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

　　父亲突然通身雪白地出现在我家里。

　　老婆找了个机会，凑上来压低声跟我说：“真是令人惊艳哪！”

　　她说的是父亲身上那套中式衫裤，一看就是在小裁缝店里定制的，当他上前一步，向我描述路上的情况时，白得晃人眼睛的仿绸大有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架势。

　　要说，他这身打扮也无可挑剔，除了淡蓝色短裤在里面若隐若现之外。我只瞟了一眼，就再也没敢看第二眼。算了吧，这是他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按自己的意愿打扮自己的权利;但指出父亲的不得体之处，也是儿子的权利，而我却选择了垂下眼皮，是内心深处的鄙视，还是事不关己的冷漠？又或者，我怕向他指出来后，他会额外跟我再要一套衣服，增加我的日常开支？我不知道。

　　父亲靠我们兄弟仨的赡养费过活。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会议，那次会议约定了许多数字，包括每月的赡养费总额，平摊在三个儿子头上的数目，以及固定的付款日期。会议结束时，我们一起来到储蓄所，开立了一个存款户头，大家一丝不苟地抄下那个账号，以便届时把自己头上的赡养费打进来。从此以后，父亲就可以像领退休工资一样，拿着这个存折来领取生活费了。

　　我们很快就习惯了一手领自己的工资，一手给外地的父亲发工资，他不仅养育了我们，还让我们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教育，撇开很多东西不谈，遵守约定是最起码的信用。

　　这撇开的很多东西可以不谈，却忘不掉。

　　母亲还健在时，家就是一张饭桌，到了某些特殊的日子，比如春节，比如重大纪念日，大家自觉地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吃顿饭，喝点酒，再打着饱嗝四散离去。那时我们在一起聊得最多的是小时候的事情，每个人的糗事，难关，以及大家庭的一次次变故。聚一次聊一次，每次都是旧话重提，可每次都仿佛是第一次谈到，当我们聊起那些曾经让我们泪流满面甚至痛不欲生的往事时，感觉再也没有什么比伤心的往事更能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了。那时我们还没有养成按时给赡养费的习惯，我们空手回来，又空手回去，只把闹哄哄的余韵留在那间小屋里。父母一直都没有正式工作，他们原先是农民，改革开放时进了城，做过小商贩，打过工，但都没挣下什么钱，当我们吃着饭喝着酒的时候，心里偶尔会冒出一个想法，父亲还是了不起的，他把一个家从农田里连根拔起，移栽到街边，在没有任何助力的情况下，竟然也把这个家维持了下来，冬天可以烤烤炭火，夏天可以吹吹电扇，隔几天还可以吃一次肉，挺不简单的。而这一切都随着母亲的去世改变了模样，她不仅带走了那张令人留恋的饭桌，似乎同时也带走了父亲的求生能力，尽管才五十多岁，母亲周年那天，他突然向我们提出，他搞不动了。那意思很明显，我们该供养他了。

　　他所说的“搞不动”的工作，是一家小工厂的门卫，他曾经干得很卖力，但后来开始遭人投诉，心中难免愤愤不平。“想当年，我办过藤椅厂，开过小商店，搞过推销，现在落得给人看门，还被你们嫌东嫌西！”他反诉的理由也很充分，“有事无事拖到后半夜才回厂，我也是人，我不用睡觉的吗？眼睁睁往刚扫过的地上扔东西，扔一次扫一次，地上都扫出坑来了。还有，我一张热脸跟人打招呼，人家却扔给我一个冷屁股，门卫真不是人干的！”后来他索性拉下脸来，上至厂长下至临时工，谁也不理，人家又说他这个门卫整天板着一张脸，看着晦气。更可气的是，有人丢了自行车，也来找他问责。“跟我有什么相干？我一不是警察，二不是保安。”

　　也许是丧偶综合症。母亲在世的最后一年，他就开始做这个门卫了，但他那时做得有滋有味，甚至负责起单位的收发工作来了，时间一到，把门一锁，抱着一大堆邮件，到各个部门间分发，拿到邮件的人都跟他说谢谢，他感到很有面子，一有机会就跟我们讲，某某科长什么样子，一点架子都没有，对人特别客气。还是那个单位，还是那个岗位，彼时和此时，情况却大不一样，其中的原因，我们觉得，必定跟母亲有关，母亲带走了他心里的依偎感、归宿感，让他成了孤身一人，孤单让人自卑，人一自卑，看什么都扭曲了。

　　这就令人疑惑了，母亲在世时，他们并非一对恩爱夫妻，从小到大，我们见得最多就是两个大人的吵吵打打，互咒对方不得好死，甚至闹到寻死觅活的地步。到后来，我们已经练就了一身功夫，能在惊天动地的家庭风暴中，置身事外，安然人睡。这种锻炼是有益的，它使我们一个个出落得冷静而理性，一副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的君子风度。有年夏天，半夜里山洪暴发，偏屋的山墙被泥水冲开一个大洞，鸡喊鸭叫当中，我们兄弟三个酣睡如故，只不耐烦地翻了个身而已。

　　我说过，我们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最逊的一个，也是全日制大专毕业。我们知道父母也是一对夫妻，也有夫妻间应该存在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也许跟我们有关，但我们却无权擅自组成法庭，对他们中的任何一方做出判决。我们只能听之任之，要么仓皇出逃，要么装聋作哑。所以我们兄弟三个不约而同地选择在外地落脚生根，最近的是我，离家也有二百里。

