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心笑月的成绩那阵，听说贺亦民教子有方，教出了一个名校生，我曾去讨教经验。我在他的小公司里转了一圈，顺便求他一事：若笑月这次再考不上，就请他留下这孩子，在公司里描描图纸，做做模型，都可以，算是有口饭吃，还能学些技术。我最怕她去社会上闲混，尤其怕她学会吸毒。

　　亦民一张脸笑得很下流，“你就放心让她来？万一她爱上了我怎么办？我们以后一不小心结成了亲戚怎么办？”

　　“臭疤子，你就不说说人话？”

　　“没办法，我这人意志薄弱，最容易怜香惜玉。”

　　“去死吧你！”

　　他仍然嘻嘻笑，不愿意沾包，只是从抽屉里抽出两扎钞票，算是他赞助的家教费，要我请几个好老师，给笑月好好补课。

　　一个小矮子，当年出了名的垃圾生，眼下坐在写字台那边人模狗样，把钞票当卫生纸甩，不能不让我刮目相看。

　　我得说说他的故事片了。他绰号“疤子”，是因为他右耳下方有一块大伤疤，就是他爸打出来的。用他的话来说，他是被打大的——如果小时候哪一天没挨打，原因只会有二：他父亲病了，或他病了。一旦哪天父亲没下手（他在厂里得奖了，入党了，或赌赢了，这种事偶有发生），疤子就条件反射，觉得自己应该发烧，应该咳嗽，应该拉肚子或晕过去，否则这一天肯定不大对头。

　　父亲不过是恼怒于他的矮，还有他可疑的长相，不相信他是自己的骨肉，反而只是一份耻辱，一个丧门星，一个应该在鞋底碾掉的杂种。因此，他从未穿过新衣，只是接哥哥的旧衣，烂布团一样滚来滚去，以至有一次全班上台唱歌，按规定都得白衣蓝裤。他没有蓝单裤，只有蓝棉裤，虽被老师网开一面，自己到时候却热得满头冒汗，在夏日的阳光下两眼一黑。

　　他在《美丽的哈瓦拿》歌声中暑倒地，但他不敢休息，一醒来便飞跑回家，扑向父亲下达的生产任务，给一种叫蝉蜕的药材去头去尾——加工一两，获利三厘。药厂职工们大多这样，把加工业务领回家，多少贴补一点家用。

　　这样，几年下来，他作业本一页页大多擦了屁股。当同学们每人交三分线去看电影，他却交不出。老师不相信他父亲没给，一口咬定他不爱学习，拿钱买东西吃了。同学们也大多换上了老师的机警目光。有一次，他捡到一毛钱上交班长，本应受到表扬的他却被怀疑。就一毛钱？骗谁呢？都交出来吧。班长见他哭了，又拍他的肩，说你不要哭呵，只要承认了错误，我们不处分你，还可以让你戴红领巾。

　　疤子觉得自己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急得一头撞到墙上，撞出的血吓得同学们尖叫——那次还是郭又军把他接回家。

　　班上当然还有穷学生，但那些人多少还有些自我加分的办法。有一位家里是摆米粉摊的，他可以经常偷来酸菜，就是汤粉的作料，洋洋得意地分给大家吃。有一位家里是拉煤的，每逢全班运送垃圾，他可以拉来一辆胶轮板车，光荣地成为劳动主力。还有一位，尽管他放屁特臭，穿妈妈的红色女式套鞋，但他打架时的个头大引人注目，还是很有面子。只有郭亦民——不，贺亦民，他执意改用母亲的姓——是烂中的最烂，破中的最破，废中的最废，哪怕做坏事也没人相邀，那就更不要说玩铁、耍弹弓、骑高马那些开心事了。

　　他没考上初中，倒是让父亲如愿以偿，大概是觉得因此省了钱，居然没打他。儿子为此大感失落——他最想挨打时反而没人打，只能羡慕其他那些落榜生，虽鼻青脸肿眼泪哗哗却有一种挨打的温暖。他觉得自己很没面子。“那个老杂种只差没拿刀来杀了我！”他甚至对另一个落榜生吹嘘，好像自己惨得并不逊色。

　　又军倒是把他揪到河里，把他脑袋按入水中，灌了他几口浑水。“你这样下去，只配做个流子！”

