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我是一个极为自相矛盾的本科生。我的习惯做法是注册一门课程，然后花大部分时间阅读另一学习门类的书籍。于是，应该花时间钻研“货币和银行”专业的我，却专注于阅读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我从来没有理由为此后悔。康拉德吸引我也许是因为他像个美国人——他曾是个背井离乡航行于异国海域的波兰人，说法语，但用英语写作，作品展现出非凡的美感和魅力。这对我，一个芝加哥移民区长大的移民的孩子来说，一个熟知马赛航线、当上英国海船船长的斯拉夫人，一个用东方风味的英语写作的人的吸引力当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但康拉德的真实生活并未在小说中表现出太多怪异之处。他的主题直截了当——忠诚、统帅、航海惯例、等级，以及遭遇台风袭击时水手们遵从的脆弱的守则。他信仰这些看似脆弱的规则的力量，也相信艺术的力量。他在

　　《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序言中，对自己的艺术观作了简明扼要的陈述。他说，艺术是为赋予可见宇宙之最高正义所作的努力：试图在这个宇宙的物质和生活现实中，找到基本的、恒久的、本质的东西。康拉德说，作家们触及本质的方法与思想家和科学家们不同，后者通过系统的考查认知世界。而艺术家，首先只有他自己；他自我生成于孤独的领地，发现了“吁请的语言”。康拉德讲到他吁请的对象：“向着我们生命中先天赋予而非后天获得的成分，向着内在的愉悦和惊异的感觉能力……我们的同情心和痛苦感，向着潜在的与天下万灵为伍的情感——也向着微妙但不可战胜的对共同责任的信仰，这样的信仰将无以计数的孤独心灵聚合起来……让全人类联结成一体——死去的与活着的，活着的与未出生的。”

　　这一则热情洋溢的声明写于80年前，我们在接受之前可能需要对其略加修饰。我那一代读者熟知一长列华丽或高调的辞藻，那些被海明威等作家抛弃的诸如“不可战胜的信仰”或“全人类”之类。海明威替那些受到伍德罗·威尔逊和其他政客们巧言令色的宏大词汇激励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们说话。他的语言必须与杂陈战壕的年轻结冰尸体形成呼应。海明威的青年读者相信，20世纪的恐怖以其致命的辐射已经伤害并杀死了人文主义的信仰。因此我告诉自己说，必须抵制康拉德式的修辞。但我从不认为他有任何过错。他直接向我诉说。感受个体总显得弱小——除了自己的弱小他无所感觉。但是如果他接受自己的弱小地位和分离状态，沉入自己的内心，强化这种孤独，他就能发现自己与其他所有孤独生灵的合一。

　　我觉得现在没有必要对康拉德的话提出质疑。但对有些作家而言，康拉德式的小说——所有那一类小说——都一去不复返了。寿终正寝。比如说，法国文学中有领军人物阿兰·罗布-格里耶，也是法语“choseisme”即“物本主义”的代言人。他写道，当代的伟大作品，如萨特的《恶心》，加缪的《局外人》或卡夫卡的《城堡》，其中都没有“人物”；你在这些书中看到的不是个人，而是个体。他说：“人物小说完全属于过去的时代。它描述了一个阶段：标志了个人的峰值。”这并不一定是一种进步，罗布-格里耶承认这一点。但这是真实现状。个人已被消灭。“当前阶段更是一种行政数字。对我们而言，这个世界天数已尽，代由某些家族的某些个人的起起落落而定义。”他进而说，在巴尔扎克的中产阶级时代，有个名字，有个“人物”十分重要；“人物”是生存竞争和成功的工具。在那个时期，“如果任何探索中个性既代表手段也代表目的，那么在这样的世界中有一张脸是必不可少的。”但他总结道，我们的世界更加谦卑。它不认可全能的个人。但它同时又更加雄心勃勃，“因为它看得更远。排他性的‘人类’崇拜让位于一种更广阔的意识，人类中心论逐渐被淡化。”不管怎样，他安慰我们说，新的进程和新发现的预示，已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无意发起论战。我们都明白对“人物”的厌倦意味着什么。将人类型化已遭到质疑，令人厌烦。D.H.劳伦斯在本世纪初就指出，我们，我们人类，被清教主义损坏了本能，在根本上互相排斥而不是互相关怀。“同情心已经破损，”他说。他进一步指出，“各自鼻孔里闻到的是对方的臭味。”另外在欧洲，几世纪以来经典的力量如此之强大，以至于每个国家都有各自“可辨认的个性”，来自莫里哀、拉辛、狄更斯或巴尔扎克。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现象。也许这与精妙的法国谚语有所关联：“个性凸显，事情难办。”这就让人产生联想，一个非独创的种族往往寻找便捷的资源，为其所用，就好像在旧城的废墟上建起新城。而且，心理分析概念的“人物”也同样，是一个丑陋死板的程式——是我们必须屈尊下从，而不是乐于拥抱的东西。威权主义意识形态也攻击中产阶级个人主义，有时将“人物”等同于财产。罗布-格里耶的论点中有同样的意味。对个性的排斥，污名标签，虚假的存在都有政治后果。