　　真正天各一方时，我们中间却摆上了一张完美的大圆桌，我们在那张圆桌上闲聊，喝酒，找乐子大笑，母亲不停地端出我们从小爱吃的菜肴，父亲给我们倒酒，往我们怀里投掷香烟，那时父亲的穿着还比较家常，冬天一件老棉袄，夏天一条长到膝盖的大短裤，那是母亲参照了别的老头子的打扮，按季给他添置的，我猜，母亲要是知道父亲有一天竟穿了身飘飘欲仙的雪白中式衫裤到处显摆，一定会气得从地底下跳出来，跟他大吵一架的。

　　父亲突然冒出来的个性就像是母亲去世的副产品。这一点我早有察觉，当母亲的棺材被钉上最后一枚大铁钉时，我正好站在他旁边，我听见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他没有送母亲回老家，葬礼是我们兄弟三个联手操持的，一则我们想要显示我们的孝心和能力，二则所有的丧葬费用是我们三个人平摊的，我们要把这种成就感贯穿到底。我们把他推进他和母亲的卧室，美其名日让他在那里尽情感受母亲最后的气息，实际上是委婉地让他置身事外。我们料理完丧事，疲惫而悲伤地回到家，正想着该怎样安慰他这个新晋鳏夫时，却见他手上夹着一根烟，蹲在路边跟一个女人闲聊。家旁边就是一家职业中介所，常有些求职的人在那里流连。他背对着我们，这使我们听见了他跟那个女人的对话。

　　“弄个自行车，挂两个篓子，贩贩小菜也比做保姆强。”

　　“我想过了，那得租房子，贩一个月小菜还抵不上房租。”

　　“我们合伙呀，你住我家里，我不收你房租，只收你搭伙费。”

　　“真的？你做得了主？”

　　不等他回答，我咳嗽了一声，他马上站起来，见我们一个个都虎着脸，他愣了一下，跟着也变了脸色。他跟在我们后面进来了，进来之后，既不问我们葬礼如何，也不问我们要不要马上做饭，只顾跷着二郎腿坐在门口抽烟。

　　事情就是从这一刻起发生变化的，这之后，我们父子之间板着的脸再也没有柔和过。我们各自取了自己的简单行李，低声打了个招呼，依次从他眼皮底下穿过，直奔车站去了。

　　等车的时候，我们三个谁也不看谁，各说了一句话。

　　“还以为他会闷在家里难过一两天呢。”

　　“没准他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没有家的人了。”

　　然后我们就一直没有联系，兄弟之间没有联系，父子之间也没有联系，直到母亲周年那天，才重新聚到一起。

　　这次相聚跟以往大不相同，我们惊讶地发现，墙上光秃秃的，母亲的遗像不见了，我们以为他收起来了，哪知他竟说：“不见了。”

　　难道小偷会偷这种东西？我们瞪着他，他毫不示弱：“你们是不是也都在家里挂了呢？”

　　我们心里一震，慢慢收回了视线。遗像总共就洗了一张，我们谁也没想到应该洗四张，每人分一张，拿回去挂在家里。话说回来，因为一直分开住，我们的媳妇跟这个婆婆都没什么感情，在世时尚且不愿直面她生动的面容，死后岂会喜欢天天面对那张阴森森的黑白照片？

　　周年祭办得很潦草，无非是找个地方烧了些纸器和纸钱过去，烧完了，父亲说:“我请了个人来帮我烧饭。”

　　是啊，再也没有人烧饭给我们吃了，父亲一辈子没干过烧烧洗洗的事，虽然他会干。四个男人默不作声地往回走，还没进门，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父亲紧走几步，抢在我们前面进了厨房。

　　厨房里传来一个陌生的女声：“谁叫你买这种大洋鸡的？一点味道都没有，寡淡寡淡。”又说，“儿子们难得回来一趟，应该买个土鸡的。知道你嫌贵，小气巴拉的！”

　　“是这个意思就行了。”

　　“他们会觉得是我手艺不好。”

　　家是八十年代的老房子，厨房在走廊对面，我努力直着脖子，不朝厨房那边看一眼。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两个兄弟的姿势也跟我一样，他们都听见了厨房里的对话，但都故意不朝那边看一眼。

　　是一个丰润的妇女，肤色微黑，一对眉毛会说话似的，望着我们一个劲地客气，说自己手艺不好，叫我们包涵点，吃饱喝好。父亲站在她旁边赔着笑，那情景，活像一对新人第一次面对挑剔的公婆。

　　我坚决不朝她看，只含含糊糊地嗯了两声，就一屁股坐在桌边，动起了筷子。两个弟兄也学着我的样子，坐下来狼吞虎咽。不用回头看，我也能感到，父亲的脸色变了，但他很克制：“不喝点酒吗？”

　　“不喝了。”我嘴里含着饭说。

　　父亲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对她说:“你也来吃，来呀。我叫你来你就来，这里是我的家，我说了算。”

　　“哎呀，你吃你的，我等一会，灶上还有菜呢。”她飞快地闪进了厨房。

　　等她下一次上菜的时候，一个弟弟皱着眉头敲了下碗：“咸得要死！”另一个弟弟把一块鸡扔在桌上：“根本嚼不动。”很明显，她烧得再好吃，我们也不会给她一个好字，之所以勉强自己坐下来吃，只是不想让父亲太没面子。

　　她是悄悄走的，当我们去添饭时，厨房里已经没人了。父亲知道后，把筷子往桌上重重地一放:“今天我们得开个会。”

