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我们两个并不合适，还是结束这件事吧。

　　随这张字条送来的，有一只我送给她的口琴，还有我存在她那里的饭票——意思已十分明显。这件事发生在她哥入狱后，她回城打理一些家事，刚刚回到白马湖。

　　我心里很难受，怒冲冲赶到食堂，问她什么意思，什么叫不合适？我不合适谁合适？

　　她正在大木盆前切菜，看了我一眼，低下头继续切出南瓜片，“我就是觉得不合适。就是觉得不好，你走吧，不要在这里。”

　　“你……是不是怕连累我？”

　　“不是，是我有别人了。”

　　“骗人！”

　　“我一直在骗你，”她送上冷冷一瞥，“你还不知道？你走吧。你要是再来纠缠不休，我就要报告领导！”

　　我气昏了头，觉得眼前这个人完全陌生——她好狠呵，好硬呵，好冷呵，翻脸就不认人，把我当猴耍是不是？

　　是安妹子提醒了我，暗示我不能太傻，得受得住考验。我的几个兄弟也觉得我不该放弃。是的，我不能放过她，不能就此罢休。我得扛住，得拼一把，得困兽犹斗死里求生。说起来，她以为自己能骗人，其实她才是最好骗的，一骗一个准。她拒绝与我再见面，我就留一封假遗书，无非是从书上抄来一些要死要活的话，无非是失恋者夸张的上天入地来世前生，写得泪巴巴血淋淋的，被我蓄意留在枕下（好像还没写完），蓄意让同室的二毛翻到（他喜欢翻找我的香烟），蓄意让他立刻去传给马楠（他们之间的关系还不错）。接下来的情况果不出所料，。

　　一封假得不能再假的遗书，谁都能看出破绽的，谁都可能忍不住笑岔的，只能骗骗二毛这种农村娃，居然也成功骗过了她。她冲上来擂了我两拳，以我手臂上反复拍打，什么话也没说，转过背去发出一声猫叫，其实是放声大哭起来。

　　我一时手足无措，看着她抽搐的肩背，也莫名的心酸，泪水忍不住。我是否也得为自己悲凉透顶的一生哭上一场？

　　这天夜里，她坐在草坡上，捂住一张脸，深深埋下头，一口气说出了真实隐情——其实是我不愿听到的，是我后来一次次后悔自己去打听的。其实她应该有她的秘密，就像地表下的地核，隐在万重黑暗的深处，永远不见天日。

　　流星在头上飞掠，我现在该往下写吗？星空在缓缓旋转，我现在该往下写吗？月光下的山脉似乎就是世界边缘，是滑出这个星球的最后一道坡线，我犹豫的笔尖该往哪里写？马楠，我的大眼睛，我的小辫子，原谅我，我不该套出你的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并不复杂，甚至有些乏味。这样说吧，她哥在一个农场服刑，好几次写信回家，希望家人帮他申诉，更需要家里送钱。那里是湖区，冬天太冷又太潮，他需要皮褥子和棉鞋。那里的饭菜也太差，他需要奶粉、肉肠以及自费购买“加餐券”。作为一个“反革命犯”，他在批斗台上遭受过拳脚，至今还常感腰痛，身上有内伤。到后来，他虽当上了狱中的文化教员，负责给狱警子弟辅导功课，负责管区的黑板报，可少干一些重活，但身体恢复还是大难题。没办法，为了事业，为了全局，为了尽快让脑细胞再次活跃和燃烧，他列出了清单，需要西洋参、蜂王浆、鱼肝油丸——据说一种产地澳洲的鲨鱼肝油特别好，是一位狱医告诉他的。

　　母亲倾囊而出，卖了压箱底的玉镯子和金戒指，把仅有几样家具也送入了典当行。马楠还一次次去卖血，为了规避不可卖血太多的医院规定，每次都是跑三四家医院，报上一些假姓名，大喝白开水，然后要求医生多抽一点，再抽一点，直到自己头昏眼花，出门时重重撞到一扇门。

　　即便如此，钱还是不够。她第一次探视的那次，带上了奶粉什么的，但马涛发现没有鱼肝油丸，不免颇为沮丧，语重心长地抱怨：“你得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不属于自己，是一个属于全社会的人。”

