委书记都不好为你说话了。
走出省委大楼，忽大年沮丧地钻进吉普车，一会儿让往大雁塔开，一会儿又让往钟楼开，等终于回到办公楼前已快下班了。显然，有人把厂长降级的消息透露出去了，当他闷闷走过长长的走廊，两边办公室的门全都敞开着，可大家都缩在门里边，表情肃穆地目送他缓缓经过，就像战友们目送浴血奋战的将军走向了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