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二姐的手就是我的食品袋。跟着她我尝遍了乡间的野果。

　　即使在光秃秃的冬天里，二姐也能在野外地老鼠营造的“搬仓洞”里刨出一捧花生来！可这双手平素却是专拣黑馍馍吃的。在姥姥家里，饭一向分两种，黑窝窝是姥姥跟二姐吃的，掺了些白面的馍是我跟姥爷吃的。乡间的女人，似乎都长了一双拿黑馍的手，那仿佛是命定的。二姐才比我大四岁，又是姥爷姥姥极疼爱的孙女，为什么就不能拿白馍呢？那时，我不懂。长大了，我仍然不懂。但我却明白了“黑”与“白”。我固执地认为，黑与白就是人生的全部含义。

　　我痛骂过自己，似乎不应该这样“肢解”二姐。二姐施惠于我，我凭什么“肢解”她呢？

　　可映在我眼前的还是一个背影，二姐的背影。也许是我常常跟在二姐身后的缘故。在我的印象里，二姐肩头上那块补丁是很醒目的。那是一块蓝色的补丁，布是半成新，针脚很细，细得让人看不出。尤其叫我难忘的是那补丁上还绣着一朵花，是“牛屎饼花”。这是名字最难听的花，却是乡村里最鲜艳最美丽的花朵。在乡人的院子里，种在窗前的就是“牛屎饼花”。这种花的香气很淡，在风中细品才能捉到，但这种花的香气最久，即使干枯了，也有丝丝缕缕余香不散。后来二姐那绣在补丁上的“牛屎饼花”磨去了，只有花的印痕依然清晰……

　　从二姐的肩头望过去，还时常能看到邻村的一块坡地，坡地上立着一个年轻的汉子。在夏日的黄昏，那汉子总是野野的光着脊梁，远远看上去热腾腾的。间或拄着一张锄，就那么斜斜地站着，身上被落日的余晖照得亮亮的，像黑缎一样。开初我不明白，后来总见二姐就那么站着，即使背着草捆的时候，她也那么站着，痴痴地朝西边望。而西边坡地上的汉子，也常常那样站着，久了，就见他也朝这边望。那一瞬间，二姐就把头勾下去了，而后耸一耸背上的草捆，又慢慢、慢慢地抬起头……那坡地并不遥远，却没见谁走过去或走过来，就那么仅仅望着，望着。有时候，就见那年轻的后生在坡地里犁田，犁着犁着就打起牲口来。那鞭儿炸炸地晌着，人也一蹿一蹿地骂，骂声十分地响亮。于是，我拽起割草的二姐朝那边看。

　　看着看着，那汉子就不再打牲口了，重又规规矩矩地犁田，鞭儿悠悠地晃着，在坡上一行一行地走。收工时，天地都静了，又见二姐朝那边望，他朝这边望，就那么默默无言地相互望着……

　　这也许是二姐一生中最有色彩的部分了。在那个夏天里，二姐的脸总是很生动地朝着西边，与那年轻的汉子无言地相望。没有见谁说过一句话。我曾一再倒放记忆的胶片，是的，他们没有说过话，连一声吆喝都没有。后来那汉子就不再来了，坡地上空空的。可二姐还是朝西边坡地里望，一日又一日，无论风天还是雨天，二姐总在望，默默地，默默地……

　　终于有一天，二姐带我穿过了那块坡地。那是秋后时节，坡地里的芝麻一片一片地开着小朵的白花，香气十分浓郁。可二姐并没有在那块坡地里停下，她仅仅是看了一眼，就又往前走，身子摇摇的。穿过高粱地，又穿过玉米田，也不知走了多久，抬起服来，已经站在了坟地里。那是一块极大的坟地，坟地里最显眼的是一座潮湿的新坟。二姐就在那座新坟前站住了。