　　但在此我对艺术家的首要事项问题饶有兴趣。他应始于历史分析，持有观点或纳入系统，这样做有否必要，是否明智？普鲁斯特在《重现的时光》[2]中说道，青年知识分子读者中呈现越来越偏好道德和社会的严肃分析性作品的倾向。他说他们更喜欢贝戈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小说家）类的作家，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作家更加深沉。“但是，”普鲁斯特说，“一旦艺术作品被理性检视，那么一切都不再稳固和确定，可以拿来证明任何想要证明的东西。”

　　罗布-格里耶的观点并不新颖。它告诉我们必须把中产阶级的人类中心主义从我们身上清除出去，做我们的先进文化所要求的时髦事情。人物？“五十年的疾病，严肃的论文作者已经多次签过死亡通知书，”罗布-格里耶说，“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把它从19世纪筑起的基座上推倒。现在它成了木乃伊，仍然安放在同样虚假奢华的宝座上，为传统文学批评尊崇的价值观所簇拥。”

　　罗布-格里耶那篇文章的标题是《几个陈旧观念的思考》。我本人已对所有种类的陈旧观念和木乃伊感到厌烦，但阅读杰作我永远乐此不疲。那么对他们书中的“人物”该怎么看待呢？是不是有必要中止对“人物”的探究？书本中如此生动的东西现在难道就一命呜呼了？是不是因为人类走进了死胡同？难道个性真的与历史和文化环境息息相关？我们能否接受被如此“权威地”描述的环境？依

　　我之见，这无关乎人类的基本利益，但问题存在于这些观念和描述中。僵死教条、闭锁不全的描述令人反感。要寻找问题的根源，我们必须首先检视自己的头脑。

　　“人物”的死亡通知由“最严肃的论文作者们签署”这一事实，只意味着另一群木乃伊——最受尊崇的知识界领袖们——设定了条规。让我感到好笑的是，这些严肃的论文作者被允许为文学作品签发死亡通知。艺术应该追随文化？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错。

　　如果创作规划需要，小说家就没有理由放弃“人物”。但从理论上划定以个人为最高核准的时代的终结，便是无稽之谈。我们不能把学界人士看作自己的老板。由他们操控艺术对他们亦无好处。难道他们阅读小说时，除了在其中发现对自己观点的认同外，其他一无所获？难道我们在此玩的是这样的游戏？

　　伊丽莎白·鲍恩曾说，人物不是作家创造的。他们是先在的，需要被发现。如果我们没能发现他们，如果我们无法对他们再现，问题在于我们。然而必须承认，发现“人物”绝非易事。人类的状况也许从未如此难以定义。那些告诉我们说我们仍然处在宇宙历史早期的人一定是正确的。我们被大量倾倒在一起，似乎经历着新意识层面的痛苦。在美国，成百万、上千万的人在近四十年中接受了“高等教育”——但很多情况忧喜难定。在六十年代多事之秋，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前沿的教诲、概念、悟性以及无处不在的心理、教育和政治观念。