　　会议通过了两个决议:一，我们该支付赡养费了，用父亲的话说，我们都是体体面面的国家人，不会连这点道理都不懂;二，父亲有权规划自己的后半生，作为后人，我们不得干涉。

　　我正觉得无言以对，一个弟弟说：“丑话说在前头，我们只付你一个人的赡养费。”言下之意，大家都明白。父亲什么也没说。

　　一切谈妥后，我们站起来告辞，所谓告辞，就是没头没脑地说一句：“走了！”父亲的头拧向一边，坐着没动。

　　自那以后，我们就开始按月往父亲的存折上存赡养费，这边准时存，那边按时取，两厢无事。直到这次，父亲一身雪白、衣袂飘飘地出现在我家里时，我才惊觉，我们已经整整三年没有见过面了。

　　父亲跟我谈起国际国内的形势，广阔的见识让我一次次瞪大了眼睛，巴菲特他知道，拉登他知道，王石他知道，刘德华他也知道，就连那些带着巨额财产去了国外的官员，他都能一字不差地说出他们的名字来。

　　然后就说到物价问题。以一百块钱为例，三十年前，二十年前，十年前，甚至三年前，一百块钱分别能买些什么，我合着他的思维，兴致勃勃地跟他一起做着这份消费调查问卷。末了他说：“工资再怎么涨，也涨不赢物价。”

　　那是当然。我如数家珍地跟他讲起我的工资，十年前多少，五年前多少，现在是多少，而开支却像孙悟空似的，在工资上涨前利索地翻着跟斗。

　　“你们的工资都涨了，我的工资是不是也该涨一涨了？”

　　他抓住空档，猛地发问，令我瞠目结舌，原来那些国际国内的局势都是铺垫，原来真正的目的在这里。愤怒之余，又有些自惭，身为长子，我早该考虑到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我分明感到心里冲上来一股不快：干吗不明说、直说呢？何必绕这么大个弯子呢？

　　他接着说起各项开支，水电煤多少，米面油多少，偶尔还要吃点荤，还要穿衣服。最怕的是生病，医院是去不起的，幸好他认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以前在农村当过赤脚医生，会注射;他生了病，就请她来给他输瓶液。

　　“随便什么人都能输液？不怕出事？”不知为什么，他一说到女人，我就浑身不舒服。

　　“有什么办法呢？总比硬撑好，有病不治，传出去，影响你们的名声。”

　　再配上既像怜惜又像挖苦的眼神，就像长途跋涉后，猛地被人硬塞进一个大冷面疙瘩，我被噎得脖子都直了。

　　最终决定，每人每月多付五十元。这个数字有点让人羞愧，但在电话里，两个弟弟坚持说不能给多了，说他在领着赡养费的同时，还在做着门卫的工作，钱应该不会不够花，如果不够，肯定是另外有人在帮他花钱，也就是说，他不是在替自己要钱，他是在替别人争取生活费。“养他是理所当然，养别人我就不愿意了，我自己的母亲还没享过我的福呢。”这是弟弟们的原话。对我来说，多给五十还是多给一百，没有太大区别，但这里面有个平衡的问题，我不能让弟弟们背上不孝的骂名，他们的情况似乎不太妙，一个还没买房子，一个刚刚生了第二胎（第一胎有点疑似发育迟缓），缺的就是钱。

　　我把弟弟们的窘境讲给他听，他非常理解，不住地点头：“跟我当年一样，我当年除了你们三个，上面还有两个老人，我借粮都借怕了，人家经常笑话我们家都是大肚汉。你二舅舅没孩子，想把你们接一个过去，被我一口拒绝了，再苦再穷，我不抛弃我的家人，不让我的家人挨饿。”

　　我又说不出话来了。他在隔墙敲砖。不管怎么说，我们兄弟仨，谁都没穷到他当年那种程度。

　　达到目的后，他提出马上去车站，我留他住一宿，他忙不迭地摇手:“还是回去好，人家的饭好吃，自己的床好睡。”

　　我要送他去车站，他坚持不要，说他认得路。说完，生怕我会缠着他似的，甩开膀子就走。

　　我因为正好有事情要办，随后也出了门，没走多远，就看见了那个雪白的背影。他不像我在家里看见的那样，有股筋骨铮铮的感觉，他看上去有点瘦弱，甚至有点佝倭，步履也谈不上矫健，一句话，他看上去十足是个老头子了。

　　正在感伤，他停了下来，两分钟后，一个妇女从一侧跑了过来，一直跑到他身边，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我紧走几步，终于看清楚了，不是母亲周年那次给我们做饭的那个，是我从没见过的一个人。我躲在一边，看他们有说有笑，兴奋不已，俨然一对热恋中的男女。女人拿出一个鞋盒，向他展示她的新皮鞋，他接过来，仔细察看，频频点头。然后他们肩并肩，挨着身子一起过马路。过了马路，走了一截，向右拐去，那是去车站的方向，他们要结伴回家了。

　　当弟弟们在电话里说他一定有女人时，我还不以为然，他又没有退休工资，哪个女人愿意跟他？可他们说:“你忘了他们以前吵的那些架？哪一次不是跟女人有关？现在没人管了，难道反而改邪归正了？”

　　如果他的生活中有了交女友这项支出，那点赡养费是远远不够的，就算加上他做门卫的收人也不够。不过，我们尽到我们的责任就是了，他愿意把一个人的钱拿来两个人花，那是他的事，他自己做到收支平衡就行了。

　　没过多久，我过生日，按照惯例，上中学的儿子用自己的零花钱给我买了个茶杯，老婆给我买了个蛋糕，我呢，开开心心地带着他们到外面撮了一顿。饭毕回家，信箱里躺着一张生日贺卡，打开一看，是父亲寄来的。“遥贺吾儿四十九岁生日大喜。欢迎常回家看看。老父敬上。”我感觉刚吃下的醉虾突然活了过来，在肚子里挠来挠去，让人浑身不爽。