　　“哥，对不起……”

　　“我不需要乞讨怜悯，明白吗？”马涛旋了旋脖子，看看天，叹息了一声。“怎么说呢，我再说一遍，你们怎样做，都对得起我。我提出要求，对你们也许不公平。但我不在乎你们怎么看我，不在乎任何人怎么看。我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知青，更不是罪犯。没关系，我可以吃溲饭，可以吃糠咽菜，饿死也算不了什么。我只是可惜有些事，将来没人做，偌大一个思想界的随之倒退，也许是十年，也许是二十年。”

　　“哥，我们尽力了，我们都快急死了。”

　　“你不必急，也不必解释。”

　　“哥，我们会再去想办法……”

　　“你走吧。”

　　提前结束会见，看来他其实已气得不行。

　　“哥，请你原谅我，没把事情办好。我只是听说，有一种国产的鱼肝油，质量和效果也不错，我不知道……”

　　“不用说了，你回去吧，问他们一个个好。其实你们以后都不必来看我，你们完全可以忘了我，过好你们的日子就行。”

　　“哥，真的，家里情况你可能也知道。能找的人我都找遍了，能想的办法我们都想遍了……”

　　她本来想说说母亲的手镯和戒指，还有两件老家具，但说不出口。

　　“你不要说，我知道你找了哪些人。”对方突然严肃起来，恢复了义正辞严，透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口吻。“楠楠，你努力了吗？当然努力了。你辛苦了吗？肯定辛苦了。但我向你说过几乎千万遍，那些人不重要，不重要。书生们其实都无足轻重。你要记住，孤芳自赏者注定一事无成。人民才是真正的力量所在，是真正的智慧所在，是一切办法中最大的办法，是任何人也不可阻挡的滚滚洪流。如果你觉得孤离无助，不是人民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明白不？”

　　她没听明白，有点目瞪口呆，不知该如何接话。她对面的这张脸虽瘦了一圈，但依然目光炯炯，依然有腔有板，一句句无不浑厚、沉稳以及坚定。她相信这张脸说的肯定是对的，永远都是对的，每一句都应该是可供记录、学习、传播的，甚至是值得录音、印刷、铭刻、进入档案的。她只是恨自己脑子不够用也跟不上。

　　对方意味不明地哼了一声，径直转身而去，走出脚镣的哗哗声响，把窗口外的妹妹抛在茫然里。

　　“145号，你还有时间。”一位警察提醒他。

　　他没回头，脚镣再次咣当一响。

　　“145号，你的东西带走。”警察把查验过的一个大包扔了过去，然后对候见室大喊：“下一个！”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但直到结束，直到犯人提前离开，可怜的他就没打算问一问母亲？也没打算问一下姐妹？就没打算问一问朋友们的情况？他也不打算知道大家是如何曾为他急成一团和四处奔忙？连他不大看得上的郭又军，也替他写信请托关系。连郭的弟弟贺亦民，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他根本不认识的，也参与操劳过他父亲的丧事——只因郭又军来不了，便把他弟支来代替。也许吧，也许这些事在他看来都不值一提。毕竟外面的人比他受罪少，更不要说比他担当要轻，此时不比他更值得救助。事情就是这样。一道高墙划下来，在囚禁与未囚禁的两方，在受难与未受难的两方，地位立见高下，没有平等可言。无辜受难者一开始就已自证卓越、自证高贵、自证情感和道德的最大债权，于是他们发出的任何指责都无可辩驳，提出的任何要求都不可拒绝，任何坏脾气也都必须得到你们容忍——这有什么不合理？

　　在后人眼里，难道不会觉得一切受难不够者，就应该对他们给予超倍补偿？难道不觉得未受难者，更应该对他们给予超倍加超倍的补偿？

　　事情就是这样。

　　马楠抱住哆嗦的双臂，走出农场大门，搭上一辆摇摇晃晃的农村班车，看河堤外大片秋风瑟瑟的芦苇地。她哥指示她走向人民。但举目茫茫，人民在哪里呢？是路边伸手的乞丐，是那位拉车的大婶，还是拎一只铝壶送开水的车站服务员，能给她帮上忙？……她赶到了火车站，在候车室里看来看去，目光最终落向一位汉子。那人牙齿白，脸皮黑，后脑板削，嘴唇厚厚的，身上穿得很破旧，显然是那种忠厚的好把式。但马楠刚搭上话，对方就眨眨眼，问她要不要黑市上的布票和糖票，让她吃了一惊。