　　我们每年都能看到几十本著作和数十篇文章，其作者告诉美国人他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国家，并对现状作出明智的，或幼稚的，或过激的，或骇人听闻的，或丧失理智的判断。所有这些书文都反映我们陷于其中的危机，同时告诉我们如何应对。这些分析家正是由他们试图开出药方医治的混乱所生成的。我是作为一名作家对他们的一切进行思考的：他们极端的道德敏锐性，他们追求完美的欲望，他们对社会缺陷疾恶如仇的态度，他们动人且滑稽的漫无边际的要求，他们的焦虑，他们的暴躁，他们的敏感，他们的慈悲，他们的善德，他们**，以及他们试验毒品、触摸理疗和炸弹时的那种鲁莽。前耶稣会神父玛拉基·马丁在他那本关于教会的书中，将现代美国人与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囚徒》做了比较。他从一大块石料中看到了“一场为完美登场而进行的尚未结束的争斗”。美国“囚徒”在争斗中被“来自自封的先哲、教士、判官以及自身痛苦制造者的阐释、告诫、警示和自我描述所包围。”马丁说。

　　且允许我略花些时间更仔细地对这样的痛苦作一番探查。在个人生活中是失序或近似恐慌状态；在家庭——对丈夫、妻子、父母、孩子而言——是混乱；在公民行为，在个人忠诚，在性实践中（我不想背诵整条清单，我们已经听厌了）——是进一步的混乱。个人的失序伴随着公众的疯狂。我们在报纸上读到曾在科幻小说中逗人发笑的东西——《纽约时报》的文章谈美国和俄罗斯卫星太空战发射的死亡射线。在11月的《遭遇》杂志中，我的同事米尔顿·弗里德曼，一位清醒负责任的经济学家，宣称英国的公共支出很快将走上像智利这样穷国的道路。他为自己的预测感到吃惊。什么——始于《自由大宪章》崇高传统和民主权利的源泉将枯竭于独裁？“任何成长于这一传统的人作出英国正面临失去民主危险的预言都几乎是难以想象的，然而这又是事实！”

　　我们被这样的事实打趴在地，挣扎着生存。如果我同弗里德曼教授进行辩论，我可能会建议他把机构的抵制、英国和智利的文化差异以及民族个性和传统的差异诸多因素考虑在内，但是我的目的不是卷入一场我无法胜出的争论，而是将你们的注意力引向我们不得不与之共存的可怕预言、混乱无序的现实的根源和毁灭的想象。

　　你可能以为偶然在杂志某一期上见睹一篇此类文章不足为奇，但在《遭遇》的另一页上，休·西顿-沃森教授讨论了乔治·凯南对美国堕落及对世界的负面意义的近期调研。在描述美国的失败时，凯南谈到犯罪、城市衰败、毒品和色情泛滥、轻浮、教育标准下滑等，并得出结论，我们的巨大能量没起任何作用。我们无法领导世界，我们被罪孽所蛀蚀，很可能没有能力保卫自己。西顿-沃森教授写道，“如果最上层的十万男女，即决策者和帮助决策者形成思想的智囊人物，甘愿就范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无药可救。”

　　资本主义超级大国就说这些。那么它的意识形态的对手情况如何？我翻动《遭遇》的书页到剑桥大学讲师乔治·沃森先生的一篇短文，关于左翼人士中的种族主义。他告诉我们，社会民主联盟创始人海因德曼把南非的战争称为犹太人战争；韦布斯时常发表种族主义的观点（在他之前还有拉斯金、卡莱尔和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他还提到恩格斯曾谴责东欧的小民族斯拉夫人，称他们为反革命种族垃圾；沃森先生在结论中引用了西德“红军纵队”的欧莱克·梅因霍夫1972年一次法庭听证会上的公开申明，表示认同“革命的灭杀”。在她看来，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反犹主义，基本上是反对资本主义。文章引述她的话说：“奥斯维辛意味着600万犹太人被杀并被扔进了欧洲的垃圾堆，正是因为他们是犹太敛财奴。”