　　他故意这么干的，他的生日跟我在同一个月，他在提醒我没给他过生日。

　　我也真够混蛋的，竟完完全全忘了这回事。话说回来，自从母亲去世后，我们就没给他过过生日了，以往过生日，都是母亲张罗的，把他的生日宴准备好了，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带着过节般的心情赶回去，蝗虫般扑上桌子，胡吃海喝，席间绝口不提生日快乐之类的字眼，一副意在不言中的架势。杯盘狼藉之际，我们满身酒气地站起来，鼓腹而出，鱼贯离开。母亲走了，没人张罗也没人提醒了，我们自然也就忘了。别说是父亲的生日，我自己的生日都是老婆帮我记的，我天生记不住这类数字，每遇填表之类的，须得认真做一回减法，才能算出自己的年龄。

　　犹豫了又犹豫，我撕掉了那张贺卡，我想我有权利气愤，有话直说嘛，一家人，父亲和儿子，有什么不能直说不能明说的？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我过生日了，回来吃顿饭，我们谁敢不回去？偏要用这种欲说还休的方式，还不如跳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一通。

　　我决定装着没看懂贺卡的意思，不问不闻，静候他的反应。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不大可能沉得住气的。果然，没过几天，他就打电话来了，声音很洪亮，洋溢着感染人的热情，先问孙子好，再问儿媳妇好，最后问我工作是否顺利，身体是否健康，问得我的脸渐渐热了起来。我还没问他呢，但他不给我这个机会，他突然话锋一转，问我知不知道最近颁布了一条法律，关于子女必须定期回家看望老人的法律，不等我回应，又说:“这就是国家的不对了，那些身在国外的孩子，怎么可能定期回家看望老人呢？即使不在国外，离家太远的话，也不可能，路费多贵呀，工作又忙，但是不回来的话，又违法了。我觉得这条法律不好，真的不好。”

　　我握着话筒，说不出话来，电话里出现一段尴尬的沉默。

　　他马上体谅我似的转了个话题，说起他最近的辉煌成果，街道上的人看他长年一个人，无亲无靠，给他办了低保，又办了老年证之类的，七七八八加起来，他现在每个月可以得到百把块钱补助，外加年底发一桶食用油。我想起来了，他进城之后，不知通过什么手段，把户口从老家迁进了县城边上的村子里，这两年县城扩建，村变成了街道，他也就从农民变成了居民，自然享有居民的一些福利。我心情复杂地说：“这是好事嘛。”他说：“是啊，他们也都说，好政策比生个好儿子还强。”

　　我又说不出话来了。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申请低保的，我仿佛看见他四处奔走，逢人就诉苦，儿子们个个不管他，丢下他一个人生活无着……那些听他诉苦的人，一边安慰他，一边谴责我们这些做儿子的，从中收获自己的正义感。

　　我不可能拿着那个存折去向每一个人证明，也不能指责他不该去申请低保，对很多世代居住在城里的人来说，申请低保并不是穷困和无能的象征，而是一种运作能力，甚至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生活智慧，何况是他，一个没有收人的寄居在城里的农民，这是天上给他掉下来的大馅饼。好吧，只要他过得好，为了这个大馅饼，冤枉也罢，误解也罢，我们不求澄清，但求无愧。

　　用父亲自己的话说，他开始交好运了，因为城市扩建，他所住的那栋老公房，马上要拆迁了，那间三十二平方米不带卫生间的廉租房，马上就要换成一套五十七平方米带厨卫的新房了。“哈哈哈，下次你们回来，就不用急着当天赶回去了，我可以给你们铺一张客床。”他在电话里得意不已，“想不到我还有今天。”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大弟甚至有点嫉妒起来。“我在走下坡路，他倒越过越好了。”大弟去年好不容易买了套房子，还没住热，却不得已跟老婆离了婚，房子给了老婆孩子，自己挟着一包衣服一把牙刷出了门，现在天天睡在办公室里。这还不算，到了发工资的那天，他得赶着往两个地方汇钱:往父亲的账上打赡养费，往前妻的账上打孩子的抚养费，这两笔钱划出去以后，他基本上就只剩下吃盒饭的钱了。

　　我找了个机会，对父亲说起大弟的困境，提出适当减少一点他头上的赡养费，父亲一听就摇起了头。“不行不行！主要是不公平，对你们两个不公平，对我也不公平。”又说，“不给他点压力，他不会懂事。”他一直反对大弟离婚，批评他太不懂事，“认真说起来，哪对夫妻不想离婚？结果怎么样呢？离婚的还是极少数。”

　　我把协调的结果对大弟说了，他一副极其鄙视的口气：“他那个人，还用试吗？告诉你，我们的父亲根本不是父亲，是投资客，我们也不是他的儿子，只是他的投资对象，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他的回报。”

　　我觉得这话过于偏激，他马上搬出父亲的原话来，是他劝大弟不要离婚时说的话：“就算你空手出门，该给我的还是得给我，一分都不能少，别拿不出钱来的时候跟我栀子花茉莉花的。”大弟义愤填膺地说:“他劝我不离婚，不是为儿子的幸福考虑，而是为他每个月的赡养费考虑，他觉得我离婚很可能影响到他的收人。”

　　我是长子，我的立场不能随便偏向，只好站在中间打哈哈。

　　很快，我就频频接到父亲的举报，大弟这个月没给他钱，两个月没给他钱了，人也找不到了，打电话也没人接。我想着是否要把大弟的欠款补上去，还没行动，就遭到老婆的警告：“这个头千万不能开，这个头一开，他肯定从此就卸了担子。何况还有个小的，他的情况并不比大的强多少。”