　　“你管不着……”

　　“数学只考十八分，你好意思还是我弟？”

　　“我本就不是你弟。你姓郭，我不姓郭！”

　　“老子淹死你！”

　　“你淹，你淹，你不淹死我就不是人！”

　　又军又是一顿拳脚，打得他顾头不顾腚，打着打着还把自己打哭了。两人在河边呆呆地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一只帆船滑过来，又飘走了。另一只帆船滑过来，再次消失在水天尽头。暖洋洋的日光下，一块朽木被波浪推到了岸边，一只水鸟则在木块上左顾右盼，啼叫出渐浓的暮色，终结了一个沉默的告别——他们两人不可能在放学回家的人流中再次相遇了。

　　后来的一天，父亲下班回来，发现小免崽子窝在家里，没去挑土，没去拾荒，还人模狗样捧一本书。父亲一把夺过书，在空中摔出一个弧线，直落那边的阴沟。

　　“钱呢？”父亲是指他每天都应上缴的五角钱。

　　阴沟里那一本《小学生优秀作文选》，是又军给他的，也是他唯一收到过的礼物。这一天无非天快下雨了，他给自己放假，翻出书来看一看。

　　“不交钱，就休想吃饭。告诉你，少一分也不行！”

　　他斜看着阴沟，泪水一涌而出。

　　“聋了么？再不走，就是六角！”

　　他还是一动不动。

　　“再不走，七角！”

　　……

　　接下来的事，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竟那样狠，那样歹毒，突然抄起一条长凳，朝高大背影狠狠砍下去，只听“呵”了一声，那背影左高右低，歪斜了几分，再歪斜了几分，终于倒在地上。

　　他在邻居大妈的一串尖叫声中跑出大院，跑到街口还跳脚高呼：“郭家富你这个老王八不得好死——”

　　他一路跑到又军所在的中学，想解释当天的一切，解释一下那本书不是他撕破的，但他在校门外等了很久，总算看见又军拍一个篮球，同几个球友汗流浃背谈笑风生地走出校门，一个个把书包旋舞得十分嚣张。他们遇到一位男老师，便没大没小，攀肩搭臂，七嘴八舌，爆出一阵热烈笑声。这时的贺亦民突然腿软，觉得一个烂布团没脸走上前去，被他们惊讶的目光千刀万剐。

　　他只是揪一把鼻涕，躲入街头熙熙攘攘的人流，默默地走远。你就是一个王八蛋！你就是一个屎壳郎！你姓贺，你没有哥……他在心里对自己这样大喊，猛踢一个消防栓，踢到胶鞋破绽为止。

　　“孩子，你家住哪里？你听见我说话吗？……”他隐约听到了声音，睁开了眼，看见了一个中年妇女的脸，在依稀逆光中有耳际的一缕头发飘动，有衣领上**的脖子，有女人的气息。他后来才知道，刚才大概是自己昏了头，不知什么时候被一辆小三轮撞飞，甚至未听到尖锐的刹车声。

　　他太想大声喊出那两个陌生的字，不，哪怕是犹豫的一个字，哪怕是含含糊糊的半个字：

　　“妈……”

　　漂泊生涯就从这一天开始。他睡过车站、公园、防空洞，还开始偷东西，比如去那种大统楼的宿舍，多家合住与厨房合用的那种，等主人们都上班去了，他好几次顺手牵羊，捞一只炖鸡或半条煎鱼，不仅吃饱了肚子，还可把铝锅或搪瓷盆卖出几毛钱。他也结识了不少街头的烟友，其中一位大哥，因家里无长辈，于是成了天然的贼窝和赌场。他就是在那里玩上了扑克，牌九，麻将，学会了赌场作弊。这事其实简单，比如剪一硬纸片卡在酒杯里，酒杯实际上便成了两层。当骰子在上层摇得哗哗响时，下层的另一颗骰子却被庄家暗暗卡住并未真正摇动，于是出杯时的骰面朝向，一直得到暗中掌控。光是这一招，他和大哥就把一些老家伙赢得晕头转向。一个修钟表的，一个拉煤车的，还有一位被红卫兵强逼还俗的和尚，都在这里输得脱裤子。

