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人的“赶肉”即围猎；“做鞋”即下铗套；“请客”即下毒药；“打轿子”即挖陷阱；“天叫子”即粉枪火铳，如此等等。他们疑心动物也通人语，说猎事的时候即使坐在屋里，也必用暗语，防止走漏风声让猎物窃听了去。
尤其是指示方向的词必须重新约定：“北”实际上是指南，“东”实际上是指西。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围赶黑相公的时候，人们敲锣呐喊，人多嘴杂，为了隐蔽陷阱或枪手的方向，只有约定暗语，声东击西，虚虚实实，才可能迷惑畜生。
牟继生明明知道这一切，就是不往心里去，有时候事到临头脑子转不过弯来。他是初二级八班的，比我高一届，同我一起下乡。有一次我们从罗江边上买秧回来，他说要早点回去洗鞋，冲冲地一个人走在最前面，一眨眼就没看见人影了。我们愤愤地揭露：好没意思，洗什么鞋呢？他何时洗过鞋？无非是怕路上万一有人走不动了，他身坯最壮大，不好意思不来接一肩。其实不接就不接，不必贼一样地跑那么远。累呵！
牟大个确实不曾洗鞋子，有时候发现鞋子里面实在滑脚，就用鞋带把鞋子连成串，吊到溪沟的急流处，三五天以后再拉上来晒干再穿。他说这叫“自动洗鞋法”。不用说，这样洗出来的鞋子还是问题严重，时不时涌出一股鲜臭。无论主人何时脱鞋，旁人一定有鼻感，赶紧四散奔逃。
我们没有猜错，这一天他果然没有洗鞋子。不仅如此，我们到家的时候，也没见他的秧担子，这就是说，他还没有回来。整整一个下午，走在最后的人都回来了，我们插完了好几丘田的秧了，还没见他的人影。直到天黑，听到路上有重重的脚步声，有拉风箱一般的呼吸，才谢天谢地，心上一块石头落地。他全身是泥，竹箢箕里的秧只剩下浅浅一小半，根本压不住扁担。箢箕撞脚绊腿的，也合不上步子。他破口大骂：“妈妈的，这个鳖地方，这些鳖人！讲话跟放屁一样，把老子骗得岭上到处转，差点一脚踩到套子里。我嬲起你们老娘顿顿的呵——”
不知道他骂谁。
我们问他怎么回事，一整天他耍到哪里去了？他一脸怒气对谁都不理，走到他的房里去摔东打西。我们花了好一阵工夫，才知道他居然忘了本地人方向颠倒的习惯，也不大适应本地口音，不问路还好，一问必错，把沉沉的一担秧担到马桥东面的双龙弓，又担到马桥南面的龙家滩，最后在岭上转来转去大游行，一直快到天黑的时候，才有个过路的本地人疑心他不懂话，多给他一句提醒。他差点气晕。
我们大笑。
农民们知道这件事以后，更加觉得好笑。罗伯说：“那个肉坨子不懂人话，不成了个黑相公？”
岭上野物越来越少，黑相公这个词本来已经很少用了，不料牟继生让这个词卷土重来，只是改变了词义。牟继生平时出工不戴斗笠，光着上身在日头下暴晒，晒出了黑油油的虎背熊腰，一跑动身上就有黑浪晃**。把黑相公的绰号加在他头上，似乎也能得其形似。
他体质强，喜欢同旁人斗个狠，尤其喜欢把本地的“鳖人”们比下去。鳖人挑两箩谷，他就偏偏要挑四箩，挑断两三根扁担，吓得旁人直吐舌头，这才强忍呼呼粗气，自鸣得意地罢休。鳖人穿上棉袄，他就偏偏要穿短裤，在雪地里冻得嘴唇发紫，吓得旁人啧啧赞叹，这才咬紧牙关，在人们的劝说之下半推半就地进屋。他喜欢打篮球，大伏天中午也不休息，在晒坪里一个人顶着烈日运球投球，没有篮筐架子也能玩出一身大汗。天气热得蝉灵子、蛤蟆和鸡都不叫了，惟有他的咚咚球声响彻全村，让农民们咋舌。
“我十三岁还吃奶。妈妈老是出差，奶娘硬要挤给我吃。”他经常这样宣布，解释他身体强壮无比的原因，也暗示他革命干部的家庭背景。
人奶是好东西。农民觉得这个解释是让人信服的。
仲琪很快对他表示了特别的兴趣。仲琪一到冬天就有个火笼子，闲时就提着它到处转。笼子小得只够烧两三块炭，只适合一个人把它夹在**或窝在胸口，也算是有了个火种，存了点热气。仲琪从来不让别人享用这个火笼，即便是女子们来暖暖手，他嘿嘿嘿笑得较为大方，也要限时限刻，不时提醒她们对木炭的花费，斥责她们对热气的大举侵夺。他惟有对黑相公网开一面，套鞋叭嗒叭嗒响，主动把火笼送上前去。不巧的是，黑相公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身体又好，从来不觉得冷，看一眼就哼哼鼻子走到外面去了。