　　只能这么拖着了。这当中，每隔十天半月就接到一次举报电话，电话里已经不是埋怨，而是咒骂了。“我看他个狗杂种将来不老的！”

　　很快，大弟面前出现一个机会，他可以离开伤心地，调到父亲所在的那个城市去。我似乎看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温馨画面，儿子的住宿问题解决了，父亲身边也多了个人照顾。但大弟对这个提议反应平淡，他担心父亲并不欢迎他搬进去，还担心跟父亲处不好，我说毕竟是亲人，总比睡办公室好，除非你有条件马上买房。他想想也是。

　　没想到父亲完全赞成，还主动给他买了个二手的折叠沙发床。“两个人过，比一个人省钱多了，打个比方，一个人要五块钱才够吃，两个人一起吃，却不需要十块，七块、八块就够了。”父亲很有经验地说。

　　哪知举报电话来得更快，而且内容丰富，语气激烈。“他怎么成了这副德性？天天深更半夜才回来，一身酒气，澡也不洗，倒在**就睡，鼾打得骇死人。该给的钱不给，这也罢了，连自己的生活费都不出，你们要搞清楚，他吃的不是我的，他吃的是你们的！我把他养大了，读了书，找了工作，又成了家，现在又回过头来吃我的住我的。这也不说了，掏不出来钱，至少要勤快点嘛，进门就睡，醒了就走，自己的床都不收拾一下。”我说他现在处于人生低谷，可能心情不好，请他体谅一点，他声音更大了，“他是活该，这副德性，我要是林燕子，我也把他赶出门。”林燕子就是弟弟的前妻。

　　我向大弟求证，他不耐烦地说:“怎么没给钱？每个月都给了的，你别听他瞎说，他就是嫌我住在那里碍他的事。我住不了几天了，已经在租房子了，租到了就搬出去。”

　　租房子的过程似乎也太长了点，父亲的举报仍然隔三差五，怨气一天比一天重，他坚称大弟没有给过他钱，即使给，也是毛毛雨，今天二十，明天三十，像打发叫花子。我也懒得再在他们中间求证来求证去，又不是什么大矛盾，说破天去，是亲生父子，能为这么点小事弄出什么大矛盾来？让他们自己去磨合吧。

　　这中间，小弟那边传来一个好消息，他被选中去读系统内的研究生，在他那个二百多人的分公司里，他是唯一一个得到这种机遇的人，将来，只要他不离开他的系统，他无疑是可以进入人才梯队的。我在电话里道贺时，小弟却忧心忡忡:“学习期间只有一点基本工资，父亲那边的钱我怕是拿不出来了，当初真不该生两个孩子的，傻一点就傻一点，聪明有什么好？聪明人最辛苦。”想起老婆先前亮过的态度，我没敢大包大揽地说，放心去读书吧，父亲那里，我先帮你扛一扛。我本该这么说的，我是长子，而且我们家有崇尚读书的传统，但想来想去，我嗯了两声，没做任何表态。

　　父亲很快就找上来了，尽管我们之间隔着两百里路，他的紧张与愤怒还是通过电话线清清楚楚地传了过来。

　　“他想借此机会当逃兵！门都没有，我养儿子做啥用的？”我跟他解释，这也是个投资.现在支持他一下，等他毕业了，成了事了，他这个当父亲的只会收获更多。

　　“这是他自己的投资，跟我屁相干！谁知道我还能活几年，我才不管什么将来不将来的，我只要现在。”

　　我突然就来了气。“靠赡养费吃饭的，本来就有这种风险，儿子们混得好，你才能跟着吃肉喝汤，否则就只能喝稀粥。只有那些退休的国家职工，才能拿旱涝保收的退休工资。”

　　他似乎愣了一下，但马上驳了过来：“照你这么说，我是吃了大亏了，当初，我应该把钱拿来给自己买养老保险，而不是去供孩子读书，供三个大学生的钱，难道还买不起一份养老保险？有了养老保险，我不也可以旱涝保收？”

　　不等我回话，他砰地挂了电话。这是他第一次对我摔电话。

　　小弟到底还是单方面中断了他名下的赡养费，因为小弟媳知道后，带着大孩子专门过来跟父亲谈过一次，说如果小弟还得继续支付赡养费的话，她就只好把老大送到父亲这里来，她要求不高，只要不把孩子饿着冻着就行。她话还没说完，父亲就吓得赶紧答应了她的要求，生怕她把这个傻孩子扔在这里一走了之。

　　大弟还是跟父亲住在一起，据说他们每吵一次架，大弟就负气离家出走一两天，等气消了，照样头一低，钻进屋里，一声不吭往**一躺。至于他名下的赡养费，早就两费合一，变成了他上交的生活费。

　　父亲的举报电话慢慢稀了，不是无事，而是事情太多，不知该先从哪一桩说起。加上媳妇背着我给他制定了一条纪律，两个弟弟的事不要再来向我投诉了，他才是他们的爹，我只是他们的哥哥。虽然我是长子，但我从没享有过长子的权利，所以也谈不上什么长子的义务，我这个长子只能保证自己决不欠他一分钱膽养费。

　　这样过了大半年，父亲突然一身雪白毫无预警地出现在我家里，除了那身飘飘欲仙的衣服让我的眼睛四下里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外，我还有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感，他来绝对没好事，因为他一进门就大大方方坐在沙发上抽烟，他知道我媳妇是个坚决反对抽烟的人，早年还曾经夺下过他手指间的半根香烟。挑衅是不言而喻的。