　　二姐站住了，我的记忆也“站”住了。只记得二姐留在坟地里的脚窝很深，五个脚趾的印痕深深地扣进地里，那印痕一圈一圈地绕着新坟，就像在地上镌刻一个巨大的花环……

　　这就是二姐的秘密。二姐一生中就这么一件秘密。

　　记得那是雨后的黄昏，在回去的路上，我要二姐带我去捉蜻蜒，二姐就带我去场里捉蜻蜒。空气湿湿的，地也湿湿的。蜻蜓在空中一群一群地飞，忽一下高了，忽一下又低了。那薄薄的羽翼在晚霞中折射出七彩的神光，旋得十分好看。我拿着场里的木锨去扑，东一下，西一下，总也扑不着。急了，我就喊；“姐，姐……”

　　二姐干什么都帮我。可那一次二姐没有帮我，我记得二姐没有帮我。

　　她站在场院里，一动也不动，默默地看着蜻蜓飞。蜻蜒飞来了，又飞去了，亮着黑黑的头，摇着薄薄的羽，一双双，一对对，在她身边打着旋儿。有一只蜻蜓竟然停在二姐的肩上，二姐还是不动，愣愣的。我跑过去扑，却见二姐的嘴在动，二姐说：“丁丁（蜻蜓）比人好。”

　　蜻蜓飞了，飞得很高很高。我听见二姐说：“丁丁（蜻蜒）比人好。”

　　四

　　二姐十八岁定亲。

　　按照乡间的习俗，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十分隆重的。姥姥仄着小脚专程到城里来了一趟，跟母亲商量。母亲说，让妮来一趟，就在城里见面吧。接母亲的意思，在城里见面，就有了些体面。姥姥又回去问二姐，二姐不说话，只默默地坐着。于是就这样定了。

　　那天晚上乡下来了许多人。来相亲的画匠王村人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富裕”。家中的小院里扎满了自行车，全是八成新。七八条小伙整整齐齐地站在院子里，一身的新。进来一个是蓝帽子，蓝布衫，蓝裤子；又进来一个还是蓝帽子，蓝布衫，蓝裤子；个个都是蓝帽子，蓝布衫，蓝裤子。

　　布料是当时很时兴的斜纹布。那说亲的女人排在前边，手里赫然提着十二匣点心！她身后，蓝色的汉子们一个个木偶似的相跟着，小心翼翼地进屋坐了，叫人很难分清相亲的是哪一位。

　　大概是一支烟的工夫。众人稍稍地说了一些闲话，汉子们便站起身一个一个往外走，像演戏一样，上了场，又慢慢退场。二姐始终在屋里坐着，穿一件枣红布衫，围一条毛蓝色的围巾，就那么勾头坐着，怔怔的，不知在想什么。这当儿，一个瘦瘦的小伙临站起时把一个小红包递到了二姐的手里。他慌慌地看了二姐一眼，就往外走。突然，二姐站了起来，说：“等等。”她扫了那小伙一眼，慢慢地说：“把钱拿走。”

　　众人一下子愣住了。走出门的蓝汉子全都折回头来，一个个惊惶不安地望着二姐。尤其是那相亲的小伙，脸慢慢泛白，头上沁出了汗。那汗一豆儿一豆儿地生在脑门上，又一层层一排排地“长”，顷刻间布满了那张微微泛红的脸，凝住挥不尽的尴尬和窘迫。他站在那儿，周围静得没有一点儿声音，只有那汗珠滴滴圆润……

　　二姐勾下头去，匆忙解开了那个小红包，包里是厚厚的一叠钱。二姐把钱递过去，很果决地说：“拿走。”然后将包钱的小红纸轻轻地揣进兜里。

　　这是庄严的一刻。屋里的人全都默默不语，呆呆地望着二姐。多年后，我才知道乡下人是很讲究形式的，在他们看来，形式就是内容。这一揣使汉子们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二媚收下了小红纸就等于定下了她的终身。她的一生就押在了那张小红纸上。就在那一瞬间。汉子们笑笑地走出去了。只有那未来的姐夫走得沉重，仍然挂着一脸的汗。他们感到诧异，二姐为什么不收钱呢？