仲琪掌握了村里很多秘密，从不轻易公之于众。有时顶多只说一个话头，人家一旦追问，他就得意地吊胃口：“你猜呵，你猜呵。”让别人永远听得不明不白。他只愿意与黑相公分享秘密，今天说一条：“复查屋里昨天有一堆鸡毛”；明天又贡献一条：“罗伯前两天在岭上跌了一跤”；后天再压低声音透露：“水水的娘家来人了，挑来了两个猪娃。”
牟大个对这些秘密也没有什么兴趣，要他拣下的讲。仲琪不好意思，吞吞吐吐好一阵，自己先红了脸，下定决心作出贡献。他说起复查的娘，说她多年前有一次中午睡觉，迷迷糊糊醒来，发现自己身上压着一个男人，居然不是复查他爹。但她实在太困，没力气反抗，也无意弄清楚这人是谁，就对里屋喊：“三伢子，来来来，老娘热死了！你看这个无聊的家伙在搞什么名堂呵！”她的儿子在里屋睡觉，也没有醒过来。但这一喊已经足够，把模模糊糊的人影吓走了。她舒心地翻了一个身，继续呼呼大睡。
“后来呢？”
“没有了。”
“就没有了呵？”牟大个大失所望，觉得这一条秘密还是没有多少意思。
我后来发现，仲琪和牟继生的关系还是渐渐密切了起来。牟继生以前一到了晚上就吵吵嚷嚷要熄灯睡觉，现在居然常常独自外出，有时候很晚才归窝。问他到哪里去了，他神神秘秘，含糊其辞，眉宇间藏着一丝得意，一不小心冒出一个有红枣味或者鸡蛋味的嗝，让我们震惊和嫉妒万分。他不会让我们分享口福的，打死他他也不会吐露真情。这一点我们完全知道。问题是，后来我们查出这饱嗝与仲琪相关，我们还知道仲琪帮他打过糍粑，仲琪的婆娘帮他洗过被子和鞋子。我们怎么想也觉得费解：仲琪那家伙平时最小气，不找张三不找李四，为什么对傻乎乎的黑相公如此讨好？
夜里，我们已经入睡，被一声暴怒的推门惊醒。我点燃油灯，发现黑相公怒气冲冲地在**大口出气。
“你怎么了？”有人问他。
“老子要捏死他！”
“哪个呵？”
他不吭声。
“你是说同意老倌？”
还是不吭声。
“他什么事得罪你？你这家伙不知好歹，吃了人家的还骂人。”
“睡觉！”黑相公把床板碾出一阵吱吱呀呀巨响，把别人都闹醒了，自己却最先发出鼾声。
次日下午，仲琪的套鞋声响上门来，蛋大的毛主席像章在胸前忽闪忽闪。“毛主席说，欠钱是要还的。搞社会主义哪有欠钱不还的道理？”他响亮地咳了一声，“我今天无事不登三宝殿，牟继生不还钱，还谷也可以。”
牟大个从里屋冲了出来：“我欠你什么钱？你这个老货讨打吧？”
“欠没欠，你心里明白。”
“次次都是你要请我吃的。我没讨，我没要，吃了的都屙了，你要还就到茅厕里去捞。”“同志，话不要这么讲。你不要赖，你还要好好学习。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翅膀还没有长硬，还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懂不懂？说老实话，你黑相公的什么事情我都晓得，只是不讲。我是对得起你的。”仲琪的话暗含着威胁。
“你讲呀，讲呀，有屎快拉呀！”
“我讲？硬要我讲？”
“你不讲就是我的龙。”
“那好吧。去年种花生的时候，队上的花生种每天都短秤，你屙的屎里有花生皮你以为我没看见？前几天，你说是洗澡，其实是在做什么……”
黑相公脸刷地红了，扑上去，揪住仲琪往外推，把他的脑袋咚的一声顶在门上，顶出了仲琪的惨叫：“打死人啦，打死人啦——”
我们怕真的出人命案，上去揪住黑相公的胳膊，奋力把他们分开。借这个机会，仲琪从我的腋下钻出去，叭嗒的套鞋声响到了地坪里。
骂骂咧咧的声音远了，我们问牟继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他要老子搞下的。”
“怎么个下法？”
“给他婆娘那个。”
“什么那个？”
“鳖，那个还不懂？”