　　还是大弟的事。

　　“这回你一定得管管他，想把年纪大的老子赶出门，房子腾给他们两个？天理不容！”

　　原来，大弟恋爱了，已经带女孩去见过父亲。“什么眼光，还不如前头那个。”父亲明显对第二任儿媳候选人有点不屑。这也罢了，让父亲气愤的是，大弟竟然打算把婚房安在父亲的家里。“居然叫我去睡沙发床，良心何在？”父亲的房子只有一间卧室，不过，餐厅比较大，摆个沙发床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他心里过不了关，他觉得自己是户主，大弟不过是他发善心收留进来的，现在竟然想鸠占鹊巢，真是岂有此理。

　　我想了个折中的方案，建议他们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把餐厅改成卧室，再在厨房里设一张折叠餐桌，问题就解决了，而且不会太挤，大城市里多少人家三代人才住这么大点地方呢。当然，装修费得由大弟出。

　　“没想到连你也这么想。我欠他的？我供他读书，帮他成家，我该做的早就做了，我没有义务再帮他做第二次。”

　　“谁叫他是你儿子呢？儿子有难处，做父亲的不帮他，还有谁会帮他？再说，他跟你住在一起，早晚有个照应，至少你生病的时候，有人给你递口水喝。”

　　“我不稀罕他给我端茶端水，他也不会管我，他哪天不是进门就睡，睡下就喊不醒？他也没当那里是家，那里只是他睡觉的地方，他自己都说过，他本来可以不交伙食费，只交一个床位费。”

　　我躲到书房，去跟大弟通话，他一听就火冒三丈：“他为什么不敢说真话呢？你知道他的真实意思吗？他有个相好，开始还避着我，后来索性不避了，吃喝拉撒都在他那里，好几次都是我把她赶走的，一想到她当着我的面跟他睡在一张**，我就恶心。就是她唆使他赶我走的，嫌我在那里碍她的事。别以为她在乎的是他那个人，她在乎的是他那套房子，她还不到四十，比你都年轻，三下两下把他熬死了，她就有好日子过了。”

　　一回头，父亲就站在我身后，我们的电话还没挂断，他就大声嚷嚷起来：“她图我的房子我愿意，你图我的房子我就不愿意，你能把我怎么样？”索性把我的电话夺了过去，直接跟那头吵了起来，“我说你就别痴心妄想了，别说你想结婚，就算你把孩子都生下来了，我这里也不会收留你们，你趁早打别的主意去吧。”

　　好不容易吵完了，老婆走过来，很小心地插了一句：“其实，儿女有难，做长辈的帮一把也是理所当然。”

　　父亲狠狠地瞪着她：“知道你们都是一条心，知道你们都是怕增加负担，人家那么年轻，不会沾我的光，反倒是我要沾人家的光呢。”

　　老婆味了一声，扭头就走。过后却躲在一边悄悄向我招手。“不要把他惹急了，他要是真跟那个女的结了婚，谁也没办法。”她凑在我耳边说，“我分析，为了得到那套房子，那个女的完全有可能缠住他不放。”

　　我觉得老婆的提醒有道理，赶紧提醒大弟，要讲点策略，千万不要把事情搞激化了，否则，被扫地出门的只能是他。

　　“你以为我是傻子？放心吧，我不相信还玩不过他！”

　　这话让我惊诧不已，他们什么时候变成这种关系了。

　　为了缓和气氛，也为了我的眼睛有地方放，我带父亲去买衣服，我给他挑了一身深蓝色的夏季衫裤，他犹犹豫豫地脱下身上那套，小心地叠好，装好，面带羞色地说：“她叫我不要穿这么深的颜色，说显老。”

　　我一口气差点没透过来，赶紧咳了一下。

　　回家路上，我试着跟他谈心，现在的人不像他们那个时候，谁都没有财产，谁都不怕穷，谁都没有压力，现在的人活着太不容易了，房子，工作，家人，下一代，据说很多男人都丧失了生育能力，都是压力害的。他频频点头，还叹气，好像很认同，但紧接着，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以为我不是现在的人？我也是活在现在的人哪，我一样有压力。虽然年纪不小了，但毕竟还没死，一样有私心，有野心，更何况，我还是一个健康的男人。”

　　我吃惊不小，真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番话来。

　　他继续说:“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但我不想让步。他还有大半辈子，我却没那么多时间了，把你们都养大了，一个个都成家立业了，我的前半生也就功德圆满了。后半生，我想把一切都抛开，好好活一出，你妈一死，我就有这个想法了。我也矛盾过，毕竟是我的孩子，生活不顺，我看着也心疼，上要养老，下要抚小，还要租房，是不容易，但这不归我来负责呀，我也负不起这个责，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心有余力不足了。再说，他那个态度也让我心烦，就算要我做出牺牲，那也要我心甘情愿，不能强迫我对不对？话说回来，他为什么一定要离这个婚呢？还什么都不要，光着个身子跑出来！有本事你去买房啊，又没这个能力。”

　　我说:“他调回来就是奔着你来的，你不是嫌我们都离你太远吗？其实当初他还有别的选择。”实际上，我并不知道大弟有没有别的选择。

　　他哈哈一笑:“奔着我？奔着我的房子还差不多。”

　　我感到脚底硌了一下，肯定又是小砂子钻进去了，别看我的皮鞋干干净净，鞋帮散发着柔和的光，其实早就脱过两次胶了，但我不想修第三回，这回一定要去买双新的了。我弯腰脱鞋，倒了两颗小砂子出来。