　　我提及这些左派中的种族主义者，为的是说明没有光明的子孙或黑暗的子孙那种简单的二分法。善与恶不是沿着政治划分匀称地分配的。但我已陈述了我的观点，我们面临着所有的焦虑。一切都每况愈下，这是我们的日常担忧。在私人生活中我们心神不定，在公共问题上我们备受折磨。

　　至于艺术与文学——它们情况如何？四周一片狂暴喧嚣，但我们并未完全被冲昏头脑。我们仍然能够思考，能够区分，能够感受。更纯洁、更微妙、更崇高的活动没有屈从于愤怒和胡言。暂且没有。书仍然有人写，有人读。为快速流变的现代读者的头脑提供阅读可能更加困难，但仍然有可能冲破噪音抵达宁静之地。在那片宁静之地，我们也许会发现他正在虔诚地等候着我们。当复杂性增加，寻求本质的欲望也随之增加。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无休无止的危机塑造了一种人，他经历了可怕、怪异的事情，明显减少了偏见，抛弃了令人失望的观念，增长了与各种类型的疯狂共处的能力，抱有追逐持久的人类之善的强烈愿望——比如真理，或自由，或智慧。我并不认为自己夸夸其谈，这方面有许多例证。分崩离析？好吧，是的，有不少分崩离析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在经历着一种非同一般的精炼过程。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阅读普鲁斯特的《重现的时光》，我发现他明显意识到这一点。他描写伟大战争时期法国社会的小说，验证了他艺术的力量。他坚持认为，没有艺术直面个人和集体的恐怖，我们就无法了解我们自己和其他任何人。唯有艺术能冲破荣耀、**、理智和习惯在四面竖起的貌似世界现实的高墙。还有另一个现实，更加真实但我们视而不见的现实。这个另外的现实不断向我们发送暗示，没有艺术我们就无法接收。普鲁斯特将这些暗示称为我们“真实印象”。若无艺术，这个真实印象，即我们延绵不绝的直觉感受，将隐秘难见，结果是，我们只剩“现实目的之类的词汇，却误以为它是生活”。托尔斯泰对此的阐述几乎如出一辙。他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也描述了同类的遮蔽生与死的“现实目的”。在最后的苦难中，伊凡·伊里奇通过撕开遮蔽，看穿“现实目的”而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人物”。

　　普鲁斯特仍能够在艺术与毁灭之间找到平衡，坚持认为艺术是生活所必需，是一个独立的伟大现实，是一种神奇的力量。但很长一段时间里，艺术不像过去那样与主要生活领域紧密相连。史学家埃德加·温德在《艺术与混乱》一书中告诉我们，很久以前黑格尔就已观察到艺术不再处于人类的中心考量之内。这些中心考量现为科学所占据——一种“无情的理性追问精神”。艺术让位到了边缘，在那里开辟了“一个博大、壮美、多彩的天地”。在科学时代，人们仍然绘画作诗，但是黑格尔说，不管上帝看到现代艺术作品有多精彩，也不管我们“在圣父和圣母玛利亚的形象中”发现何种尊严和完美，这些全无用处：我们不再屈膝于天神，我们久已不再虔诚地跪服在上帝面前。创造力、大胆的探索和新的发明取代了“直接关联”的艺术。根据黑格尔的观点，纯艺术最伟大的成就是摆脱了先前的责任性，不再是“严肃”的东西，而是“以形式的从容”让灵魂从“陷入现实牢笼的痛苦”中得到升华。我不知道今天还有谁还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宣称艺术可以让“陷入现实牢笼痛苦”的灵魂得到升华。我也难以确定，此刻纯科学的理性探究精神占据着人的中心考量。这个中心（也许是暂时的）似乎被我所描述的危机占领着。

