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重庆典正在这个山谷里举行。她没再阻挡我的手，任其猖狂推进，抚过光滑的肩头，拨开乳罩的扣子，伸向她不算太大的**，还有结实丰满的腿（像男孩子的），两腿间的须毛（好像不该有）……在一片花生和红薯的成熟气息里，月亮是我们的，群山是我们的，满天挤眉弄眼的星斗也统统是我们的，一下倾倒在我们下面，一下又翻升在我们上面，天花乱坠，叮叮当当，咣当咣当。

　　紧要时刻却出了状况，我有说不出的沮丧。

　　“没关系，你可能太紧张……”

　　“怎么会呢？”我急出了一身汗。

　　“你累了……”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今天特地多吃了两碗。”

　　“那就是我不好。”她把头埋在我臂膀里，声音透出某种绝望。“你说你不在意，实际上你还是……”

　　我的汗水更多了，“胡说！这与你没关系。”

　　“肯定有关系，肯定。”

　　“我肯定行，我不可能不行，我今天还非行不可……”但事情往往是这样，越急越乱，越乱越糟，我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向自己下达一道道命令，逼迫自己全身动员雄风大振投入决战，但最后还是无功而返。这真是让人颜面扫地。我长叹了一声，懊丧地坐起来，抽燃一支烟。

　　“不要紧。就这样吧。这样就很好……”她抓住我的一只手，舌头在我肩上轻舔，大概想舔掉我的焦躁和愧疚。

　　**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我们只能用抚摸相互安慰，于是我知道她身上有不少瘀痕，据说一碰就青一块，不容易消退，干起活来便不免防不胜防。她整个身体几乎是一件易碎的青花瓷。

　　其中还有一道伤疤，据说是她五岁时留下的。当时三个男孩欺侮她大姐，她冲上去挡在前面，被一个男孩推倒，扎在一个破酒瓶上。这就牵出了大姐的故事。大姐是她一直崇拜的女王。不过令人稍觉纳闷的是，自大学毕业分配到外地，大姐几乎没有给她写过信，甚至没回过信，就像忘记了这一个妹妹。

　　也有没忘的时候。有一次春节探亲，大姐与大姐夫说起他们的新婚准备，说到他们置办的脚踏车、缝纫机、手表，算是有个大概了，唯一的遗憾是尚缺一台收音机。大姐搂住她笑了笑：“楠楠，你那个收音机给我吧。你在乡下当农民，反正也不需要知道什么国家大事。”

　　“没问题。”马楠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她为大姐的婚事高兴，一心想让大姐的婚事更圆满，一台收音机算什么呢？不过，大姐两口子拿到收音机时的相视一笑，让她觉得不无奇怪。他们在交换什么眼神？他们似乎预谋过什么，会意了什么，不然为什么要偷偷交流一下成功的喜悦？直到很久以后，马楠才惊讶地得知——总是晚一拍地得知，他们双双享受的大学毕业生工资，每月五十二，比自己阔太多了。马楠还听说他们已阔绰得玩起了照相机和草原旅游，这才稍感一点刺痛。没错，妹妹是个农民，一个低贱的农民，不配照相机也不配草原旅游，甚至不配听一听收音机里的国家大事，但妹妹就愚蠢得需要你们机警地交换眼神？需要你们躲躲闪闪地努嘴唇或支眉毛？就不能坐在你们身边，听你们大大方方爽爽朗朗地说一下婚事？

　　夜很长，二姐的故事也进入话题。她二姐这一段火气大，对马涛气愤不已，几乎闹到公开声明脱离关系的程度——其实以前家里也常这样。父亲一直鼓励子女们大义灭亲，站稳革命立场，不可把有些人当作同情、礼貌、尊重的对象。他禁止孩子们去看望一位姑姑，不就是这样吗？他禁止孩子们谈论那位当过举人的爷爷，不也是这样吗？到最后，听说马涛在学校里痛斥自己的父亲，积极靠拢组织，父亲反而高兴了好几天。身为一位旧税务官，如果儿女们都能警惕他，反对他，背叛他，远远离开他，反而会让他更高兴呢。儿女们践踏自己因而走上光荣的革命大道，父亲有什么舍不得？

　　不幸是的，儿子成绩再好，思想上再进步，最终还是就读一个民办中学。要不是全国的大学这些年都关闭，大家都彼此彼此了，否则儿子看着别人读大学，可能会更难受吧。

　　父亲就是马涛出事后病重去世的。因此，二姐更有理由埋怨马涛，认定他们如果懂事一点，不那么瞎闹，父亲也肯定要多活几年。眼下好，全砸了，天塌了，她马榕在学校教师群里也抬不起头，获奖和晋级统统泡汤。