　　父亲上上下下地看我，末了，叹了一口气。“我没想到你们一个个过得这么难，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都读了大学、都有了工作了吗？你们三个当中，我一直以为你的条件最好，没想到你一直穿着双破皮鞋，你真的连鞋都买不起一双？是的，我想起来了，你从小就爱面子，你的体面都是装出来的。”

　　我想了想说:“生活就像一架梯子，难度永远都在那里，只是各人的起点不一样，高处有高处的难度，低处有低处的难度。”我为自己能想出这个比喻感到得意。

　　汽车来了。父亲直着眼睛说:“就两站路，走一走吧。”

　　一声不吭走了很久，父亲突然说：“你们还小的时候，我就在想，等你们都长大了，我的天就亮了，现在看来，我的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亮呢。”

　　“慢慢来吧，天总是要亮的。”

　　他叹了口气：“刚才又何必给我买衣服呢？给自己买双鞋不蛮好？”

　　我刚想安慰他，一双破鞋并不代表全部，他又说话了：“你都过成了这样，他们大概也不是装的。”

　　我笑了一下：“现在啊，装富的大有人在，装穷的还真不多了。”

　　父亲这次来过之后，我们之间的联系就变少了，这说明他过得不错，一切都在既定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跑着，不然，举报电话早就打来了。我为渐趋平静的大局感到高兴。

　　一晃过了一年多，期间，父亲找我要过一次钱，赡养费之外额外要的一笔钱。

　　“你给我点钱吧，不是生活费，生活费我还有，我额外需要一笔钱，急需。”他说了个数目，相当于我应该给他的半年的定额。又强调：“这回你一定要给我。我从不找你多要钱。”他语调沉郁，不容置疑，我像被催眠了似的，痛痛快快把钱打到他账上去了。

　　事后我很佩服他要钱的技巧，强硬，冷静，威严，总之，他要得体面而不失尊严，好像我们一直共用一个钱袋，谁需要用钱，只需跟对方打个招呼就可以了。我甚至没问他要这笔钱的用途，既然不是生活费，既然是急需，肯定是一项不得已的支出。我甚至想到了一些不好的字眼，如果真是那样，最好不要说穿，我宁肯不问清用途就把钱给他。

　　因为额外给了他钱，我更不想主动给他打电话了，反正我这里是家庭110，是投诉中心，有事他们自会找我的。

　　三个月后，迎来了端午节，父亲在过节前一天打来了电话。“你们放几天？回来吧，回来吃粽子，自己包的粽子。我准备了好几天。”

　　他哪里会包粽子？肯定是某个女人包的，再一问，两个弟弟也都很正式地接到了邀请，难道他要隆重推出我们的继母了？

　　出发前，老婆一再叮咛我，千万不要让那个女的得逞，实在不行，允许他们同居都可以，就是不能让他们结婚。否则，即便将来我们视她若仇人，还是得负担她的生老病死，因为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终于见到了那个据说比我还年轻的女人，可我并不觉得她有多年轻，当然，跟父亲相比，她还是很年轻的，面相略带纯朴，不像要图谋人家财产的样子。

　　我礼貌地跟她点了个头，就进了房间，父亲早就备好了茶水，严阵以待。

　　“好多年没有像模像样地过过节了。”父亲这回看上去没有什么弦外之音，我却感到汗颜。的确，母亲去世后，我们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聚会过了；不仅如此，我们突然之间都变成了坚强的孩子，偶尔想起往事，也只在心里闪现一下，绝不轻易说出口，更不会大张旗鼓地在聚会上追忆。我们不约而同地忘记了所有节日，所有有价值的家庭纪念日。我还以为父亲也像我们一样忘记了那些日子呢。

　　女人一直在厨房里忙着，除了粽子和黄酒，还有鸡鸭鱼肉，样样菜都做得讲究而实惠，但一望而知，不是我们曾经吃过的，外形，颜色，都不对，完全不是我们家的出品。这样的饭菜，让人在自己家里生出了做客的感觉。

　　没多久，两个弟弟也都到了，小弟跟我一样，只身前往，家眷全无，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家的爷孙关系异常清淡，因为他们见面的机会约等于无。大弟带着他的女朋友，就是父亲说过还不如前妻的那一个，她看上去既年轻又老练。想到大弟说他绝对不会结婚的话，不知为什么，突然觉得大弟伤不到这个女孩，不管他以什么态度对她，她都不会因为他而受伤，说不定，到时候受伤的反而是他自己。这种感觉很奇怪，没来由，而且挥之不去。父亲在饭桌上指指点点，张罗我们吃这吃那，那个女人也在一旁殷勤附和，我们反而有种吃不下的感觉，做客的感觉更强烈了。

　　席间，父亲几次吞吞吐吐要说什么，都被大弟打断了。我明白，他生怕父亲当着大家的面，正式提出结婚的话题。我看到父亲脸上渐渐变了颜色。

　　饭快要吃完的时候，大弟接到一个电话，居然是找我的，我以前的同学，听说我回来了，约我出去坐一坐。接完电话，大弟喜不自禁地说：“原来你们是同学啊？这人跟我不是一般的铁。”

　　一旦出去，我就不会再回父亲家了，我将直接去乘长途汽车回家。父亲站起来，清了下嗓子说：“今天你们再忙，也要听我说几句再走。”

　　这下，大弟打岔都没有用了。

　　“她姓古，你们叫她古阿姨就可以了，这辈子，我能活几天，我们就在一起过几天。你们赞成也罢，不赞成也罢，这个决定我都做了。”