　　她去打一杯开水，回来时发现汉子不见了，自己的提袋也不翼而飞——她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手忙脚乱找遍候车室，才确证没人同她开玩笑。天啦，一个好端端的忠厚哥怎么会这样？怎么能这样？

　　她一心要找回提袋，在车站外扩大寻找范围，大概是一路上探头探脑，最后没找到忠厚哥，自己倒是被一个小光头盯住，甩也甩不掉，直到退入一个桥洞，发现洞那头是无路的断壁。她吓出了手指的**和牙齿的哆嗦，但在要命的那一刻，在那个路绝的死角，对方狞笑了一下，目光中倒是透出一丝慌乱，吐下一口唾沫，走了，居然什么没没做。

　　她这才发现自己两只脚已软得迈不开步子。

　　最后，她只能再次求助徐叔叔，那位以前的老邻居，某机关的副主任。对方确有不少官场关系，据说能借出钱，还能把她哥调入条件相对较好的劳改农场。申诉一事也能进入他的考虑吧？他说过，对青年应该重在关心和帮助，不就是读读马克思么，能错到哪里去？即便错了什么，年轻人嘛，教育教育就行了嘛。这些话每次都说得马楠特别感动。但副主任的目光停留在她的胸脯和大腿，抓住她的手照例久久不放，有一次还说：“小楠呀，你哥犯的是大案重案。我这样做，有很大风险的哦。”

　　“徐叔叔，我明白，你是我们家的大贵人。”

　　“你是个聪明孩子，该知道如何谢我吧？”对方挤了挤眼睛，把她的手暗暗捏了一把。

　　“徐叔叔，你每次握手都这样吗？”

　　“怎么啦？”

　　“握得我有点怕，手心都出汗了。”

　　她担心自己又说错了话。

　　“小楠，小楠，你真是太单纯了，太可爱了。二八姝丽，豆蔻年华，其实也不小了，怎么还像个孩子？”副主任哈哈大笑，在她脸颊上轻轻拍一下，给了她一片钥匙——她后来知道，那是对方的一间闲置房，离他家不太远。

　　她不明白钥匙的意思。“有时候也可放松一下么，快活一下么……”对方再次挤了挤眼皮，走了。她事后发呆好一阵，才总算猜出了什么——这就是她后来一想到钥匙就浑身发紧的原因。

　　但她眼下能怎么办？她不能再逼母亲，不能再逼大姐和二姐，更没勇气在朋友面前张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事情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街上有几辆卡车驶来，每辆车上都有示众的罪犯，一律挂上了纸牌：盗窃犯、流氓犯、投机倒把犯、坏分子……车上高音喇叭里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吸引街上行人围观。那也许都是一些刑事案犯吧，同她哥没有关系。但她觉得就是有关系，肯定有关系，就是一回事，肯定是一回事。相比之下，她自己眼下没被挂牌，没被抢口顶着，没被戴红袖章的揪住头发，没被路边行人扔来果皮和泥块，简直是太幸福了，太自由了，也太堕落了。可耻呀可耻，她怎么还好意思继续去给曹麻子买豆豉？怎么还好意在这大街上自由的瞎游**？

　　她突然觉得自己放下了，轻松了，无所顾忌了，甚至顾不上对着橱窗玻璃理一理头发，一口气赶到副主任所在的办公楼，敲响了三楼的一张门。

　　一个秘书模样的人过来告诉她，徐副主任今天不在。

　　“他怎么不在？”

　　“好像出差了吧？我不太清楚。”

　　“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他！”这口气听上去有点急不可耐，有点深夜里全力以赴唯恐错过末班车的味道。

　　对方打量了她一下，把她带到电话机旁，一连试了几组号码，总算逮住了目标，然后把话筒递过来。

　　“徐叔叔，我是楠楠……”

　　“呵，呵。”

　　“我，我是来拿钥匙的。”

　　“呵，呵。”

　　她听到了话筒里静了片刻，然后是轻轻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