　　他越玩胆越大，终于玩到了大街上，成了一个扒手王。最威风那阵，他戴上小墨镜，迈开八字步，麾下有二十多个小伙计，横行五一路和南校场那一片。他已用不着干部参加劳动，常把办公地点设在街心公园，选一凉爽的树阴处，呼呼睡上一觉，安心等待小喽啰们上税，无非是打一个哈欠，掰开钱包，取走大头，留下一口摔回去，如此而已。有时碰到一个毫无油水的卫生包，他还会很不耐烦地将包摔在来人的脸上，“你那个猪蹄子，怎么还不剁掉？”

　　这时的对方就会谄笑，就会点头哈腰，会屁滚尿流地一溜烟跑开去，投入更为艰巨的战斗。

　　王者当然也不白吃白喝。这个城市的扒手分为不同团伙，根据不成文的约定，分别经营不同的街区。一旦有人越界经营，相当于偷别人的饭，相当于国家主权纠纷，战争便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会骗不如会打，一个扒手王如果还想混下去，就必须有效庇护臣民，用拳头、砖块、铁棍一类履行神圣职责。“五（一路）帮”与“八（角楼）帮”的群殴就是这样发生的。贺疤子是“五帮”头，每一次都是最先出手，每一次都叫得最凶，喊出“今天要搞死你”一类，“老子要挖死你”一类，在江湖上名声大震——其实他后来对我说，叫在先和打在先固然重要，气势汹汹和远播威名固然重，但真正打开以后，肯定是混战，谁也顾不上谁，你最好还是脚底下抹猪油——溜！

　　这一天，五八两派还未交手，就听到四周哨音大作，手电光柱乱射，原来是警察和民兵设伏，把这一带团团包围了。“条子糕呵——”疤子喊出撤退暗号，立马折入一条小巷，扑向路边一张纳凉的竹床，搂住一个睡熟的孩子，闭上眼睛，憋住呼吸。不一会，一串脚步声从旁边经过，感觉中有灯光在他身上照了照，还有人在竹床边停留了片刻。大概抓捕者以为他真睡了，或把这个小矮个看成了小孩，就过去了。

　　他的部下却大多落网。听到这消息，他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太不像一个好汉，便一路打听来到治安指挥部。

　　“你就是疤子？”一位民兵头很吃惊，“还晓得来自首？”

　　“自什么首？我又没犯法。”

　　“没犯法？一切情况我们都清楚。每次都是你最先动手，每次都是你下手最毒。难怪你父亲三次登报同你脱离关系！”

　　“那是打坏人，为民除害。”

　　“你还狡辩？”

　　“我是替你们维护社会治安。”

　　“这是什么地方？由得你来三句半？——跪下！”

　　他坚决不跪，死死揪住一张高靠背椅以为支撑。结果，他被四个民兵拳打脚踢，从椅子这边转过去，又从椅子那边旋过来，与椅子死死纠缠，人椅连体盘根错节，一块滚刀肉不好对付。汉子们气喘吁吁，搓揉自己的手，有点打不下去了。

　　“打呀，再打呀，莫停手。求求你们，今天非把我打死不可，千万要把我打死！”他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你们不打死我，那就不好办，我要是活着出去了，回头就要一个一个来搞死你们，先从铁路局八栋的开始。”

　　其实是刚才一进门，听到有人传呼电话，说是铁路局宿舍八栋打来的，他便暗记在心，相信什么时候可用得上。

　　看来“八栋”果然管用。四个民兵互相看了一眼，再也不打他了。后半夜有人来点了一支蚊烟，送来馒头和水，大概也与铁路局的暴露有关。

　　按当时的治安处罚规则，疤子和他的小兄弟们被民兵押送，挂牌游了街，暴读了党报社论，又去挖了二十天防空洞，就给释放了。放他的这一天，一个汉子（大概是家住八栋的），塞给他一包烟，说那天晚上的事么，公事公办呵，没办法。

　　疤子抽燃一支烟，冷笑一声。“大哥，我这个人最不记仇，但以后要是铁路上有事要办，你不能不帮忙呵。”

　　“好说，好说。”对方居然一个劲地点头。

　　“我哥那里，你得往好里说，多表扬我几句。”

　　“没问题，这个我懂味，肯定懂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