　　我偷眼看了下那个女的，她低眉顺目地站在他旁边，看不出什么表情。

　　“我们本来打算去登记，去了才知道，我历史上还是未婚呢，我跟你们的妈，当年根本就没拿证，既然这样，这次我也不拿证了，不然，对你们的妈不公平啊。

　　“这几年我也看透了，住在城里不是什么好事，今天说这个有毒，明天说那个有毒，没一样好东西。我跟小古回乡下去了，不过，丑话说在前头，生活费你们还得继续给我存到那个折子上。至于这个房子，”父亲转过身，瞪了大弟一眼，“你要住就要把它料理好，不要给我弄得邋里邋遢的。”

　　太突然了，那么固执的人，去年还称自己是有私心有野心的健康男人，怎么突然就变了个人似的，心甘情愿把房子让给大弟了呢？大弟也是一脸的疑惑，但马上就嬉皮笑脸起来:“别撩我了，你不是早就跟我发过誓，人在房在，要跟你的房子共存亡的吗？”

　　父亲没理他，继续说：“你给我听好了，这个房子你也不能住一辈子。万一人家核查起来，以你的条件，是不能住这个房子的，所以你还是得自力更生，趁早计划买房。”

　　父亲说完这些，就坐了下来，端起他的茶杯。吃饭的时候，这个茶杯一直摆在桌上，父亲说他这几天口里没味，不想喝酒，所以他只稍稍舔了两口，然后就一直以茶代酒，跟我们频频举杯。有时他会端错杯子，不小心把酒杯抓在手里，那个女的一把夺了下来，把茶杯塞给他。我想，也许不是他不想喝，而是她给他下了禁酒令。瞧他那个言听计从的样子！我赶紧垂下眼皮。

　　“走吧，都走吧，忙你们的去吧。”这一刻，我觉得父亲的面色有点灰败，看来，他并不高兴我们吃了饭就拍屁股走人，可是，谁叫他给自己安了个贴身保镖呢？我一点都不喜欢看到那个女的老是跟他头碰头地说话，好像在提醒我们，他以前跟母亲过得一点都不幸福。我一点都不喜欢看到他跟这个女人幸福的样子，我想，两个弟弟应该也跟我一样。

　　出来才知道，所谓请我出去坐一坐，只是大弟的调虎离山计，我同学现在正在外地呢。只好早早地来到长途汽车站，启程回家。

　　两天后，大弟打了电话来，说父亲这回很反常，竟真的搬家了，自己的衣服被子还有一些日常用品，全都搬走了，他到底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来的？难道那个女的菜园子里藏着一坛金子，一不小心被他挖出来了？否则，他实在想不通，为何曾经发誓人在房在的父亲，会不带任何条件地撤走。

　　也许是被爱情烧昏了头！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一点，哈哈大笑起来。

　　经过几天的琢磨，大弟终于洞察了父亲的心理活动，他并没有在菜园子里挖到金子，他只是想到了一条最优的生存之道：我们给他的赡养费，在城里，只够他一个人紧巴巴地过活，在农村，他们两个都能过得很宽裕，想到这一点，他当然乐意退一步了，否则，他不担心他的年轻女人会熬不住紧巴巴的日子，偷偷跑掉？

　　事隔半年，我们突然得到父亲生病的消息，是那个女的打电话来告诉我们的，他已经连打电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一个小诊所的医生怀疑去买止痛片的父亲得了肝癌，父亲被他说怕了，找我额外要了一笔钱，去医院检查，很快被确诊。

　　突然而至的肝癌，打乱了父亲在后半生好好活一出的计划，他思前想后，决定放弃这个宏伟的计划，依旧续上前半生的尾巴。

　　他回到了老家，却没能住进自己当年亲手盖的房子里，那房子早已卖给了别人，幸好村小学因为生源下降，刚刚空了出来，他就带着那个姓古的女人住了进去。

　　他躺在**，拉着那个女人的手，夸她人真好，心真善，明知他活不了几天了，还肯陪在他身边，白白浪费时间。女人居然流泪了。“我对人好，是希望将来有人对我好。”

　　“会有人对你好的，你的丈夫，你的儿子，都在天上看着你，一旦你有难，他们会出面搭救你的。”

　　我大声责怪他不该把生病的事瞒着我们，我听到我的声音像寒雨中的乌鸦。

　　“这是我的命，告诉你们，你们也没办法。你们谁都不好过。”

　　一直跟他别扭着的大弟哭个不停：“你就是想让人家指责我们不孝！”

　　他竟然望着大弟笑了：“你占了便宜了，如果不是这病，我是绝不会把房子让给你的。”

　　我跪在他床边，握着他的手，继续责怪他不该跑到这个地方来：“起码，自己家里有卫生间，不用爬起来上茅房。”

　　他趁那个女人出去倒水的工夫，笑着说:“有她服侍，不比有卫生间差。”停了一会，又说，“也不比你们差，你们一个个粗脚大手，心浮气躁，谁能比得过她？要说服侍人，那可是她的专长。”我们在村小学陪他吐完最后一口气。这之前，在他难得清醒的片刻，我问他，对于这个服侍了他半年的女人，我们以后该怎么对待她，他想了想说：

　　“忘掉她！”

　　姚鄂梅，1968年出生。著有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白话雾落》《真相》《一面是金，一面是铜》《西门坡》及中篇小说集《摘豆记》。曾获2008、201、202年《人民文学》奖，2007年《中篇小说选刊》奖，2005年《当代》文学拉力赛冠军（长篇小说），2007年《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奖。小说入选2005、2006、2012年中国小说排行榜。部分作品译介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