　　19世纪的欧洲作家中有许多不甘放弃文学与主要人类活动之间的关联。这种想法会让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震惊。但在西方，伟大的艺术与广大民众渐行渐远，形成了对普通读者和中产阶级的明显蔑视。他们中的精英看清了欧洲产生的是何种文明：炫丽但动**而脆弱，面临被大灾难吞噬。这是历史学家埃里克·奥尔巴克告诉我们的。他说，这些作家中有些创作了“奇怪但朦胧中让人感到害怕的作品，或以悖论的和极端的观点让公众震惊。或是出于对公众的不屑，或出于他们自己小圈子的灵感，或存在致使其无法简单而真实地书写的某些不幸缺陷，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在乎所写的作品是否便于读者的理解。”

　　在20世纪，他们的作品仍然产生着主要影响，因为尽管展示了激进和创新，我们的同代人其实仍然十分保守。他们跟随着19世纪的引领，维持着昔日的标准，以一种与上世纪大同小异的方法阐释历史和社会。如果他们感觉到文学可能再一次卷入“中心考量”之中，如果他们认识到存在着一种从边缘返回的渴望——回归简单真实的强烈愿望已经呈现，他们今天会怎么做？

　　当然我们无法仅仅因为想要回归中心而能够回归，但是人们需要作家，这点对我们具有重要性，而且危机的力量如此之大，呼唤着我们重返中心。开药方必将无济于事。没有人能告诉作家该做什么。想象力必须找到自己的路径。但我们可以热切地期望，他们——我们——可以从边缘返回中心。我们作家无法充分地代表人类。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新闻记者，还有作家又如何描述他们？在一种契约精神的光照之下，他们看到的是再熟悉不过的自身行为。这种在罗布-格里耶和我看来如此乏味的契约精神光照之下的形象，产生于当代世界观：我们把消费者、公务员、足球迷、情侣、看电视人写进书中。契约精神光照之下他们的生存徒具形骸。还有另一种人生，来自持续的自我意识，拒绝那种光照塑型的虚假生活——即为我们定制的活着的死亡。它是虚假的，我们心知肚明，我们从未放弃对它进行支离破碎的秘密抵制，因为那种抵制产生于持续的直觉感受。也许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现实，但也无法容忍太多的非现实，太多对真实的滥用。

　　我们没把自己想象得太好；我们没有足够思考我们是什么。我们的集体成就已经如此大步地“超越”了我们，以至于我们指向那些成就为自己开脱。我们普通人乘坐喷气式飞机四小时内可以横跨大西洋，这就充分代表了我们所能申言的价值。然后我们又听说，现在是西方花园的关门时刻，我们的资本主义文明行将就木。几年前西里尔·康诺利写道，我们将要经历“完全的蜕变，不单单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系统的崩溃，而是一种马克思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未能预见的关于现实本质的大潮变”。这意味着我们内缩还不够，必须准备继续缩小。我不敢确定这应该被称为理智的分析，还是知识分子作的分析。灾难就是灾难。把它们称作成功，就如某些政客所为，实在愚不可及。但我提请大家注意这样的事实：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一批抱有越来越受人尊重的态度——关于社会、人性、阶级、政治和性的观念，关于思想和物质宇宙以及生命演化的认识。甚至在最优秀的作家群体中，很少有人花精力去重新审视这些态度或正统观念。这样的态度在乔伊斯或D.H.劳伦斯笔下要比一般作家的书中更为强烈地闪现。它们比比皆是，但很少有人提出严肃的回应。自二十年代以来，有多少小说家回看过D.H.劳伦斯，或者对性活力、对工业文明、对本能产生的影响提出过不同的观点？在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文学固守着老一套的理念、神话和策略。可以看看罗布-格里耶所说的“近五十年最严肃的论文作者”。是的，确实如此。论文接论文，著作接著作，对最严肃的思想作出确认——波德莱尔的，尼采的，马克思的，心理分析的，等等——产出于这些最严肃的论文作者。罗布格里耶关于“人物”的见解，也可以用于这些观念，维持大众社会的日常，包括非人性化及其他。对此我们已神倦心疲。他们对我们的呈现画虎类犬，对我们的塑造并不比古生物博物馆重建的爬行动物或其他巨兽更像我们。我们远远柔软得多，更加多才多艺，更加能说会道。我们更加丰富，我们都这么感觉。