有一刻的沉默，有无限的惊讶，然后是我们的猛笑。一个女知青惊叫着跑开去，再也不敢露面。
我们后来才闹明白，仲琪没生殖能力，看中了黑相公一身好肉，拉他去**代劳。“牟哥，这就是你没有味了。”“有吃的有喝的，还有睡的，神仙日子呵。”“这么好的事你一个人瞒得严丝密缝呵。”……我们十分开心，坚决不接受黑相公的表白，坚决不同意他把自己从仲琪家的**开脱出来。
“你看这个鳖人好无血……”他装作没有听见。
“你骂什么人呢？老实坦白：睡过没有？”
“你敢睡？你敢睡？你看他那个婆娘，是个人么？看一眼，饭都吃不进。老子情愿去睡猪婆！”
“你不睡，他屋里的鸡你又去吃？”
“哪里有什么鸡呢？一只鸡吃一个月，每次都是一瓢汤，还没尝出味，就空了碗。不说还好，说起来气死我。”
下午的地上，黑相公的事成了主要话题。
我感到奇怪的是，除了复查，村里人都不认为仲琪有什么不对。可怜仲琪他一心同你黑相公交朋友，供你吃香喝辣容易么？他自己身体不好，想借一个种，续下香火，也是人之常情。他又没逼你结婚，没逼你入赘，只不过是想借你一点点不打紧的东西，有什么难的呢？后生这东西用完了还会有的呵？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哟。兆青还说，退一万步，你黑相公不答应就不答应，吃了人家拿了人家那么多，不还是没天良的。
知青当然不同意这些奇谈怪论，整整一个下午同他们喉干舌燥地争吵，口口声声要告到公社去，决不能让仲琪老倌诱**们的革命知识青年。
一般群众这么说说，也就算了。本义作为党支部书记，也没两句公道话。他来召开知青户会议，要一个知青先读上几篇报纸上的社论。读完了，他也一觉睡完了，打了个哈欠，问牟继生：“你去年偷了队上好多花生？”
“我，我也就是抓了几把。”
“一粒花生籽种下去，要结出好多花生，你晓不晓？”
“本义叔，今天是说仲琪，这同花生是两码事。”
“什么两码事？小事上也看得出对集体是什么态度，对贫下中农有没有感情。上个月挖塘的时候，把兆青的娃崽打起哭，也是渠吧？”本义朝大家瞪眼。
没有人说话。
“看问题就是要全面地看，要历史地看。毛主席说，不管怎么样，打人就是不对。”“我当时太气了……”牟继生心虚虚地辩解。
“气也不能打人。打人是什么作风？你是知识青年还是街痞子？”
“我以后……不打就是……”
“这还差不多，错了就是错了，做人就是要老实，明明错了还狡辩什么？就这样吧，检讨也不用写了，算了，扣你三十斤谷。”
本义反背着双手已经起了身，一个圆满解决了问题的样子，出门的时候还缩了缩鼻子，似乎闻到了我们伙房里的蛤蟆炒青椒的香味。至于仲琪的事，他说会要解决的，会要解决的。其实后来不再提起，算是不了了之。
我现在回忆起这件事，发现道理是有用又没有用的，是讲得清又讲不清的。在马桥党支部和广大群众特有的道理面前，我们的奇怪和愤怒一点也不管用。牟继生继续被舆论指责，他拒不向仲琪退还钱物也不赔谷的态度，甚至成了不义的铁证。他从此显得有些消沉，故意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比如吞吃瓷片或者独臂举起整整一架土车，比如一个人打油榨让伙伴都去睡觉，但这一切很难重新引起众人的惊异，还有欢呼或者追随。他的霞妹子也离开了他——大概那位长着娃娃脸的女知青不愿意把自己与仲琪的婆娘联系在一起，即使这种联系毫无根据，她也无法逃脱这种想象。到最后，黑相公有一天突然胸前戴满了毛主席像章，出现在我们面前。
“牟哥你这是做什么？”
“解放台湾去呵。”他笑了笑。
我吃惊地盯着他的眼睛，发现他的目光已经完全陌生。
黑相公被诊断为癔病，户口退回城里去。据说他仍然很健壮，还能打篮球，也能在城里看电影、抽香烟、骑车上街，大活人一个，只是不大认得人，偶尔有点胡言乱语，喜怒无常，大概属于癔病的早期阶段。有一个老同学在大街上见到过他，捶了他一拳，他眨眨眼，迟疑了一会，还是掉头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