　　说到气愤处，她又抱怨这个家不像个家，阴风习习的，一进门就是进了冰窖。她前不久过生日，家人居然没有一句生日祝贺（马楠事后怯怯地想起，自己过生日也从未收到过二姐的问候）。再说啦，母亲是她一个人的吗？其他人都在哪里？什么时候回家来帮过母亲一把（马楠事后想来想去，觉得自己确实出力不多，但母亲的棉衣、棉鞋、棉被不都是自己在乡下置办的）？

　　这一天，二姐得知马楠的一位同学，有个父亲是火车站票房的，让她去买一张卧铺票。当时火车票特别紧张同，卧车票更是。马楠好容易把事办成，兴冲冲赶回家，不料二姐一见票便沉下脸，“上铺？”

　　“上铺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行，我这是给校长买的，怎么拿得出手？”

　　马楠愣住了。

　　“你赶快去换。”

　　“姐，人家说这张还是想尽办法，才抠出来的。”

　　“人家当然要那样说，你信呢。”

　　“人家还说了，下铺只有六天以后的了。”

　　“六天？人家是出差开会，又不是去看猴戏。”

　　“那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我问你。”

　　问题是，已经没时间了，明天是马楠必须返乡的日子，何况眼下夜已深，公共汽车都收了班，同学的父亲也肯定回家了，她怎么去找人？找到人后又怎么拿票？即便拿到票又怎么……但二姐似乎被一个上铺激怒，没工夫想到这些，更没想到刚进门的妹妹尚未吃饭，连气都没吐匀。

　　“不能换就退，反正你得去，反正我丢不起这个人。”她去打水洗脚时甚至嚷嚷：“你办不成就早说呵，我就去找别人办。你这不是误我的事吗？”

　　马楠已被锁定，已被套牢，毫无逃脱的可能，只得重新穿上棉袄，扎紧围巾，换上雨鞋，毫不犹豫出门而去。她一个人走过空无人迹的公交车站，走过几无人影的跨江大桥，走过只剩下一地路灯余晖的街道，在灯下一次次拉长又一次次缩短自己的影子。最后，她几乎穿越大半个城市，在铁路局宿舍的一张门前，鼓足勇气敲响了门——她明白，此时的打搅实在太过分。但她能怎么办？

　　也许是她全身发抖的可怜样，是她丢人的两眼泪流，让开门人动了恻隐。接近天明的时分，她怀揣一张下铺票，从火车站走回家，发现母亲还立在路口，在一盏路灯下孤零零地等她。她成功避开路灯，没让母亲看见自己的泪水，也没一头扑进母亲怀里——她太想那样哇哇哇地大哭一场。

　　天亮了，马楠收好行李动身。从无送别习惯的母亲，这一天不知何时换上了雨鞋，取来了雨伞，一个要出门的样子。

　　“妈，你不用送。”

　　“我反正要去买豆酱。”

　　“我的行李很简单。”

　　“我这是顺便。”

　　母亲还是执意出门，陪她走向火车站。公交车并不太挤，但两人都说车上挤，于是越过一个又一个车站，一路步行向前，也不大言语。

　　“妈，回去吧。”

　　“嗯。”

　　“太远了，你回家还是坐车，不要走路了。”

　　“会的。”

　　“你快走吧，天快下雨了。”

　　“没事，我到前面找一找豆酱。”

　　马楠看见母亲的一脸平静，看见母亲杂乱的头发和磨破的袖套，忍不住心里一酸。她知道母亲心里在想什么，但母亲不会说的。她知道母亲心里的话多得没法说，也说不清，因此只能一路长送。长宁街、中山路、小武门、桂花园、迎宾路……这一串地名，后来都成了她忍不住一次次回味的节日巡礼。他记得母亲给她整理发夹时，襟怀里涌来某种气息。她记得母亲抓住她时，清凉的指尖更让她惊心。早知如此，她一夜劳累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每次都有母亲送行，她为二姐跑上十趟百趟也心甘情愿吧？

　　她不敢回头。她知道，在检票口的那一边，母亲抬过手了，微笑过了，返身离开了，其实还隐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偷偷朝这边打望，目光落在她步步登梯的背影。她得忍住，得忍住，不能回头，她必须扛住满背的目光，死死地强拗脖子和偏扭脸面，装出不知道也不关心身后一切的模样，否则她就会崩溃，就会泪如潮涌**，哭塌整个摇摇晃晃的车站大楼。

　　终于登上最后一级阶梯了，拐过墙角了，背上轻松一些了。她突然抱住一个圆柱，为背上的轻松失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