　　那么，是什么占据着当代生活的中心呢？在此刻，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而是人类在混乱和迷蒙中的决定：是忍受还是沉沦。整个物种——每一个人——都必须行动起来。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都必须轻装上阵，卸下重负，包括教育的累赘和所有机构化的陈词滥调，作出自己的判断，干自己要干的事。康拉德所言极是，要唤醒我们心灵中天赐的成分。我们必须在许多系统的残骸底下进行搜索。系统的失败可以带出有益的、必要的变化，使心灵能够从程式化中，从一个过分限定并误导的意识中得以释放。我越来越经常将得体的观念弃之一边。长期以来我认可——或者说我以为我认可——这些观念，试图借以辨别哪些是我生活的原则，哪些是别人的。对于黑格尔所说的艺术不受“严肃性”限制，在边缘闪光，以形式的从容让灵魂在陷入现实牢笼的痛苦中升华之类，在这场生存斗争中现已不合时宜。然而，这不是说卷入生存斗争的人们只有初步的人性而没有文化，完全不懂艺术。我们的堕落和我们的残暴显示，我们的思想和文化是多么的丰富。我们知道多少。我们感觉到多少。让我们惊厥的斗争迫使我们简化、反思，消除那些阻扰作家——以及读者——达到既简又真的不幸弱点。

　　作家们受到了很大的尊重。知识界对他们报以极大的耐心，继续阅读他们的作品，忍受着一个接一个的失望，等待着从艺术中听到神学、哲学、社会理论以及纯科学中听不到的声音。从中心的斗争中，传出一个巨大、痛苦的渴望，希望能获得更广博、更柔韧、更丰富、更连贯、更明晰的描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谁，我们为何而生存。在中心，人类为了自由与集体权力进行斗争，个人为灵魂的归属与非人性作斗争。如果作家不能再一次进入中心，那不是因为中心已被占领。绝对不是。如果他们希望进入的话，随时可以自由踏入。

　　我们所处环境的本质——其复杂性、混乱和痛苦，是以掠影闪现的形式让我们瞥见的，是以普鲁斯特和托尔斯泰所感觉的“真实印象”传递的。这种本质时而显现，时而又将自己隐藏起来。它退离时，我们又一次陷入疑惑。但我们似乎从未与发出短暂信息的深邃之处断绝联系。我们真正的强悍感，似乎来自宇宙本身的我们的力量，同样时隐时现。对此我们避而不谈，因为我们无从证明，因为我们的语言难胜其任，还因为很少有人甘冒发表此论的风险。他们不得不说“有一种精神”，而那是禁忌。因此，几乎所有人都保持沉默，尽管几乎所有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意识。

　　文学的价值在于这些断断续续出现的“真实印象”。小说在物质、行为、现象组成的世界和另一个世界之间来回穿梭，后者产生“真实印象”，感动我们并让我们相信，尽管面对着恶，我们依然紧紧攀附的善却并非幻觉。

　　年复一年创作小说的人，无一不意识到善的存在。小说难比史诗，亦仰望诗剧的丰碑。但那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它是当代的一舍棚屋，一个遮风挡雨的精神庇护所。一部小说在少量真实印象和构成我们称之为生活主体部分的众多虚假印象之间谋求平衡。它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存在；单一的存在本身也部分是幻觉；而多重的存在表述着某些东西，偏重于某些东西，又将某些东西付诸实现，提供企及意义、和谐甚至正义的希望。康拉德说得有理，艺术试图在这个宇宙的物质和生活现实中，找到基本的、恒久的、本质的东西。

　　[1] ? The Nobel Foundation 1926，虞建华译。

　　[2] 原文为Time Regained，《追忆似水年华》的最后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