　　二姐收下了那“汗”。当那汗珠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未来姐夫的脑门上的时候，我分明看见二姐的眼眨了一下。正是那一豆儿一豆儿的汗珠促成了二姐的婚事。二姐是在汗水里泡大的，她深知世上的一切都可以作假，惟有汗水是不会假的。二姐认“汗”。

　　事后我才知道，那晚画匠王村人的“演出”并不成功。事前，姥姥曾差“细作”悄悄去村里打听过。“细作”问：“套家怎样？”人说：“是东头套家还是西头套家？”“细作”又问：“东头怎样，西头又怎样？”人说：“东头套家瓷实，家人当着支书呢，西头套家穷……”“细作”回来说：“许是东头吧？”姥姥不说话，就问二姐：“妮，你看呢？”二姐不吭。二姐定然是知道的。相亲的婆家其实很穷很穷。那晚相亲的“行头”全是借的。钱是借的，自行车是借的，连身上穿的衣裳都是借的。为了相亲，乡人们集中了全村人的智慧和富有，从乡里借到城里……据说，相亲的姐夫已经说过七次亲了，一次一次都吹了。因为家穷，因为**躺着一个病瘫的老娘……

　　二姐耳聋心不聋。这一切她都是知道的。她执意不要那三百块钱，就是不要那注定将由她偿还的债务。

　　在出嫁前的一年里，二姐像换了个人似的，除了下地干活，就不再上田里去野了。我来，她也很少陪我去玩，就坐在家里做鞋，给表兄妹们做，也给那定下亲的蓝汉子做，一双又一双。每次来，总见二姐在纳鞋底，那线绳儿“嗞啰、嗞啰”地扯着，锥子从这边扎过去，又从那边扎过来，狠狠的。那动作里似乎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二姐的鞋底是有记号的，鞋底上总绣着一只黑蜻蜓。那蜻蜒用黑丝线绣成，翅儿乍乍的，还有两条长长的须儿，活生生的，只是没有眼。我指给二姐看：“没眼。”二姐懂了我的意思，笑笑说：“有眼就飞了。”

　　间或，姐夫也提了礼物到姥姥家来。还是穿着一身新新的蓝衣裳，来了就做，不是去挑水就是扫院子。而后就默默地坐下来，二姐不吭，他也不吭。要是二姐问一句，他就答一句，话是不多的。

　　二姐问：“吃了么？”

　　他就说：“吃了。”

　　二姐问：“家里还好？”

　　他就说：“还好。”

　　二姐问：“娘的病好些了？”

　　他就说：“好些了。”

　　二姐问：“能下床了？”

　　他摇摇头，没话……

　　二姐就“嗞哕、啦啰”地纳鞋底，纳着纳着就拿出一双新做的鞋子让他试，试了，看看台脚，二姐就说：“穿着走吧。”而后，二姐趁姥姥出去的工夫，偷偷地说：“别再借人家的衣裳穿了，别再借了……”

　　姐夫脸就红了，红得像新染的布。于是那借来的新蓝衣裳穿在身上就显得格外别扭。那天他刚好借的是一条侧开口的女式裤子。

　　后来姐夫再来时穿的自然破旧，肩头总是烂着，那神色倒显得自然了。来了，二姐待他更显得亲切，一进门就打水让他洗。临走，总要给他缝一缝衣服。那时，二姐让他坐着，嘴里咬一节避灾的秫秸，就蹲着一针一针地为他缝，就像缝着未来的日子。

　　记得二姐出嫁前曾到邻村那汉子的坟上去看过。坟荒了，坟上爬满了羹羹荒草，二姐就蹲下来拔那荒草，留下了一圈密匝匝的脚印。似乎没有哀怨和痛苦，拔了荒草，她就去了。不像城里人，有很多的缠绵。

　　二姐是阴历九月初八出嫁的。那天，为了抢“好儿”，画匠王迎亲的马车四更天就来了。喜庆的日子，二姐自然是穿了一身红，红棉袄，红棉裤，头上还系了一条红披巾。待一阵鞭炮响过，二姐跪在姥姥面前磕了一个头，就挺挺地上了那围着红圈席的马车。

　　不料，五更天起了大雾，四周什么也看不见了。刚好那赶马车的老汉眼不济，过小桥的时候，赶着赶着就把马车赶到河里去了。只听得“咕峰”一声，二姐已坐在河里了！送亲的三嫂忙把二姐从齐腰的河水里拉出来，接着就破口大骂：

　　“画匠王的人都死绝了吗？派这么一个瞎眼驴！大喜的日子，把人赶到河里，这不晦气吗？！不去了，不去了！叫人给画匠王捎信儿，重置衣裳重派车，单的棉的一件不能少，少一件也不去！”

　　迎亲的画匠王村人全都傻了，谁也不敢吭声。那赶车的老汉是姐夫的本家叔，见办了这等窝囊事，竞咧着大嘴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扇自己的老脸：“老没材料哇……”

　　众人忙给三嫂赔不是，连连求情。三嫂一口咬定：“不中！大喜的日子，妮一辈子就这一回，这算啥？！”

　　二姐苦苦地笑了，说：“算了，谁也不怨，这就去吧。”

　　三嫂说：“妮，这可是你大喜的日子呀！……”

　　二姐说：“既没坐马车的命，就不坐了。三嫂，咱……”

　　三嫂说：“妮，死妮，要去你去，我可不去，老丢人哪！”

　　二姐不再说了，就默默地往前走。三嫂在后边喊：“妮，妮，这就去么？你就这么去？！……”

　　天大亮了。二姐头前走着，身后散散地跟着一群垂头丧气的画匠王村人。没有鼓乐，也没有鞭炮，二姐就这么步行去了。她穿着那身湿漉漉的红衣裳，红衣裳在凉凉的晨风中张扬着，像是生命的旗帜，在漫漫黄土路上行进着，很孤独地飘扬。

　　后来，那赶车的老汉流着泪对三嫂说：“侄媳妇明大义呀！”

　　五

　　姥姥去世的时候，二姐已经嫁过去三年了。

　　在这三年时间里，二姐没有进过一趟城。逢年过节的时候，二姐就差姐夫来看一看姥姥。那时姥姥已来城里住了。姐夫每次来从没空过手，或是一兜鸡蛋，十斤白面；或是一包点心，二斤芝麻什么的，实在没什么可拿，就烙几块油馍兜着。姐夫来了，姥姥总要问：“妮咋不来？”姐夫便说：“忙哪。”母亲说：“忙啥，地都净了，还忙啥？！”姐夫说：“白日里一摊子活计，夜里浇地呢。浇一夜两毛钱，她不舍那钱。”母亲气了，就说：“叫她来，没钱我给她！”可二姐还是没来。

　　有一次，我在路上碰上了二姐。她跟姐夫上山拉煤去了，从城边路过却没有进城，硬是从城关绕过去。三年不见，我几乎认不出她了。二姐头发披散着，一脸煤黑，裤脚高高地绾着，腿上的血管一条一条地暴出来，整个看上去就像一段枯枯的树干。我不禁怔住了，赶忙拉她上家。她硬是不去，说：“兄弟，不去了。看俺这要饭花子样儿，丢大姑的人。”二姐还是走了。姐夫驾着车，二姐拉着襻绳，在暮色里，就见二姐背上那块地图样的黑色汗斑……

　　那是怎样的苦做呀！从二姐身上已看不到年轻女人的影子了。听画匠王村人说，没有见过这么能干的女人，也没见过这么狠的女人。夏天里二姐在地里割麦，曾经拼倒过八个精壮的汉子！别人割麦一人把六垅，她一人竟把十二垅，头一扎进地里就再也不出来了，就那么弯着腰一镰一镰地割下去，无休无止地割下去。还听说她游过街，为养鸡游过街。人们让她在村街的碾盘上站着，她就站着，直直地站了一响。可下了碾盘，她竞又去赊了十二个鸡娃娃。村干部说：“怎么还喂？！”她说：“还债哪，还债。”

　　干部摇摇头，说她聋，也就罢了。

　　姥姥是腊月里过世的。姥姥临咽气前曾反复地叫着二姐的名字。母亲赶忙打发人去叫她。可是，待二姐赶到医院的时候，姥姥已经咽气了……

　　按照乡间的习俗，姥姥是送回故土安葬的。回到乡间的那天夜里，一家的亲戚都坐在姥姥的身边守灵。半夜时分，我熬不住就躺在姥姥的身边睡了。突然我听到了哭声！睁眼一看，“长明灿”忽悠忽悠的，竟是二姐在哭。二姐哭着哭着就不哭了，一家人都怔怔地望着她，只听母亲惊慌地说：“下来了，下来了！”

　　二姐“下”来了。二姐盘膝正襟端坐在姥姥的灵前，一副灵魂出窍的样子，忽然就说起话来。二姐竟用老人那种庄严、肃穆的口吻，像“先人”

　　一样地缓缓诉说久远的过去，诉说岁月的艰辛……那话语仿佛来自沉沉的大地，幽远而凝重，神秘而古老，一下子慑住了所有人的魂魄，没有人敢去惊动二姐。母亲一向胆大，可这会儿也蒙了，只是呆果地听……直到鸡叫的时候，二姐说：“我走了。”于是，“先人”就走了。

　　多年后，在我的记忆里仍然留存着那晚的印象，因此我无法说清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魂灵。虽然后来我问过母亲，母亲说是老祖爷的魂儿扑到二姐身上了。可老祖爷的魂儿为什么会扑在二姐身上呢？或许，在冥冥之中真有一种神秘的磁场，这磁场可以跨越阴间阳世，那“先人”的魂灵就借着二姐的躯壳返回阳世，借二姐的嘴传达出他的神性意旨？或许，是二姐过度的悲伤造成了精神的混乱，这混乱便产生出幻觉？

　　第二天，当人们纷纷议论二姐如何“下”来的时候，二姐却一切如旧，没有些微的神经失常。她先是坐在姥姥的遗体前一遍一遍地用温水给老人擦脸，极小心地把皱纹中的污痕拭去。而后又跪在姥姥跟前，把姥姥苍苍的白发重新梳理一遍，梳得很亮很亮，梳着梳着就有泪下来了。待入殓时，二姐就跪在一旁，一声声喊着：“奶，躲钉吧。奶，躲钉吧……”

　　母亲是极注重形式的，一切都按乡间的礼俗来办。可二姐比她更注重形式，“牢盆”上的“子孙孔”几乎全是她一个人钻的。别人钻了，她总嫌不圆，还要再钻，直到一个个孔都圆了为止。钻了“牢盆”，她又去糊“哀杖”，糊得极其认真。倏尔，她郑重地走到母亲跟前，说：

　　“大姑，我给俺奶写（请）一班响器吧？”

　　母亲瞪她一眼，说：“咋，你老有钱？不写。”

　　二姐是很怕母亲的，可她却重复说：“大姑，我给俺奶写班响器。”

　　母亲说：“不写。”

　　为安葬姥姥，按乡间的礼俗，母亲已经请了一班响器了，就不想让她多花钱。况且，在那种时候，写一班响器已是很冒险了。

　　二姐没再说什么，就默默地走出去了。大约二姐很想做人，她在兜里摸了很长时间也没摸出钱来，就悄悄地把姐夫拉到一边，让他回去借，不准在这儿借。姐夫吭哧了一会儿，还是去了。

　　半晌，门外的国乐响起来了，不是一班，而是两班，二姐硬是花了三十块钱又请了一班，与母亲花钱请来的一班对吹！引了许多村人围着看。

　　姥姥的葬礼开始时，母亲与二姐为响器的事反目了。母亲怒冲冲地说：“谁让你叫的？谁让你叫的？一点儿话都不听！……”

　　二姐一声不吭，以沉默相抗，那沉默里含着强烈的倔强。姐夫缩缩地蹲在地上，更是不敢吭声。